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一个欲望接着一个欲望，而不是一件乐事接着一件乐事。——詹姆斯·博斯韦尔，《约翰逊传》

 人们相信自己在未来会更幸福，但实际情况很少会是这样；人们变得富裕之后，却并未变得更幸福；对于未来的生活事件对幸福的影响，人们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

 人们在说自己生活幸福时，通常并不总是意味着他们一直在体验 真正的快乐或者愉悦感。他们的意思是，在审视愉悦和痛苦的资产负债表时，他们觉得从长期来看结果是比较乐观的。

 快乐（joy）表明我们“有好事发生”，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状态延续下去，不要有任何改变”。

 如果将醒着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享乐上，整个人一定会筋疲力尽。

 H.L.门肯（H. L. Mencken）发现，富人其实是比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的人。

 在被问到是愿意在一个别人挣2.5万美元、自己挣5万美元的世界里生活，还是愿意在一个别人挣25万美元、自己挣10万美元的世界里生活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前者。

 在人类的头脑中，幸福程序的目标并不是增强人的幸福感，而是让我们不断奋进。这就解释了下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工资是2万英镑，要是能拿到3万英镑工资，我们就会开心很多。而一旦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脑中又会传来声音，或许，要真正确保长久的幸福，需要向4万英镑靠近才行。

 关于生活，各个时期的智者都给出了同样的判断：生活不易。

 在很多领域，人们都认为自己比普通人要好。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比一般人好，具有比一般人更多的理想性格特质（比如尽责、友善），比一般人更容易实现未来的生活目标。

 无论在何种环境中，眼前的满足与可预期的完美十足总是存在着小小的、恼人的距离。而这个至关重要的裂缝中则挤满了兜售怀旧之情、精神体系、毒品以及各类生活消费品的小贩。

 总是有那么一点不满才好，这样我们才会接纳真正特殊的事物。悲观主义哲学就是利用了这点不满，强调生活中那些最恼人的方面，将它们提升为决策的整体背景。

 欲望的力量在于，它使我们相信只要满足了某些条件，我们就会得到完整的幸福。

 在自传中表现积极情绪最多的四分之一的修女中，活到85岁的人所占的比例高达90%。而在表现积极情绪最少的四分之一的修女中，只有34%的人能活到85岁。

 与男性相比，女性要经历更多的恐惧、焦虑、悲伤等消极情绪，而羞愧、内疚等社会情绪尤为严重。

 假如控制社会阶层不变，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这表明，让社会阶层高的人满意度也更高的恰恰是非收入因素。

 即使收入低，你也不必沮丧，只要能找到掌控生活的方式，你同样可以收获幸福。

 对英国公务员展开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表明，公务员的身体健康和预期寿命与任职级别有关。

 地位越高，职级越高，对工作的掌控度自然也就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取得出众的成就。

 现实中，不管物质诱惑有多大，人们都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比从未拥有过更为痛苦。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提出了“地位性商品”（ positional goods）和“非地位性商品”（ nonpositional goods）的概念。

 幸福的内隐理论总是试图让我们误以为积累地位性商品（和邻居攀比）从长远来看会让我们更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

 健康、自主、社会参与度和环境质量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非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控制欲求与控制喜好是两套不同的生理机制。两者在逻辑上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能非常想得到某样东西，得到之后我们却并不会太开心，或者完全没有愉快的感觉。

 有些事物增强适合度的能力弱，比如工资小幅度增加或社会地位稍微提升，可能足以刺激到我们的欲求系统，但并不足以带来愉悦感。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努力追求某些东西，却发现它们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快乐或幸福。就像瘾君子一样，我们只是觉得有必要这样做而已。

 我们要意识到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幸福，而幸福也不是我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追求。

 多巴胺作用下的欲求系统驱使我们不断竞争来实现各种目标：升职加薪、住进大房子、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结婚生子，等等。我们追求这些事物并不是因为可以得到快乐，也不一定是出于喜欢（尽管的确有些我们喜欢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石器时代做了类似的事情才得以存活下来，其他没有这样做的都灭绝了。

 我们在生活中想得到的东西就是演化后的大脑让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它毫不在意我们的幸福。有无数研究可以证明，假如我们不再在乎职位晋升，而是去建造船只或者做志愿工作，我们可能会更快乐。而那些越想在经济方面获得成功的人，实际上对工作和家庭生活越不满。

 关注自身的享乐体验可能会出现我们常说的“快乐悖论”（hedonic paradox）——越追求快乐，反而离快乐越远；一旦转变目标，快乐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到来。

 那些真正幸福的人，关注的实际并不是自身幸福。他们往往在追求其他事物的道路上意外地找到了幸福。

 过于关注自身幸福，我们会不自觉地注意到那些缺憾。“需要问自己是否幸福，就意味着此时你并不幸福。”

 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越复杂，他（她）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就越少波动，不管他（她）是搞砸了事情还是做好了事情。

 众所周知，人越渴望金钱，就越不会对收入感到满意。改变关注对象的一个重要方式或许就是放弃那些得不到或者即使持续得到满足也依旧贪得无厌的东西。

 放下欲望与满足欲望一样无比轻松。

 精心设计的物质商品的极大丰富也让我们的欲望心理超出了负荷。

 物质主义会催生不满足感，当代年轻人正在将巨大的压力放在他们追求物质成功的狭窄欲望上。

 幸福其实并不是唯一美好的事物，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有的时候，脱离一点自己的感觉，试着多关注自己认为值得、有挑战性或者重要的事物，或许会更好。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放在越多的事物上，手中应对压力的缓冲器就越多，同时生活也会变得更多彩。

 幸福是一只蝴蝶，紧追不舍时，总是抓不住，可是，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会落在你的身上。

 幸福不是理性的理想，而是想象的理想。——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
 生活就是一个欲望接着一个欲望，而不是一件乐事接着一件乐事。——詹姆斯·博斯韦尔，《约翰逊传》
 乍看之下，幸福这东西与爱情有那么一点相似：倘若你还要问自 己是否身处其中，那答案十有八九是否定的。
 如今，人们表现害怕的方式仍体现了人类恐 惧程序的“设计特点”。
 与电插头、汽车相比，现代人类更害 怕疯牛病和蜘蛛，从统计学上来讲，这种恐惧完全没有意义。
 开一个 月车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吃一辈子牛肉感染疯牛病的概率。但在旧石器时代的非洲，有通过食物传播的流行病，有分泌毒液的蜘蛛，却没有乱开路虎车的疯子。
 人们相信自己在未来会更幸福，但实际情况很少会是这样；人们变得富裕之后，却并未变得更幸福；对于未来的生活事件对幸福的影响，人们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
 人们在说自己生活幸福时，通常并不总是意味着他们一直在体验 真正的快乐或者愉悦感。他们的意思是，在审视愉悦和痛苦的资产负债表时，他们觉得从长期来看结果是比较乐观的。
 提到幸福，我们往往指的是一 种与积极情感或对情感的积极判断相关的状态。
 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积极的情绪总是相似的，消极情绪则各有各的消极。也就是说，每一种消极情绪都伴随着一个特定的模式，具体是何种模式则取决于出现的问题的类型以及可行的问题解决方式。
 快乐（joy）表明我们“有好事发生”，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状态延续下去，不要有任何改变”。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的主要快乐源泉有：与朋友的交往、食物、饮料、性交以及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的经历。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以上事物可以让人类在古代更好地适应环境，因此值得我们暂时抛开眼前顾虑，专注在这些事物中。
 如果将醒着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享乐上，整个人一定会筋疲力尽。
 与刚经历挫折的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一切都不如意，生活一直都很糟糕。
 当下情绪会影响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具体来说，除非自己很清楚不该受情绪影响，否则多数人会直接以当下情绪来判断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如何给自己定位也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H.L.门肯（H. L. Mencken）发现，富人其实是比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的人。
 在被问到是愿意在一个别人挣2.5万美元、自己挣5万美元的世界里生活，还是愿意在一个别人挣25万美元、自己挣10万美元的世界里生活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前者。
 人们往往高估生活变化对他们的幸福的影响程度，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是如此。
 买彩票中大奖的人并不比普通人幸福多少，回到正常的幸福水平只需要短短几个月时间。
 “适应现象”（phenomenon of adaptation）：面对新环境，我们会给自己重新定位。
 我们在考虑未来的幸福时，常常会忽视我们自身的适应现象。适应的副作用就是所谓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我们会认为没有了现在拥有的某样东西，我们就无法继续生活，而忘记了我们过去很多年没有它也过得很好。
 在人类的头脑中，幸福程序的目标并不是增强人的幸福感，而是让我们不断奋进。这就解释了下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工资是2万英镑，要是能拿到3万英镑工资，我们就会开心很多。而一旦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脑中又会传来声音，或许，要真正确保长久的幸福，需要向4万英镑靠近才行。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在他晚期的一篇题为《论世间苦难》（On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的文章中提道：“假如我们生活的直接目的不是经历苦难，那么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与其目的最不相符的东西。”
 在叔本华看来，不幸与痛苦才是生活要义，而不是生活的例外，“工作、焦虑、劳累和麻烦伴随着几乎所有人的一生”。
 叔本华固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但是他的观点是经验主义的：大多数人普遍都很不幸。
 叔本华眼中，实现幸福的条件极难达到，原因通常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和实际拥有的东西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罗马讽刺文学家尤维纳利斯（Juvenal）写道：“长久以来，大众抛开各类顾虑……拼命追求的无非两样东西：生存和享乐！”
 关于生活，各个时期的智者都给出了同样的判断：生活不易。
 习惯于快乐的人最有魅力……那些整日因小事闷闷不乐的人反倒得不到太多同情。-亚当·斯密
 自我幸福感的评价如此高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意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进而进行了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
 在很多领域，人们都认为自己比普通人要好。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比一般人好，具有比一般人更多的理想性格特质（比如尽责、友善），比一般人更容易实现未来的生活目标。
 无论在何种环境中，眼前的满足与可预期的完美十足总是存在着小小的、恼人的距离。而这个至关重要的裂缝中则挤满了兜售怀旧之情、精神体系、毒品以及各类生活消费品的小贩。
 数据以及其他类似的数据揭示的真相是丑陋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到处都是傻瓜的大舞台，充满了失望、冲突、痛苦和死亡。尽管如此，我们多数人还是过得相当幸福。
 对幸福持悲观态度的不仅仅是少数哲学家和诗人。许多大规模的社会和个人改革运动几乎总是基于我们不幸这个初始前提。
 总是有那么一点不满才好，这样我们才会接纳真正特殊的事物。悲观主义哲学就是利用了这点不满，强调生活中那些最恼人的方面，将它们提升为决策的整体背景。
 欲望的力量在于，它使我们相信只要满足了某些条件，我们就会得到完整的幸福。
 无论外部条件如何，人类都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幸福。你爱的人并不会总是爱你。你自己也会纠结于两个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性和陪伴、野心和舒适、金钱和时间。
 即便是面临最悲惨的境况，人类这种动物也能找到享乐的方法。住在火山坡的人们利用土壤条件种植葡萄，而经历过苦难的人也能找到方法获得适当的快乐。
 假如你总是觉得生活黯淡无光，你或许需要审视一下是不是没有找对参照物，或者错误地沉湎于过去或未来。
 生活本身就不是完美的，完全的幸福并不在生活的计划之内。
 弗洛伊德曾写道，生活最好的期盼就是“将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常见的不幸”。
 在自传中表现积极情绪最多的四分之一的修女中，活到85岁的人所占的比例高达90%。而在表现积极情绪最少的四分之一的修女中，只有34%的人能活到85岁。
 与男性相比，女性要经历更多的恐惧、焦虑、悲伤等消极情绪，而羞愧、内疚等社会情绪尤为严重。
 在NCDS中，女性抑郁症的临床治疗案例数要比男性多得多。
 失业者的满意度得分最低。
 假如控制社会阶层不变，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这表明，让社会阶层高的人满意度也更高的恰恰是非收入因素。
 近半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了数倍，而大众幸福感却几乎未见增长。例如，1970年到1990年，扣除物价因素，美国人均收入实际上涨了300%，但平均的幸福度却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
 尽管所有人的收入都有了极大增长，但这里的增长只代表物质购买力增强，并没有实际转化成人们对安全感、有意义的目标以及自由的体验。
 在满意度的评判中最重要的是，与其他人的所得相比较，自己拥有什么。
 贫穷但是掌控感高的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得分达到7.85分，而富有却掌控感低的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只有5.82分。
 即使收入低，你也不必沮丧，只要能找到掌控生活的方式，你同样可以收获幸福。
 对英国公务员展开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表明，公务员的身体健康和预期寿命与任职级别有关。
 地位越高，职级越高，对工作的掌控度自然也就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取得出众的成就。
 现实中，不管物质诱惑有多大，人们都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在幸福研究领域最可靠的一个发现是，已婚人士的幸福度得分要 比未婚人士高。
 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比从未拥有过更为痛苦。
 在NCDS中，长期患病或身患残疾以致无法正常工作的人平均生活满意度为6.49分，而健康人的生活满意度为7.36分。这个数值差距几乎与已婚人士和单身人士之间的差距相当。
 有几项研究称，做过隆胸手术的女性对身体和生活的满意度增加，心理问题减少。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提出了“地位性商品”（ positional goods）和“非地位性商品”（ nonpositional goods）的概念。
 幸福的内隐理论总是试图让我们误以为积累地位性商品（和邻居攀比）从长远来看会让我们更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
 健康、自主、社会参与度和环境质量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非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实际上，更享受工作日的人，也更享受夜晚和周末时光。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快乐。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外向者的不安定长期来看会影响家庭生活的稳定。而且，他们遭遇严重事故住院的可能性也更高。
 人格的发现表明，幸福的主要来源并不是这个世界本身，而是人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你早就拥有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且改变自己可能要比改变整个外部环境容易（当然也省钱得多）。关于生活事件的研究表明，假如可以改变自己，那么外部环境也会随之改变。
 对于临床抑郁症患者来说，SSRI类药物是救命药，但也可能有很多主动服药的人并没有患病，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药物来缓解生活中的痛苦。
 人在感到焦虑和忧郁时，杏仁核活动极为活跃。
 当我们在活动中感受到快乐或预期会感受到快乐的时候，伏隔核-多巴胺系统中的细胞会变得活跃。
 控制欲求与控制喜好是两套不同的生理机制。两者在逻辑上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能非常想得到某样东西，得到之后我们却并不会太开心，或者完全没有愉快的感觉。
 有些事物增强适合度的能力弱，比如工资小幅度增加或社会地位稍微提升，可能足以刺激到我们的欲求系统，但并不足以带来愉悦感。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努力追求某些东西，却发现它们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快乐或幸福。就像瘾君子一样，我们只是觉得有必要这样做而已。
 小说中，“唆麻”产生的是一种镇定、满足和幸福的感觉，而现实中控制这类感觉的是血清素系统。
 在抑郁症患者以及有自杀倾向或暴力倾向的患者的血液中或脑部，血清素的活跃度通常都很低。
 在野生猴群中，血清素水平还与个体的社会地位有关。社会等级低的猴子应激激素（stress hormones）水平高，而血清素水平相对较低。社会等级高的猴子则会花更多的时间梳毛，应激激素水平低，血清素水平相对较高。在一个没有雄性领袖的猴群中，服用了百忧解的低等级猴子会成长为猴群领袖。
 对猴群的研究表明，血清素水平高低也是一种适应现象。低等级的猴子将平衡点调整至偏向消极的一端，这样才是对它最有利的生存方式。它们必须保持警惕，疏忽大意可能会丧命或遭到驱逐。
 血清素和多巴胺系统的功能与个体人格特征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假如血清素系统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间的平衡，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神经质程度高（往往产生消极情绪）与血清素系统功能的变化有关。
 生活中无论发生多大的喜事，几周或几个月后我们就会适应。
 大脑的运作直接控制了我们的幸福感。
 和彩民一样，我们似乎承认，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通向永恒的幸福，可是一旦涉及我们自身，我们就会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或许它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如果我们试一试的话……这种单纯又不理智的乐观主义正中销售主管的下怀。
 我们要意识到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幸福，而幸福也不是我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追求。
 造成不幸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过多的恐惧、担忧、悲伤、愤怒、内疚、羞怯等消极情绪。
 在现代生活中引起我们恐惧、羞愧、悲伤的情形其实（大体而言）远没有古人面对大型食肉动物时那么严峻。没有人（至少在西方社会）因饥荒死去，凶杀率也很低。我们处于高流动性、高灵活性的社会群体中。所以，我们如果与某个社交圈中的人不和，大可以换个社交圈。
 在旧石器时代用来应对真实、邪恶的紧急事件的消极情绪机制，现在多数时候都是无用的对恐惧与担忧的反刍。
 持续的恐惧与担忧会使我们心怀更多的敌意，变得更加偏执，更少具有吸引力，也很可能将未来的好事拒之门外。
 多巴胺作用下的欲求系统驱使我们不断竞争来实现各种目标：升职加薪、住进大房子、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结婚生子，等等。我们追求这些事物并不是因为可以得到快乐，也不一定是出于喜欢（尽管的确有些我们喜欢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石器时代做了类似的事情才得以存活下来，其他没有这样做的都灭绝了。
 我们在生活中想得到的东西就是演化后的大脑让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它毫不在意我们的幸福。有无数研究可以证明，假如我们不再在乎职位晋升，而是去建造船只或者做志愿工作，我们可能会更快乐。而那些越想在经济方面获得成功的人，实际上对工作和家庭生活越不满。
 关注自身的享乐体验可能会出现我们常说的“快乐悖论”（hedonic paradox）——越追求快乐，反而离快乐越远；一旦转变目标，快乐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到来。
 那些真正幸福的人，关注的实际并不是自身幸福。他们往往在追求其他事物的道路上意外地找到了幸福。
 过于关注自身幸福，我们会不自觉地注意到那些缺憾。“需要问自己是否幸福，就意味着此时你并不幸福。”
 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越复杂，他（她）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就越少波动，不管他（她）是搞砸了事情还是做好了事情。
 经常进行冥想可降低消极情绪水平。
 经常写作记录自己经历的人身心状态会更好，甚至连免疫系统都有明显的不同。不论记录下的经历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写作似乎都有疗愈效果。
 众所周知，人越渴望金钱，就越不会对收入感到满意。改变关注对象的一个重要方式或许就是放弃那些得不到或者即使持续得到满足也依旧贪得无厌的东西。
 放下欲望与满足欲望一样无比轻松。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的虚无状态被诚心诚意地接受，心中就会亮起一道奇异的光。当我们不再追求容颜不老和纤细的身材，那一天该是多么愉快啊。我们会说：“谢天谢地，那些幻想终于走开了！”
 物质主义是我们对物质条件不满的来源。同样的道理，不断有意识地去追求幸福，反而更难获得幸福。
 体验幸福需要我们至少在某一刻完全活在当下，不要被欲望和自我蒙蔽了双眼。
 生活是一场漫长而无止境的挣扎，没有哪一刻是毫无麻烦的。它的挣扎就好比每一株植物都得想尽办法站直。多数时候生活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哪怕只有些许的启示，生活便算不上失败。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收入和物质财富等方面的幸福感与周围其他人的收入和财富有关。
 演化不是安排我们得到幸福，而是安排我们去追求幸福。
 我们会做出许多行为选择，比如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升职加薪，但这些选择可能并没有带来幸福感。将花在追求收入或物质财富上的时间花在与家人朋友相处或个人兴趣爱好上，我们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多快乐，但多数人却并不会这样做。
 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在他的戏剧《凡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中让一个角色喊道：“一生幸福！没有一个活人能忍受它，那将是人间地狱。”
 既然从幸福那里得到的回报重要却很有限，我们或许也要多抓住其他构成美好生活的事物，比如目标、共同体、团结、真理、公正、美，等等。
 虽然如今人们面临的机遇比以往多得多，但情绪心理压力也比以往要大。
 如今，通过书本、杂志、电视等媒介，我们能接触到全球60亿人口中那些最美丽、最智慧、最成功的人。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总有一群无法超越的人在前面，更不用说我们还得应对在维持身材、争夺权力、追求事业成功等方面的焦虑。
 精心设计的物质商品的极大丰富也让我们的欲望心理超出了负荷。
 物质主义会催生不满足感，当代年轻人正在将巨大的压力放在他们追求物质成功的狭窄欲望上。
 幸福其实并不是唯一美好的事物，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有的时候，脱离一点自己的感觉，试着多关注自己认为值得、有挑战性或者重要的事物，或许会更好。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放在越多的事物上，手中应对压力的缓冲器就越多，同时生活也会变得更多彩。
 幸福是一只蝴蝶，紧追不舍时，总是抓不住，可是，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会落在你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