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1980~2004年共和党连连胜选的秘密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高管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
制度而非科技才是过去30年变化的关键。
在里克·桑托伦参议员于2006年竞选失败、被迫另谋一份迎战“美国之敌”的新职位之前，每周二都会和20多名顶级游说者开会。
选民并不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投票—其实一位彻底自私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投票，因为前往投票处的成本超过了单个人的投票对其自身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
问题重重的种族关系是美国没有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种族不和是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人们对穷人的看法。由于在最贫穷的美国人中，少数族裔的集中度过高，任何基于收入的再分配措施都会是偏向少数族裔的再分配。
其实在医疗保险业，支付医疗费用的行为，例如支付一次大手术的开销，就被直言不讳地称为“医疗损失”。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奢侈品开销其实降低了。而债务的大增主要反映了住房开销的上涨，其推动力主要是人们争相进入好校区。美国人已陷入一场拼死争夺战，原因不是他们贪婪或愚蠢，而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里给子女一个机会。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起步不好会毁掉一个孩子终生的机会。
61%的美国人认同“有努力就有回报”的说法，而加拿大人是49%，法国人只有23%。
考试分数高和父母社会地位高都会提高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但父母地位关系更大。
在现代美国，阶层，尤其是上一辈的阶层，通常压过才能。
60年代，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运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数人认为政府运行是为“一些大利益集团”。
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即一场“新新政”，我所坚持的这一判断是本书的核心观点。
看似繁荣的表象深处，强烈的经济焦虑却暗流涌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工资增长速度几乎快要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虽然官方在2001年就宣布衰退已经结束，但时过六年，美国中等家庭的购买能力仍然低于2000年的水平。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十分类似于罗斯福上台之时，即最初的“新政”起步时的环境。
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从所谓的“布什景气”中找到什么繁荣的感觉。
我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泡沫拉动的，该泡沫最终必然会破裂，到那时经济将遭遇严重问题。其实早在2007年夏，房地产泡沫就已有破裂的迹象。
2007年8月1日，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房地产和次贷的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依赖许多人所说的“影子银行系统”。该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发挥银行的功能，但构造却与银行不同，因而可以规避监管。
金融市场解除监管使富人变得越来越富。
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因为他们信仰里根在第一任就职演讲中表达的信条：“我们的问题无法由政府解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1980~2004年共和党连连胜选的秘密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
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让民主党人在全国损失了两三个百分点，而且要不是民主党今年有如此好的形势，这个问题也许已经让他们输掉了大选。
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篇章
我生于1953年。
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
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
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
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
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
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
美国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收入不均状况迅速加剧，但仍无法与美国相比，而且在欧洲大陆和日本，不平等状况充其量也只有温和的增加。
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
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
关键在于美国选民的“白”度在日渐降低
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劣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
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30年，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
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词，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最底层工人的境况之好空前绝后：1966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5美元，按价值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多，比当前5.15美元的最低工资高得多。
到70年代初“大繁荣”结束时，男性的收入比现在高14%左右。
1966年8月美联社与益普索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提出如下问题：“一般而言，你觉得本国的情况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还是跌入了错误的轨道？”只有26%的人回答“正确的方向”，而71%的人则回答“错误的轨道”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演员出身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当选州长。他的取胜之道就是在竞选中抨击福利骗子、城市暴乱分子、长发大学生以及该州的公平住房法。
20世纪60年代的真相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族群怨恨与恐惧的上升来赢得选举。最重要的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后果。
正如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所指出的，90年代“犯罪的减少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甚至在这一趋势开始之后很久，大家还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或是假象”。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虽然犯罪率大幅上升，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大体保持平稳；这与90年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犯罪率大降，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仍在上升。
奇迹般的经济绝对是原因之一：既然维持生计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似乎也不高，因为总可以浪子回头，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
事实上人们应当怀疑，对于嬉皮士运动的终结，1969~1971年尼克松任期内的经济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许大过了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蒙特演唱会上发生的暴乱。
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
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
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经济学家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从整个国家的成果里获得些许好处。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并无明显的改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内部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1924年《移民法案》禁止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大举移民，
现在移民占劳动力队伍的15%左右，移民本身应当对总工资产生了一定的压低作用：假如没有移民，竞争美国工作岗位的工人会少得多。
就算根据哈佛大学的乔治·鲍哈斯（George Borjas）与拉里·卡茨（Larry Katz）所做的最悲观的主流估算，移民对高中辍学者工资的压低幅度大约只有5%，
孟加拉国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衣工人几乎不需要什么正式教育，所需的资本设备不过是一台缝纫机，而孟加拉国进口的则是飞机、化学制品、电脑等精密产品。
在买外国裤子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产美国制造的裤子为业的工人另觅工作。
我们倾向于出口飞机、超级计算机、好莱坞电影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裤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我们倾向于出口飞机、超级计算机、好莱坞电影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裤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资的增长也大多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
CEO与教师一般都有硕士学位，但教师收入自1973年来仅有轻度的增长，而CEO的收入却大涨，在1970年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倍。
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况却好得离谱。
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制度与规范的变化。
在战后繁荣期的最后几年，除了受管制的电话垄断公司外，通用汽车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其CEO也相应跻身美国薪酬最高的管理者之列：查尔斯·约翰逊在1969年的工资为79.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30万美元，而这个薪水激起了相当多的议论。
沃尔玛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拥有80万雇员。2005年其董事长李·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 300万美元。
沃尔玛非管理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
沃尔玛非管理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35年前通用汽车工人的工资，依照通货膨胀调整后，尚是这一数字的2倍多。
日本和法国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均状况几乎毫无变化。
高管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
高层收入飞升不是因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为各种因素使愤慨之声沉寂。
上层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会与政治变化，而非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美国商业界的麻烦在于“高管的报酬与业绩几乎毫无关系。
《财富》杂志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夺》就一针见血地嘲讽：“你也许觉得事情会是这样，股价停滞不前，所以不应奖赏CEO。但实情却刚好相反，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
欧洲国家，高管薪酬远远落在后面。英国BP公司CEO的工资不到雪佛兰CEO的一半，而雪佛兰的规模只有BP的一半，只因雪佛兰设在美国。正如一位欧洲薪酬顾问所说的：“羞耻因素在美国不起作用。在欧洲，对社会影响的担心更多。
制度而非科技才是过去30年变化的关键。
答案简单却残酷：20世纪60年代似乎与工会运动达成了和解的商业利益集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工会发动反击。
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就常常遭到非法解雇。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投票支持工会的工人中，至少有1/20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计甚至认为是1/8。
美国工会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崩溃。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工会几乎被踢出了私人领域，而加拿大的工会运动仍基本毫发无伤。差别显然在于政治：美国的政治气氛变得不利于工会，而加拿大则没有。
里根当政后，反工会运动有了最高层的政治支持，得到了援助与鼓动。
金里奇掌握的票数足以使国会通过他的方案，但他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于是他拒绝给予联邦政府所赖以运转的资金，希望以此迫使克林顿就范。
政治变得这般刀枪相见、倾轧不绝，原因不在个性，而在政策。
两党共治的融洽时代并不反映上一代政治家谦恭温良的性格，相反，它反映了在一个两党对基本问题分歧不大的时代，政治冲突所具有的柔和性质。
2000年竞选期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嘲笑说，两大党的政客都是“民主共和党人”，不分彼此，都是金钱利益集团的代表。
里根与布什给富人减税，克林顿则对其增税。
共和党人对富人减税，并试图削减政府福利、破坏福利国家；民主党人对富人征税，并试图扩大政府福利、强化福利国家。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为两党有明显差别的选民与否认的选民大体相当。但到2004年，76%的美国人觉得两党有明显差别，而1972年仅有46%。
里根的预算主管戴维·斯托克曼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密室社会主义”（closet socialism）。
全国性纲领至少还要保持一副温和的外表，但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才算实打实的共和党人。该纲领呼吁撤除一系列联邦机构：“包括（并不限于）烟酒枪械管理局、卫生总署、环保署、能源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教育部、商务部、劳工部。”该纲领还呼吁将社会保障体制私有化，取消最低工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其实是想将“新政”全盘撤销。
现代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分子的手中，这些人想回到20世纪之前。民主党并未发生如此严重的激进化，因而右翼接管共和党是当前党派严峻对立的主因。
在里克·桑托伦参议员于2006年竞选失败、被迫另谋一份迎战“美国之敌”的新职位之前，每周二都会和20多名顶级游说者开会。
桑托伦明显右得太过火了，但在竞选失败后，他毫不费力地谋到了一份智库的亮丽职位，而罗德岛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林肯·查菲虽在同一年失去参议院席位，却只能将就着在布朗大学教一年书。
讨厌税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监管的公司利益集团、认为福利国家非法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存在，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体处于边缘状态，被两党当成怪人对待。
但保守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并吸取教训。在里根教导下，该运动学会了如何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来包装精英统治论的经济理念。尼克松虽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国的阴暗面—族群与社会怨恨、对国内外安全的忧虑，以及种族问题这个重中之重—来赢得选举。
选民并不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投票—其实一位彻底自私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投票，因为前往投票处的成本超过了单个人的投票对其自身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
选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自身利益。
在收入方面，大多数美国人都低于平均线。
为制止堕胎而投票，得到的是资本增值税的逆转；为使国家再度强盛而投票，得到的是去工业化；
为挺身迎战恐怖分子而投票，得到的是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企图；为打击精英主义而投票，得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财富的集中度达到我们有生以来的最高点，工人无权无势，CEO的薪水升上了天。
哈佛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埃尔博特·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与布鲁斯·萨塞尔多特（Bruce Sacerdote）近来进行了最为系统性的分析，其结论是，美国之所以一直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种族。
问题重重的种族关系是美国没有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种族不和是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人们对穷人的看法。由于在最贫穷的美国人中，少数族裔的集中度过高，任何基于收入的再分配措施都会是偏向少数族裔的再分配。
艾莱斯那、格莱泽、萨塞尔多特证明，一州的种族构成与其政策关系密切：一般而言，一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越高，其人均社会开支就越低。
一般的选民要比一般的家庭富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贫穷公民的投票率低于富人，二是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居民不是公民。
“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状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问道。只有24%的人满意，不满意者达74%。
民众大都对经济状况不满，其实是很好理解的。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国内生产总值等总体指标的良好表现并没有转化为普通工人的收益。
现下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人境遇之间的脱节，在美国现代史上是空前的。
现在，虽有总体的经济增长，工资与中值收入却停滞不前，
树旗”效应：公众总是会在一开始大举支持走向战争的政府，不论那政府有多么腐败无能，不论那战争有多愚蠢。
移民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降低低收入工人中的选民比例，明显增强右派的政治实力。
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
莫利·伊文斯（Molly Ivins）喜欢引用一位得克萨斯州议员的话：“人人都应得到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也免费，那也免费，这些想法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莫斯科来的，从俄国来的，直接从地狱的深渊里冒出来的。”
民意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美国公民不论收入高低均应获得医疗保障。
20%的人将支付80%的医疗费用。仅2008年一年，患病“最重”的1%人口，平均每人就将需要15万美元以上的医疗。
在大国中，只有英国有真正的“公费医疗”，也就是说，政府经营医院，医生是政府雇员。
美国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抬高了医疗花费。
虽然美国的医疗开支远高于所有国家，但这笔开支买到的医疗似乎并未多多少。按照每10万人中的医生人数、平均就医次数、住院天数、处方药服用数量等种种标准看，美国的医疗与其他富国相比并不出众。我们的医疗开支高得过头，但从这笔钱真正买到的东西看，我们仅仅位居中游。
美国的医疗体系极为低效。
我们不幸陷入了这样一种体制：大笔的金钱不是花在提供医疗上，而是花在拒绝提供医疗上。
其实在医疗保险业，支付医疗费用的行为，例如支付一次大手术的开销，就被直言不讳地称为“医疗损失”。
私人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是赚不到钱的。他们的赚钱之道是，在可行的限度内，只收保险费而不付医疗费
拒绝卖保险给可能需要保险的人，或向他们开出很高的保险费。但凡有可能，保险公司总会仔细审查申请人，寻找他们可能需要昂贵治疗的迹象，如家族史、工作性质等，尤其是保前疾病
保险公司想尽办法不付钱。他们精心核查患者的病史，看看能否声称患者曾隐瞒过什么保前疾病，从而使保险无效。更要紧的是，他们一般都会质疑医生与医院提交的说法，尽力找借口证明，患者得到的治疗不该由他们付账。
美国的体系还有各种更隐秘的缺陷，如经济激励机制的扭曲。在这种扭曲的作用下，许多门诊机构都安装了CT扫描仪，而这种昂贵设备却很少投入使用。
美加两国管理成本比较研究的作者估计，只有2%左右的总开支差异是因美国医师薪水较高导致的。
美国的体制还有个不得不提的可怕缺陷：保险公司几乎没有动力来为预防性医疗付账，而这能节省大笔的潜在医疗开支。
糖尿病：对于可能在早期控制病情的治疗措施，保险公司常常不愿付费，但却愿意为糖尿病失控后经常导致的截足手术付款。
想想保险公司的激励机制吧：在为预防性医疗付费时，保险公司承担成本，却不大可能获取收益，因为人们常常更换保险公司，或在活到65岁时退出私人保险，进入联邦医疗保险。
有人终身享受的全民体系则可有效地激励人们为预防性治疗付费。
所有人终身享受的全民体系则可有效地激励人们为预防性治疗付费。
约85%的美国人是享有医疗保险的，而且大都得到妥当的治疗。
危机的核心是基于雇佣关系保险的衰落。迟至2001年，65%的美国工人尚享有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到2006年这一比例已降至59%，而且下滑之势毫无停下来的迹象。
就算是“中等收入”的美国人，也有40%以上曾有过两年多没有保险的经历。
过去3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且集中程度非常高，以至于都无法清楚判断，普通家庭有没有从科技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中获取一丁点儿利益。
自美国建国以来，我们对自身的期许一直是一个不要有强烈阶层区别的国家—不是说全社会一律趋同、完全平等，而是说经济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可以有差距，但不应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正为此意，托马斯·杰斐逊曾写道：“小地主乃国之至宝。”
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是一国最珍贵之物，这从来都是个正确的判断。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奢侈品开销其实降低了。而债务的大增主要反映了住房开销的上涨，其推动力主要是人们争相进入好校区。美国人已陷入一场拼死争夺战，原因不是他们贪婪或愚蠢，而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里给子女一个机会。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起步不好会毁掉一个孩子终生的机会。
61%的美国人认同“有努力就有回报”的说法，而加拿大人是49%，法国人只有23%。
考试分数高和父母社会地位高都会提高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但父母地位关系更大。
考试分数高和父母社会地位高都会提高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但父母地位关系更大。考试成绩处于底端1/4、出身家庭的地位列在顶端1/4的学生，即我十几岁时美国人常说的“傻富孩”（RDK），与成绩处于顶端1/4、父母位于底端1/4的学生相比，读完大学的概率较高。
在现代美国，阶层，尤其是上一辈的阶层，通常压过才能，
对“代际流动”（即子辈地位胜过父辈的概率）进行跨国比较不能反映实情，因为各国统计的数据在性质上不会完全对应。
美国的流动性低于法国和加拿大，也许连英国都不如。
高度不平等让维系美国社会的纽带变得紧张。美国人信任政府与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长期的下降趋势。
20世纪60年代，多数美国人认同“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说法，现在多数人不认同。
60年代，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运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数人认为政府运行是为“一些大利益集团”。
美国人日趋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原因在于贫富不均的拉大，这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拉美国家
正如政治学家埃里克·尤西拉纳（Eric Uslaner）与米切尔·布朗（Mitchell Brown）指出（并以广博的资料说明）的：“在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里，经济谱系两端的人都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信‘多数人是可信的’……社会信任以经济平等为根基。”
如果你正身处生命中的困顿时刻或者你一生坎坷，那么当一个法国人绝对好于当一个美国人。
假如你境况极佳，做法国人就有其不利之处了。与美国相比，所得税税率有点儿高，而工薪税（payroll tax）要高得多，尤其是名义上由雇主支付、实际从工资中剔除的那部分。生活成本也高，因为法国有很高的增值税—一种全国性的营业税。
如果一个法国人的薪酬（包括雇主支付的工薪税）水平在我们看来属中产阶级上层或更高阶层，他的购买力却要明显低于拿同样薪酬的美国人。
平均而言，法国工人的年工作小时数只有美国工人的86%。这么看来，法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略高于美国。
15~24岁的法国居民中，只有25%就业，美国则是54%；55~64岁的法国人中，只有41%就业，美国则是62%。
法国的青年与老人倾向于不就业。
法国人一旦进入最佳工作年龄，就业概率就和美国一样，这一事实与美国新闻报道常常描画的那幅劳动力大多赋闲的图景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