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国土资源部这种国家部委都会欠账不还钱，连司法和政府都不情愿保护契约精神，为了中国的50周年大庆华远必须承担西单文化广场这种公共事业任务。

北京的水啊比海深。

没进过北京的人大约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北京这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私关系的价值。

纪律严格与多劳多得是约束员工的两把刀。

脱离苦海的根本不是身在何处而是心在何处。

华远总公司必须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自己最擅长和最专业的领域，将五个手指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才能形成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占领和扩大市场。

地主一定会在灾年收购农民的土地。地主靠什么在灾年还能购买土地呢？那就是靠存粮。

为什么茅台酒厂不将所有的酒都库存30年、50年、80年再卖呢？因为需要有现金流，要维持生产和生存。 酒厂要兼顾的是正常生产盈利和获取更高利益之间的平衡。

在境外融资时，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你是否有一个好的故事，以及你的故事是否可信，又好比你给投资者画了一张大饼，要让投资者感受到这个大饼有多么美味。

这也许只是中国证监会在垄断权力，当发现有法律的漏洞可以让企业实现境外上市时，想把审批的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国土部领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停止给北京市审批一切土地指标来威胁北京市政府，这让刘淇市长大怒，直接要求法院判华远败诉。

那个时代粮票就是一种权力，购买与消费某种商品的权力，没有粮票就无法消费，就会饿肚子。

如果各种座谈只听官方的汇报，而不听听第一线人员的声音，那么这种误解将会继续，决策也仍然会是错误的。

除房地产外，中国几乎所有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都被政府垄断，个人无法涉足，自然也就上不了胡润榜，如矿业、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

从俄、美、英、日、韩等国看，首富的前100名、200名中几乎没有房地产业企业家。越是完全开放的市场，越可以看出其他行业远超越房地产业的优势。

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直接领导的，向政府领导汇报与请示，并按领导的要求办事。

区政府可以无偿地向华远要求建设党校、西城经济科技大学、法院、老干部活动室等数万平方米的建筑，也可以用调拨的方式要求上缴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

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时间长了，就自以为劳苦功高，会产生惰性。这种人如果不能再产生动力，就必须换掉。

“两会”期间，更是为房价的高涨争论个不停，更有了总理的亲自出马，要让国企、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更誓言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遗憾的是，“两会”刚结束，北京的土地拍卖就有了两块由央企拍出的“天价”地，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平面媒体铺天盖地的大量报道，这等于是给了总理最响亮的两记耳光。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民与商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且商将民称为“上帝”，岂有商得罪于民的道理？但现实之中商被当成了奸商，民与商之间形成了对立，请问如果是自由的市场，民会选择奸商吗？可如果这个市场中就只剩下一个全都是奸商的行业，那么就一定是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政府出了问题。

中国的大学未能尽到教育的责任，让名义上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并不掌握最基本的生活与社交技能，缺少基础的训练，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面对复杂社会与人群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缺少面对挫折鼓起勇气站起来的能力。

从2003年的调控开始，政府就都是以当年的短期行为为最大利益目标，至今也没有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甚至没有这种研究和分析，更别说立法了。

政策八年都不出中南海。

小潘的成功正在于他拥有了一支自己的销售团队，这个团队不但成功地把小潘的产品推销了出去，还把“山药蛋”卖出了“黄金”的价格。

中国政府在绝大多数的这类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中，不是隐瞒就是欺骗，总是捂着、按着，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临时工等，都是极大的失败，并且还会因此失去民众对他们的基本信任。

在中国，忠诚度似乎不是由管理者的人品、素质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人是否是体制内的身份、是否是上级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决定的，身份重于能力。

苦难不是财富。

一些战士提了干部之后就有了谈恋爱的通行证。

宁可与明白人打场架，也不能与糊涂人说句话。

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责任感，是每个人都不再将自己当作旁观者，而共同投身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的时代。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幼儿时的教育让我们只知道有国而不知道有家。“文革”与插队让我们真的失去了家时，才知道家比国更重要。如果没有了家，又哪里会有国呢？

北置管理层置小股东利益于不顾，任由股价低落，亦束手无策，无动于衷，只被动等候上天恩赐，袖手观望等国家经济好转而受惠，不以积极态度面对形势改变，根本无所作为。

遗憾的是，香港的小股东们并不知道连国土资源部这种国家部委都会欠账不还钱，连司法和政府都不情愿保护契约精神，也不知道为了中国的50周年大庆华远必须承担西单文化广场这种公共事业任务。

万科为什么会出现管理层卖掉大股东的现象？用王石的话说就是“为万科引进有实力的大股东”，并力争通过这个有实力的大股东，打通市场融资的渠道。

北京的水啊比海深。

没进过北京的人大约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北京这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私关系的价值。

郭钧不可能知道的是房山与大兴曾有与我在同一个团里当兵的二三百名战友，三十八军也有着常年聚会的战友会，这些战友又都分别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更不用说我这个北京市政协委员本就认识许多官员们。

国企在发展与决策上不得不接受上级审批的苦恼，会因此失去许多投资机会。

由于我饱受国有体制瞎管理、乱指挥的痛苦，因此多次力争将华远集团公司改制，但始终没有获得批准。

万科则在大股东的更换之后，赶上了中国股市的开放和暴涨，抓住了连续多次扩股增发的机会，并且单次增资高达100亿元，将重新二次创业的华远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华远因二次创业和重入A股的时间较晚，不但没能从公开的资本市场取得一分钱资金，反而分出了十多亿元的现金和红股分红。又恰赶上了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严格限制以及对房地产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再融资的严格限制，与万科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和数量级上了。

华润无疑靠雄厚的资本实力，无论在北京市还是在全国，都取得了长远的发展。

失败会给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分手后我想得最多的恰恰是总结所有的成功与失败，以充分利用成功的经验并避免出现新的失败，将风险控制在最低而盈利最高的范围内。

我失败的原因之一大约在于发展的速度过快，预支了未来的融资条件和资源。

在新华远的二次创业中，我会变迅速扩大企业发展规模为合理控制扩张的节奏，加大企业发展中的现金流保险系数。换句话说，就是更强调稳扎稳打、产品优先，发挥品牌效应的优势，追求的不是规模化而是利润的最大化。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大概就是失去了企业的控股权，因此让管理层预想的计划与安排无法顺利实施。

其四的教训是，要处理好股东与操作层、管理层之间的利益。

我们就当起了中间商，代理农民的兔皮，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赚取中间服务费用。 那时我没有成熟的商路，但有点野路子，利用战友的关系到了广州——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

制度的约束让农民在整个出口的链条上不得不在每一道“关卡”留下“买路钱”。

虽然离开了军营，但我没脱下军装。那时没有更多的钱用于买衣服，军装陪伴了我很多年，也为我出门办事带来了许多的方便。在那个时代，军人是正义、诚实、可靠的象征，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与退伍军人打交道、做生意。在刚刚开始的小商品经济中，军装也成为了一件奢侈品。

得罪顾客就等于堵住了财路，唯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这确实是一种磨炼。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适应生存环境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面临的最大压力有两项，一是短缺经济中的供给，二是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安排。

动物所的一个专家善于做动物标本，我就办了个模型厂，专门为学校提供教学模型和动物标本。那时并不懂许多动物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只知道有的是鹰有的是隼，开始经营得还不错，后来他私下做起了老虎与熊猫皮的生意，违反了国家法律，模型厂就改为玩具厂，转行了。

那时的商品供应还是以计划性的为主，许多商品短缺，连好烟好酒也很难采购，啤酒更是紧俏物资，夏天则是哪个饭馆能供应啤酒哪个饭馆就有生意。

正巧原商业部的王磊副部长调到北京市任副市长，并主管北京市的商品供给，中央正是想借这种工作关系，在短缺经济时给北京市更多的保障。王磊副市长就从部里调了两位熟悉的干部到了北京，一位是黄洪年，到北京市一商局任局长，负责工业品的供给；一位是我母亲，到二商局任职，负责糖烟酒和副食品的供给——妈妈“文革”后就恢复了工作。

万般无奈中我到母亲那里去走后门，拿着院里开的介绍信，申请在小饭馆里安排啤酒罐，有了啤酒罐就等于有了散啤酒的供给专点，就有了啤酒的供给保障。那时保障中央在京单位的供给也是一项摆得到桌面上的正当理由——当然不是保障我的小饭馆，而是保障院里接待外宾进行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红印章，给了妈妈一个可以行使自己权力的理由。而这个啤酒罐则改变了“天天饭馆”在周围这一片饭馆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天天饭馆”在院里的地位，至少这里有啤酒供应的优先权了。

同时我又压缩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一个对外的门，在饭馆里开了个冷饮店，专卖烟酒和冰棍、酸奶等冷饮，力求用多种经营的方式吸引顾客，提高营业收入和利润。

1984年初，市里要整顿经济秩序，当时最典型的是前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钟家伦新办的企业，号称是北京最大的个体户。

戴小明的弟弟戴小安是我的同学，本来比我高一个年级，因肝炎休学，上初二时留了一级，就和我同班了。“文革”时我们都是被打倒干部的子女，经常在一起相聚，也是最要好的几个同学之一。

我还在农科院时的模型厂厂长叫夏小泉，他父亲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母亲夏非是北京市的干部，也都是我父母的老战友，夏小泉找到关系，希望调到华远。

饭桌上聊的已经是企业的开办、经营、管理的话题了，既包括了我开办企业的成功经验，也包括了我的雄心壮志和生活理念，以及青年服务社正在清理整顿的现状，最后要分手时，则变成了相珍相惜，戴小明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干脆你来华远干吧”。

我调入华远完全是一种巧合，如果没有夏小泉想调入华远，也不会有戴小明找我，也许这个机遇就永远不存在了，如果没有我与戴小安的同学关系，也不会与戴小明聊这样多的个人和企业的故事，也没有戴对我调入华远的兴趣，当然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

按周其仁教授的总结，中国的国企大约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实行全计划体制下的旧国企，当计划渠道被市场替代之后，这类企业大多无法生存而破产了，能留下来的大多是靠原有的实物资产长期免费使用而降低了市场经营的成本，大多不是靠市场竞争力而是靠传统的生产方式与补贴生存，它们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养活大量的就业人员和退休职工，如区属的饮食公司、服务公司、副食公司、菜蔬公司等等，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第二类是华远、联想这批在中央城镇改革的政策推动之下，以国企之名成立的新企业，也是一群在市场中找食吃，没有计划内资金和项目支持的“野狼”，完全靠市场培育、自主经营独闯天下，有些在后来改制了，如联想；有些破产和被淘汰了，有些发展得较好被收编了，华远就属于被收编的。

第三类国企是中央或地方占有垄断性资源的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电信、银行等，也包括地方的平台公司等，这类企业才能真正依靠完全的政府资源和政府支持，从取得项目、资金到价格垄断、整体上市等都以政府信誉为后盾，去占领市场，谋取特殊收益。

张小冬的第一任夫人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晓峰公司工作，恰巧晓峰公司要采购80多台录像机和其他设备，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利用华远的平台签订了供货合同，收取了预付定金，并到广州东莞一带寻找货源。

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

如果有审批制度在，如果企业想要突破旧的体制而有所创新，那么就必须争取官员们的支持。

他说，但你出国不会外语，无法交流，我说：“有了钱，我可以带翻译。

与晓峰公司做完第一笔录像机生意之后，打通了我们与南方的采购渠道。

我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并通过公证处做了公证，授权给张小冬，让他去南方负责采购商品，我在北京负责销售。张小冬拿着几百万元的授权书一亮相，身份、地位就大不一样了。

像张小冬这样能拿出几百万元来采购的大客户少之又少，或绝无仅有，因此我们也能成批地拿到最低价的货。我们无法追溯这些货物的来源和是否走私，但我们会在合同中要求有进口报关单和合法手续，以确保进货的安全。

那时华远就有严格的考核与纪律，虽然职工每个月只有约6元钱的奖金，但开会迟到一次就要罚2元钱，三次就把一个月的奖金罚光了，完不成考核任务同样是要罚款的。

纪律严格与多劳多得是约束员工的两把刀。

也许成功的博士理论都很不错，但真正下海办公司就书生气太浓了，还不如我这个没有学历的实干家。

一个地方政府能否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基本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这个地方是否能稳定发展的一件大事，但许多地方政府是靠官员的长官意志和业绩追求而制定短期发展战略的，因此每换一届政府官员就被动地调整一次战略方向，失去了许多的时间机会和成本机会。虽然城市也在这种忽左忽右的变动中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却缺少整体性、连贯性，也削弱了城市的整体竞争能力。

为了让首都人民的节日过得丰富多彩，我又拿着区政府的介绍信去找了妈妈，也找了一商局的黄洪年叔叔，并通过他们的特批，争取到了一些节日的供应商品和自行车、彩电等紧缺商品。

我是靠父母的关系“走后门”当的兵。

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和创造性，缺少的是制度开放的自由，缺少的是市场的机制，只有自由的市场机制才能真正激发整个社会中企业与个人的思想开放和创造力。

那时华远的内部政策，基本上是有好的经营思想和相对成熟的管理团队都给予办理执照、登记注册的支持，但通常没有资金的支持，要靠自己去找钱、找合作、找投资、找场地，并要服从管理、上缴管理费或利润。如果干不好就自生自灭，总公司不救也不安排。改革之初，这确实给了许多人成功的机会，让他们不管成功或失败至少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试上一把，但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了。

1985年华远提出了要向资源转型的战略。什么是资源？当时制约企业发展的要素是资源，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资金资源，二是土地资源。

当时最重要的投资理念还不是能为华远赚多少利润，而是要确保大厦尽快取得融资和进行建设。

只要制度规定多劳多得，有合理的激励制度，我从来就没对收入失去过信心，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我因为是经济犯罪，又有当警察的朋友做后盾，因此没有被其他犯人欺负。

长时间不见女人，那些强奸犯会站在尿桶上从高高的小窗中向外看，希望能看到提审的女犯人经过，连听到杀猪声都会讨论一番是公猪还是母猪。

我从档案调入华远开始算起，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脱离苦海的根本不是身在何处而是心在何处，只有心从那段阴暗的经历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人才能真正地脱离苦海。

为爱而犯错，也许是值得的。

当今最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的是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征用与拆迁活动，产权不清、集体利益的分配、宅基地的分配等问题造成补偿安置通常不直接到户，而是通过集体转移，因此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1988年的投资高涨和价格闯关，引发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并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于是政府决定用指令性计划的手段“停、缓建所有的楼堂馆所”，全国大规模的停工活动开始了。

刚听到“停缓建”的命令时，我试图利用各种关系向国家计委专审办公室申请列入非停缓的项目；当得知项目必须无条件停工时，我恳求上海、广州方面能继续拨款以完成前期市政工程；当上海、广州方面拒绝拨款时，我乞求银行能给予贷款支持，但被拒绝了。

那时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创新的路上探索，都是在做着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每一次的尝试都要承担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也都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在赌博。任何一个决策，不管事前有多少的讨论、研究，没有一个决策是有先例并有谁敢打包票说一定能成功的。

人生没有退路时，会迫使人们不得不选择前进，我无法知道前进的路上有多凶险，但我知道只有前进才可能有生存和成功的机会，这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类似情况，那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天价”钉子户，这些“天价”钉子户滞留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有些甚至是租用的公房），也并非是提出了合理的要求而得不到满足，许多强制性拆迁是经过了法院的合理判决的。

如今，不管是在世界合作的经济组织之中，还是在联合国的各种组织中，包括世界各种体育、科技组织中，都不再是以主义来划分阵营和判断对错，而是就事论事、认真分析、友好协商占据了主导地位。

前后与贷款银团多次协商、扯皮，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每一次危机来临时，总有一些人退却；每一次问题加重时，总有些人会绝望，但是要敢于正视和面对。只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寻找到的机会，只有一步步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而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距离目标更近；只有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累积起来，才能攀登到山顶，实现我的梦想。

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是别人送上门来的，更没有什么是可以不付出牺牲而轻易获得的。男人的肩膀只有在重担之下才能锻炼得更加可靠，更加坚强。

鼓吹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影响下，用总公司直接投资的方式合资建立了服装厂、染织厂等企业，冲动地试图在短期内将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结果那时的扩张虽然曾红火一时，最终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了。

我开始检讨自己的多元化战略，发现没有最专业的人才和技术，没有综合的管理能力，大多数的多元都会是失败的，华远总公司必须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自己最擅长和最专业的领域，将五个手指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才能形成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占领和扩大市场。

大多数人希望能进入旱涝保收的体制内，机关不行就事业单位，国有不行就大集体，只有少数的人敢于下海闯世界，剩下的则是哪都去不了而不得不在里求生存的人群。

有时一个企业中最难找的不是有竞争力的副总，而是没有野心、踏踏实实甘当副手的看家人。

一个公司中可以有无数个能创业和干业务的副总，但绝不可缺少一个可以在总经理不在时、在其他副总杀出去闯天下时，能维持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秩序、保证政令畅通、保证不出各种事故的副总，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放开胆子向前冲，会担心后援问题和大本营的安全。

邓小平南方谈话则真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开放了几乎所有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类、金融类等，虽然还有些没有放开的条条框框，但至少是打开了大门，准许进入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招待好这些负责审批的相关部门官员了。刘小军喜欢照相，自然去逛照相器材店，借机买个好镜头、好相机。张孟江、白云生除了照相之外还喜欢钓鱼，香港有最好的各种渔具。

危机面前，正是领导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不可逾越的问题，领导却要想出解决的办法，并跨越这些障碍，带领大家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你待在这个位置上的责任。这就是我在华远遇到融资难题时，坐在办公室里望着天花板想到的。

每一次的政策放开都会有一轮投资高涨，而每一次的投资高涨都必然带来通胀。

最简单的原则是“低潮时买地，高潮时卖房”

地主之所以能成为地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绝不会是在农业丰收的年景去收购土地而成为地主。因为丰收的年景中农民并不缺粮，当然也用不着卖地，如果一定有人要买丰年的土地，那么农民也会按丰年的产出估了高价，那也就没人会去买了。

地主一定会在灾年收购农民的土地，一是灾年农民没了存粮，不得不用土地去换取粮食渡过难关，活下去至少还有生存的希望，如果宁可饿死也不卖地，那么地又有什么用呢？二是灾年土地的价格低，只能以灾年的产量来估值。

地主靠什么在灾年还能购买土地呢？那就是靠存粮，有充足的粮食渡过灾年，并有充足的粮食可以用于交换土地，还要充足到有能力进行下一年的生产投入和等到获得下一年的收成。如果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有足够能力的循环，那么地主也会饿死。

“低潮时买地”的前提条件是“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

大家都知道库存80年的茅台酒要比50年的贵，而30年的酒要比10年的贵，为什么茅台酒厂不将所有的酒都库存30年、50年、80年再卖呢？因为需要有现金流，要维持生产和生存。

1年的酒要卖，5年的酒要卖，也会存一些到10年、20年、30年之后再卖。 酒厂要兼顾的是正常生产盈利和获取更高利益之间的平衡。

中国政府在经济高潮时会调控降温，天冷时又会添柴烧火，企业在市场中最难应对的正是这种不时出台的调控政策。

一系列对金融产业的投资，让金融业务成为华远集团的重要资产组合之一，不仅获得了银行信贷的支持。

华远的十年并非顺利的十年，我们曾无情地自我淘汰了下属的一批企业，也在不断发展着新企业。

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只能在竞争中自找出路，或是随着改革成长，或是在大浪淘沙中灭亡，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有一路向前。

打破平均主义与大锅饭，才能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

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之中，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境外融资时，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你是否有一个好的故事，以及你的故事是否可信，又好比你给投资者画了一张大饼，要让投资者感受到这个大饼有多么美味。如何将故事编得生动而有趣味，就是我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房地产是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资金量不但制约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决定着利润的高低。

公司借桥上市在香港引发轰动效应，却激怒了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以华润（北京）置地公司未经该会批准而违规在香港上市为由，向国务院上报了此案，要求国务院限制和撤销这次上市的行为。

在改革进程和与国际接轨中，不断地反映出当时中国法律的不合理、不完善，并严重滞后于先进的资本运作方式，更不适应千变万化的境外资本市场。

这也许只是中国证监会在垄断权力，当发现有法律的漏洞可以让企业实现境外上市时，想把审批的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绝不是改革的思路。

吴仪部长为此事专门见了朱镕基副总理，在朱镕基的办公室中待了数小时，向朱镕基阐明不能上市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是一个公司的事，也会影响北京市和中国的国际信誉和招商引资工作。吴仪部长还自我检讨地将全部的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为企业摆脱责任，终于换来一句“下不为例”放行了。

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国际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一路下滑，中国的GDP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尤其是香港的股市也开始出现波动和下跌。

香港房子的跌价远大于50%，房子已经贬值得很厉害，要还的贷款超过了房子的价值，让还贷者成了“奴隶”。

正如朱总理所希望的那样，用经济适用住房能拉住中国经济、撬开民众的钱袋子。但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必然会放弃对廉租房的建设，必然会忽略对最低收入人群和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

如果1998年同步建立了“城镇住房的廉租房或租赁房的保障体系”，也许今天就不用在“十二五”规划中用“大跃进”的生产方式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也不会有房价的不断高涨和限购政策的出台。

我的批评激怒了台上坐着的各位官员，俞正声部长和谢家瑾司长等人到香港时，宁高宁接待了俞部长，饭桌上听到的是俞部长的一顿臭骂，说我太缺少政治敏感性了，怎么可以在国务院文件刚出台时就公开批评呢？

今天仍有部分单位和机构借用23号文件中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坚持着半福利分配式的分房制度。

国土局只按合同支付了第一笔881.1万元的首付款，之后一直拖欠应付款项。后来国土局将国家计委拨付的应付给华地大厦的建设资金挪用于装修山水宾馆，拒不向华远公司付款，直到1999年，在多次催款之下仍不支付欠款，完全没有一个国家机关遵守合同的基本诚信，完全是一副准备赖账的嘴脸。

华远地产公司不得不于1999年7月7日将国土资源部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国土资源部支付工程款。

国土部并不把法院看在眼里，并把欠钱不还看成是应该的，而且试图用各种无耻的官僚手段赖账，我无法想象，堂堂的一个国家部委居然没有丝毫的契约精神，甚至连最起码的耻辱感都没有。

国土部领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停止给北京市审批一切土地指标来威胁北京市政府，这让刘淇市长大怒，直接要求法院判华远败诉。

淇市长有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华远在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的节奏。 政府机关明确地向华远发出信号，要求华远撤诉，否则将无法顺利办理任何审批手续。汪光焘副市长也多次在大会和公开场合指责华远状告国土部是不讲政治，影响了北京市的发展和土地审批工作。

国土部领导做的第二件可耻的事则是指令北京市房管局（当时北京市国土局合并在北京市房管局内统一办公）合谋故意造假，试图用此用地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来赢得华远公司的诉讼，并用领导指示的方式让法院推迟开庭时间。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而要求双方和解，并故意拖延判决的时间，因为按事实判决他们无法向领导交代，但又不可能改变事实——国土部的欠条是无法抵赖的。

汪光焘副市长是个工作狂，常常为了工作将会议安排在半夜。

汪副市长确实是个工作认真的干部，但这种半夜检查和开会的习惯，让北京市所有的干部都非常痛恨和头痛。我有两次是晚上11点到大坑开会，各区的建委一把手似乎都在逃会，而让副主任们去对付汪副市长。

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的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

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打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新上任的孟学农市长苦恼地发牢骚说，地方政府无权管理军队的医院，因此无法准确统计“非典”病情情况，无法统计准确的死亡人数，也无法判断和发布病情通报。没过几天，孟市长就当了“替罪羊”，因“处理病情事故不力，发布病情通报不及时”被撤职了，从上台到下台不过两个月。

市长的秘书周亮打来电话，说王岐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见的我们聊了半天旧情。

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孟学农则没有这么幸运，后来被调任山西省省长，上任时间不长就遇到溃坝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职务。

急于求成让人难免失去聪明，乱中求静才能避免失误。

2004年初的北京市政协会期间，潘石屹给我发来手机短信，说“没存粮了，救救我吧”。我给小潘回了个短信，说我这儿还有点“粮票”。

现场谁的口袋里都没有纸，小潘就让我把烟盒拆了，把烟用锡纸包着装进口袋，在烟盒纸的背面（软包装的烟盒纸）写上谈定的这两三个主要条件，我和小潘分别签上名，这就变成一纸合同，剩下就是律师和工作人员的事了。

那个时代粮票就是一种权力，购买与消费某种商品的权力，没有粮票就无法消费，就会饿肚子。

绝不要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

当商品明码标价时，则无奸可谈，消费者有权选择不买，如外国在中国销售的大量奢侈品的价格，远远高出国外售价，仍然销售火爆，因为许多中国人无条件在境外购买，只能在境内竞争，而价高者得。

“九五”、“十五”两个五年规划中，北京市70%以上的土地拨给了经济适用住房和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国家机关单位。

在后来进行的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的调查中，超过50%的购买者都属于高收入阶层，本不应享受国家的补贴，却因购买时无限制条件而浪费了大量的国家公共资源。

曾副总理再一次询问是否当年的销售面积小于施工面积意味着还有大量存货和积压时（前面上海市、江苏省也提到同样的问题），我实在忍不住地高喊了几声：“曾副总理，您受骗了，实际的施工面积中包含了大量的人防、车库、站点、配房屋面积，实际的销售面积已经开始超过可销售的竣工面积了……”

如果各种座谈只听官方的汇报，而不听听第一线人员的声音，那么这种误解将会继续，决策也仍然会是错误的。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许多人都热爱桥牌这项运动，我也有幸经常和这些领导们一起打牌。邓小平、万里、丁关根、李岚清、曾培炎、李铁映、刘华清等，我们在桥牌比赛场上都不止一次地较量过，更不用说那些爱打牌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们了。越老资格的干部，越是平易近人，反而是有些新秀的干部会时时端着架子。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为什么胡润榜上有许多的开发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是除房地产外，中国几乎所有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都被政府垄断，个人无法涉足，自然也就上不了胡润榜，如矿业、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

其二是杠杆效应的规模效益，这个杠杆有二：一是生产经营中的杠杆效应，开发商可以利用银行信贷和购房人的预付款扩大生产规模，而其他产业很难利用这种金融的杠杆效应；二是上市之后的杠杆效应，让一些人的财富可以数倍或数十倍、数百倍地增长。

其三是规模与营业额巨大。

从俄、美、英、日、韩等国看，首富的前100名、200名中几乎没有房地产业企业家。越是完全开放的市场，越可以看出其他行业远超越房地产业的优势。

不是房地产业在垄断，而是其他产业的垄断形成“山中无老虎”，才让房地产业“猴子称大王”。

正当我与汪部长争执时，小潘站起来要出门，汪部长大喝一声“小潘不许逃会”，小潘忙说：“对不起，汪部长，我要上厕所。”其实小潘已不是第一次跑出去上厕所，大约是看我与汪部长吵得凶，怕牵连到自己，害怕地找了个借口要溜出去。

坐在汪部长旁边的谢家瑾司长也悄悄地摆手暗示我不要再争。

有能力影响和做出决定的一方，从来没有将社会的意见当成一种帮助决策的营养，而是当成了对立的垃圾。

没有预售制度，就无法利用这一金融杠杆发挥倍增的供给效应，在中国非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缺少了这种杠杆的作用就更不行了。

高值产品的供应大多实行预售制度，如波音公司的飞机，没有订单不会大批量生产，大型船舶的订制也是同样。

中国虽然十多年前就有建设部的条例、规章要求建设单位（施工方）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并有质检检查的制度，但实际上大多数建设单位只保留了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没有自己固定的建筑工人，工人都用包工的方式由农民工们替代了，因此罚无可罚，于是建筑工程都将责任转移到开发商的头上。

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直接领导的，向政府领导汇报与请示，并按领导的要求办事。

华远集团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最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最不得不与不讲理的政府打交道，因为政府有充分的权力命令和干预企业的行为。

区政府可以无偿地向华远要求建设党校、西城经济科技大学、法院、老干部活动室等数万平方米的建筑，也可以用调拨的方式要求上缴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

企业与银行和政府间的官司总是你欠他的债要还，他欠你的账却可以不还，区政府也无法与市政府或更高一级的国家机关以及银行对抗，最终都是以区政府施压，企业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告终。

市场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抓住机遇，而机遇常常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

2007年我去过许多城市，但通过成本、市场的分析以及交通和生活条件的对比，最终选择西安作为重点发展的城市。 随后华远进入青岛和长沙。

其他区属企业，几乎都在为撤换那些无能的干部发愁，他们大多是资历很老但都已无创新精神的人，大多是凭资格混饭吃，没有大错，又长期占据领导的岗位，让国资委不敢也无法及时补充新人。

无过错，又要撤换，就会有许多人帮助说情，或有各种投诉，企业内部也会乱成一团，上门告状和找领导麻烦的也大有人在，企业内的干部变动与任命，经常成为国资委的一个难题。

一位曾经的老领导对我说过：“要有处长之才，才能干好副处长的活。”

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时间长了，就自以为劳苦功高，会产生惰性。这种人如果不能再产生动力，就必须换掉。

马云也准备用高薪请神的方式将所有创业时的老臣都清理出重要的实权岗位，让他们有名、有钱而无权，这大概是管理者在企业发展中发现的一个共同规律。

“两会”期间，更是为房价的高涨争论个不停，更有了总理的亲自出马，要让国企、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更誓言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遗憾的是，“两会”刚结束，北京的土地拍卖就有了两块由央企拍出的“天价”地，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平面媒体铺天盖地的大量报道，这等于是给了总理最响亮的两记耳光。

中国这种土地垄断中的特殊情况，土地如何定价本应是总理说了算，但分税制让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政府已经限定的游戏规则来获取最高的收益，恰恰是这种土地的垄断供给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特殊需求，才最终决定了房价的高低。

中国有着严格的政府资源管制，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配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甚至什么医院配什么样的医疗检查设备，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于是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都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

中国有着各种审批与审核的分配制度，如向中央申请项目与资金，就要先经一级一级地申报，最后变成跑“部”“钱”进，这些权力都逐级变成了大中城市的集中度体现，因此中国的城市按管理的权限而自觉形成了等级资质。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分工组织，但长期的雷锋精神的愚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似乎让营利成为了一种不道德的品质，让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了“可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特征。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从经济规律的角度看，找不出任何对政府以控制价格为目的的调控政策的合理解释，而只能看到政府为逃避自身责任给出的理由。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民与商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且商将民称为“上帝”，岂有商得罪于民的道理？但现实之中商被当成了奸商，民与商之间形成了对立，请问如果是自由的市场，民会选择奸商吗？可如果这个市场中就只剩下一个全都是奸商的行业，那么就一定是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政府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不用法律对奸商进行约束和严惩呢？为什么政府仍在与奸商们进行着各种交易呢？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多数关注者都将眼光盯在了房价上，很少深入研究房价变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问题。房价其实是各种因素变化的结果。

中国的大学未能尽到教育的责任，让名义上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并不掌握最基本的生活与社交技能，缺少基础的训练，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面对复杂社会与人群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缺少面对挫折鼓起勇气站起来的能力。

从根子上讲，大约中国政府仍坚持骨子里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从来没有相信过市场的力量，更不会相信市场自我的调节能力，始终用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

从2003年的调控开始，政府就都是以当年的短期行为为最大利益目标，至今也没有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甚至没有这种研究和分析，更别说立法了。

土地资源的垄断、城乡两种土地制度的差别、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特殊需求，导致政府不愿和不能用增加总供给的方式解决问题，也不愿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于是就只好在抑制需求上用行政命令手段加以控制，让市场出现短期平衡的假象，但这些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用提高非市场化的行政门槛的方式将非户籍人口挡在城市之外，还要让非户籍人口缴纳多年的社保和纳税才能换取购房的资格，在国内迁徙，却要为购房资格付费，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恶政了。

2012年的“两会”上，温总理再一次高调喊出了“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口号，仍坚持用行政的手段来调控市场，并拼命想打压房价，但“政策八年都不出中南海”的调控能力不是早就说明，闲不住的政府这只手除了扰乱市场之外，并不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好处吗？如果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所制定的政策“多年都出不了办公室”，那么这个企业在靠什么活着？

我不认为这个“十二五”规划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结果，也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在网上挂了篇《啥是中国的大跃进》的博文，我挂出这篇博文的第三天上午，住建部房地产司的沈建忠司长就打来电话，询问这篇博文中的内容和具体情况，我得知第二天温总理就这对篇博文中提出的问题作出了一大堆的批示，并指出了我博文中的错别字。

中国政治制度和任期制所造成的恶果，本届政府只考虑当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尤其是没有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没有民众对行政错误的追查能力，政府可以不计后果，即便当期执政期间的负面效果出现了，也可以将所有可能产生的矛盾，扔给下一届政府。

小潘总能引发社会的关注，总能制造一些新闻和热点，也总爱事事都叫上我，给媒体们一个演双簧的惊喜。自有了现代城这个项目，小潘就不断用各种奇奇怪怪的错误，吸引着媒体与社会的眼球，每一次的失误都被小潘充分地利用，大做各种宣传，并成功进行危机公关，将这些失误转化为一种“优势”，也让自己的个人品牌和企业品牌在风风雨雨中逐渐成长起来。

小潘的成功正在于他拥有了一支自己的销售团队，这个团队不但成功地把小潘的产品推销了出去，还把“山药蛋”卖出了“黄金”的价格。

中国政府在绝大多数的这类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中，不是隐瞒就是欺骗，总是捂着、按着，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临时工等，都是极大的失败，并且还会因此失去民众对他们的基本信任。

面对恶意的臭骂，小潘会组织公司的网管人员，专门为他删除博客上的恶意攻击和骂人言论，如果是微博上的评论，小潘则会毫不客气地将发评论的人“拉黑”，堵住这些骂人的嘴。

担任集团公司的领导时，每年大约要用1/3的时间去参加区政府或国资委组织的活动，包括与企业活动无关的各种会议，包括每年组织的类似于党校学习的各种管理培训。

体制内的人只有身份、地位、权力的级别之差，而无能力、业绩与素质之别。市场上看到的是业绩与影响力，不是你学习政治的方法，而业绩与影响力大多来自私下的、自主的积极学习。体制内只承认体制安排的学习，并不关心你在社会中学到了什么；体制内只根据你的管理层次和级别来评定你的位置，而不论社会与市场如何评价，也不管你的企业在行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在中国，忠诚度似乎不是由管理者的人品、素质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人是否是体制内的身份、是否是上级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决定的，身份重于能力。

在确定了企业的整体目标和方向之后，最高管理者只负责监督与控制全局。对能提拔到高层的人员，大多应给予充分的发挥空间，应用“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管理。

中层管理层是上下之间的连接，更是执行的主力，因此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和一部分激励与处罚的权力。对中层用“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思想管理，正是要对他们有充分的信任，而不仅仅是严格的监督与约束。

下层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是执行力的最基础部分，因此会用法家的“人之初，性本恶”管理，用严格的纪律与制度进行约束。不能有过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必须严格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要按时打卡，保证工作时间，并对加班加点给予奖励。

屈才到华远这种区属的小公司，以便一旦获得留学申请就离境，拿公司当跳板。后来我知道这种情况并非少数，相当一批清华的毕业生都在未毕业之前就做了出国留学的申请，毕业时先找到地方领工资，一旦留学申请被批准就不负责任地远走高飞。这大约也是中国TOP大学的一门专利，也是我此后再也不要清华大学毕业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今时代的“我爸是李刚”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尤其是许多80后的年轻人以为凡是中国官员都一定是腐败的，一定是自私的，一定是为一己之私而滥用国家权力的。

初中辅导员是王歧山。

苦难不是财富。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军队是唯一纯洁的地方，也是一把巨大无比的保护伞，更是当时社会中唯一不可缺吃穿的地方和唯一得到更多尊重的地方。

一些战士提了干部之后就有了谈恋爱的通行证。

民众不明真相，以为开发商能把房价炒高，开发商就成了政府一系列调控政策不合理的“替罪羊”。

事实证明，政府从来就不是最聪明的，甚至可以说在领导经济建设上是最不聪明的，否则也不会用强大的手段去维护一个并不能让中国人吃饱穿暖的计划经济了。正因为政府从来就不是聪明的，因此大多数国家会用民主的方式将权力交给公民，由公民来监督、制约政府的权力，并有权更换不被公民信任的政府。

大多数政府将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做，而政府专门去做那些市场不能做的事，如国防、公共事业、社会福利、安全、教育、卫生与保障等。

当中国政府口袋中的钱越来越多时，强势的政府又回到了要指挥一切，从垄断的配置资源，到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让改革的步伐在凯恩斯主义的大棒下倒退了。

宁可与明白人打场架，也不能与糊涂人说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