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谷路
麦克唐纳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那里每一个病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都被困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想，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型药企在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研发这个问题上那么变幻无常，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人能找到新的药物靶点：这些病人无法表达他们的需求。
将精神分裂症作为躯体疾病来研究并不热门，至少这一疾病没有受到德利西培训督导们的重视。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病情似乎从来不会好转。
对于长期的精神病患者来说，被这些药物“成功”治疗后的表现其实和不成功时的表现相差无几。 毫无疑问，这些药物唯一真正的受益者是制药公司。
在中世纪的法国，圣女贞德能听到撒旦邪恶的话语，在贞德死后，这种声音又被描述成来自一位先知。
据估计，精神分裂症影响着全世界约1%的人口——全世界8 200万人，包括300多万美国人。
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中，每年约有40%的人完全没有得到治疗。每20例病患中就有1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生育这么多孩子让咪咪焕然一新了——至少咪咪不再惦记过去，人生的主题变了，缺失被填补了。以前，她总觉得自己遭到抛弃了，而现在她可以亲自创造出能陪伴自己的人。
病历上提到唐纳德承认做过更多“具有自毁倾向的怪事”：“跳进篝火中，用绳索紧绕脖子，打开煤气，去殡仪馆打听棺材的价格。他无法明确给出做这些事的动机。”
对于咪咪和多恩来说，最明智，或者说最现实的决定，只能是希望唐纳德自己康复。
实际上，从唐纳德那时起直到现在，每一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都是以氯丙嗪或者氯氮平为基础研制的。氯丙嗪和它的类似物成了众所周知的“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而氯氮平类药物则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两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两个女孩是最先注意到吉姆一点一点变得像唐纳德那样反复无常的。
脾气说来就来，好像瞬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又会变回原来的吉姆。但后来，吉姆开始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题为“精神分裂症的多基因理论”（A Polygenic Theory of Schizophrenia）的论文不认为是一个显性基因或两个隐性基因导致了精神分裂，而是提出存在一个“易感阈值”（liability threshold），易感性超过这个理论值的人可能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在他们看来，遗传和环境因素——比如家族病史和童年遭受的创伤——可能联合起作用，使一个人的易感性接近这种阈值。
多年来，多恩都在试图与孩子们保持距离。甚至儿子们发病后，他也没有停下工作。工作既是出于需要，也可以将他从日常的鸡毛蒜皮中解放出来。
弗里德曼进一步猜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问题，会不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众多刺激做出响应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刺激不做出响应的能力？他们的大脑会不会并没有过载，而只是缺乏抑制，每分每秒都在被迫处理所有接踵而来的信息？
弗里德曼的研究发现，只要是所谓的“正常”大脑，也就是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对第一次咔嗒声的反应都比对第二次的反应大。这说明正常的大脑会从自己所感知到的信息中学习，如果收到相同的信息，就不用从零开始。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却做不到这一点。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咀嚼了三片尼古丁口香糖后轻松地通过了测试。和没有患病的人一样，他们对第一声咔有反应，但对第二声咔没有。
199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有关精神分裂症研究的调查，指出医学界对这种疾病几乎仍然一无所知，治疗方面也毫无进展。医生所能做的似乎还是多年来的那一套：开点药，然后寄希望于病人的状况能有所好转。
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脑部发育疾病。
从小时候一直到青年时期，我都非常希望那些患精神病的哥哥们全都死掉。但这种想法其实很让人心痛的，挺折磨我的。
直到去世时，咪咪都在营造着一种幻象，想要维持“生病前”的美好，直到无可维持。
作为加尔文家的一员，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家族史中的地雷。这些雷被埋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的是避免让家族蒙羞。
很多人，包括她健康的哥哥们，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把唐纳德、彼得和马特当人看待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难以让人接近，很少有人能够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或许是这种疾病最具毁灭性的特点。
有资源的人各有各的选择，没资源的人什么都没有。
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尽管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仍然在这一疾病的门口打转。
精神分裂病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感情的转移上，仿佛家庭的重心永远地倾向了病人。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会彻底发生改变。
一个多世纪以来，专家们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是遗传。
加尔文一家的故事始于咪咪和多恩，他们的人生起初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自信，之后却在悲剧、混乱和绝望中分崩离析。
起初，在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之前，精神失常被认为是一种灵魂疾病，病人需要被关押、流放，或者进行驱邪。
《圣经》中描绘的第一个疯人是扫罗王，上帝的圣灵离弃他后，他受到恶灵的控制，发了疯。
在中世纪的法国，圣女贞德能听到撒旦邪恶的话语，在贞德死后，这种声音又被描述成来自一位先知。
15世纪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起先表现得非常偏执，后来变得沉默寡言，最后得了妄想症。他的疾病导致了玫瑰战争，成为权力之争的托词。亨利六世的精神病并非毫无渊源，他的外公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查理的母亲波旁的让娜，以及查理的舅舅、外公和曾外公也是同样的情况。
精神分裂症不等于多重人格，而是在自身与意识之间筑起一面高墙，两者开始只是存在些许间隔，之后则完全断离，病人不再能出入一般人理解的现实世界。
据估计，精神分裂症影响着全世界约1%的人口——全世界8 200万人，包括300多万美国人。
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中，每年约有40%的人完全没有得到治疗。每20例病患中就有1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生育这么多孩子让咪咪焕然一新了——至少咪咪不再惦记过去，人生的主题变了，缺失被填补了。以前，她总觉得自己遭到抛弃了，而现在她可以亲自创造出能陪伴自己的人。
他们照顾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父母？那个时代的经验非常简单，孩子有什么不正常，千万别告诉医生。
多恩和咪咪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别人羡慕不来的。
从青少年时期起，唐纳德身上似乎就有什么东西让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唐纳德意识到自己经常感到被困住了，懊恼自己没有成为理想中的样子。另一些时候，他会感到自己似乎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像一个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不在乎的陌生人，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咪咪和多恩常常参加各种晚宴，多恩会用专业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工业和艺术。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咪咪优秀的丈夫身上。每每这样的晚上，咪咪都觉得人生该有的都有了。
唐纳德再次来到健康中心。这一次，他的问题隐私性更强，也很古怪。他说他发现室友得了梅毒，他害怕自己会不小心被室友传染上。唐纳德曾经告诉过父母自己想学医，而现在，医生需要让他相信梅毒是通过性交传染的，日常接触不会传染。
病历上提到唐纳德承认做过更多“具有自毁倾向的怪事”：“跳进篝火中，用绳索紧绕脖子，打开煤气，去殡仪馆打听棺材的价格。他无法明确给出做这些事的动机。”
这种病没有预防措施可言，也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如果他们将唐纳德送进任何一家有点像精神病院的机构，一定会丢人现眼，他的大学教育也会终止。这还将是多恩职业生涯中的污点，他们家在社区中的地位也将急剧下跌。
对于咪咪和多恩来说，最明智，或者说最现实的决定，只能是希望唐纳德自己康复。
《吉内恩四胞胎》中首次指出，遗传和环境因素可能会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精神分裂症。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这原本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唐纳德聊起来却并没有显得很难过，而是表现得固执、漠然、苛刻，甚至有些多疑。
有一个人都被绑住两个星期了。她的记录表上写着，她接受过200多次电休克治疗。
因为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癫狂，所以需要让他们忙起来。得让他们干活，一个都不能闲着。
几十年来，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的生理机制始终欠缺明晰的认识，但一直在对病人进行药物治疗。
多巴胺假说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另一种精神安定剂氯氮平可以比氯丙嗪更好地缓解精神分裂症状，但它对多巴胺受体的作用方式与氯丙嗪正相反——氯丙嗪是抑制受体，而氯氮平则是提高多巴胺的水平。[14]如果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能在不同方向上影响多巴胺的水平并且都有治疗效果，那么就需要某种多巴胺假说以外的理论来解释它们的作用原理了。
实际上，从唐纳德那时起直到现在，每一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都是以氯丙嗪或者氯氮平为基础研制的。氯丙嗪和它的类似物成了众所周知的“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而氯氮平类药物则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两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两个女孩是最先注意到吉姆一点一点变得像唐纳德那样反复无常的。
脾气说来就来，好像瞬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又会变回原来的吉姆。但后来，吉姆开始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你从哪里来？”法官问。 “我来自地球。”迈克尔说。
社会上将精神疾病与有创意的艺术冲动等而视之的观念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艺术家是反叛旧习和讲真话的人，是疯狂世界里唯一清醒的人。
整体而言，虽然精神分裂症很少从父母直接遗传给孩子，但有精神分裂症史的家庭将这种疾病传给后代的可能性是其他家庭的四倍多。
精神分裂症在家庭中会曲折地传递下去。
精神分裂症可能并不是由一个基因导致的，而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各种环境因素激活这些基因导致的。
题为“精神分裂症的多基因理论”（A Polygenic Theory of Schizophrenia）的论文
他们不认为是一个显性基因或两个隐性基因导致了精神分裂，而是提出存在一个“易感阈值”（liability threshold），易感性超过这个理论值的人可能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在他们看来，遗传和环境因素——比如家族病史和童年遭受的创伤——可能联合起作用，使一个人的易感性接近这种阈值。但如果各种因素累加起来没有达到临界值，那么一个携带精神分裂症基因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表现出症状。
戈特斯曼和希尔德的理论被称为“素质—应激假说”，其核心是后天因素激活了先天因素。
素质——应激假说有些像是在先天论和后天论两个阵营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如果假说成立，那么无论氯丙嗪等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机制是怎样的，这些药物都只可能作为精神分裂症长期治疗的一部分手段而已。
有断断续续的时间，一周或一个月，唐纳德会表现出片刻的清醒，甚至还能工作，当动物管制员、地产销售代理、建筑工人。
唐纳德这时失控了，他掐住咪咪的喉咙，开始摇晃她。好几个男孩上前阻拦他才没把自己的母亲掐死。
只有咪咪和多恩知道一个事实，多年来他们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在布莱恩死之前的一段时间，医生曾让他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替沃噻吨。
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把布莱恩的病情公之于众。
多年来，多恩都在试图与孩子们保持距离。甚至儿子们发病后，他也没有停下工作。工作既是出于需要，也可以将他从日常的鸡毛蒜皮中解放出来。
在待人接物上，以前的咪咪称得上得心应手，而如今，她的生活毫无逻辑可言。每有一个儿子生病，她就变得更像一个犯人，被秘密囚禁，被精神病带来的羞耻感压得不能动弹。
现在，假装正常都成了一种奢望。她再也无法幻想自己可以摆脱多年来闭口不谈的痛苦了。
虽然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病房里满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将精神分裂症作为躯体疾病来研究并不热门，至少这一疾病没有受到德利西培训督导们的重视。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病情似乎从来不会好转。
1979年，怀亚特团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室中存在更多的脑脊液。
她花了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多精力来回避家人生病带来的耻辱感，并努力遗忘吉姆对她的伤害。
玛格丽特从没告诉过她在肯特中学的朋友自己有个哥哥死了，也没告诉过他们自己还有三个哥哥是精神病医院的常客。
隐瞒事实也许会让她在某些同学眼里显得有点虚伪，但只有这样她才能熬过每一天，才能筑造让她不太害怕的生活，才能活下去。
他开始说起天上各种各样的星星，说这些星星能指引他找到地下特定的元素，还说这些元素和他所谓的“岩刀化学”有关。他认为自己必须找到这些元素，然后用锤子把它们砸成粉末后吃掉。
但她真正想要的，或许是这种亲近的感觉。一种并不复杂的爱，没有困惑，也没有危险。
弗里德曼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难以用有效的方式处理中枢神经系统感受到的全部信息。这种“脆弱性假说”是一个来自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于1977年提出来的。
无论是日常遭受的情感伤害，长期的贫困，还是童年时受到的创伤性虐待，这些经历都不会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但会提供“让脆弱生根发芽的机会，最终发展成精神失常”。
弗里德曼进一步猜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问题，会不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众多刺激做出响应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刺激不做出响应的能力？他们的大脑会不会并没有过载，而只是缺乏抑制，每分每秒都在被迫处理所有接踵而来的信息？
弗里德曼的研究发现，只要是所谓的“正常”大脑，也就是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对第一次咔嗒声的反应都比对第二次的反应大。这说明正常的大脑会从自己所感知到的信息中学习，如果收到相同的信息，就不用从零开始。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却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第二次咔嗒声，他们的大脑仿佛要重新反应一遍，尽管他们在不到一秒钟之前刚听到过相同的声音。
患者脑部对两次咔嗒声反应的脑电波幅度完全相同。对于第二次咔嗒声，他们的大脑仿佛要重新反应一遍，尽管他们在不到一秒钟之前刚听到过相同的声音。
她们也都吸过毒，主要是大麻，但似乎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毒品更多是用来遗忘和逃避过去的。
我被疯狂困住了，没有人应该一辈子努力去遗忘…… 玛格丽特的日记，1983年4月3日
她厌倦了假装一切正常。她在寻求帮助，却又不确定去哪里寻找。
在栗居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勉强有所改善或者恢复。
脑室增大是这种疾病导致的，而不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
对于长期的精神病患者来说，被这些药物“成功”治疗后的表现其实和不成功时的表现相差无几。 毫无疑问，这些药物唯一真正的受益者是制药公司。
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至亲来说，是很难无视病人所经历的痛苦的。
德利西一走进隐谷路加尔文家的家门，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研究样本。这可能是全美国病得最厉害的精神病家庭。
1984年，在见到加尔文一家之前不久，弗里德曼研究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直系亲属的感觉门控能力，发现有一半直系亲属与病人一样，也表现出了感觉门控异常。
感觉门控是可遗传的。
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中，同样是感觉门控异常的兄弟姐妹，有一些会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有一些则不会，其原因仍然是一个谜。
精神分裂症的致病基因与其他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或分裂情感障碍——存在关联。
海马的功能是随时提醒一个人自己身处何处，而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海马发育不够充分，这使他们容易丧失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海马比健康人的海马要小。
你只要跟病人聊上五分钟，”韦恩伯格说，“就会发现他们的大脑转得跟一般人不一样。”
韦恩伯格在他的新理论中提出，脑部的异常在更早期的阶段就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他将精神分裂症重新定义为一种“发育障碍”：患者在出生时，甚至在子宫中，就已经出现了发育异常，这些异常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使大脑的发育越来越偏离正轨。韦恩伯格认为，基因的作用是为大脑的发育和功能提供一份蓝图，具体的发育过程是在环境因素的帮助下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
如果韦恩伯格是对的，那么大脑最终发育成熟的青春期阶段就只是故事的尾章而已。患病的大脑在妊娠期、出生时和童年期都在经历着发育障碍，只不过到发育的最后阶段，当大脑成熟时，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
当医护人员问他为什么停止服药时，唐纳德说是因为他的手表不走了。
他坚持说咪咪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因为他小时候在医院被调包了，还说自己是章鱼的后代。
当被问起他是否持有驾照时，他说他有“金凤花和三只小熊”版的科罗拉多驾照。
他不断说起中国的历史，说自己前世生活在中国，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这非常怪异。有一次，他激动地指着天空，告诉琳赛云是粉红色的，还说有一个他前世时代的中国皇帝正在和他说话。“
“他们给我吃的药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死掉，”马特曾经说，“你要是看了最近的新闻就知道，有480人死于4起飞机失事；有8 000人在喜马拉雅的地震中丧生；有150人在尼日利亚被射杀；有22人在教堂被杀；有22人死于另一次空难。别再给我吃药了，不然这种灾难还会不断发生。”
反省人生时，玛格丽特总会想到母亲，想知道为什么她要生这么多孩子，为什么她不惜牺牲健康的孩子也要保护生病的孩子，为什么她明知吉姆精神不正常还要把两个女儿周末送去跟他住。
她开始认识到，咪咪没有能力目睹性侵在她眼皮底下发生，她甚至从来没承认过自己遭受过性侵。这会不会是咪咪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没有分寸、没有节制的原因？她的母亲不断扩充这个家庭，其实只是为了逃离过去，她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家，一个没有瑕疵的家。
她需要远离其他家人才能彻底抚平创伤。
这么多年来，彼得吃的药甚至都可能不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对的药的话。
弗洛登斯坦神父性侵了唐纳德，
有一点是肯定的，性侵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
1997年，弗里德曼鉴定出了CHRNA7基因，这也是科学界鉴定出的第一个确定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
是一个叫作CHRNA7的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正是α7受体。
精神分裂症会在家族中消失，之后再次出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咀嚼了三片尼古丁口香糖后轻松地通过了测试。和没有患病的人一样，他们对第一声咔有反应，但对第二声咔没有。尽管在尼古丁的效力消退后，这些患者对第二声咔恢复了反应。
弗里德曼很好奇，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譬如彼得·加尔文——总是不停吸烟，难道只是巧合吗？在他看来，尼古丁可能给这些患者提供了抽离妄想的片刻解脱。
弗里德曼研发出了一种被称为DMXBA（3-2,4 dimethoxybenzylidene anabaseine的缩写）的药物，
199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有关精神分裂症研究的调查，指出医学界对这种疾病几乎仍然一无所知，治疗方面也毫无进展。医生所能做的似乎还是多年来的那一套：开点药，然后寄希望于病人的状况能有所好转。
《自然》杂志几年前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编辑认为精神分裂症“无疑是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所有疾病中对人类伤害最深的疾病”。
把这些基因异常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看，每个基因异常只会轻微增加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
2014年的《自然》杂志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则涉及36 989位病人，发现了108个位点。罗伯特·弗里德曼的CHRNA7基因也位居这些可疑位点之列，这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些许证据。但研究者发现的位点越多，这些结果就越显得意义有限。
事实是，氯丙嗪类药物已经被研制出来很久，几乎每家制药公司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药物在缓解精神病发作方面效果很好，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再拨款研究其他新药。
十年间，彼得每次住院的时间都很长，直到他可以独立生活时才会出院。每次回到现实世界，只要按时服药，他都能撑一段时间。
2004年，彼得已经43岁了，情况也更不乐观。他更瘦了，脑子也更糊涂了。
到8月时，彼得使用的药物已经多达8种：齐拉西酮、利培酮、加巴喷丁、利培酮长效注射剂、再普乐、氟奋乃静、奥卡西平和氯丙嗪。但这些药也都不管用。
我不要做那些破事，”他在2004年11月8日说，“我的骨头都被搞坏了。我要打电话给空军学院，让他们炸了这个地方。”
一年后，2006年6月，彼得再次被送回了普韦布洛精神病院。这一次，他宣称“我已经修复了灵魂”。他拒绝进食，认为自己的食物被人投了毒。
电击频率在2005年1月调整到了每周2次。医生最终在5月宣布，彼得的症状彻底消失了。“他没有表现出对他人的危险性，因此可以出院了，他和家人相处得也不错，”他的出院文件写道，“
几周以来，吉姆·加尔文去了科罗拉多泉市彭罗斯医院的急诊室好几次，抱怨头痛和四肢刺痛。医护人员每一次都让他回家，诊断书上说他的情况只是他常有的妄想症状。
2009年12月7日，约瑟夫·加尔文独自死于家中，年仅53岁。当地的验尸官报告说死因是氯氮平中毒引起的心力衰竭。这种强力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乔有所帮助，但其副作用也在缓慢地摧毁他的身体。
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科学界已经鉴定出了100多个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位点。尽管有不少人很看好这些发现，但每一个这种位点对精神分裂症的贡献都非常微小，因此以任何一个这样的位点为靶点来研制药物都显得颇为荒谬。
麦克唐纳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那里每一个病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都被困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想，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型药企在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研发这个问题上那么变幻无常，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人能找到新的药物靶点：这些病人无法表达他们的需求。
2010年，当时的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精神病学家托马斯·因瑟尔呼吁研究界将精神分裂症重新定义为“一系列神经发育障碍”，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
弗里德曼的想法很简单：对于那些怀的孩子有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孕妇，如果在孕期服用大剂量的胆碱会有什么效果？胆碱或许也可以被用作营养补充剂，使原本有患病风险的孩子的大脑健康发育。
在子宫中得到胆碱补充剂的婴儿的听觉门控能力要优于对照组的婴儿：76%的实验组婴儿拥有正常的门控能力，而门控能力正常的对照组婴儿的占比只有43%。在这项实验中，甚至很多携带异常CHRNA7基因的婴儿也拥有正常的听觉门控能力。
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脑部发育疾病。
咪咪的妹妹贝蒂已经年近90，她结婚后生下的孩子似乎都没什么精神问题，这对咪咪一家打击很大。
医务人员告诉琳赛，有人不来很常见，他们害怕这种疾病，甚至都不愿意想起。
每天都会有新情况，膀胱感染、胃不舒服、恶心想吐，接连不断的病痛只能靠吗啡来缓解。
唐纳德说多恩和咪咪不是他的亲生父母，说他实际上比出生证上的出生日期早出生5年，并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爱尔兰，出生在另一个也姓加尔文的家庭。“
唐纳德把咪咪称作自己的妻子，把已故的父亲称为“她的丈夫”。
在他所有的故事中，唐纳德似乎特别沉迷于做家中老大的角色——因为他患病前确实如此，而如今只能在疯狂的白日梦中幻想一下。
“我成了一名生物学家，同时还是通晓各个医学领域的科学家。我能从事9万种行业，但我只做过6 006种。”
我是个药剂师。作为建筑师，我在美国建了9 000座新药房。这就是我必须当药剂师的原因，我要吃药。中国政府愿意给我机会试试，我们要征服世界，给所有人开药房。所以我爱中国。我是神经生理学药剂师。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在自己的科学领域做的就是这个。”
从小时候一直到青年时期，我都非常希望那些患精神病的哥哥们全都死掉。但这种想法其实很让人心痛的，挺折磨我的。”
直到去世时，咪咪都在营造着一种幻象，想要维持“生病前”的美好，直到无可维持。
多恩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会定期来普韦布洛接受电休克治疗。文件上给出的理由是，在经历过癌症多次复发和一个兄弟去世的打击后，多恩在20世纪90年代初患上了抑郁症。
毕竟在他这种境遇下——一个儿子先谋杀他人然后自杀，另外五个儿子有妄想症，其中一个还会无法自控地猥亵儿童——谁会不抑郁呢？
咪咪一定是知道多恩接受电休克治疗这件事的。她一定是跟他一起去，之后驾车送他回家的，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月一次的频率。她也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事。作为加尔文家的一员，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家族史中的地雷。这些雷被埋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的是避免让家族蒙羞。
我像个一次性用品一样被丢弃了，像不要了的旧衣服，玛格丽特曾在日记中写道。
咪咪所热爱的科罗拉多的自然世界给她提供了某种慰藉，让她得以暂时逃避现实中的悲剧。
我们的文化将疾病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对每一种疾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的发展都会像脊髓灰质炎一样，先是无法治愈，然后神药出现，最终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疾病的情况都符合这种模式。更多的时候，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未必能走出实验室并应用到更多人的身上。
20世纪70年代，精神分裂症研究者卢·克伦威尔曾描述过这种困境：“就像人在骑旋转木马时要选一匹马。人人都会认为自己的马是领头的。一轮转完，人从马上走下来，才看清楚这马其实哪里也没有去。不过那种经历倒是挺让人开心的。甚至让人想再玩一轮。”
如果加尔文家的男孩晚半个世纪出生——比如生长于如今这个时代，而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治疗他们的手段会不会有所不同？从某些方面看，并不会有多少改变。
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之间存在重叠，而双相情感障碍又和自闭症之间存在重叠。
最新的研究提示，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多少都有点精神疾病。2013年发表的一份荟萃分析发现，总人口中有7.2%的人经历过幻觉或妄想。
R. J. Linscott and J. van Os. “An Updated and Conservat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on Psychotic Experiences in Children and Adults:On the Pathway from Proneness to Persistence to Dimensional Expression Across Mental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3, no. 6 (June 2013): 1133—49.
2015年的研究得出的数据是5.8%，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只出现过一次幻觉，另三分之二则表现出持续的症状。[
[6] John J. McGrath, Sukanta Saha, Ali Al-Hamzawi, Jordi Alonso, Evelyn J. Bromet,Ronny Bruffaerts, José Miguel Caldas-de-Almeida, et al., “Psychotic Experience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31,261 Respondents from 18 Countries,” JAMA Psychiatry 72, no. 7 (July 1, 2015): 697—705.
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每次后续发作的精神崩溃都会对大脑造成永久的损伤，影响到对信息处理至关重要的灰质。
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的两难困境依然如初。定期服用药物的确可以延缓精神病的发作，但同时病人也在承担着受长期副作用伤害的风险。
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病情控制住之后继续服药的病人的复发率和停止服药的病人一样高。
问题的核心是预防，而这面临的挑战是在一个人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前诊断出他（她）有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
弗里德曼最近表示，“校园枪击案的作案者中有一半都患有精神分裂症。”
很多人，包括她健康的哥哥们，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把唐纳德、彼得和马特当人看待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难以让人接近，很少有人能够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或许是这种疾病最具毁灭性的特点。
童年创伤中的幸存者这个话题。这些人往往会在之后的人生中主动寻找会伤害他们的人，从而继续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使自己得到帮助。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无法获得她儿子获得的那种治疗的。其中有人是因为缺乏各种资源，有人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把精神疾病视作一种耻辱，选择对他们视而不见。
“有资源的人各有各的选择，没资源的人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