2008年是总统大选之年，从政治角度来看，此时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将是一个可怕的举措。要知道，就在两周之前，总统自己的政党在2008年竞选纲领中还明确地宣布：“我们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

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衰退往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衰退更加糟糕。

格林斯潘不太注重在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自下而上的预测方式。他会定期思考数以百计的“小”信息，然后再总结出“大”趋势，换句话讲，他注重先看树木，而非森林。

“泡沫”通常是指投资者把某类资产的价格哄抬到了远远超出其内在价值，并期待着以更高价格转卖出去的情形。

明斯基认为，如果不爆发一场危机，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往往会趋于加剧。

在2003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克劳迪奥·博利奥和威廉·怀特写道：“金融平静的时期过长，可能导致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变得自满，并承担过度的风险。”

2005年，没有一家银行倒闭。这是自从大萧条时期实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以来第一个没有银行倒闭的年份。利润高、信贷损失低成为整个金融业的普遍现象。

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泡沫，因为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租金上涨速度。如果你把房子视为一种投资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那么租金应该和房价以类似的速度上升，这就像一家盈利水平一般，而其股价却在不断上升的企业一样，这是泡沫的标志。

其他经历了大规模外资涌入的国家，比如西班牙，也出现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都几乎没有有效地利用金融监管这个工具。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监管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雷曼兄弟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它遭到了疯狂的挤兑。

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房地美成立于1970年，最初都是联邦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但后来都改成了股份制公司（房利美的改制时间是1958年，房地美是1989年）。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两家机构属于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它们受到了联邦政府的监管，也跟政府具有密切联系，享有州和地方政府的所得税减免权，与美国财政部具有相似的信用级别。

美联储经常会收到这两家公司聘请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撰写的研究报告，其结论都是说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如同房子般坚固。

虽然房利美与房地美也需要我们的扶持，但就像印地麦克银行崩溃所显示的那样，财政部和美联储必须谨言慎行，不能公开发表过多的言论，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25年前，曾经是一名宇航员、后来担任美国东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弗兰克·博尔曼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

我们给外界营造了一种足智多谋的形象，很难想象我们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会无计可施。

即便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也不足以让很多议员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顾虑的束缚。虽然雷曼兄弟倒闭后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国会视而不见，还是多耗费了两周的时间，举行了两轮投票，才批准了我们为了结束危机而提出的救助方案。显然，如果没有某些大公司倒闭，如果不是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到拖累，国会是断然不会行动起来的。换句话讲，雷曼兄弟那样的倒闭事件很可能在所难免。

在金融领域，短期融资市场几乎停滞了。银行捂住资金，不愿放贷，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所谓的优质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更快。

过了一周，高盛宣布获得了沃伦·巴菲特50亿美元的投资。

巴菲特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我都捉摸不透。他的父亲曾在国会工作，所以巴菲特早期的一些事业是在华盛顿开创的。

就连通用电气公司这个信用评级最高、坐拥多家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企业集团都遇到了融资挫折，放贷机构拒绝为其商业票据贷款提供展期，迫使其不得不向巴菲特借了30亿美元。

如同大部分外部的预测者一样，美联储幕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都没有准确预测到这场衰退的严重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但迫切渴望安全资产的全球投资者却争抢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的国库券。

我们专注于两个工具。第一个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要多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第二个工具是一种沟通策略，被称为“公开口头操作”（open-mouth operations）。由于美国的短期利率已经降到了实际上为零的水平，我们希望说服公众和市场，使其相信我们将会把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这反过来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因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证券利率的预期。

虽然我的内心经常处在翻江倒海般的状态，但我尽力表现得从容镇定和老成持重。其实，我必须这么做。

华尔街的金融公司雇用了一大批所谓的“金融工程师”将风险较高、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变成了安全性看似很高的资产。

收购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通常将这个工具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但金融界却坚持将这种工具称作“量化宽松”。

虽然我们发放的贷款数量多达数百万笔，而且贷款对象的类别十分广泛，但每一分钱都收了回来，而且还有利息，美联储（也就是说纳税人）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盈利。

美联储收购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推动长期利率的降低。

金融冲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影响到货币流通量，因为美联储不会把钱直接给商业银行，而是存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所以这种市场操作只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而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之内（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经济一样），这些准备金是放着不用的，不会进入流通渠道，即不会变成常规意义上的“钱”。

比尔·克林顿之前接受过几次心脏手术，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此，看起来很瘦，据说已经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

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危机时失业者排队领取救济，美国失业率高达25%，其他国家法西斯独裁政权开始上台。

乔治·沃克·小布什总统问道：“我们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2008年3月，美联储为摩根大通提供了3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其救助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2008年9月7日，小布什政府宣布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以避免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因为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两家机构承保或者购买的房地产贷款约占美国居民房地产市场的50%。2008年9月15日凌晨1点45分，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

我告诉总统，我们之所以打算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动机绝对不是希望帮助它的雇员或股东，而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无法承受它的破产。

会议室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深知，2008年是总统大选之年，从政治角度来看，此时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将是一个可怕的举措。要知道，就在两周之前，总统自己的政党在2008年竞选纲领中还明确地宣布：“我们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

在是否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上，总统的反应与其在危机期间的惯常反应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对我和保尔森的信任，说我们应该做有必要的事情，他会尽己所能地为我们提供政治支持。

参议员里德最后说道：“主席先生，部长先生，我感谢你们今天晚上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并回答我们的问题，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你们也听到了一些评论和反映，但不要错误地把在座各位所说的话视为国会批准了你们的做法。我要把话说清楚，这是你们的决定，责任也由你们承担。”

在狄龙，虽然犹太人属于少数民族，但不会经常受到歧视，因为白人把他们的歧视主要留给了黑人。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却表明，在大萧条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比股市崩盘更为重要的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货币供应量的骤减。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下滑诱发了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工资与物价下降），从而损害了经济运行状况。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要想寻找一个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一家银行崩溃之后，它积累的经验、信息和关系网络就会趋于崩溃，这可能会导致它服务的社区和企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愿意发表我论文的期刊，最后，到1983年6月，终于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出来。

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第一个因素是该国坚持实施金本位的时间长短。第二个因素是该国银行业危机的严重程度。

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衰退往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衰退更加糟糕。

背景调查持续了几个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文书工作，记录了我住过哪里、和谁交往过、在哪里工作过、到哪里旅行过以及大学毕业后的个人财务管理情况。白宫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两次。联邦调查局的人想知道我是否曾经阴谋颠覆美国政府。

格林斯潘不太注重在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自下而上的预测方式。他会定期思考数以百计的“小”信息，然后再总结出“大”趋势，换句话讲，他注重先看树木，而非森林。

正如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测的那样，只要经济体内存在闲置产能，增加开支就会促使公司增加生产规模，并雇用更多工人。然而，如果经济没有闲置产能，需求增加可能推动物价和工资攀升，并加剧通货膨胀。

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过热的现象，即产出高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它就会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导致其他各种利率全面攀升，从而达到降低经济增速和降低通胀率的目标。

“泡沫”通常是指投资者把某类资产的价格哄抬到了远远超出其内在价值，并期待着以更高价格转卖出去的情形。

我们之前看到了一些零碎的片段，只不过对这些片段的认识不够完整，所以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片段引发了一场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者可以更加准确地说，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2005年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就美国房价可能存在的泡沫发出了警告。

在2003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克劳迪奥·博利奥和威廉·怀特写道：“金融平静的时期过长，可能导致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变得自满，并承担过度的风险。”

明斯基认为，如果不爆发一场危机，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往往会趋于加剧。

许多人在论述金融危机时几乎总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到直接触发器上，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和不负责任的次级抵押贷款。这些触发器，犹如一场强大的飓风一样，在任何情境下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如果金融体系内部没有关键缺陷，后果也不至于严重到几乎拖垮整个美国经济的地步。

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透明，金融监管体系变得陈旧过时，支离破碎到了危险的地步，对债务，尤其是短期债务的过度依赖，导致美国金融体系承受了极大压力而表现出了日趋严重的不稳定性。

多重触发器与结构缺陷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也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影响范围。

在传统的模式中，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是商业银行或储蓄和贷款协会。但在新模式中，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往往是非银行类公司，这些公司发放贷款的来源就是从华尔街获取的各种形式的短期贷款。而这种形式的资金来源很不可靠，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借款者—经纪机构—抵押贷款发起机构—证券化机构—投资者”这个链条越来越长，确保贷款质量的责任就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证券变得越来越复杂。评级机构（通常从证券发行机构那里获取资助）对这些证券进行信用升级操作之后，就卖给了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其中包括美国养老基金、德国银行、亚洲或中东政府掌控的主权财富基金。

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容易申请，而且月供较低，至少在推出初期，申请抵押贷款的美国人数量迅速增加。政客们也喜欢这种现象，认为这有助于实现居者有其屋，有助于实现所谓的“美国梦”。

2005年，没有一家银行倒闭。这是自从大萧条时期实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以来第一个没有银行倒闭的年份。利润高、信贷损失低成为整个金融业的普遍现象。

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泡沫，因为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租金上涨速度。如果你把房子视为一种投资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那么租金应该和房价以类似的速度上升，这就像一家盈利水平一般，而其股价却在不断上升的企业一样，这是泡沫的标志。

2005年2月，在国会“汉弗莱–霍金斯听证会”上做证时，格林斯潘说道：“历史警告说，人们经历长期的相对稳定状态之后，容易过度冒险。”

早在1996年，格林斯潘就曾经公开发表他对“非理性繁荣”的思考，导致房地产市场一度出现了短期震荡，但格林斯潘的思考很快就被人抛至脑后，房地产市场开始了新一轮上涨。

推动房价上涨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国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这与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没什么关系。这些资金压低了长期利率，包括抵押贷款利率，同时增加了市场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需求。

其他经历了大规模外资涌入的国家，比如西班牙，也出现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从2004年到2005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后，长期利率却没有上升，这种状况在以前美联储加息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因此被格林斯潘称为一个“谜团”。我在多次演讲中把这个“谜团”归因于“全球储蓄过剩”，即全球范围内可用储蓄过多，而好的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意愿较低。其他国家过剩的储蓄，大部分都流向了美国。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竭力通过压低本国货币价值去促进出口，减少进口。如果一个国家要人为地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就必须购买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购买了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金融监管应该是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和其他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能够集中有效地使用这个工具，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以自由地追求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了。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都几乎没有有效地利用金融监管这个工具。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监管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糟糕的贷款发生在2005年，当年房价接近于顶峰。2006年，房价才开始出现下行态势。事实上，到2006年和2007年，一些首付很少，甚至没有首付的贷款人开始出现贷款违约。

在1994年，只有不到5%的新抵押贷款属于次级贷款，但到2005年，次贷的份额已经升到了20%左右。

很大一部分次级贷款起源于21世纪伊始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的利率最初设置得非常低，利率优惠期通常持续两年或三年。之后，它将按照市场利率进行调整。这些“诱惑利率”加上极低的首付，在许多情况下使得信用记录不良的借款者能够购买房屋，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连首付都承担不起。

从政治上来看，政治体系内部不同权力中心之间存在矛盾（比如国会系统内部存在权力重叠的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州政府监管机构与联邦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再加上一些特殊利益团体的阻挠（比如代表银行业与房地产业利益的游说团体），使得美国无法对现有体系进行合理化改进。

监管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权力，一部分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部分属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该机构成立于1974年）。美国的银行监管体制相当复杂。首先，由于银行实行联邦注册银行和州注册银行并存的双重银行体制（“联邦注册银行”亦称“国民银行”，指依照联邦法律登记注册的银行。“州注册银行”指依照各州法律登记注册的银行，而并非州立银行），因此法律不仅赋予联邦政府以监管商业银行的职能，而且也授权各州政府行使监管职责。因此，除美国财政部下设的货币监理署以外，各州政府均设立了银行监管机构，形成了联邦和州政府的双线监管体制。美国所有联邦注册银行都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而州注册银行则可自主选择是否成为美联储的成员，选择成为美联储成员的被称为州成员银行，否则被称为州非成员银行。美联储对所有成员银行均负有直接的、基本的监管职能。美联储还是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负责发放这两类公司的营业执照。这两类公司控制着美国绝大多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其中既包括州注册银行，也包括联邦注册银行。在危机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机构——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OTS），负责监管储蓄银行、储蓄及借贷协会。美国全国信贷联盟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负责监管信用社。

2007年3月，美国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变更了旗下储蓄机构的注册机构，主要监管机构就从美联储变成了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承诺对该公司“少一些敌意”。

碎片化的金融监管格局限制了联邦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往往使其监管范围缩小到了那些能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事件上。

2005年，在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中，只有20%是由联邦监管机构监管下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放出去的，30%是由联邦监管对象旗下的非银行类子公司放出去的，其余50%是由各州特许设立的、几乎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抵押贷款公司放出去的。

即便是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的监管权也分散在多个机构之间。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管办公室（OFHEO）负责监管政府扶持下的、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的公司（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华尔街那些开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私营公司。每个监管者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部分，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被人发现，这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

在危机之前的那几年里，监管机构先后就多个问题发布过指导意见，其中包括：次级贷款（1999年和2001年）、低首付房地产贷款（1999年）、房地产估价方式（2003年和2005年）、掠夺式贷款（2004年和2005年）、房屋净值贷款（2005年）。联邦机构还针对次级抵押贷款业务中十分普遍的“非传统特征”（比如逾期还款）发布了指导意见，并在2006年将其指导意见正式确定下来。然而，大多数指导意见和监管法规都不够严格，也不够及时。

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法律和政治障碍，放慢了指导意见的发布速度。

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开始定期找一些真实的消费者做测试，询问他们是否能够理解某些信息披露条款（比如信用卡条款）。结果，我们发现对于一些金融产品而言，要制定足够清晰的信息披露条款，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不太可能在联邦政府层面完成对独立的抵押贷款公司的监管。

白宫的“士气”很好。小布什很信赖自己的下属，包括一个内部的小圈子，有些下属在他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就跟着他。不仅如此，即便对于后来加入他那个班底、跟他相处时间较短的人（像我这样），他也给予了充分支持。

我不知道房价会如何演变，所以我避免公开预测房价走势。

2006年7月，亨利·保尔森就任财长，他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法国巴黎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说道：“美国证券化市场的特定领域出现流动性完全蒸发的局面，这使得要给特定资产很好地估值变得不可能，不管这些资产的质量或者评级如何。”换句话说，投资者对次级贷款支持的证券怀有不信任感，潜在买家已经完全撤出市场了。

接下来，全球市场上出现了一波恐慌性抛售浪潮。

站在2007年初的那个时间节点来看，美国经济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次级抵押贷款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银行体系似乎也保持着健康运行态势，导致我和美联储其他人纷纷认为次级贷款问题只是部分受到波及的社区和房地产行业担忧的大问题，不太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我们未能预料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问题可能引发屡见不鲜的金融恐慌，而且这种新时代的金融恐慌会以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形式发生。

自从1934年之后，联邦政府出台了存款保险制度，即便银行倒闭，储户仍然可以拿回存款（存在一定的上限）。

短期的、游离于存款保险制度之外的融资通常是由货币市场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被称为“批发融资”（wholesale funding），以区别于“零售融资”（retail funding），即银行通过储户的银行存款实现的融资。

在危机期间，很多出现问题的、形式复杂的证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批发融资”方式实现融资。

评级机构的评级费用是由证券发行机构支付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级过程的客观性。

当零散的储户挤兑时，他们只是取回自己存入银行的资金。但当提供批发融资的机构挤兑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们可能不会完全收回所有资金，作为替代性的应对举措，它们可能会提出更多的保护性条款或更有利的条款。

我们跟踪分析了短期融资市场上的压力，但面临着一些障碍，因为我们无权从贝尔斯登等投行获得机密数据，它们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无权监管不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外国银行（比如德国工业银行），也无权监管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基本上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

我们除了密切跟踪市场动态之外，也没法做其他事情了。短期融资市场的压力也许会消退一些，也许不会。

随着市场上不信任气氛的加重，各大银行纷纷开始囤积现金，不愿相互拆借，结果导致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银行之间相互借贷的隔夜利率迅速升高，超过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两天前刚刚定下来的5.25%。外国银行对于美元的需求增加，从而加剧了市场压力。

2007年8月，我回顾了美联储以及其他机构应对类似情形的历史，锁定了两个案例：1987年10月，道琼斯指数曾经单日暴跌将近23%;1998年8月，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波及了全世界，道琼斯指数在三天之内重挫11.5%。但在这两个时期，在美联储干预措施的帮助下，市场每次都很快实现了反弹，几乎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明显的创伤。

2007年8月17日，周五，上午8点15分，我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声明中宣布下调再贴现利率，不幸的是，短期融资市场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但股市却应声飙升。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在声明发布后的46秒内上涨3.6%。CNBC著名金融节目评论员鲍勃·皮萨尼宣称：“市场把伯南克当成了一个摇滚明星！”

美联储研究部门主管戴夫·斯托克顿说：“我觉得我要请你们戴上头套，穿上白大褂，跟我去香肠加工厂看一看那里有多混乱，你们就知道经济预测过程有多混乱了。”

目前，只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直接持有股票，持有债券的家庭更少，但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住房，而不是租房。在这种情况下，房屋价格和销量的持续下降会抑制房地产建设活动，减少居民消费支出，拖累经济增速，这将导致房地产更加疲软。

米什金：“虽然我们不允许公开提到衰退，但我们不得不提，因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大。”

2008年2月，英国财政部取得了北岩银行的全部股份，该银行被国有化。

一些国会议员主张联邦政府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直接提供救助，但大多数议员则不赞成用纳税人的大笔钱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只能在不新增开支的情况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少抵押品止赎权现象。

前不久，小布什总统转而要求大萧条时期设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帮助那些通过可调整利率次级贷款购房，而近期却没有还上月供的业主们。

无论在美联储内部还是外部，我都经常说避免“没有必要”的止赎现象是燃眉之急。我所说的“没有必要”的止赎，是指如果月供少一点，或者贷款条款修改一下，业主就能还上，就能保住自己的房子。

制度层面的障碍和操作层面的复杂性成了修改贷款合约的拦路虎。比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领域的很多法律法规都要求，只有在大部分投资者或全部投资者同意的情况下，贷款合约才能修改。

道琼斯指数在10月9日收盘时，创下了14 165点的历史纪录。

花旗集团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是通过另外注册的、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结构化投资工具完成的。这类结构化投资工具至少持有花旗集团三分之一的资产。

从科恩发表演讲前一天到我发表演讲后一天，道指飙升了400多点。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股市行情，不是因为我们想把它拉升多少点，而是因为从股市的反应可以很好地衡量我们的政策信息是否得到了市场的理解。

12月18日，美联储提出了一个监管规则，禁止放贷机构在不考虑借款者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发放贷款，放贷机构必须核实借款者的收入与资产。这些本来都是常识，但在狂热的房地产泡沫中，在放贷机构可以将一切问题转嫁给不知情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购买者的制度中，却被抛到了一边。

12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为18 000，这与2003年8月相比并未增加多少就业岗位。而失业率则上升至2005年11月以来的新高，从11月的4.7%迅速攀升至5%。

从2007年8月到2008年1月这6个月内，我们已经把联邦基金利率从5.25%降低到了3%，比其他几大央行的反应速度都要快，都要早。我们还改进了融资方案，以缓解市场压力。但最终事实表明，其实危机才刚刚拉开帷幕。

3月中旬，美联储决定通过摩根大通公司向拥有85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提供300亿美元的应急资金，以缓解该公司的流动性短缺危机。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动用纳税人的钱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

2008年2月13日，在报税季节即将到来之际，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一份两党经过协调之后达成的减税法案，这就意味着在4月和7月，个人将获得300美元的退税，有孩子的家庭将获得高达1 200美元的退税。

虽然经济下行风险非常大，但我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使用“衰退”这个词。

我还是决定不唱衰经济，以免导致本已四处弥漫的悲观情绪变得更加严重。

在大萧条期间，美联储曾经动用过《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权力，但只是很零星地动用。从1932年到1936年，美联储根据这个条款的规定发放了123笔贷款，最大一笔的金额是30万美元，发放给了一家打字机制造商，另一笔25万美元的贷款发放给了一个种植蔬菜的农场主。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过后，经济形势和信贷市场逐渐好转，美联储也就没有再动用过这个权力。

我们3月11日宣布了“短期证券借贷机制”。我们用了技术性较强的金融术语描述了这个工具，并没有明确提到紧急情况，也没有明确提到动用第13条第3款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担心鼓吹大萧条那种紧急情况下动用过的权力，最后会加重恐慌。）

贝尔斯登的债权人之中，有些是为散户投资者服务的知名货币基金。按理来讲，这些基金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们担心，如果这些基金出现亏损，可能会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破产程序一旦启动，可能会把很多债权人的现金冻结好几年。

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交易规模高达2.8万亿美元的三方回购市场。三方回购不同于传统上那种规模大却不透明的双边回购。双边回购是指资金融出方与资金融入方一对一协商确定价量、担保品等合约要素，是典型的场外市场交易方式。三方回购则指双方就回购金额和利率达成回购交易后，由独立的第三方提供抵押品管理服务，通过三方回购协议约定自动完成抵押品的选择和结算。

我们对贝尔斯登采取的干预措施让金融体系和经济获得了将近6个月的喘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是比较小的。但不幸的是，这段喘息时间不足以修复美国经济已经遭到的创伤，也无法防止恐慌在秋季再度爆发。

雷曼兄弟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它遭到了疯狂的挤兑，而这种疯狂挤兑恰恰表明雷曼兄弟的债权人认为雷曼兄弟不会获得救助，这恰恰说明我们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根本没有引发道德风险。换句话讲，雷曼兄弟的倒闭是由市场纪律或者说市场约束造成的。

两房是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持有和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堪称全球之最。它们是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的政府资助机构，目的在于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提供稳定而连续的支持，提高住房抵押贷款的可获得性，从而提高自有住房比率。

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房地美成立于1970年，最初都是联邦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但后来都改成了股份制公司（房利美的改制时间是1958年，房地美是1989年）。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两家机构属于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它们受到了联邦政府的监管，也跟政府具有密切联系，享有州和地方政府的所得税减免权，与美国财政部具有相似的信用级别。

这两家公司既在法律上保持着私营公司的身份，又在事实上享受着政府给予的多项优惠，因此，其地位是比较独特的。其实，这种状况早就使得这两家公司能够旱涝保收，赚了，股东分红，赔了，纳税人埋单。

议员会要求两房拿出一部分利润去支持其选区内的住房建设项目。两房也拿出了一些利润投入到了游说和政治捐款，以便巩固与政客们的友好关系。它们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它们挺过了2003—2006年的一系列会计风波，比如过高地评估盈利水平、一些高管领取过高的奖金等。

美联储经常会收到这两家公司聘请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撰写的研究报告，其结论都是说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如同房子般坚固。

2008年，仅仅中国这一个国家持有的两房证券的价值就高达7 000多亿美元，比其持有的美国长期国库券的价值还要略高一些。

虽然房利美与房地美也需要我们的扶持，但就像印地麦克银行崩溃所显示的那样，财政部和美联储必须谨言慎行，不能公开发表过多的言论，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在印地麦克银行倒闭的那一天，房利美与房地美的股价出现暴跌。虽然小布什总统与保尔森财长发表了一些支持两房的言论，却依然无法扭转暴跌趋势。两房的总市值在一周内跌去了将近50%。

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潜藏的矛盾，方法就是每贷出一美元的紧急贷款，就从我们的投资组合中卖出价值一美元的国库券。卖出国库券会抽走银行体系中的准备金，抵销因为我们的贷款而增加的准备金。这种叫作冲销的程序，让我们可以视需求放款，同时把短期利率维持在我们需要的水平上。

接管的消息传出之后，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小圈子先是感到震惊，但之后普遍持欢迎态度。包括外国央行在内的投资者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政府此举无异于明确表示政府将为两房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兜底。

雷曼兄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同贝尔斯登一样，雷曼兄弟也严重依赖短期的、没有保险的回购协议融资。第二个问题，也是较为根本的问题，就是截至5月底时，该公司6 390亿美元资产的质量。富尔德及其助手努力推动雷曼兄弟进军商业地产、杠杆贷款（贷款给已债台高筑的公司，为其并购和其他投机活动提供资金）以及“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业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突破了公司关于风险控制的规章制度。

6月9日（周一），雷曼兄弟宣布第二季度亏损28亿美元（这是自从1994年脱离美国运通公司以来的首次亏损），但雷曼兄弟宣布计划通过出售新股筹集60亿美元的资本。

科恩说，对冲基金领域的某位人士曾经告诉他，华尔街已经形成共识，普遍认为雷曼兄弟气数将尽。科恩写道：“现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倒闭，而是何时倒闭以及怎么样倒闭。”

富尔德还曾接触过沃伦·巴菲特，但没有成功。雷曼的股价持续下跌（仅来自韩国的消息就导致它的股价在一天之内从14.15美元降至7.79美元），从而导致雷曼兄弟更难筹集新资本。

如同当年救助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的情景一样，2008年9月，我们也是希望私营部门能够找到解决雷曼兄弟困局的办法。但这一次，这些首席执行官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公司的稳定性，而且美林和美国国际集团的压力逐渐显现了出来。一些与会者担心雷曼兄弟只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牌。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出钱去救助竞争对手，难度可能非常大。

随着9月13—14日那个周末的到来，美国民众、政界和媒体界的看法日渐强硬，反对美联储和财政部为了防止雷曼兄弟倒闭而采取特殊行动。大家只愿意让我们帮雷曼兄弟从私营部门寻找一位买家。早在9月初，共和党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大会上已经明确表示不赞成救助华尔街。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中影响力很大的资深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也对这种观点做出了肯定的回应。

25年前，曾经是一名宇航员、后来担任美国东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弗兰克·博尔曼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

雷曼兄弟和美林，这两家偶像级的大公司，曾经挺过了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却在一个周末就烟消云散了，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

9月15日（周一），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点45分，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消息传出，瞬间撼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外国市场首当其冲，美国市场开盘后也在劫难逃。

9月15日（周一），由于担心公司或金融机构违约，投资者纷纷捂住资金，不愿意放贷，而是把美国国库券视为避风港，要求的月利率甚至低到了0.21%。银行囤积现金导致联邦基金利率飙升到6%，远远超过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定的2%的利率目标。直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天上午晚些时候临时向货币市场释放700亿美元，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善。

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承保的证券高度复杂，难以估值，这就加剧了该公司的风险。早在1998年，《财富》杂志就曾报道说：“其实，华尔街的很多人不再认真分析这家公司的情况了，因为它错综复杂，令人捉摸不透，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对该公司的信心，告诉自己格林伯格会继续创造盈利。”

虽然从名义上来讲，储蓄机构监理局是美国国际集团的监管机构，但它很少关心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的透明度及其面临的风险。它在2007年7月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这个公司的风险管理计划是适当的，并认为其面临的信贷风险也不大。

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资金的那一方有权在通知美国国际集团仅一天后就要求其还款。随着市场对美国国际集团稳定性的忧虑逐渐攀升，很多放贷者都这么做了。周六晚上，美国国际集团似乎需要600亿美元的现金才不至于违约。

当美国国际集团很快就资不抵债之际，其副总裁雅各布·弗伦克尔（之前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开始对科恩等人讲，他们可能需要美联储协助才能维持生机。

货币市场基金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投资对象往往是非常安全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比如短期国库券和信用评级较高的商业票据。

“主要储备基金”由储备管理公司（Reserve Management）负责管理。该公司在1971年成立了美国首只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与很多货币基金相比，“主要储备基金”承担的风险要大得多，因此，它支付给投资者的收益也要远超平均水平，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非常大。因此，这只基金发展得很快。然而，我们后来发现该基金大约把7.85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雷曼兄弟的商业票据上，现在这些商业票据已经基本上一文不值了。

与我们在危机期间提供的其他贷款不同的是，美国国际集团这笔贷款的担保品不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或其他证券，而是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子公司的价值。

盖特纳提出的贷款条件中，贷款利率高达11.5%，而且为保障纳税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政府将获得美国国际集团80%的股权。

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放弃美国国际集团，看看金融市场会不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趋于稳定，但考虑到眼下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市场大震荡，至少我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很显然是渺茫的。美国国际集团的规模大概等于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之和。

没有人（包括我）为美国国际集团感到同情，它的麻烦是自找的。很少达成共识的国会这次却很快团结了起来，强烈反对救助。

由于美国国际集团在之后几个季度里出现了巨额亏损，导致救助方案多次变更。最后，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和财政部）为其注资大约1 820亿美元。

美联储和财政部给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资金收了回来，还有将近230亿美元的利润。

和贝尔斯登不同的是，雷曼兄弟找不到收购方，没有一家稳定的公司能够为雷曼兄弟的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让市场相信雷曼兄弟最终能够存活下去。财政部不像处理两房的情况时那样拥有经过国会批准的资金，可以投下去。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不同，美国国际集团拥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美联储的庞大贷款提供担保。

我们给外界营造了一种足智多谋的形象，很难想象我们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会无计可施。

雷曼兄弟崩溃后，我和保尔森立即到国会参加听证会，谈到是否可能救助雷曼兄弟时，我们故意把话讲得模糊一些。我们之所以商定要含糊其辞，是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一旦承认自己无计可施，或将重创市场信心，从而导致那些脆弱的公司面临更大的压力。

即便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也不足以让很多议员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顾虑的束缚。虽然雷曼兄弟倒闭后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国会视而不见，还是多耗费了两周的时间，举行了两轮投票，才批准了我们为了结束危机而提出的救助方案。显然，如果没有某些大公司倒闭，如果不是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到拖累，国会是断然不会行动起来的。换句话讲，雷曼兄弟那样的倒闭事件很可能在所难免。

很多政客知道救助方案非常不受欢迎，所以就绞尽脑汁地利用（并强化）一个观点，即财政部和美联储把华尔街的利益置于大众利益之前。参议员吉姆·邦宁非常不恰当地将美联储比作委内瑞拉的独裁统治者查韦斯。

道琼斯通讯社的一篇报道很好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气氛：“在这个流行政治攻击的大选季里，国会山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似乎至少有一天是扔掉斧头、摒弃前嫌的，但他们正好把斧头扔到伯南克身上。”

在金融领域，短期融资市场几乎停滞了。银行捂住资金，不愿放贷，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所谓的优质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更快。

从9月10日到10月1日的3周内，优质货币市场基金撤出4 390亿美元，其中，3 620亿美元流向了仅仅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基金，这种规模的资金转移确实是空前的。

作为一位强烈倾向于让市场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总统对我们提出的选项肯定不满意。他也知道干预市场的方案很难得到他自己的政党的支持。但他表现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75年前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意我们暂时干预市场，认为短期的干预是为了自由市场的长远发展。他再一次表示完全支持我们。

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预期到经济必将大幅衰退。股市和其他资产价格必将进一步大幅下降，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6%升到8%或9%，通用汽车等大型非金融公司可能继金融公司之后走向破产倒闭。

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我们缺乏充分的依据去评估这场危机的后果，但根据我的学术研究以及我读过的历史资料来判断，影响可能很大，甚至是灾难性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朗在其博客中写道：“伯南克和保尔森都在集中精力于避免犯下我们在1929年所犯的错误……他们想犯自己的、原创的错误。”

过了一周，高盛宣布获得了沃伦·巴菲特50亿美元的投资。

巴菲特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我都捉摸不透。他的父亲曾在国会工作，所以巴菲特早期的一些事业是在华盛顿开创的。

我对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讲：“信贷是经济的命根子。如果金融形势得不到改善，我们会看到失业率升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增速放慢，抵押品止赎现象增加……这样肯定会对工薪阶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一方面，这场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而且目前的应对方案也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麦凯恩作为共和党的参选人，当然希望危机能够得到尽快解决；另一方面，共和党选民不想看到政府采取任何救助华尔街的行动，麦凯恩自然不敢违背民意。

这场危机对欧洲银行的冲击，似乎比对美国银行的冲击还要大。仅仅就周一来看，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Irish Bank Corp.）的股价就惨跌46%，德克夏银行惨跌30%，德国商业银行和德国邮政银行分别暴跌23%和24%，瑞典银行暴跌19%。我几乎想象不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更让人对经济投下“不信任票”。

到下午2点10分，槌子落下的时候，反对票数仍然高达228票，赞成票数只有205票。我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视关注形势的变化，通过彭博终端了解市场反应。

我感觉好像被卡车撞击了一样，股市肯定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当天，道指收跌近778点，单日下跌点数开创了美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新纪录，这个纪录至今依然保持着。用百分比来计算的话，跌幅近7%，开创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股市重开之日以来的新纪录。同时，标普指数下跌将近9%。美股单日蒸发市值1.2万亿美元。

当美国民众看到自己的401（k）退休金账户上的资金缩水时，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呼声又高涨了起来。清醒的国会领袖们决定再试一次，组织新一轮投票。他们为了让这个计划更有吸引力，将存款保险额度从10万美元临时提高到了25万美元（后来改成永久性的了）。10月1日（周三），参议院以74对25票的票数通过这项法案。10月3日（周五），众议院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也通过了这项法案，总统当天下午就签了字。

“香蕉共和国”指那些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体制不成熟、政府公信力较弱的国家，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

小布什总统签署“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正式名称是《紧急稳定经济法案》）之后的那一周里，金融市场继续“失血”。

我索性把办公桌上的彭博终端转了过去，背对着我，以免上面不停闪动的红色数字干扰我的注意力。

前一周，就连通用电气公司这个信用评级最高、坐拥多家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企业集团都遇到了融资挫折，放贷机构拒绝为其商业票据贷款提供展期，迫使其不得不向巴菲特借了30亿美元。

我们规定，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只能购买那些信用评级最高的商业票据。（不幸的是，这个规定把很多重要的但信用评级较低的公司排除在外了。）其次，我们要求那些想要把票据卖给这个机制的公司先支付一笔费用，并且把利率设定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得这些公司在市场形势恢复正常时自愿退出这个机制，回到普通市场上去融资。最后，为了控制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为单一公司出售商业票据的金额设定了上限。

在纽约时间10月8日早上7点，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同时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已经接近零利率的日本银行表示强烈支持。我们没有跟中国央行协调，但是中国央行也在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宣布了降息。

2008年11月4日，贝拉克·奥巴马击败了约翰·麦凯恩。这太令我惊叹了，因为40年前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镇读书时，学校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没想到现在美国竟然迎来了第一位非洲裔的总统。

美联储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会持续到2009年年中。事实证明，他们猜测的这个时间是正确的，但如同大部分外部的预测者一样，美联储幕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都没有准确预测到这场衰退的严重性。

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收缩2%，到第四季度，收缩幅度更加令人震惊，高达8.2%，堪称50年里最糟糕的一个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的收缩幅度为5.4%，因此，这堪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但迫切渴望安全资产的全球投资者却争抢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的国库券。

11月23日（周日）深夜，在亚洲开盘之前，我们宣布了旨在稳定花旗的一揽子救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为花旗注资，换取花旗公司的优先股，股息8%。此外，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意为花旗集团总计3 06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提供担保，范围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房产贷款等。

既然联邦基金利率基本上为零，我们再也不能通过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去放宽货币政策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

我们专注于两个工具。第一个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要多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第二个工具是一种沟通策略，被称为“公开口头操作”（open-mouth operations）。由于美国的短期利率已经降到了实际上为零的水平，我们希望说服公众和市场，使其相信我们将会把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这反过来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因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证券利率的预期。

虽然我的内心经常处在翻江倒海般的状态，但我尽力表现得从容镇定和老成持重。其实，我必须这么做。

2月17日，就职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奥巴马就签署了一个重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即《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项法案牵涉到的金额高达7 870亿美元，其中2 880亿美元用于减税，以便刺激消费与投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临时性地削减社会保障税。

美国人不怎么赞成救助华尔街，其实也不怎么赞成救助无力还贷的邻居。

我们在努力应对危机的时候，肯定不能奢望学术争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连贯性的框架，来指导我们的应对举措，由于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和金融史，因此，对于2007—2009年那场危机，很容易将其类比成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古典金融恐慌。

在当前这场危机的直接诱发因素之间，最显著的两个因素就是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但这场危机之所以导致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经济和金融代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恐慌本身，可以说，恐慌造成的代价不会小于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造成的代价。

美国之前的历次银行业恐慌存在巨大差异，但凡是大的恐慌往往会存在一些相似相通之处。很多恐慌爆发之前都会存在一定时期的信贷繁荣，而正是信贷繁荣导致借方与贷方都更加容易受到金融震荡的冲击。此外，大多数恐慌都是由一个或者多个诱发事件引起的，这些诱发事件导致储户担心他们的银行是否还健康，1907年，一小撮人的股票投机阴谋失败之所以能引发一场大恐慌，原因就在于此。

最危险的传染途径或许就是资产贱卖。面对挤兑的金融机构必须迅速地获取足够的现金，去满足储户或其他债权人的需要。如果他们不能借到必要的现金，就必须变卖资产，抛出的就是易于转卖的资产，比如政府债券，然后就会抛售难以转卖的资产，比如对个别企业的贷款。如果多个机构同时抛售难以转卖的资产，那么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就会暴跌。当资产价格暴跌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的财务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从而加剧债权人的恐慌，甚至有可能导致更加广泛的挤兑。

罗斯福总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尤其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对于结束这种恐慌功不可没。

每个账户只有10万美元处于保险范围之内，超过这个金额的存款则得不到保险。这样一来，剩余现金较多的公司或机构投资者如果把钱存到银行，则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险。于是，很多公司、养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商便不愿把钱存在银行，而是寻求其他替代性的投资渠道。与无保险的银行存款相比，无论是商业票据融资市场，还是回购协议融资市场，都被普遍视为较为安全和便捷的选择。

华尔街的金融公司雇用了一大批所谓的“金融工程师”将风险较高、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变成了安全性看似很高的资产。

融资减少迫使很多机构开始贱卖资产，尤其是现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结构化信贷产品。这些资产的价格开始出现暴跌，迫使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减记账面上类似资产的价值。随着恐慌延续，很多流动性不足的公司开始资不抵债。那些资本水平过低或者冒险过多的金融机构要么倒闭，要么在资不抵债的边缘上苦苦挣扎，从而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

2009年10月，失业率一路攀升至10%。四分之一的房屋的净值低于未偿房贷。银行等贷款机构在2008年查封了170万处房产，2009年又查封了210万处，2010年进一步查封180万处。最糟糕的是，这场危机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创伤沉重打击了美国人民的信心，引发了黯淡的市场预期，而这种预期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收购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通常将这个工具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但金融界却坚持将这种工具称作“量化宽松”。

日本这种量化宽松与我们美联储收购证券其实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目标的差异。日本实行量化宽松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而美联储收购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目标则是为了推动长期利率的降低。

我们宣布2009年将收购由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担保的、总额高达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比我们在2008年11月25日宣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收购规模高出了7 500亿美元。我们还宣布2009年将再度购买由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1 000亿美元的债券，从而使得美联储购买的两房债券总额从之前的1 000亿美元增加到了2 000亿美元。此外，我们还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购3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这是我们美联储第一次尝试收购国库券。

2010年1月28日，经过一些政府人士积极帮我游说之后，参议院以70∶3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连任。

世界各地的许多银行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陷入了危机。因此，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加银行持有的资本，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银行。2010年12月发布的这个新协定不仅仅要求各大银行增加资本，还要求设立一个额外的“反周期”资本缓冲。各银行应在好年景里积累资本，以便能够在业绩糟糕时期吸收损失，并维持放贷能力。2011年，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必须比其他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

虽然我们发放的贷款数量多达数百万笔，而且贷款对象的类别十分广泛，但每一分钱都收了回来，而且还有利息，美联储（也就是说纳税人）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盈利。

在2009年3月扩大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规模之前，美联储持有的证券资产只有7 600亿美元，但现在我们持有的政府债券、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总额高达两万亿美元。

金融冲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决定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在2011年6月之前收购6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进度大概是每个月750亿美元。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媒体贴上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标签。这个计划将会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到2.9万亿美元，而在2007年年中，这个规模甚至还不到9 000亿美元。

我们的政策几乎不可能导致显著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意思是指美元汇率急剧降低）。之所以存在这个观点，是因为有人误以为美联储是先印了一车车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去收购证券（我之前有时候会过于简单地解释这个政策，也说过一两次类似的话，这真是很遗憾）。

事实上，我们不会印钞票，也不会动用现金或支票账户，货币流通量取决于公众持有现金的意愿，比如圣诞节前后，公众的购物需求提高时，货币流通量就会增加。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影响到货币流通量，因为美联储不会把钱直接给商业银行，而是存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所以这种市场操作只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而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之内（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经济一样），这些准备金是放着不用的，不会进入流通渠道，即不会变成常规意义上的“钱”。

我们收购证券在更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家庭所做的金融投资，比如购买股票或债券，而不是类似于支付房租或燃气费。事实上，我们收购的证券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我们为银行存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这样一来，反而为纳税人创造了收益。

比尔·克林顿之前接受过几次心脏手术，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此，看起来很瘦，据说已经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围绕债务上限开展的“打斗”就像戏台子上的“打斗”一样，只是摆出来的花架子而已，因为执政党最后往往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但也会遭遇一定的政治冲击）。

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家庭刷爆了信用卡，却拒绝还账一样。

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无异于绑架了整体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无论争执的问题是什么，这种结果都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2011年，疲软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逆风”之一。在我的鼓励之下，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和莎拉·拉斯金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如何才能让房地产市场恢复生机。

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不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压低长期利率。2011年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在2012年6月底前购买4 000亿美元6年期至30年期国债。然而，这次不是通过增加银行准备金的方式收购债券，而是将在同期出售相同规模的3年期或更短期的国债。我们把这一计划称为“期限延长计划”（Maturity Extension Program）。

在12月份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扩大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收购规模，承诺在“期限延长计划”于年底结束之后，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样一来，加上9月份开始实施的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速度就变成了每个月850亿美元。

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的劲敌是奥地利的梅特涅王子。据说，当梅特涅听到塔列朗去世的消息时的反应是问了一句：“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

我对自己选定的职业的看法：“经济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思想领域，可以绝对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决策者过去的选择是正确的，但至于未来，则无法准确预测。”

中国从危机中恢复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现在又专注于推动长期性的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

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一直是美国非常珍视的声誉，但现在这个声誉似乎褪色了。部分原因是许多美国人缺乏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因此缺乏在全球化的高科技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中产阶级“空心化”是当前的两大长期趋势，教育和技能的缺失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正在复苏，但这些缺乏教育和技能的美国人依然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从经济复苏中受益，觉得经济依然在衰退。

在未来几十年内，就生活、工作和投资而言，美国依然堪称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我之所以这么乐观，原因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提三点：

第一，尽管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美国人口结构看起来明显优越于其他大多数工业国，甚至优越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行了几十年，现在日益感受到了这个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生育率是相对较高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欢迎移民，美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接受的移民都要多。

第二，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数都在美国，而我们也更加擅长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第三，事实证明，我们传统的创业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市场在催生新产业和新产品方面一直非常成功，这一模式很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多样性特征鲜明，这就为初创企业挑战现有的、已经变得自满的企业留下了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