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趋势
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
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自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第95位。
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
在韩国，企业必须按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额度取决于其出口业绩。
如果企业能在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中挣到钱，它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全球竞争。
到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的实收资本总额占据日本全部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15%。然而，它们经常通过压榨下游的生产企业来获取利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可以依靠微薄的利润继续经营，但其现金流肯定不足以支撑其从事更复杂的商业行为，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就会破产。
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新政权开始大力实行出口纪律，淘汰业绩不佳的企业。
朴正熙政府无情地淘汰了落后企业。
朴正熙却把西大门刑务所用作关押拒绝落实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商人。
朴泰俊在此之前曾经让一家国有矿业公司扭亏为盈。在建造浦项制铁的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会让工人们在用波纹状铁皮建造的工地指挥部前面集合，告诉他们说这个项目使用的是日本战争赔款，宁死不能承受浪费资金的耻辱。
郑周永的传记作家唐纳德·科克指出：“后来，出口压力迫使现代汽车集团进行技术升级，如果没有出口压力，只是面向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那么这种升级绝不会发生。”
马哈蒂尔访问东北亚期间，接待他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向他解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即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本国工业积蓄力量创造空间，相反，他们反复向马哈蒂尔阐述全球化时代下经济政策必须奉行开放原则。
虽然储蓄利率极低，银行从来不会发愁资金不足的问题。极其节俭的朴正熙政府会把自己的资金存在银行里。
随着城市经济腾飞，中央政府在长时期内并没有像东北亚国家那样给农民提供补贴，而是任由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苛重的税费。
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两码事，制定好的法律不一定能得到执行。
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业，居于产业链下游，利润空间和现金流往往不足以支撑其集中精力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企业。
可能会有更多私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吞并，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经常会做出这种预测。
中国的上游企业虽然属于国有企业，但也开始挑战国家权力了。2005年到2006年，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历史新高，中国油企竭力抗拒国家的石油价格管制，故意减少油品供应量，造成全国性的油荒，以此给政府施压。
最近，中国的电企也故意减少发电量，制造全国性的电荒，以抗议国家对电价的管制。
2011年中央政府又对上缴比例做出了调整，最高上缴比例调到了15%。但这些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上缴更高的红利。
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信贷支持比中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多。
周翊民指出，中国的高铁速度之所以比外国供应商的速度还快，是因为刘志军担任部长的铁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数，对安全系数偏低的容忍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的容忍度。周翊民还指出，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是外国的，没有任何可以让列车提速的创新。
民营企业最常见的难处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所谓产业微笑曲线，就是呈现出微笑嘴形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中间朝下，在一个产业的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分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受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新旧政策交叉并存，从而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缺乏连贯性。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在财政关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长期面临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央政府倾向于通过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贷款，而不是通过预算转移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
如果未来的债务与产出之比继续维持在以前那种水平，将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中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因此，中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
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
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内安全机构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这方面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之外存在大量的“黑监狱”，如果你的朋友或亲戚一不小心就消失在这个国家的黑监狱里，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买得起小轿车还是买得起摩托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你吃的食品因为厨房缺乏环境控制或者因为厨师采用了有毒原料而遭到了污染，而且官方却为虎作伥，蓄意掩盖事实，那么即便是新厨房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有可能再次经历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或台湾那样的经济变革吗？很可能不会，原因很简单。如果贫穷国家没有开展有效的土地改革，很难在不引发致命债务危机的前提下保持7%到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反观当今各国的政治议程，都不包括彻底的土地改革。
第一个干预措施是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第二个干预措施是引导投资和企业家进入制造业。
最后一点就是干预金融部门的运行，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的发展，
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到了1982年，由于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巴西经济轰然崩溃，陷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长年零增长的困局。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却被彻底击倒，陷入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增长率低位徘徊的困局。
某些东南亚经济体虽然在长期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没有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不过它们却听从了某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开放了金融部门。
不同的政策选择造就了亚洲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在东南亚国家里，主流的企业家在能力方面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但政府没有引导他们从事制造业，也没有对他们实行出口纪律。
由于自身没有成功的、大型的、知名的企业，东南亚国家在技术上就不得不依靠跨国企业，依靠在国际产业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充当跨国企业的承包商而艰难地谋求生存。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经济体中，金融体系会受到严密监管，在金融业达到高级发展阶段之前，政府会一直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
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制定了低于市场利率的储蓄利率，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对公众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也曾经在早期发展阶段收到了同样的建议，不过它们都很明智地拒绝了，而且尽可能延长政府管制的时间。
东南亚国家又听从某些富裕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解除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管制，开放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比如股市），并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政策，结果导致本国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也曾经在早期发展阶段收到了同样的建议，不过它们都很明智地拒绝了，而且尽可能延长政府管制的时间。东南亚国家过早地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家族企业控制的银行纷纷涌现，但这类银行根本无助于扶持出口导向型的出口企业，而且过多地从事关联方借款，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被狭隘的私营部门把持了，而私营部门的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几乎完全不一致。
1978年前的中国、1989年前的苏联以及1991年前的印度都以惨痛的经历给人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如果一个国家不与世界开展贸易和互动，则其断然不可能领先于世界发展潮流。
离岸金融中心的低成本也意味着它们享有内在的财务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它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严格来讲，它们是寄生性的，因为它们必须找到一个或多个主顾，依靠这个或这些主顾谋求生存。
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其有多少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而是怎么运用好这些人口。
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时，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
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时，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有55%的人都是文盲，1960年降低到45%。1950年，韩国人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
20世纪初，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即便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
20世纪初，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即便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但菲律宾却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最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
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自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第95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非常大，但工作机会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前苏联也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口的增加速度。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高等教育中有55%都是职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而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所占比重还不到10%。
台湾的教育体系越来越类似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以及“纯科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
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关键的知识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相反，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
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也曾经实行专制统治，而经济治理状况却一团糟。
专制统治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归根结底，经济状况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
最近这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向中国共产党建言献策，使其相信法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很多司法案件的结果就是谁行贿得最多，最终的判决就对谁有利，
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中。
虽然土地所有人具备投资能力，但他们通过最大限度地榨取地租以及放高利贷能更轻松地把钱挣到手，而且如果债务人无力还债，那么作为债权人的土地所有人就可以把对方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这样一来，土地所有人就能拥有更多的土地。所以，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并无法实现产出最大化。“
资本家的大农场可以为其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但这种“农业效率”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贫穷国家劳动力过剩，最好是先利用这个优势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家庭菜园的总产出可以卖到2 200美元，相当于每公顷13.5万美元。在美国实行机械化耕作的大规模农场中，最常见、最成功的一种作物就是玉米，如果大体上按照上文提到的那种标准去计算，则2010年每公顷土地产出的玉米可以卖到2 500多美元。
问题就在于，要维持这么高的产量，需要投入的劳动量特别大。
美国的大型农场平均面积为170公顷，所以，美国农民都很明智地使用大型拖拉机去种玉米。
中国台湾或大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上的甘蔗产出，比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的甘蔗产出还要高出50%。
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出现大批贫民区或棚户区，
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平均分配土地，更无法为农民提供各类扶持性的资源。
1931年之前的那几年里，仅仅中国山西省就有300万人死于饥荒，40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卖。”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范围实行了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而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即减轻佃农的地租和借款的利息。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范围实行了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而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即减轻佃农的地租和借款的利息。
国民党依靠许多地主来获得政治支持。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范围实行了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而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即减轻佃农的地租和借款的利息。这个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国民党依靠许多地主来获得政治支持。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我们民族屡受侵略、压迫及贫困、落后的根源，亦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一小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引发了一些暴力、盗窃、强奸事件。当地民兵组织的一些成员为了庆祝1947年的农历新年，便轮奸了一位前“坏分子”的儿媳妇。
“大跃进”。事实上，农业产出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59~1961年发生了饥荒，死亡人数估计多达3 000万~4 000万（略微少于人口总量的10%）。
一直等到1978年邓小平掌权之际，中国才再次发现了家庭农业模式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至少在朝鲜于1954年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前，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非常受农民欢迎的，因为他们进行的农业改革打破了这些地区的政治枷锁。
南朝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进行了实质性的土地再分配改革，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共产党如果没有果断地处理好农业问题，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
从1946年3月开始，北朝鲜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而且非常慷慨地规定每个农户可以保留多达5公顷的土地，这就消除了土地所有上的不平等，而且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基层民众对兴起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明显增加了许多。
李承晚虽然是美国在当地极力扶持的政治代言人，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因为他是一个长期寓居海外的精英人士，只是在1945年10月才返回到南朝鲜。
1946年秋，美国国务院终于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推进南朝鲜的土地改革，
韩国的自耕农在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45年的不足1/10增加到了1964年的7/10。
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韩国甚至不得不依靠美国的粮食援助才能避免发生饥荒。
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政府强制收购水稻的价格甚至还不足以覆盖生产成本，
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为了给军事管制的合理性寻找辩解理由，他反复强调只有专制政府才能实现土地改革。
要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那样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必须遵循一条最根本的准则：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
2010年5月，泰国军方在曼谷的街头混战中杀死了数十名抗议示威的反政府者，即所谓的“红衫军”，红衫军的成员主要来自于贫穷的东北部。
农民暴乱的根本原因一直都是农村贫困的周期性加剧，
正大集团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企业，将雏鸡提供给农民饲养，之后，农民再把成鸡卖给正大集团，而正大集团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买家，在成鸡收购方面几乎享有垄断地位。
塔信曾经许诺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农民的利益，但他没有诚意，而且在位时间较短，导致这一承诺在政变之后变成了空头支票。
日本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比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高出60%，稻米价格甚至比世界市场上的稻米价格高出好几倍。
政府在提供保护和补贴的同时，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也会随之而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风险称为“寻租”。
所谓“出口纪律”，就是指政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政治家们则根据一个企业出口能力的高低去判断什么政策可行以及什么政策不可行，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因为出口必须经过海关，所以核查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在韩国，企业必须按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额度取决于其出口业绩。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多次组织本经济体的企业同外国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帮助它们购买外国的技术，政府通常会拿本国市场准入权做交换，促使外国企业免费或低价转移其先进技术。
在各种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政府必须逼迫最有实力、最有才能的企业家去增加出口，而一般来讲这是违背企业家意愿的，因为如果企业能在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中挣到钱，它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全球竞争。
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之类的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依靠自由贸易政策跻身一流经济体之列的。
孙中山对私营企业怀有深刻的偏见，
日本丰田自动织布机工厂在英国织布机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进，仿造的丰田牌自动织布机甚至回销到了英国这个现代纺织业的发源地。
到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的实收资本总额占据日本全部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15%。然而，它们经常通过压榨下游的生产企业来获取利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可以依靠微薄的利润继续经营，但其现金流肯定不足以支撑其从事更复杂的商业行为，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就会破产。
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着手推进工业化进程时则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
掌权9个月后，这位农民出身的朴将军就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本书——《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为韩国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路线图，他认为“国家要对强大的经济力量实行协调、监管和指导”。
在谈到流经首都首尔的汉江时，他向国民承诺要创造“汉江的奇迹”。
1974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韩国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对于韩国诸多既定的重工业发展目标是否能成为现实，世界银行保留意见，并建议韩国把纺织业这个资金壁垒、技术壁垒较低的产业作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口。
朴正熙是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他的信念则是以历史为依据的。
孙中山对私有制怀有持久的反感，苏联在1927年之前一直对中华民国政府产生着重要影响（1927年，蒋介石与苏共及中共决裂），
20世纪70年代晚期，台湾开始大力发展重工业、合成纤维纺织业以及电子产业，这些产业也是今天的台湾最著名的产业。
1974年在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立了电子工业研究所，以便获取外国技术，承担当局资助的研发项目，并选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公司利用研究成果生产新产品。当韩国大规模生产存储芯片时，台湾则为特定的电子产品生产专用集成电路。
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政策却不如韩国那么明智，因为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迫使那些大型公有企业开拓出口市场，这个政策失误最终制约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像那些最富裕国家一样从事利润率最高的自有品牌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其经济结构方面的缺陷。
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早期，美国派往韩国的经济学家们要求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提高利率，并实行进口自由化政策。结果韩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私有化阶段，但朴正熙发动政变之后又恢复了银行国有的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朴正熙在利率和进口管制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大部分让步都只是表面的，只是为了减轻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在韩国多个工业部门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需要放松管制而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下，这群经济学家登上决策舞台的确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新政权开始大力实行出口纪律，淘汰业绩不佳的企业。
朴正熙政府无情地淘汰了落后企业，
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制造钢铁的效率很高，就意味着它制造其他产品的效率也会很高。朴正熙似乎深谙这一点，他为了勉励韩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厂——浦项制铁，为其亲笔题写了“钢铁国力”四个大字，意即“钢铁是国力”，这四个字挂在了浦项制铁总部的墙上。
正是由于汽车行业对营销环节具有很高的要求，需要生产企业具有高度灵活性，能够迅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所以特别适合私营企业家去做，对国家而言，最有效的角色不是在各个环节中完全取代私营企业家，而是根据既定的发展目标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这个行业。
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因为他们的商人既可以利用国家政策和公共资源谋求私利，又不必考虑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企业家没有实力，而政府又不加以扶持，你如何才能让企业家们做一些符合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事情呢？
韩国社会的公平性在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也是位居前列的。
在李承晚的腐败统治下，他成功地包揽多个民用建筑项目，1958年竣工的第一座横跨汉江的大桥就是由他承包修建的。
郑周永的企业发展之路之所以出现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朴正熙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朴正熙却把西大门刑务所用作关押拒绝落实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商人。
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独裁者都只是关押政治上的异见人士，但朴正熙连商人也不放过。
朴正熙通过关押、恫吓商人的残酷手段实现了韩国发展方向的调整。
该国大部分企业家都被抓了。
1961年那场政变的12天之后，也就是5月28日，朴正熙及其同僚开始以违反“控制投机倒把的特别措施”为由大肆逮捕并关押商人。
朴正熙要求那些被关押的商人签署协议，这些协议载明：“当政府需要我的财产开展国家建设时，我愿意全部捐献出去。”
具仁会则不想涉足电缆行业，想办法推诿，说自己不熟悉电缆业务。但这位上校却以威胁的口吻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原本打算让你一个星期之内办完，但现在作为特殊照顾，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
1968年，也就是郑周永开始修建京釜高速公路的那一年，郑周永旗下的现代汽车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了《标准海外装配厂特许协议》，由福特汽车公司提供设备与技术，现代汽车公司则负责装配。
1967年，朴正熙公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汽车工业作为优先发展对象。
最终，朴正熙不得不动用日本的战争赔款。
朴泰俊在此之前曾经让一家国有矿业公司扭亏为盈。在建造浦项制铁的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会让工人们在用波纹状铁皮建造的工地指挥部前面集合，告诉他们说这个项目使用的是日本战争赔款，宁死不能承受浪费资金的耻辱。
1977年，浦项制铁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1986年开始将其技术出口到美国，而且浦项制铁还在1986年与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在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了一个生产冷轧薄钢板的合资企业，其中主要的技术投入都是由浦项制铁负责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韩国政府逐步取消了对浦项制铁的补贴，现在该公司已经完全私营化了，而且再也不需要其他人施以援手了。
截至2011年12月，浦项制铁公司以299亿美元的市值位居世界钢铁企业的第一位。
郑周永的传记作家唐纳德·科克指出：“后来，出口压力迫使现代汽车集团进行技术升级，如果没有出口压力，只是面向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那么这种升级绝不会发生。”
现代汽车集团直到1991年，也就是建厂24年之后，才生产出了第一台真正由内部独立设计建造的发动机，即Alpha型发动机。
郑周永为了获得汽车制造技术，派出其家庭成员满世界地寻找更好的技术转让协议。
现代汽车集团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把技术问题分解成几个部分，分阶段去完成。
郑周永为了完成向朴正熙承诺的汽车出口目标，不惜把出口汽车的价格定在成本以下，
即便投产10年以后，到了1978年，现代汽车集团的销售量还不到6万辆。但这个公司正在学习并消化先进技术。
在1973年的韩国，国内汽车市场的年需求量只有3万辆，但政府却扶持了不止一家汽车制造企业，而是三家：现代汽车集团、新进汽车集团（Shinjin）和起亚汽车集团。
2010年，在世界市场上，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售出了570万辆汽车，这意味着它的全球销量超过了福特，从而跃居全球第四大汽车厂商。
最为发人深省的是，马哈蒂尔没有发现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的必要性，他访问东北亚期间，接待他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向他解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即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本国工业积蓄力量创造空间，相反，他们反复向马哈蒂尔阐述全球化时代下经济政策必须奉行开放原则。
马哈蒂尔不仅自己深入地读了，还吩咐他的下属去读。
马哈蒂尔的自信达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
马哈蒂尔对大前研一的著作太痴迷了，甚至下令周围所有的人都去阅读。阿斯马特·卡迈勒丁这个时候是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的高级官员，他回忆说：“如果你走到哪儿都带着这本书，你就会感觉安全。”
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要想在技术的阶梯上步步高升，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李斯特推荐的实施严格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马哈蒂尔治理下，连接马来半岛和槟榔屿的槟威大桥的承建者不是林梧桐的建筑司，而是郑周永的现代工程建筑公司（Hyundai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程建筑公司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出口压力，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其建筑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
谢英福曾经曾公开声称他接管柏华惹钢铁厂是“服务国家的行为”（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经常用这一说法来标榜他们为国家发展做出的虚假贡献），
钢铁厂的资产被外部唯利是图的政客与商人反复倒卖，他们赚得盆满钵满，马来西亚的纳税人为此支付了60亿到80亿美元的账单，而这个国家到头来却什么技术都没学到。
马哈蒂尔声称他的工业政策效仿了日本和韩国的工业政策，但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更加类似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
正如现代汽车集团一位质量控制经理所说的那样，技术进步的秘诀就在于“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复同样的错误”。
后来费迪南德·马科斯也像韩国那样积累起了巨额外债，但不同的是，马科斯大借外债不是为了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而是把借来的大部分钱都投到了国内房地产建设领域，或用来拉选票，或进口一些非生产用途的商品。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当局经历了一次超级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内战失利。
菲律宾的马科斯和韩国的朴正熙、童大焕一样借外债、印钞票，但不同的是，韩国人把资金用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而马科斯则像赌场里的醉汉一样把大部分资金挥霍掉了。
随着日本日益接近技术前沿，并停止追赶其他国家，企业实力越来越强，通产省对其约束力弱化，通产省的工作变得日益艰难。
在20世纪80年代，通产省曾经试图组织本国企业进军生物技术前沿，但结果并没有之前组织日本企业进军半导体技术前沿那么成功。
日本公民然后又意识到，经济低增长和国家人口的变化趋势意味着政治家曾经许诺给他们的养老金将成为日本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在危机之前，在1990年到1997年之间，韩国年平均投资额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37%，危机之后，这一比重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目前已经下降到25%左右。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实行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危机。但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功地顶住了来自“华盛顿共识”的压力，直到本经济体实现了重大发展成就才开始启动自由化进程。
二战”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日本一直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直到1980年，日本才取消了资本控制。
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为了发展重化工业，几乎动用了举国的金融资源，投资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
那些深受朴正熙青睐的企业不仅能获得充裕的信贷，而且贷款利率非常低，实际上形同虚设。
虽然储蓄利率极低，银行从来不会发愁资金不足的问题。极其节俭的朴正熙政府会把自己的资金存在银行里。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韩国的外债积累速度堪称世界最快，就连当时债台高筑的拉美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到1985年，韩国的国际债务负担仅次于巴西，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二，但韩国的人口却比巴西少得多。韩国的海外贷款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53%。
在私有化改革之后，韩国中央政府仍然设定银行的信贷限额和利率上限，而且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政府的安排。
总体而言，韩国外债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最高时期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韩国的外债水平不是特别高，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最高时期的50%，
经过改革，韩国金融体系堪称是东北亚各国最“正统”的，包含独立的中央银行、完全独立的商业银行、外资控制的大型银行，而且独立投资者在股票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收益大大增加。
在我们研究的这些案例中，菲律宾最类似于盗贼统治的国家。
在雅加达，每个人都知道汤米搞的那个帝汶汽车项目（Timor car project）其实是一个骗局，滥用了仅有的一点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他获准进口45 000辆起亚轿车，先对其进行换牌，就变成了自己制造的汽车。
苏哈托连自己的家人都管不住，更不用提管那些私营企业家了。
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之前的菲律宾都过早地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而韩国则顶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等方面的游说和压力，在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之后才着手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 ——邓小平，1978年12月语
朝鲜、中国、越南以及之前的苏联都曾经实行过机械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结果都导致了饥荒。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同，勇于拒绝杂音，坚持己见，这一点帮助中国实现了蓬勃发展。
2010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占据粮食作物进口量的90%。
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中共的党员构成中，农民比重越来越小。中国在促进城乡平等上的工作力度逊于“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
随着城市经济腾飞，中央政府在长时期内并没有像东北亚国家那样给农民提供补贴，而是任由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苛重的税费。
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但国家财政政策也越来越偏向城市。从2001年开始，中国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而放弃了大部分农业保护措施。
但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两码事，制定好的法律不一定能得到执行。
地方政府以很低的补偿费征得的土地往往被以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差价转手用于房地产开发或商业化农业。征地补偿费还经常被各级政府及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本来就不高的补偿费用不能全部到达被征地农民手中。
但从1978年到现在，一个仍然存在的事实是，中国大陆仍然没有像台湾地区、日本、韩国那样优先考虑农村人口的福利。
休克疗法。这种疗法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因为私营企业很容易被企业内部人士利用。
从1993年开始，在朱镕基这位较为强势的经济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开始整顿国有企业，
结果迫使地方政府认真审视企业经营成本问题，一些赔钱的企业开始被甩掉。
据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下岗国企工人多达4 000万。
在产业链上游以及在关键产业上，朱镕基的经济决策团队创造了两个、三个或四个寡头式的企业，彼此相互竞争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
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业，居于产业链下游，利润空间和现金流往往不足以支撑其集中精力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企业。
私营企业的发展不足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国实现整体经济抱负，是一个很重要，也很难回答的问题。
可能会有更多私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吞并，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经常会做出这种预测。
无论全球经济环境如何变化，中国政府都坚定不移地推进本国工业技术升级。
中国的上游企业虽然属于国有企业，但也开始挑战国家权力了。2005年到2006年，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历史新高，中国油企竭力抗拒国家的石油价格管制，故意减少油品供应量，造成全国性的油荒，以此给政府施压。
最近，中国的电企也故意减少发电量，制造全国性的电荒，以抗议国家对电价的管制。
一些大型国有钢企打着产业重组、结构调整的旗号，不仅收购了规模较小的钢企，还利用自己作为国企的社会关系去吞并对其构成挑战的私营钢企。
2009年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作为一个私营企业，日照钢铁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巨大压力，山东钢铁当时是亏损经营，而日照钢铁则能赢利，但最后亏损企业吞并了赢利企业。日照钢铁的所有者、曾是中国第二富豪的杜双华坦言说政府不支持他，他无法独立经营。
2011年中央政府又对上缴比例做出了调整，最高上缴比例调到了15%。但这些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上缴更高的红利。
国家虽然会为国有制造企业注入大量资本，但资源类和服务类的国企则通常享受不到这种待遇，所以它们会谨小慎微地维护自己的现金流，这是它们实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也是它们给自己发放福利的来源。
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信贷支持比中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多。
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取得了成功，但其成功基本上局限于中游产业的BtoB业务。公有制企业最常见的缺陷就是它们缺乏在消费者市场上获取成功所需的敏感性与灵活性，中国也不例外。
在汽车行业，大型国企一直没能开发出深受消费者欢迎的自有品牌产品，它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
华为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是向省市两级政府销售电信基础设施，40后来才逐步扩大业务范围，
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信设备合同，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受阻，失去了价值30亿美元的订单。
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企业的努力因为被认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中游产业的设备制造商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跨越政治门槛的时受到很多限制。
看到中国在高铁建设方面进行了规模如此之大的投资，美国政府也向国会申请530亿美元修建美国高速铁路网，但被国会拒绝了。
为了修建高铁，到2010年底，中国铁道部的总负债已经达到了3 000亿美元，
中国官员采取了一套经过事实检验非常有效的策略：先以市场巨大为诱饵吸引外国企业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然后花上数年的时间和他们谈判，最后再出钱引进技术。
为了便于中国的铁路研究机构研究现有的高铁技术，中国先后与4家世界领先的交通设备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签署技术转让协议，这4家公司分别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铁路机车领域行家、原铁道部高速办副主任周翊民发表了一番非同寻常的坦率评论，根据2011年6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周翊民指出，中国的高铁速度之所以比外国供应商的速度还快，是因为刘志军担任部长的铁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数，对安全系数偏低的容忍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的容忍度。周翊民还指出，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是外国的，没有任何可以让列车提速的创新。
他发表完这番谈话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到2011年7月23日，浙江省就发生了造成40人死亡的动车相撞事故。
朱镕基改革之后，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最后一个特色就是私营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要少得多。
大陆的私营企业因为政策支持不足而遭遇了和台湾私营企业同样的问题。
民营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最常见的难处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现金约束的一个表现就是民营企业无法完整地控制一个产品的价值链，因此无法确立自己的定价权。
它们虽然能把一个产品组装起来，但无法控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这些关键零部件可能是一个产品中利润率最高的部分，比如一辆汽车的动力传动系统和发动机就属于这类零部件。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民营企业的财力不足以控制产品配送与销售渠道。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做的一些开创性工作表明，早在19世纪，美国一些跨国企业就成功地主导了产品的配送与销售渠道，因此也获得了定价权。
在中国市场上，跨国企业在资本、技术、经验等方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它们可以在产品价值链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环节谋求利润，也可以选择设置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来抑制竞争。
在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长期实施以公有企业为核心产业政策，很多民营企业无法获得政府的充分扶持，结果被限制在了价值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
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来解释这种窘境。所谓产业微笑曲线，就是呈现出微笑嘴形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中间朝下，在一个产业的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很多台湾民营企业活跃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业务中，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曲线一端的品牌设计商、软件商和芯片制造商以及曲线另一端的大型零售商。
台湾企业虽然生产规模庞大，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低的行列，但这些优势并没有给台湾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因为上游企业通过加快创新速度来竞争，而下游企业又控制着大部分零售与配送业务，宏碁集团之类的台湾企业需要，而且也想要在全球市场上进一步扩大产业链，但台湾当局没有给它们提供足够的扶持。
产业微笑曲线在台湾的电子产业得到了体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民营经济中，该曲线可能在更多产业中得到体现。
比亚迪唯一的补贴来源就是深圳当地的政府。它把政府补贴也算作企业的利润，以便让公司的财务报表看起来美观一些。
中国很多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民营企业曾经做出重大的承诺，但很快又落空。
2010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另外一家民营企业——吉利汽车出资18亿美元从福特汽车手中收购了沃尔沃，以期消化吸收沃尔沃的技术和营销渠道。
民营企业固然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投资资本，但按照中国的情况来看，股市根本无法取代政府的政策扶持，无法取代银行的长期贷款，无法扶持企业取得长足的技术进步。
中国的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存在偏见，
中国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政策似乎缺乏连贯性，导致观察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每天都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不定。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分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受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新旧政策交叉并存，从而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缺乏连贯性。
在给外国提供的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贷款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开采权作为抵押的，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矿和铜矿的开采权，也有一部分贷款是基础设施项目与工业建设项目贷款，这些项目需要从中国企业采购建筑、运输、电信、能源等方面的设备与服务。
控制存贷款利差等于政府给民众强行征收了一种隐性的个人所得税，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在财政关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长期面临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央政府倾向于通过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贷款，而不是通过预算转移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但到最后如果地方政府无力偿还贷款，还得由中央政府出面处理。
如果未来的债务与产出之比继续维持在以前那种水平，将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中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因此，中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了。
压低的汇率也会补贴附加值较低的国内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对提升国家技术水平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而且更加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压低汇率甚至会为跨国企业的加工业务提供补贴。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土地改革、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和金融压抑政策，而是在于其经济规模。
令世界赶到震撼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而不是创新能力。
中国的规模也使得中央政府难以落实有效的工业政策和减少浪费。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世界一流的企业，历史也表明，就培育世界级企业而言，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并不会带来什么优势。
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
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
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朱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不幸的是，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领导者同样需要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说明，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发现了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无须继续做出政策调整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弱。
中国再也不能通过逐年增加劳动力数量和投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了，
对比一下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时，中国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比较低，低于另外两个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它的长期经济前景将会更具挑战性。
除了人口变化趋势很好预测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好预测，即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
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己致力于逐步打造民主的未来，而农村民主选举就是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少，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做得越来越少。
除了人口变化趋势很好预测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好预测，即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己致力于逐步打造民主的未来，而农村民主选举就是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少，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做得越来越少。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内安全机构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这方面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
东亚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成功的秘诀并不简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元素：实行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制定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同时还要对金融业实行密切监管，使其服务于上述两个领域的发展目标。
虽然富裕国家需要考虑经济效率的问题，但不适用于贫穷国家。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之外存在大量的“黑监狱”，如果你的朋友或亲戚一不小心就消失在这个国家的黑监狱里，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买得起小轿车还是买得起摩托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你吃的食品因为厨房缺乏环境控制或者因为厨师采用了有毒原料而遭到了污染，而且官方却为虎作伥，蓄意掩盖事实，那么即便是新厨房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有可能再次经历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或台湾那样的经济变革吗？很可能不会，原因很简单。如果贫穷国家没有开展有效的土地改革，很难在不引发致命债务危机的前提下保持7%到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反观当今各国的政治议程，都不包括彻底的土地改革，
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实现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从一开始就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和放松管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