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银行，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包括表内和表外的产品。第二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第三类是民间借贷，它们主要为中小企业和弱势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

负的真实利率催生了影子银行的快速成长。

国企的经营难免受到部分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约束。举例来说，即使有的地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我们也很难裁员。员工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而且国企的决策效率低下。很快，我就发现我无法真正地进行改革，继续待下去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了几年，并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许多朋友和校友现在都在政府部门和金融领域工作。这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依靠单一产品制造、行业产能又过剩的经营模式通常都是有缺陷的。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研发，搞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一旦它们不这样做，企业就会萎缩下去。它们的现金流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自由现金流了。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如果你认为你几个月或者几年就能改变什么，你就太幼稚了。

我对学生们说：“1986年，我从五道口毕业时的论文标题是‘中国利率自由化的途径’。现在26年过去了，你们还在用同样的标题做毕业论文。真好！80年代的时候，政府让我们误以为五年就可以实现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但现实是，这个五年不断延续。”

2008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股民为什么特别多”。原因就是展业无门、就业无路和一些行业监管过度的经济制度。

绝大多数银行在小微金融方面作为不多。我斗胆说，即使国务院再下发很多文件，这种状况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她连跑三家医院都没有床位，最后还是一个熟人帮助才住进医院。

他刚刚结交了王某——某家银行行长的表弟。滕先生说，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大钱。

有不少投资者，他们很清楚这些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当违约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宣称被银行骗了。他们会抗议、闹事直到把钱拿回来为止。

国内的信托公司其实是“高息债券代理商”或者“垃圾债代理商”。

可能是出于面子工程的考虑吧，各地政府都很热衷于修建豪华酒店，越多越好。但在当前的环境下，酒店投资的盈利能力比较差，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资。因此，市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的时候，经常附带一个条件：在当地建一个豪华酒店。

2012年工商银行支付企业存款利率为1.82%，个人储蓄为2.15%。

就连2013年刚刚出任证监会主席的肖钢（他此前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也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将这些理财产品比作“庞氏骗局”。

1986年，中国的名义GDP是10 275亿元人民币。2012年，中国的名义GDP已经高达519 322亿元，这是1986年的49.54倍。当然，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增长得如此之快，许多增长只是货币幻觉。

从1986年以来（甚至是198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数不胜数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反复重申利率自由化这一宏伟计划。而时至今日，这仍然只是个伟大的计划而已。五年复五年，五年何其多。

1983年，我从湖北财经学院毕业时，工作机会到处都是。尽管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但我的选择却非常多，可以说是挑花了眼。社会是比较平等的、合理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011年6月，也就是我在万穗小贷公司工作的头一个月，我和公司的15个新员工座谈，尽管我努力向他们描绘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和未来，但我感觉，我多少有些心虚，我的话听起来一定有些空洞和不够诚实。

最近几年，我接到好几所大学的邀请，让我给毕业生讲讲职业规划或是创业计划什么的，我统统回绝了。因为对于中国今时今日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什么资本和资历，职业前景是暗淡无光的。

央行公布了2013年5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数据，2013年5月底M2同比增长15.8%。尽管这已经比过去12年17.7%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已经很高的基数，这样的增长率仍然是非常高的。尽管某些中国官员纷纷批评美国的QE2（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但实际上中国早就开始QE7、QE8了。

我并不天真。我深知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别的地方，金钱和地位都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势利，不是吗？

我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在香港辛苦奋斗多年的所得，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考虑到家庭的话，她也许是对的。

大体上说，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银行，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包括表内和表外的产品。第二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第三类是民间借贷，它们主要为中小企业和弱势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

是负的真实利率催生了影子银行的快速成长，催生了这6000多家小贷公司、无数的担保公司、民间借贷、地下钱庄以及信托和银行的理财产品。

我还是不知道怎样把小额信贷业务做成一个成功的生意。也许我永远不会成功，但是我想我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

国企的经营难免受到部分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约束。举例来说，即使有的地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我们也很难裁员。员工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而且国企的决策效率低下。很快，我就发现我无法真正地进行改革，继续待下去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欧亚农业于2002年破产。遗憾的是，正义姗姗来迟。在此之前，杨斌和他的亲信曾公开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中国的企业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应付监管规则、监管当局和监管人员，忙得疲倦不堪。他们经常在继续干和放弃之间彷徨……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思考业务扩展或者产品开发。中国公司如何创新，如何跟美国企业竞争？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了几年，并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许多朋友和校友现在都在政府部门和金融领域工作。这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中国二十余年IPO盛宴，让大家产生了“上市很容易，上市就是赚大钱”的错觉。事实上，许多一心要上市的企业都没能坚持到上市，它们在这条路上纷纷倒下，流血到死。

依靠单一产品制造、行业产能又过剩的经营模式通常都是有缺陷的。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研发，搞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一旦它们不这样做，企业就会萎缩下去。它们的现金流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自由现金流了。

巴菲特说过：“当一个卓越的管理者遇到一个糟糕的行业，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

在大多数省份，监管部门都有一条奇怪的规定，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因此，小贷公司必须将所有利润都分给股东。我当然喜欢分红，但是这样一来，小贷公司永远无法发展壮大，除非它们通过烦琐且耗时的程序去增加注册资本。

有时在中国做事情不容易。无论是更改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开设分支机构、改变股东架构还是取得税收优惠，有些情况下需要去公关某些监管部门，同它们搞好关系。

2008年，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公室突然走运了。他们突然可以审批和监管小额贷款行业了！这项“权力”当然要好好利用。就像一位小额信贷公司的经理半开玩笑说的：“2008年，这些官员突然把他们的办公室搬到了高尔夫球场。”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如果你认为你几个月或者几年就能改变什么，你就太幼稚了。

我对学生们说：“1986年，我从五道口毕业时的论文标题是‘中国利率自由化的途径’。现在26年过去了，你们还在用同样的标题做毕业论文。真好！80年代的时候，政府让我们误以为五年就可以实现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但现实是，这个五年不断延续。”

中国6000家小贷公司中，多数过得十分艰难。这正合官员和老百姓的口味：“你们这些黑心肠的高利贷者，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2008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股民为什么特别多”。原因就是展业无门、就业无路和一些行业监管过度的经济制度。

国人对股市如痴如醉的根源，在于中国“管卡压”的经济制度。因为在千万条致富之路上都有“毒蛇”和“关卡”，而且营商的门槛越来越高。

炒股票不一定需要太多资金，可是在中国做生意需要的最低资金量就越来越多了。动不动要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才敢开张做生意，这样的门槛对于一个穷国来说，难道不是太高了吗？

我们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客户自己上门，而是每个员工负责三五条街道或小村庄，主动出击，去拜访潜在客户。

对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贷款，我们要求抵押物（通常必须是房地产或是工厂、企业的所有权）；对30万元以下的贷款，我们则要求有担保人（该担保人需要拥有房地产或稳定的高收入）。

国内银行深知农业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但是银行基本上不给它们贷款。自由市场的贷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5～7倍，这恰恰说明了银行的低效和不作为。

一般银行对信用卡逾期收取的利率高达20%～40%，在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它们都从不缺少客户。

万穗的客户大多数是被银行忽视的小企业。对这些小企业而言，万穗通常是唯一的选择。

绝大多数银行在小微金融方面作为不多。我斗胆说，即使国务院再下发很多文件，这种状况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为了绕过不允许境外实体直接投资小额信贷公司的规定，我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架构：民生国际负责管理万穗，而万穗每年向民生国际缴纳服务费。这就是所谓的VIE结构（“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我加入万穗不久，重庆市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官员就和我取得了联系。

我跑了重庆四趟，却徒劳无功，心里非常沮丧。于是，我派出万穗的首席运营官蒋女士试一试。她在重庆有一些人脉资源。

她连跑三家医院都没有床位，最后还是一个熟人帮助才住进医院。

内地多数医院的病房环境、床位紧缺,每次都让我印象深刻。

几乎所有国内的小贷公司都做过桥贷款。在国内的银行体系下，当一笔银行贷款到期之前，借款人需要先将贷款还给银行，等上3～5天，才能再次借到新的贷款。借款人从小贷公司或放贷人那里借款，为期三天，利率约为1%～2%。小贷公司如果在银行有内线的话，就能时不时得到类似的赚钱机会。

银行经理有时候会向上级隐瞒借款人的真实现金流情况，造成借款人信用良好的假象。

“就三天而已。我们的新贷款基本上已经通过了银行的审批。”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承诺。但事实上，不止一家小贷公司吃亏上当，结果两手空空。

如果顺利，你能拿到1%～2%的利率；如果黄了，你就全赔进去。

董事长职位的正式交接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成堆的文书。直到2013年年中，在监管部门那里，我仍然是万穗的董事长。

他刚刚结交了王某——某家银行行长的表弟。滕先生说，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大钱。

“很简单。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看起来可以投的PE项目，银行就能帮我们筹钱。理论上，我们的资金没有上限。你知道的，银行就好比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滕先生兴奋地回答道。

“很简单，我们合伙。你拿20%的股份，我保留50%，还有30%要送给王某（银行领导的表弟）。这30%可要对外保密哟。”说到这里，滕先生的声音低了下来，显得很神秘。

滕先生见我不同意，以为我是在讨价还价，再次声明20%股份是白送我的。他说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请客送礼、疏通关系，才拿到这项特权。

“我只在湖北和广东这两个省份享有特权。也就是说，我只能在这两个省融资和投资。如果能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全国，那就太好了。而且，我们每年都要接受年审。如果有你做合伙人甚至董事长，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通过年审了。还有，我们也得招一批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做具体的事务。你可以培训他们，比如怎样摆弄账面上的数字、怎样写PPT、做汇报。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滕先生解释道。

一直以来IPO的队伍都排得老长，而且中国证监会时不时就会停止IPO审批。比如，2003～2004年，由于股市低迷，IPO审批停止；再比如，2012年10月，800多家IPO申请公司被挡在门外，进退两难。

滕先生明白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办。这些项目不少是市政府主导的。我们将入股20%～35%，并且和他们签署回购条款，用他们的财政收入或其他地方的现金流作担保。我们很清楚，有些项目根本不可能通过IPO审批，但是谁在乎啊？审批下不来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就变成了一笔贷款。”

“滕总，说实话，这些项目这么平庸，能连续2～3年支付你那么高的利息吗？这可是每年20%～25%的复利啊？” “不能，当然不能啦。这个收益率也就是个数字而已，或者说预期回报吧。这是我们拿给银行交差的，更重要的是，忽悠那些大街上的老百姓来买我们的理财产品，让他们相信只要一切顺利，我们的回报就有可能这么高。”滕先生对他自己的逻辑还挺自豪。

滕先生开心地笑了：“我们的回购条款规定，他们回购时要向我们支付13%～14%的年利率，而不是预期20%～25%的收益率。”

滕先生拿出计算器，“看我们的营销情况，散户能拿到5%～6%的回报，这比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高一些。散户投资者还有个潜在的好处，一旦我们投资的公司上市IPO，他们还有额外的收益（当然上市的可能性很低）。银行赚3～4个百分点，你和我嘛，可以赚1～2个百分点。其余的分给市场营销、律师等中间环节。但你可别小看了我们的这1～2个百分点啊！50亿元～100亿元的项目，我们就能每年净赚1个亿！”说到这里，滕先生的眼睛都亮了。

“别担心，兄弟。市政府会给我们作担保。现在的惯例是用商业用地作抵押。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就收回这块土地，用来建商品房，或者转手卖出去。”滕先生语气坚定地向我保证。

他接着说：“好吧。你可要好好想清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朋友吴某的PE公司，也是我们15家公司之一。他已经狠赚了一笔啦！” 对此我早有耳闻。

各种理财产品。理论上说，银行只是个中介，与投资产品的回报或回报率毫无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老百姓，对这其中的区别视而不见，或者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雷曼兄弟破产以后，香港的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他们纷纷要求卖债券的中介（主要是银行，如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星展银行等）负责。政府也不管这些投资者当时是签过合同的，硬性要求这些银行进行赔偿。

有不少投资者，他们很清楚这些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当违约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宣称被银行骗了。他们会抗议、闹事直到把钱拿回来为止。

2000年前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面临困境，中央政府只好帮它们处理了数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并对它们重新注资。之后，这些银行其实创造了更多的不良贷款，但是中国的信贷泡沫不断推高资产价格，暂时避免了这些银行重蹈覆辙。由于持续的高通胀，就连那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比如东方资产和信达资产，也变得财大气粗了。

直到今天，信托公司还是名不副实。它们提供的所谓“信托产品”和发达国家的有本质区别。国内的信托公司其实就是商人银行业务(merchant banking)，它们对融资方收取非常高的利息。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这些项目从银行根本就借不到钱。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所谓的“次级债”。

国内的信托公司其实是“高息债券代理商”或者“垃圾债代理商”。

大部分信托公司的客户都是地产开发商、矿产公司，或者是虽然现金流不错，但是固定资产比较少的公司。信托公司还有一大类客户是地方政府，因为它们的基建项目也经常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

这些年来，地方政府欠下大量的高息贷款，这个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之一。国内的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出售，而房地产市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地方政府的借款很可能变成一个头疼的问题。

风大的时候，猪都能飞起来。

担保公司的运营模式很简单：如果借款人（一般是小企业，有时也可能是大公司）无法达到银行贷款的条件，比如没有合格的抵押物或杠杆比率太高，这个时候，借款人就可以找担保公司帮忙。担保公司向借款人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为借款人担保，银行就同意贷款。一旦出现坏账，银行可以向借款人或者担保公司追讨。

有时候，担保公司只需待在办公室，等着银行来电话就好了。自然，担保公司自身也要对借款人做回报分析和风险评估，由此决定做不做这个担保。但是，如果老是拒绝银行，银行渐渐就不会把业务给你了，所以担保公司要很好地处理两者的平衡。一些比较精明的公司，同时也去外面拉客户，从而降低对银行的依赖。

对担保公司而言，诀窍就在于，要找信誉比较差的客户，但是也不能太差，要“差到好处”。

很多业内人士都把担保公司戏称为银行的“垃圾处理场”。

可能是出于面子工程的考虑吧，各地政府都很热衷于修建豪华酒店，越多越好。但在当前的环境下，酒店投资的盈利能力比较差，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资。因此，市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的时候，经常附带一个条件：在当地建一个豪华酒店。

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酒店不太赚钱也无所谓，因为他们能够从政府那里拿到便宜的土地，钱可以从商品房上赚回来。但对于普通的酒店投资者来说，这就很让人绝望了。

1986～1989年，我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任科员（即科长）。当时，我每月的基本工资是52元，加上补贴、医保、鸡蛋补贴、免费的住房（三人一起住的单身宿舍），等等，一共是130元左右。时至今日，按照可比口径，同样职位的薪酬至少有1.1万元（我认为很可能是1.5万元）。

我们就用每月1.1万元来计算吧。这意味着24年来该工作岗位的收入增长了84.6倍，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0.31%。

实体经济的增速并没有这么高，公务员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提高这么多。

经济学家们经常争论官方数据的短期准确性与否，却往往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所在。短期数据，很难说到底多少是准确的。但从长远来看，问题就简单多了，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国内的银行基本都上市了，从它们的财务报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平均存款成本每年仅有2%。

2012年工商银行支付企业存款利率为1.82%，个人储蓄为2.15%。

如果你同意国内的储蓄利率远远赶不上通胀率，中国长期处于负的真实利率，那么你应该能明白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了。

许多地方的情况已经泥足深陷，以至于政府一时不知如何来更好地改变：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就业率、社会稳定、税收和巨额的银行债务等，太多的利害关系了。

哪里有监管，哪里就有违规。

哪里有进口关税，哪里就有走私。

哪里有利率控制，哪里就有地下钱庄。

低利率以及信贷和通胀，让广大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从经济角度看，低利率还导致了许多其他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工业产能过剩以及特权借款人与弱势群体间的不公平竞争。

就连2013年刚刚出任证监会主席的肖钢（他此前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也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将这些理财产品比作“庞氏骗局”。

1986年，中国的名义GDP是10 275亿元人民币。2012年，中国的名义GDP已经高达519 322亿元，这是1986年的49.54倍。当然，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增长得如此之快，许多增长只是货币幻觉。

通胀和信贷的相互促进：首先，信贷大增导致通胀。企业做同样多的生意需要更多的钱（和信贷）来润滑。另一方面，信贷增多，引起价格进一步上涨，反过来又削弱了人民币的购买力，这就成了恶性循环。这样，不管你发放多少贷款，都不够用。

为什么银行愿意提供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的理财产品呢？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原因是银行间的竞争。

从1986年以来（甚至是198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数不胜数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反复重申利率自由化这一宏伟计划。而时至今日，这仍然只是个伟大的计划而已。五年复五年，五年何其多。

中国的存款利率长期以来都太低了，而且这造成了过去30年间通胀和信贷的推波助澜。

政府始终不愿意改变现状。我们常常听到的说辞是，如果利率太高，企业付不起，所以央行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还有就是增加就业率，这也是经常见到的挡箭牌。一提到就业问题，似乎就是“尚方宝剑”了。讨论终止。

存款利率低相当于剥削普通的储户，反过来补贴给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

政府如果想支持弱势群体，唯一的途径就是提高基准利率。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对国企和私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特权私企和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待遇等，可谓是怨声载道。

1983年，我从湖北财经学院毕业时，工作机会到处都是。尽管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但我的选择却非常多，可以说是挑花了眼。社会是比较平等的、合理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011年6月，也就是我在万穗小贷公司工作的头一个月，我和公司的15个新员工座谈，尽管我努力向他们描绘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和未来，但我感觉，我多少有些心虚，我的话听起来一定有些空洞和不够诚实。

最近几年，我接到好几所大学的邀请，让我给毕业生讲讲职业规划或是创业计划什么的，我统统回绝了。因为对于中国今时今日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什么资本和资历，职业前景是暗淡无光的。

竞争如此激烈，通胀持续高位，而工资的涨幅远远赶不上通胀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凭借个人努力过上好的生活意味着异常艰苦的奋斗。

银行的管理比我当年在央行工作时改善了许多，甚至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也大不一样。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其实大部分都是次贷业务。我并不是说次贷业务就不好，或者赚不到钱。但是，你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达不到银行的水平。

中国的房地产（实物）估值过高，而且过度开发。

深圳的许多地方在进行“旧城改造项目”。有意思的是，深圳是个只有短短30年历史的城市，而这些所谓的旧城大多才建了20年。

这或许是中国特色：政府甚至是证监会常常公开宣称“看好股市”，试图刺激股市。别的国家没有这种情况。

每个人都往大街上丢垃圾，但大家都在问“街上为什么那么脏？”

巴菲特指出，利率和股票估值成负相关。

央行公布了2013年5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数据，2013年5月底M2同比增长15.8%。尽管这已经比过去12年17.7%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已经很高的基数，这样的增长率仍然是非常高的。尽管某些中国官员纷纷批评美国的QE2（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但实际上中国早就开始QE7、QE8了。

每当发行一种牌照的时候，市民们都会一拥而上，把它看作一种特权的象征，有的人甚至连这个牌照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一些评论员开玩笑把中国戏称为“牌照大国”和“批文大国”，甚至还说，或许将来在大街上散个步都需要一个什么批文。

一些官员都太过保守，太过追求所谓的“稳定”，而这所谓的表面“稳定”有时会扼杀企业的活力。

过去60多年来，中国人被分为两大类：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并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松散分类。事实上，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对很多家庭来说，甚至是不可跨越的鸿沟。

我知道我之前的“低等地位”，虽然我们村距离马良镇只有8公里。但这8公里的差距就是，村民们为了糊口而日夜操劳，而镇上的人却衣食无忧，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他们都能有稳定的收入。

我并不天真。我深知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别的地方，金钱和地位都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势利，不是吗？

我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在香港辛苦奋斗多年的所得，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考虑到家庭的话，她也许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