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党只要求他们拥有单纯的能够随时唤起的爱国之情，这有利于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劳动所得。

也许疯子就是指少数派。曾经人们认为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征兆。

从向党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最好把自己当成一具尸体。

无知即力量

战争即和平

上等人的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调换地位。至于下等人，他们被欺压得太厉害，生活太艰苦，以至于偶尔才能想起日常生活以外的事。

他们希望尽快被枪毙，以便在思想纯洁的时候死去。

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为未来或过去，为思想自由、张扬个性且不孤独的时代——为真实的，不会抹杀清除过往之事的时代致敬！

思想罪不会让人死，思想罪本身就是死。

今天世上充斥着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情感的尊严，没有深深的、复杂的哀痛。

如果党能够控制过去，说某件事从未发生过——那不是比拷打和死刑更可怕吗？

如果其他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记录都这样说——那么这个谎言就会被载入史册成为真理。

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每件事都面目模糊。有时，你很清楚哪些是谎言，比如党史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这不可能。因为他很小就知道飞机了。但你无法证明这点，没有任何证据。

任何一期《泰晤士报》在被核正修改后，都将被重新印刷并存档，原有的则会被销毁。而这种情况不单适用于报纸，还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照片——一切可能承载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文字、文件。

过去时时刻刻都在被修改，被要求和现况相符。如此，党的所有预言都是正确的，任何违背当前需要的东西都不允许留有记录，历史就像那种可以被反复重写的本子，只要需要，就可以涂涂抹抹。而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人们就无法证明历史被伪造过。

大多时候，令党头不满的人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再也没有人见到他们，也不会有人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们中的一些并没有死。

待一切进行完毕，这份被选中的谎言就会被载入档案，成为真理。

就拿‘好’来说。有了这个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用‘不好’就可以了。这比用‘坏’要好，这正好表达了和‘好’相反的意思。

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立即现出崇敬的神色，但赛姆还是发现他不够热情。

“你不明白新话的目的就是缩小思考范围吗？让每个人都不会再犯思想罪，因为找不到可用来表达的词汇。每一个必要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它的意义就受到限制，它的次要意义就会被消除，被遗忘。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数字从电屏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和去年相比，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食物、服装、房屋、家具、饭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婴儿——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

下意识的动作最可怕，防不胜防，而说梦话又是其中最致命的一种。

贫民区里到处是准备好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

在私底下，党鼓励卖淫，如此无法被完全压制住的本能就有了发泄途径。只要偷偷地、了无乐趣地与卑微可鄙的下层女人发生关系，一时的放荡无关紧要。只有在党员之间，这种事才不可饶恕。

她的脑子里只有口号，只有党灌输给她的蠢话，但凡是党提出的，她都悉数接受。

假使有希望，它一定在群众身上。只有在那些被忽视的芸芸众生之间，在那些占大洋国人口85%的人们身上，才有可能酝酿出将党摧毁的力量。

党不可能从内部崩陷，就算其中真有敌人，他们也无法聚集一起相互确认，传说中的兄弟会也是如此，它无力汇聚众人，只能三三两两地碰个头。

不到觉醒的时候，便不会起身反抗；不反抗，就不会有觉醒。

党曾声明，是自己将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

繁重的体力劳动，家人与孩子、与邻居的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赌博，这就是他们的一切。

群众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党只要求他们拥有单纯的能够随时唤起的爱国之情，这有利于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劳动所得。

正如党的口号说的那样：“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看看现实中的生活，它和电屏中没完没了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和党宣称的理想目标也毫无共同之处。

历史书上的每个数字，包括那些人们确信无疑的事情，都完全有可能出自虚构。就他所知，可能从来没有“初夜权”这样的法律，从来没有资本家那样的人，从来没有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隐遁到迷雾里。过去被清除，清除的行为本身也被遗忘，谎言成为真理。

电屏里唱道：在栗子树的绿茵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也许疯子就是指少数派。曾经人们认为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征兆。但在今天，相信过去不会被篡改也是发疯的征兆。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它成立，其他一切皆是如此。”

在党内，几乎没有谁的思想是在革命前定型的。绝大多数老一辈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清除了，侥幸活下来的极个别人也已魂飞魄散，彻底在思想上投降。

人们只能接受党的说法，相信生活水平被提高，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拿来做参照的标准，这标准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有反对的观点都不能被证实。

在大洋国，人们几乎不可能找到1960年以前出版的图书。

人们从建筑上了解到的并不比书本上的多。雕像、碑文、纪念牌、街道名——所有能揭示过去的，都被更改了。

但在这世上，人们不可能得到枪支，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能迅速将人置于死地的毒药，自杀需要莫大的勇气。

朱莉亚二十六岁，和三十多个女孩挤在一间宿舍里（“一直生活在女人的臭味里！我是多么恨女人！”她补充道）。

她说，“人们总觉得女孩是纯洁的，但无论如何，我不是。”

唯一的胜利在遥远的未来，在你死了很久之后。

从向党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最好把自己当成一具尸体。

他们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他们说你终究会忘记；但这些年的笑与泪，仍牵动着我的心弦。

我要穿丝袜，穿高跟鞋！在这个房间里，我要当女人，不当党员同志。

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肉欲中饱含绝望，好比一个堕入地狱的灵魂抓住最后五分钟时间去体会最后一点快感。

现实无处可逃。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自杀。

在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似乎是无法压抑的本能，就好像只要有空气，人就会呼吸一样。

她只有在党的教条触及到她的生活时，才对它们提出质疑。其他时候，她经常轻易相信官方的虚假宣传，这仅仅因为就她而言它们是真是假并不重要。

温斯顿记得自己上学时是50年代后期，党只说自己是直升机的发明者。而十多年后，朱莉亚上学时，就变成了飞机。再过一代，党会说蒸气机也是党发明的）

每条记录都遭到销毁、篡改，每本书都经过重写，每幅画都被人重画，每座雕像、每条街道、每个大楼都已改名换姓，连日期都被一一修改。

历史停止了。除了党是永远正确、永无终结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复存在。

从某种角度说，在灌输世界观上，对那些不能理解它含义的人，党做得最为成功。这些人能够接受公然违背现实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意识不到针对自己的要求是蛮横无理的。他们对公众大事漠不关心，注意不到有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一点点地扩大头脑清醒的人的范围。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传播我们的想法，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这一代到下一代。

无知即力量

战争即和平

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安逸且有保障的生活，那么原先因贫困而蒙昧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成为有文化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一旦他们做到这点，则早晚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层毫无用途，进而会将其清除。

就长远来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

如果允许他和外国人接触，他会发现他们和自己一样，会知道他被告知的大部分和外国人有关的事情都是谎言。

现实的压力只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上——对吃喝的需求，对住房的需求，对服装的需求，以及对避免服毒、避免从高处坠落的需求。

上等人的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调换地位。至于下等人，他们被欺压得太厉害，生活太艰苦，以至于偶尔才能想起日常生活以外的事。

站在下等人的视角上，改朝换代无非是主宰者的名字发生变化而已。

在今天看来，就连中世纪的教会都算得上宽容。这一部分因为，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有能力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不断地监控之下。

电视业的发展以及用同一设备进行信息手法的技术的进步，终结了人们的私生活。

不用担心无产阶级，随他们去，他们会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劳作、繁衍、死亡，不仅不会有揭竿而起的冲动，也无法理解世界还可以有其他的样子。

无休无止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蒸发都并非是对所犯之罪进行的惩罚，而仅仅为了将那些有可能在未来犯罪的人清除。

大洋国社会的终极信仰是：老大哥无所不能，党永远正确。

英社认为过去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类的记忆里。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且两种信念还都为这个人所接受。

作为少数派，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也不能断定你是疯的。

他们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他们说你终究会忘记；但这些年的笑与泪，仍牵动着我的心弦。

“你明白的，温斯顿，”奥布兰说。“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明白的，你一直都明白。”

疼痛面前无英雄，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惧的疼痛，因为他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他们希望尽快被枪毙，以便在思想纯洁的时候死去。

人类要在自由和幸福之间做出选择，而大部分人都觉得选择幸福要好些。

建立独裁政权不是为了捍卫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权力即上帝

老大哥在看着你。

新话的目的不单是为英社的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媒介，更是为了让其他所有的思维模式都成为不可能。

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