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的母亲怎么说，但是霸凌者、骗子和自吹自擂者似乎都过得很好，而那些她认为善良正直的人们却似乎过得糟透了。

我观察到有关政治人物的一切似乎都很可疑：他们在电视上出现时，刻意修整的发型、贪婪的笑容、表现得既庸俗又自我吹嘘，但私底下却讨好企业和资本家。我认为他们是某种操纵游戏中的演员。

“你这么理想主义，很好。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话是否真的有可能成真。” 我把这些话都当成耳边风，因为我怕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继续做梦吧，巴拉克”，是我跟大学朋友争论到最后常听到的话。

我告诉我的女儿们，热情弥补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我在哈佛法学院那段时期是这样没错。

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可能无法鼓舞人心，但却使民主在混乱中匍匐前进。

“这样值得么？” 她问。我不记得当时我说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跟她承认，连我都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值得。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愚蠢的选择：那些时候，你发现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你进行分析，然后自信满满地提出错误的答案。

我认清自己参选联邦众议员，不是出于渴望改变世界的无私梦想，而是出于想证明自己做出的选择，想满足自尊心，或平息对他人的成就产生的嫉妒。年轻时，我曾经告诫自己不能成为那样的人；而现在，我却成为那样的人。

我们这辈子受到意外与偶发事件左右的程度高于我们的想像。

选总统不是来执行律师、会计师或飞行员从事的一些专业任务。动员公共舆论，塑造能够运作的政治联盟，才是他的工作。不管我喜不喜欢，感动人们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实。

我能体会裴卓斯一心想完成他的任务，所以我告诉他，如果我们角色互换，我的立场也会是如此。

这就是我的职责之一：外表维持一切如常的感觉，让大家继续无忧无虑地以为，我们生活在安全有序的世界。

白宫任何一项重大倡议都需要几个月时间准备。开十几次跨部门会议，甚至可能牵涉到数百名工作人员。期间要和有利害关系的人广泛协商。

每次只要走进室内，屋里每个人都会立刻站起来，我受不了对他们咆哮道：“坐下！”我告诉团队不用多礼，这些不是我的风格。他们会笑笑并点头，然后下次见面时，还是照样行礼如仪。

我每天仍需要抽五根（或六、七根）香烟。在我选上联邦参议员后，不再于公众场合吞云吐雾。

有时决策过程再好，有些事情依然会一筹莫展。有时你被人糟蹋了，而你最好的回应只能是喝杯烈酒，然后点根烟解忧。

胡锦涛并非特别强势的领导人，他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那样分享权力。

梅德维杰夫借助他与普丁的政治关系，顺利成为俄国最大木材公司法务主管并取得大量股权。

梅德维杰夫懂英语但宁愿透过翻译与我对话。

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说过，“（政治）谎言不但是一种道德类别，更是国家的支柱”。

我不仅发现他对俄国的处境未能深思熟虑，还注意到他说话出人意料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冷漠，仿佛他想让我明白，他并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而当我们转换到其他话题时，他说话的方式也随着改变了。对于处理金融危机的必要步骤，他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而且有建设性的看法。

我的第一任期主要任务将是收拾前政府留下的烂摊子，而不是推动新措施。

我想起被我下令射杀的那些索马里亚穆斯林海盗，以及也门、伊拉克、埃及、约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可能穷尽一生都买不起沙国馈赠外国领导人的那种项链。

人性放诸四海皆准。

普丁的一切作为都在传达一项论述：多亏了他坚定的家父长式领导，俄罗斯已恢复了原有气势。

普丁而言，问题只有一个：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强权了。

普丁把人生视为一场零和赛局，可能会与圈外人做生意，但最终仍无法信任他们。你先明哲保身，再为自己人着想。在这样的世界中，做任何事都肆无忌惮，蔑视任何远大理想，一心只想掌握更多权力。

空军一号在北京降落，这是我首次正式访问中国。我们按照指示把所有非政府电子设备留在机上，同时抱持一切通讯都被监控的心态来应对。

我们代表团部分成员得在黑暗中穿衣甚至洗澡，以避开可能巧妙藏在每个房间的针孔摄影机。

有时，中国情报部门厚颜无耻到简直像拍喜剧。有次，我的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前往参加筹备会议的途中，发现有东西忘在饭店房间内。一打开房门，他发现除了两名房务人员在整理床铺，居然还有两位西装笔挺的男子仔细翻阅着他桌上的文件。

临别时，美智子皇后赠送我一首自己谱的钢琴曲，意外坦诚地说自己凭着对音乐与诗歌的热爱，才得以度过三不五时感受到的孤独。

若非我知道温家宝等中共高官习于把国家合约与特许执照转让给家族成员，还把数十亿美元资金存入海外帐户，我可能会更同情他。

司仪好心指出，所有少数民族在中国都受到尊重，这对数千名藏族与维吾尔族政治犯而言想必前所未闻。

雷吉于是问我，明朝最后为何会灭亡。“内乱喽，”我说，“权力斗争、贪污腐败、农人挨饿，因为有钱人不是太贪婪，就是完全不在乎……”“老样子嘛。”雷吉说。我点了点头。“确实是老样子。”

我认识的纽约开发商与商界领袖一致指出，川普很擅长炒作新闻，也曾有过一些不好的纪录，包括多次声请破产、数度违反合约、苛待员工、财务安排不诚实等，而他当时主要业务是凭借高知名度授权非自有、非受其管理的地产挂川普的招牌。

在白宫任职的男男女女也如其他公民一般，每日经历着各式满意、失望、职场倾轧、搞砸的事情，以及不足挂齿的胜利。

我估计可于一年内以五百页左右的篇幅完成此书。 然而，写作过程未如所愿。

我很难只靠引用大量经济数据或详尽的白宫简报，来解释种种决策动机，因为这些动机往往出于选战期间与某个陌生人的对话、某次探视军医院的体验，或是童年时母亲对我的教诲。

世界上有些人只考虑他们自己，只要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在乎别人会怎样。他们打压别人，借此觉得自己很重要。

我适应了预科学校同学中不太细腻的阶级，主要由同学爸妈钱的多寡排高低。然后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无论我的母亲怎么说，但是霸凌者、骗子和自吹自擂者似乎都过得很好，而那些她认为善良正直的人们却似乎过得糟透了。

我确实从书中找到避难所。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从小就养成阅读习惯。每当我跟她抱怨无聊没事做，或是当她没钱送我去念印尼的国际学校时，抑或是因为没有保母照顾我，我不得不陪她去上班时，她都会要我看书。

我观察到有关政治人物的一切似乎都很可疑：他们在电视上出现时，刻意修整的发型、贪婪的笑容、表现得既庸俗又自我吹嘘，但私底下却讨好企业和资本家。我认为他们是某种操纵游戏中的演员。

我念书念到失心疯，全神贯注于层出不穷的问题上。

如果我能让时光倒转，我可能会督促年轻的我将书本放在一边，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那时我烟抽得很凶）。我要跟他说，放轻松，去见一些人，好好享受二十几岁年轻人该有的生活乐趣。

“你这么理想主义，很好。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话是否真的有可能成真。” 我把这些话都当成耳边风，因为我怕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在某种基本程度上，我理解我的愿景有多么荒谬，也清楚我的雄心壮志与生活中实际所做的事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

我养成对自己的假设产生质疑的习惯，而且我认为这个习惯最终派上用场。因为这个习惯阻止我变得令人讨厌。

在学校里传授的美国历史版本，掩盖奴隶制度，忽略对美国原住民的屠杀，我没有为之辩护。美国行使强大的军事力量，跨国企业的暴行，是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坚信美国的理念和美国的承诺，我固执到甚至令自己感到惊讶。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那就是我的美国 。

“继续做梦吧，巴拉克”，是我跟大学朋友争论到最后常听到的话。

那是我在一九八三年毕业时的景况：我有远大的构想，但却无处可去。我没有任何运动可以参加，没有无私的领导者可以跟随。我所能想到、跟我的梦想最接近的是所谓的“社区组织”，也就是将普通百姓聚集在一起，解决当地关注问题的基层工作。

我经历过失败，学会振作起来，所以我可以召集那些信任我的人。我经常遭到拒绝和侮辱，因此我不再害怕这些事。

我并没有留下来，我进入哈佛法学院就读。针对每个问题，我们似乎一直在跟某个重要人士（政客、官僚、冷漠的执行长）碰头，他们有能力让事情变得更好，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当我们确实从他们那里获得让步时，通常这种让步太微不足道也为时已晚。我们需要的是制定预算和指导政策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存在于其他地方。

我发现如果没有治理的结构、组织和技能，这场运动的巨大能量就无法持续。我看到主张消除种族歧视的政治运动，无论多么合理，都会引起恐惧和反弹，最终让进步受到限制。在哈罗德死后，原本创建的联盟迅速瓦解，我看到光靠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引发变革，其实是危险的。

重要的是，哈罗德带给人们希望。

魅力十足的政治人物之所以令人难忘，不是他们做过什么，而是他们给你什么感觉。他们让你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就像世界掌握在你手中，将重新改造。

我知道这条道路充满陷阱，不但必须懂得妥协，不停追着钱跑，有可能偏离最初的理想，还要努力不懈地追求胜利。

在一九八八年秋天，我满腔抱负进入一个光靠雄心壮志很难脱颖而出的地方。毕业生代表、学生会主席、拉丁学者、辩论冠军，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见到的人，通常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青年男女。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到大就立定志向，这辈子注定要功成名就。

我告诉我的女儿们，热情弥补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我在哈佛法学院那段时期是这样没错。

就读哈佛法学院第二年时，我当选《法律评论》（Law Review）总编辑，也是该社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编辑。此事引起一些全国媒体的关注，我签下一本书约，也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作邀约。

失败和匮乏无处不在，一旦被裁员或解雇，就得重新奋斗。蜜雪儿从未担心会被出卖，因为在南区长大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总是局外人。在她看来，追求成功会遇到的障碍非常明确，因为这些障碍不请自来。不管你做得多么好，都必须证明自己属于那里，不仅向怀疑你的人证明，也向自己证明，你是属于那里的。

“我可以试试看，不是吗？” 我笑着说。“如果不能承担一些风险，那么拥有这么棒的法律学位，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最后行不通，那就行不通吧。我会没事的，我们会没事的。”

从加州海岸度完蜜月回来后，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也写完一本书，并正式加入Davis, Miner, Barnhill & Galland这家以民权诉讼业务为主的小型律师事务所，专门负责就业歧视诉讼案件，并为公平住宅团体处理房地产业务。

爱丽丝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先前曾是教育家，跟当地社区有很深的渊源。即使表现不算出色，但也稳稳当当，还受到进步主义者和曾帮助哈罗德当选的一些黑人活动分子所喜爱。尽管我不认识她，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最重要的是，爱丽丝同意支持我。

我不仅在州参议院议事厅，也在篮球场和高尔夫比赛，以及

每周两次的两党扑克牌比赛中，认识议员同事和他们的幕僚。我们的扑克牌比赛，赌注是二美元，而且有三次加注的限制，房间里总是充满烟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八卦话题，还不时传来啤酒开瓶的声响。

我早就认识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艾米尔．琼斯（Emil Jones），他是年纪六十多岁、身材高大健壮的黑人。认识他，对我大有帮助。

有一天，当我提出的一项法案化为乌有，我站在圆形大厅里，一位好心的游说者走过来，将他的手放在我身上。他说：“巴拉克，你必须停止这种自取灭亡的做法。在这种地方生存下来的关键是，要了解从政就是做生意，就像卖车或街上的洗衣店。如果你开始相信政治无所不能，你就会发疯。”

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可能无法鼓舞人心，但却使民主在混乱中匍匐前进。

“这样值得么？” 她问。我不记得当时我说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跟她承认，连我都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值得。

回想起来，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做蠢事。我指的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愚蠢的选择：那些时候，你发现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你进行分析，然后自信满满地提出错误的答案。

搭机飞回芝加哥途中，我的心情跌到谷底。我快四十岁了，既没钱又遭受屈辱的失败，而且婚姻关系紧张。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感到自己走错方向。无论我以为自己精力有多么旺盛、个性多么乐观，无论我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潜力，却因为一次愚蠢的选择，让一切全部落空。更糟糕的是，我认清自己参选联邦众议员，不是出于渴望改变世界的无私梦想，而是出于想证明自己做出的选择，想满足自尊心，或平息对他人的成就产生的嫉妒。年轻时，我曾经告诫自己不能成为那样的人；而现在，我却成为那样的人。

我搭机飞回芝加哥时，艾尔．高尔（Al Gore）正在接受提名。这说明了政治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复原力的必要。

二○○一年我开始思考政坛之后的人生，也许教书或当个全职的作家，或是重披律师袍，抑或到当地的公益慈善基金会觅个职位。

在我竞选联邦众院失利之后，我多少有些自暴自弃，心想就算没放弃改变世界的奢望，至少也不该再坚持得先站上更大的舞台才能改变世界。

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自己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或快结束了），但是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还不准备放手。

我意识到，要真正改变现状，我必须尽可能地扩大基本盘，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为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参选联邦公职，例如联邦参议员。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真是有够厚脸皮，也忒敢的，竟然想参选联邦参议员，毕竟我当时才刚大败给拉什，所以很难不承认，也许是不甘心，亟于想再试一次，跟酒鬼保证这是最后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辙。只不过当时我不承认罢了。

我也明白：如果我只是空想，不付诸实践，那么该是时候离开政坛。既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离开也没什么遗憾。

阿克塞尔罗说：“巴拉克，你的理想主义固然振奋人心……但是除非你募到五百万，让这些想法在电视上曝光，大家听得到也看得到，否则你没机会。”

她最担心的是选战对我们家庭财务的影响，自上次选战以来，至今还负债累累，尚未完全还清。她提醒我，我们还有学贷、房贷、卡债等要张罗。我们也还没开始准备两个女儿的大学学费。此外，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得停止执业，才能参选参议员，这会进一步削减我们的收入。

她说：“你如果落选，我们会陷得更深。如果赢了会怎样？我们如何养两个家？一个在华府一个在芝加哥？我们现在连一个都快养不下去了。”

我已预先想到这点。“如果我赢了，这会引起全国关注，我将是参院唯一一位黑人议员。有了更高的知名度，我可以写另一本书，它会热卖，然后替我们还掉增加的债务。”

蜜雪儿说：“到此为止，巴拉克。这是最后一次，但别想我帮你竞选。更正确地说，你别指望我这一票。”

看着墙上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击败劲敌桑尼．利斯顿（Sonny Liston）面露胜者之姿的海报，我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再打一通募款电话。

败给拉什这事，让我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我得和媒体更有效地互动，学习用更吸睛的亮点短语（sound bites）传达我的理念。我的选战与其长篇大论地讲述政见，不如多与选民一对一链接。此外，我得募款，募集一大笔资金。我们做了多次民调，证明我说不定会赢，但前提是，我得花大钱买电视广告，提高曝光率。

身为候选人，日子甚是开心有趣。在芝加哥，周六我会深入各个社区，有墨西哥裔区、意大利人区、印第安原住民区、波兰裔区、希腊裔区等等，和居民一起吃喝同乐，参加游行，亲吻幼儿，拥吻老奶奶。

我的竞选演说删掉自己的立场与政见，改以选民的各种心声为主。

第一支广告要我直接对着镜头说话，最后喊出口号“是的，我们做得到。”（Yes, we can）

我刚好接到出版社编辑来电。由于党代表大会的演说，拉抬了我旧书的买气（该书已绝版多年，最近才又重新出版），冲上排行榜冠军。编辑打电话来恭喜我，也提醒我还欠他们一本新书，这次预付的版税之高，让人瞠目结舌。

为了降低外界过高的期待，我和团队参考了希拉蕊．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做法，后者四年前高调进入参院，靠着勤奋、实力、关心选民创建了口碑。

我怀疑上帝的计划（不管那计划是什么），规模大到可拯救我们凡人的苦难。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我们这辈子受到意外与偶发事件左右的程度高于我们的想像。

我知道争取总统候选人资格并非你心血来潮的事。怎么做才对？一，要谋定才能后动。再者，必须慢慢来，且不动声色。三，不仅要有自信与信念，也要有人愿意捐赠大把的钞票，给予充分的承诺与善意，让你能一路走遍全美五十州。

很多人会说你还需要更多的经验。但是我跟你说吧，在参院再待十年不会让你变成更好的总统。你能激励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少数族裔、甚至是立场温和的白人。

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蜜雪儿为了我的政治前途，要坚忍、包容，她做到了，尽管勉强但充满了爱。然后我故态复萌，每次都加码，对她要求更多。

我为什么要让她经历这些折磨？难道只是我的虚荣心？还是有什么更黑暗的欲望——赤裸裸的私欲？盲目的野心（只不过裹上了为民服务的美丽语言）？抑或我只是想向那个抛弃我的生父证明我很厉害？不辜负母亲对独生子的期许？解决黑白混血儿内心根深柢固的自我怀疑？

我现在怀疑，自己是否真能逃脱那块需要疗愈的黑暗面，是否真能摆脱那个多还要更多的欲望。

阿克塞尔罗对我说道：“整件事会非常疯狂、不顾尊严、野蛮嗜血，你得有些病态才能打赢。我不知道你是否那么饥渴。我想，就算你永远当不上总统，也不会不开心。”

辩论中最有效的答案并不是在阐明什么，而是唤起一种情感，或确认敌人是谁，或告诉选民，比起讲台上其他人，你一直都站在他们这一边。把这样的做法说成肤浅没深度很容易。可是，你选总统不是来执行律师、会计师或飞行员从事的一些专业任务。动员公共舆论，塑造能够运作的政治联盟，才是他的工作。不管我喜不喜欢，感动人们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实。

在总统选举中，假如没有资源去执行，就算最好的策略也没什么用，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钱。

保罗曾耐心地向同学解释为什么不该支持共和党，“因为你们家并不有钱 。 ”

美国政府坚持双重幻想，即巴基斯坦是反恐战争中的可靠伙伴，我们也绝不侵犯巴基斯坦领土以追击恐怖分子。

现代政治残酷本质的一部分，你的对手不是只尝试将球投入篮框或推着球跨过你的得分线，而是试图说服广大的公众，在判断力、智慧、价值观和性格等方面，他比你更值得信赖。他的方式也许很含蓄，更常是明火执仗地来。

当我擦去眼泪时，普洛菲和薇拉瑞假装没注意到。随着总统选战推展，更多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四处流传。它们都避开我的国籍，全面追打我的“异国特质”，这些更恣意的土制暗黑谣言诳称我曾贩毒、曾是同志男娼、与马克思主义挂钩，且有多名私生子女。

全国各地工作人员增加到逾千人，资深成员不遗余力地维系生气勃勃、不拘礼节的选战文化，但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认得绝大多数的人。彼此不再熟悉后，愈来愈少人直呼我“巴拉克”，而普遍尊称我“阁下”或“参议员”。每当我走进房间，幕僚通常认为我不想受人打扰，于是起身移往别处。如果我坚决要求他们留下，他们总是笑得很腼腆，且说话必定轻声细语。这使我觉得变老了，也愈来愈孤单。

我启动选战数个月后于二○○七年五月获得特勤局保护——行动代号“叛徒”（Renegade），配有全天候护卫小组。这并非常态。除非是竞选总统的现任副总统（或像希拉蕊那样曾为第一夫人），总统参选人通常要到确定获得提名后才会得到特勤局保护。对我的个案特别处理纯粹是因为：我受到的各式威胁远超过特勤局历来所见。

每逢情绪低落时，我更常待在自己房里——阅读、玩牌或静静地看电视转播球赛。

在宾州或中西部许多小镇，工作机会已消失二十五年，情况一直未见改善。因此，毫无意外地，他们变得极为不满，对枪械或宗教死抱不放，或对异己心生憎恶，或产生反移民、反贸易情绪，以此来表白他们的挫折感。

许多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伊拉克人，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都已经厌倦美军的占领，并希望我们早日撤军。

我能体会裴卓斯一心想完成他的任务，所以我告诉他，如果我们角色互换，我的立场也会是如此。

我以为对话只存在我和上帝之间。没想到第二天，祈祷文内容却出现在以色列当地报纸上，然后就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显然，当天在我们离开西墙之后，有人从墙缝挖出了我的纸条，此事证实人一旦跃上世界舞台就没个人隐私，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起初他很抗拒，就像大多数参议员一样，拜登自尊心极强，不愿意屈居副手。

拜登答说：“你担任总统，我会捍卫你的所有决定，但我希望自己成为你做出每个重大决策前最后一个咨询的对象。”

裴琳的先生是她的高中恋人，两人育有五名子女（包括一名即将被部署到伊拉克的十多岁青少年，和一名患有唐氏症的婴儿）。她自称是保守的基督教信徒，闲暇时喜爱狩猎驼鹿和加拿大马鹿。她的人生经验仿佛是为吸引白人底层工人量身订制。她的目标选民共同特色是厌恶华府政治、对来自大城市的菁英（无论是在商界、政界还是媒体圈）充满疑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且鄙夷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有关国家治理的议题上，她根本全然不知所云。不论是对于金融体系、最高法院或俄罗斯入侵佐治亚事件，或是其他任何话题和提问，这位阿拉斯加州长显然答非所问，像一个不用功的小孩在考试时胡拼乱凑答案，意图蒙混过关。裴琳的提名也在更深层次上令人不安。我一开始就注意到，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在意她前言不对后语；实际上，只要她被记者追问到无力招架，共和党人就会斥之为“自由派的阴谋”。

许多朋友、计程车司机和学校教师都对炒房跃跃欲试，大家突然对期末整付（ balloon payments ） 、 浮 动 利 率 房 贷 （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Case-Shiller房价指数（Case-Shiller Index）琅琅上口。如果我和气地告诉他们要谨慎——房地产其实难以预料，不要涉入太深——他们会向我保证，他们的表亲或叔伯大赚了一笔，并频频沾沾自喜地暗示我不了解状况。

美国制造业者着眼于低成本劳力而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再将价格低廉的产品运回国内供大型零售商销售，使得国内小企业无望与之竞争。

在二○○七年底，美国财富分配不均几乎比其他所有富裕国家都更严重，而且向上社会流动也在富裕国家埝底。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华尔街高阶主管，因此知道他们大多数（不是全部）与人们的刻板印象没有两样：自鸣得意、享有特权、挥霍无度，对自己的决策如何冲击其他人始终无动于衷。

在辩论当天，我也有特定的例行仪式。早晨始终用于复习辩论策略与重点，下午则从事一些轻松的竞选活动。四点不安排行程，我会在这时快速锻鍊身体以摆脱过剩的肾上腺素。

外祖母告诉我说，“巴儿，当人渐渐变老，内在依然还是同一个人。”我记得她透过厚重的老花眼镜仔细端详着我，仿佛是要确认我有专心听她说话。“你会被困在身体这个可恶的、开始崩溃的奇妙机器里，但是你依旧是你，懂吗？”

大选投票日让我觉得出奇地平静。我深刻地觉悟，现在它已不在我掌握之中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有些我偏爱的人选拒绝入阁或是未能通过审核。面试那天，有好几次，伊曼纽尔会突然闯进来，问我要如何处理某个冒出来的新政策，或是如何摆平单位之间的争议。在幕后不乏你争我夺，争头衔、特权、使用权、停车位等等，这是任何一个新政府的特色。

在如此动荡时期接下总统一职，我也等于被丢进了火窑，战争的火，经济崩溃的火，但只要我忠于上帝，坚持做正确的事，我无须有任何恐惧。

这就是我的职责之一：外表维持一切如常的感觉，让大家继续无忧无虑地以为，我们生活在安全有序的世界，而我紧盯着潜藏危机的黑洞，为可能在某天某个时刻爆发的任何动乱预做最好的准备。

“相信我，”他说：“总统就像一辆新车，一开上路立马掉价。”

白宫任何一项重大倡议都需要几个月时间准备。开十几次跨部门会议，甚至可能牵涉到数百名工作人员。期间要和有利害关系的人广泛协商。

每次只要走进室内，屋里每个人都会立刻站起来，我受不了对他们咆哮道：“坐下！”我告诉团队不用多礼，这些不是我的风格。他们会笑笑并点头，然后下次见面时，还是照样行礼如仪。

我每天的行程突然变成工作人员、组织单位、选民在幕后的拉锯战，每一方都希望他们的诉求被凸显，他们的问题受到正视，最后透过我从来没搞清楚的隐藏机制解决了抢人大战。

我可以收发电子邮件，虽然过滤后大约只剩二十个联络人。内建的麦克风以及耳机插孔都被移除，因此无法当电话使用。蜜雪儿笑称这个黑莓机犹如给幼儿的玩具电话，按个钮，就会发出声音、亮个灯之类，但实际上毫无功能。

尽管大家嘴巴上表示，希望政治人物和平相处，但是美国选民鲜少奖励与执政党合作的在野党。

我给了这位州长欧巴马式的标准

“哥儿们互抱”——握手、伸一臂环抱对方的背轻拍、给对方感激的

眼神、对着他耳边低语道谢。

可怜的克里斯特。我怎么也料不到我俩两秒钟的兄弟互抱竟是断送

他政治生涯的死亡之吻。短短几天，“哥儿们互抱”的画面搭配追杀

克里斯特的呼声，陆续出现在右翼媒体。短短几个月，克里斯特从共和党明日之星沦为人人喊打的贱民。他被视为卑躬屈节的代表性人物、个性软弱、只顾自己的机会主义者，仅名义上是共和党人（RINO），现在必须对他杀鸡儆猴。

大萧条时代来临，人们开始醒悟，若政府任由人民自生自灭，人民将为贫困与耻辱所苦。

随着美国经济成长自一九七○年代逐渐走缓、没有大学学历者收入停滞且找不到好工作、家长们开始担心会一代不如一代，人们关怀的范围愈来愈狭隘。大家变得容易怀疑别人是不是得到了自己没能享有的好处，也变得不轻易信任政府会公平行事。

我每天仍需要抽五根（或六、七根）香烟。我从不在屋内或孩子面前抽烟。在我选上联邦参议员后，也不再于公众场合吞云吐雾。

他们的忘恩负义简直要把我逼疯了。华尔街在危机中展现的恶劣态度，不但坐实了超级沃尓沃与一般人生活完全脱节的刻板印象，他们所有理盲的言论和自私自利的行为更使政府救经济的工作难上加难。

上任后，我很快就发现，呈报给我的所有国内外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百分之百的解决方案，要不然就是指挥体系中某人已经把问题处理好了。

有时决策过程再好，有些事情依然会一筹莫展。有时你被人糟蹋了，而你最好的回应只能是喝杯烈酒，然后点根烟解忧。

当经济欣欣向荣时，大家都过度地归功于总统，而当经济不景气时，大家又过度地归咎于总统。

各种因素都可能比总统的任何作为对日常经济活动造成更大的影响，其中包括联准会的升息或降息决定（总统依法对联准会不具管辖权）、景气循环、恶劣天候条件导致建设项目进度延宕、世界某处的冲突导致商品价格突然飙涨等等。即使是像大举减税或大修监管法规这类出自白宫的重大措施，也不太会在数月或数年间对国内生产毛额或失业率带来任何适度的影响。

总统在他全然无法控制的事情上受到民意惩罚或奖励，可能是由事情发生的时机来决定。

那段时期我们没有被四面八方的压力击溃，纯粹是因为我们忙到没时间去想太多。

不论是银行国有化，或是扩大刑事犯罪定义以起诉银行高层主管，或容许某些银行倒闭以规避道德风险，全部都会侵犯社会秩序、伤害政治与经济规范，因此几乎可以确定将使情势更加恶化。而那些一向有办法逢凶化吉的有钱有势的人，并不会过得更糟。

轻则经济复苏遥遥无期而致更多人失业、更多住房被法拍、更多公司被迫关闭；重则经济陷入全面萧条。更具革命精神的人可能会说，这一切代价都值得，毕竟要煎蛋总得把蛋打破。然而，即使我向来愿意为实现理念而颠覆自己的人生，也不愿赌上数百万人的福祉来冒那些风险。

我记得七、八岁时曾坐在雅加达郊区住处凉爽的地板上，自豪地向朋友们展示一本有关檀香山的画册，里面有栉比鳞次的高楼、五光十色的夜景和宽阔的柏油路。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说每位美国学童都背着很多书上学、路上一个乞丐也没有、绝大多数居民都有自己的工作并不愁吃穿时，他们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

我学习到如何从别人的观点来了解自已的国家。我不禁感到自己何其有幸生为美国人，可以把日常享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领导力不止是执行合理的政策，除了传统与例行公事之外，还须注重象征意义和礼仪，并要懂得运用肢体语言。

种种迹象显示，巴基斯坦政府既无心、也没有能力清剿横跨巴国与阿富汗边境偏远山区活动的盖达组织。

军中优秀将领都有其共同特质：白人男性（在我就任时，军方只有一名女性及一名黑人四星上将），年约五十多岁或六十岁出头，兢兢业业数十年逐步爬到现在的军阶，拥有辉煌的服役纪录，许多还取得硕博士学位。

事实上，在我八年总统任内，最常建议我节制对外动武的都是军人，而非文职官员。

金砖五国人口总计占全球总人口四成以上，其国内生产毛额共计占全球生产总值约四分之一，然而仅拥有全球财富的一小部分。

普丁曾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军职人员，两任俄国总统且此时担任总理，同时也掌控俄国宛如黑帮与政府综合体的联合组织，其触角延伸至俄国经济的每个层面。

印度经济虽有实质进步，其社会却仍混乱且贫穷：宗教与种姓制度造成严重分化，腐败的地方官员与权力掮客恣意横行，眼光狭隘的官僚抗拒变革而阻碍了发展。

观察中国代表团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运作后，我确信中国仍需数十年时间才可能挑战美国的地位，而且此事若果真发生，最有可能是美国犯下一些战略错误所致。

胡锦涛并非特别强势的领导人，他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那样分享权力。

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他于圣彼得堡市政府担任外事委员会专家顾问，因而结识了当时圣彼得堡主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普丁。普丁后来在鲍利斯．叶尔钦（Boris Yeltsin）总统时期当上总理，而梅德维杰夫借助他与普丁的政治关系，顺利成为俄国最大木材公司法务主管并取得大量股权。

梅德维杰夫懂英语但宁愿透过翻译与我对话。

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说过，“（政治）谎言不但是一种道德类别，更是国家的支柱”。

我不仅发现他对俄国的处境未能深思熟虑，还注意到他说话出人意料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冷漠，仿佛他想让我明白，他并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而当我们转换到其他话题时，他说话的方式也随着改变了。对于处理金融危机的必要步骤，他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而且有建设性的看法。

我的第一任期主要任务将是收拾前政府留下的烂摊子，而不是推动新措施。

在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与伊拉克等地，有数百万年轻人（某些还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像被击毙的索马里亚海盗那样，饱受绝望、无知、宗教狂热、生活环境中的暴力，或某些年长者的诡计荼毒。

国王问起我的家人，我向他讲述了蜜雪儿与两个女儿如何适应白宫的生活。他说自己拥有十二位后妃、四十名子女，以及数十名孙子女和曾孙子女。

我问说：“陛下，希望您不要介意，我想知道您如何与十二位后妃相处？”他摇着头说：“非常糟糕，她们总是彼此相互嫉妒，简直比中东的政治还要复杂。”

我很好奇，那些没禁止收礼或未确实执行禁令的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沙国时，私下收受了多少像这样的礼物。我也想起被我下令射杀的那些索马里亚穆斯林海盗，以及也门、伊拉克、埃及、约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可能穷尽一生都买不起沙国馈赠外国领导人的那种项链。

穆巴拉克与其他年老的独裁者一模一样：他们都深居宫殿之中，身旁围绕着逢迎谄媚的政府官员，并仰赖这些近臣与外界互动；他们也都无法区别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而且他们一心想保住权位，因此努力维系复杂的政治裙带网络和照顾商界的利益。

法老王、奴隶、文物破坏者都早已化为尘土。正如同我发表过的所有演说、我批准的所有法律、我做的一切决策，很快也会被人遗忘。而我与所爱之人终有一日也会归于尘土。

人性放诸四海皆准。

波波是喜欢跟我们抱抱、一身黑色卷毛，胸部和前爪为雪白色的葡萄牙水犬。对我来说，我得到所谓政治人物在华府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

当了五任共和党众议员的乔．威尔森（Joe Wilson）在座位上倾身向前，一脸愤怒地指着我的方向大喊道：“你说谎！”这些新闻报导声称威尔森这次发飙后，其竞选连任的线上捐款在一周内急遽上升。

我脱口就能说出阿富汗不同盟军的驻点、哪些盟军作战时可以信赖、哪些伊拉克部长狂热信奉民族主义、哪些部长对伊朗言听计从。其中牵扯太多利害关系、问题又太复杂。

光凭选举无法产生有效运作的民主；除非伊拉克找到强化其公民体制的方法，政治领袖也养成妥协的习惯，否则该国将难以走出困境。

战争固然可怕，有时实属必要。

班恩．罗德斯常开玩笑说，我在海外的演讲可以简化成以下公式：“〔先用外语问候——发音往往很烂。〕很高兴能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这里对世界文明有长远的贡献。〔列举一堆例子。〕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历史悠久。〔分享励志故事。〕部分原因是由于数百万光荣的〔某某裔美国人〕贡献良多，他们祖先移民到我们的国土，今天美国才能有此成就。”

归根结蒂，每个国家外交政策依然奠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地理位置、族群与宗教分裂、领土争端、建国神话、长期创伤、宿仇——最重要的当属企图永久掌权人士的需求。

采取高压统治的领袖无视社会舆论，多半不会有任何后果。想推动棘手的外交政策问题，我便需要采取另一种外交手段，祭出具体的奖惩措施，以改变铁腕作风领袖的心机算计。而在担任总统头一年，我在与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三国元首打交道的过程中，早已明白这件事困难重重。

苏维埃制度的恶行是更普遍的人类悲剧变种。抽象的理论与僵化的道统可能凝聚成打压的工具；我们很容易捍卫起道德上的妥协、放弃个人自由；另外还有权力的腐化、恐惧的加剧、语言的遭贬。我想，上述现象都不是苏联或共产党所独有，而是人皆如此。

普丁的亲信掌控俄罗斯各大媒体，其余小媒体则遭到施压，以确保无任何不利于普丁的报导，宛如共产时代国营媒体对其领袖的待遇。独立记者与公民领袖发现自己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KGB化身）监控，有人连命都没了。

普丁的权力并非单纯靠胁迫。他在俄罗斯坐拥的高人气（国内支持率鲜少低于六○％）源自老派民族主义：恢复俄罗斯之母昔日荣光，宣泄许多俄罗斯人在过去二十年所感受的动荡与屈辱。

普京偏爱铺张招摇的公共工程计划，追求所费不赀的壮观场面，例如在避暑胜地索契（Sochi）申办冬季奥运。

普丁的一切作为都在传达一项论述：多亏了他坚定的家父长式领导，俄罗斯已恢复了原有气势。

普丁而言，问题只有一个：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强权了。

我认为，正是今日俄罗斯的现实面与普丁坚称其具超级强权地位有着落差，才恰恰说明了为何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愈发挑衅。

自沙皇时代起，历史学家便注意到，俄罗斯往往大张旗鼓实践最新欧洲理念——无论是代议制政府或当代文官制度、自由市场或国家社会主义——但事后又把这些舶来品当配角或完全扬弃，改采旧时严刑峻法来维持社会秩序。

普丁的动作带着随性，声音有股老练的漠然，显见他习惯被下属与有求之人围绕，早已习惯权力在握。

在普丁看来，美国人傲慢、轻蔑，不愿把俄罗斯视为平等的伙伴，又一再对世界各国发号施令。

普丁说自己当初欣赏小布什总统个人，九一一事件后也曾伸出援手，保证与美国站在一起，表示愿意分享情报来打击共同敌人。他协助借用吉尔吉斯斯坦斯坦和乌兹别克的空军基地，供美国打阿富汗战争时可利用，甚至主动说俄罗斯会帮忙处理萨达姆。而他最后得到什么回报？他说，小布什无视他的警告，反而继续入侵伊拉克，破坏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

普丁把人生视为一场零和赛局，可能会与圈外人做生意，但最终仍无法信任他们。你先明哲保身，再为自己人着想。在这样的世界中，做任何事都肆无忌惮，蔑视任何远大理想，一心只想掌握更多权力。

空军一号在北京降落，这是我首次正式访问中国。我们按照指示把所有非政府电子设备留在机上，同时抱持一切通讯都被监控的心态来应对。即使横跨了数座海洋，中国的监控能力同样令人惊叹。

我们代表团部分成员得在黑暗中穿衣甚至洗澡，以避开可能巧妙藏在每个房间的针孔摄影机。

有时，中国情报部门厚颜无耻到简直像拍喜剧。有次，我的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前往参加筹备会议的途中，发现有东西忘在饭店房间内。一打开房门，他发现除了两名房务人员在整理床铺，居然还有两位西装笔挺的男子仔细翻阅着他桌上的文件。

邓小平的八字箴言：“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即使是在美国对台军售这类易引爆冲突的问题上，中国官员也尽其可能把争端当成例行公事：透过措辞强烈的信件或取消双边会议来表达不满，但绝不会让事态升级到太严重的田地，以免阻碍满载中国制造的运动鞋、电子产品和汽车零件的货柜进入美国港口和你家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多年来，中国利用国家补贴、货币操纵与贸易倾销，以人为方式压低出口货物价格，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中国对劳工与环境规章的漠视也达成相同目的。同时，中国采取配额和禁运等非关税壁垒，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并不断向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施压，要求交出关键技术，以加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崛起。

但中国并非特例。从美国到日本等几乎每个富裕国家，都曾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重商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

对我们有利的便是近年来中国开始玩得太过火，要求实力较弱的贸易伙伴做出单方面让步，还扬言要与菲律宾与越南争夺南海少数具有战略意义小岛的控制权。美国外交官的汇报指出，亚洲国家对这种强硬策略愈来愈反感，希望美国能巩固势力范围，以牵制中国的力量。

临别时，美智子皇后赠送我一首自己谱的钢琴曲，意外坦诚地说自己凭着对音乐与诗歌的热爱，才得以度过三不五时感受到的孤独。

中国当局对我惯性脱稿的风格十分警惕，精心挑选了上海顶尖大学学生参与——尽管他们彬彬有礼、热情洋溢，提问却缺乏其他国家学子打破沙锅与桀骜不恭的精神（“那您会采取什么措施加深中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尖锐的问题不过尔尔）。我不晓得是共产党官员事先过滤所有问题，还是大学生深知不能说错话以免惹上麻烦。

一直担任我贴身随扈的雷吉印象最深的是，在场服务生全部是身着飘逸白色礼服的年轻女性，个个都像伸展台模特儿般纤细高䠷。他边摇头边说：“谁料得到共产党员长这个样子。”

一如往常，我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是令人昏昏欲睡。无论主题为何，他老爱从厚厚一叠讲稿中朗读出来，不时停下来等口译员翻译成英语，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译好，不知为何往往比原话说得更久。轮到我发言时，他就会翻阅手边文件，查找幕僚准备好的回答。我设法利用个人小故事或偶尔的说笑打破单调乏味的气氛（我一得知廊柱环列的雄伟人民大会堂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对他说：“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给我”），却往往只见他一脸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议，我们不妨交换文件有空再读就好，以免浪费双方的时间。

温家宝说：“总统先生，您得明白，无论上海与北京有多繁华，我们仍然是开发中国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赤贫人口……这比美国的人口还要多。您不能指望我们采取相同的政策，因为那只适用于贵国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

我努力站在温家宝的立场思考：不仅要整合横跨信息时代与封建主义的经济体，还得创造足够工作机会，满足南北美洲人口总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温家宝等中共高官习于把国家合约与特许执照转让给家族成员，还把数十亿美元资金存入海外帐户，我可能会更同情他。

对于温家宝等中国高层而言，外交政策依然纯属一场交易。他们的让利与获利多寡，并不取决于抽象的国际法原则，而是取决于对谈判方实力与筹码的评估。只要没有遇到阻力，他们就会予取予求。

司仪好心指出，所有少数民族在中国都受到尊重，这对数千名藏族与维吾尔族政治犯而言想必前所未闻。

雷吉于是问我，明朝最后为何会灭亡。“内乱喽，”我说，“权力斗争、贪污腐败、农人挨饿，因为有钱人不是太贪婪，就是完全不在乎……”“老样子嘛。”雷吉说。我点了点头。“确实是老样子。”

最重要的是，开放更多区域进行石油钻探其实是我能使出的最后一招，目的是拯救我们的气候变迁法案，这法案在当时已经奄奄一息。去年秋天，共和党参议员林赛．葛兰姆同意协助制定跨党派的气候法案，当时他提醒我们，得放弃一些东西才能争取足够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以免遭冗长发言杯葛，而开放更多区域进行海上石油钻探是他名单上的首选。

“假如我是二十多岁的埃及人，”我告诉班恩，“八成也会跟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当然，我不是二十多岁的埃及人，而是美国总统。

唐纳．川普（Donald Trump）趁势开始公然大肆宣称，我不是在美国出生、不具备担任总统的正当性。他还向数百万因黑人进白宫而陷入惊恐的美国人承诺，将为他们的种族焦虑提供万能解方。

川普那时在华府保守派政治大会上暗示可能参选总统，并宣称“现任总统来历不明……他的同校同学说从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谁，这真是疯狂的事”。

他成了电视名人，并借此营造顶尖成功资本家形象、推销华而不实的品牌消费。

我认识的纽约开发商与商界领袖一致指出，川普很擅长炒作新闻，也曾有过一些不好的纪录，包括多次声请破产、数度违反合约、苛待员工、财务安排不诚实等，而他当时主要业务是凭借高知名度授权非自有、非受其管理的地产挂川普的招牌。

川普频繁上福斯电视节目后觉得必须增添一些新鲜话题，于是开始宣称我当年是糟糕的学生，能进哈佛大学事有蹊跷。他还向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表示，《欧巴马的梦想之路》（Dreams from My Father）真正的作者是我在芝加哥的邻居比尔．艾尔斯。他并称以我的知识水平写不出这么好的书。

讲到一半时，我直接点名川普。“现在，我知道他最近受到一些抨击，”我说，“但是没有谁比川普更乐见让出生证明这件事赶紧落幕。因为，这样他就能开始集中火力在重要问题上，譬如：登陆月球是我们造假的吗？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Roswell）有飞碟坠毁吗？是谁杀了饶舌歌手大个子（Biggie）和图帕克．夏库尔（Tupac Shak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