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和美好的品质在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例如，伪善和高尚、爱情和肉欲、残酷与悲悯、忠实和欺骗、谦虚和狂妄、偏执和宽容……

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美德来自于自我克制，来源于对感官愉悦的控制和对诱惑的抵抗能力。

那些在任务中表现出骄傲的人，比起其他同伴，明显更讨人喜欢。

《美国优秀中学生名录》编写组在第29次问卷调查中，对3000多名成绩优异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有80%的人曾经用欺骗的手段做过功课，并因此才取得现在的名次。

当人们感到难过时，他们相信，悲剧事件普遍存在。

错失良机的经历会让我们以后更愿意冒险。

高兴的情绪会更容易让人去高估正面事件的可能性。

为了弥补自己的误判，我们会对自己说：这些人一定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本质上就是龌龊小人，因为一直隐藏得深，所以躲过了公众视线，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但是，这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

“性格”，《韦氏词典》（Webster’s）里的解释是，“体现出某人个性的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和道德品质。”长久以来，这个定义被广泛认同并固定下来。

他们做的这些坏事是如此令人震惊和难忘（再加上媒体的肆意渲染），以至于他们做的其他事情都被忽略了。

听过法隆·霍尔（FarronHall）的故事吗？他是个流浪的酒鬼，住在温尼伯的一座大桥下面。2009年5月，他冒着生命危险跳进红河，英勇地救出了一个溺水的少年。这个故事你可能闻所未闻。这是因为，即使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陌生人，也没有被奉为行为模范，没有获得荣誉勋章，也没有被谈话节目邀请去讲述他的英勇事迹。在全社会看来，霍尔的善行不足以抵消他一生的“堕落行为”。

人们似乎认为狼可以伪装成羊，羊一定不会伪装成狼。我们很少把一次好事当作好人品的证据，而绝大多数人却往往会以一次坏事来定性人的品格。

当那些被贴上“坏”标签的人做好事时，我们对他们的看法通常不会变好；但要让一个看起来道德高尚的人背上道德败坏的名声，一次失足就够了。

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本能地更重视负面的东西。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汤。但一滴靓汤滴进一碗老鼠屎，却不能把老鼠屎变成美食。

邪恶和美好的品质在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例如，伪善和高尚、爱情和肉欲、残酷与悲悯、忠实和欺骗、谦虚和狂妄、偏执和宽容……

运用意志力不一定能让我们变成天使，而放任自流也不一定能把我们变成魔鬼。人生并非那么简单。

我们要在现实的世界中游刃有余，就要让个人行为顺应境遇以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毫无疑问，推崇美德，一生不做坏事，当然能使你变成圣人；但如果要追求（心理、物质和生理上的）幸福和成功，人们就不一定能恪守这个原则了。

所谓的“恶行”并不总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害。例如，骄傲会敦促我们多学技能，鼓励我们在单位和社区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具备成为领导者的巨大潜力。

营销学教授拉恩·基维茨和阿纳·凯南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常常后悔于对长期结果造成深刻影响的决定。

凯南和基维茨发现，刚放完寒假的大学生会说后悔没有在假期多学习。但一年后，这些学生认为，最后悔的是没能在有机会玩时多玩几天。

根据基维茨对哥伦比亚大学校友40周年聚会时的调查，尽管许多校友事业有成，但他们却非常后悔没能享受人生的快乐。

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美德来自于自我克制，来源于对感官愉悦的控制和对诱惑的抵抗能力。

康德认为，美德意味着对自己智力的完全控制，是使自由意志成为“不受偏爱的影响，选择现实所需要的理智（即善）的能力”。

即便在现代心理学中，这种观点也还是主流：好人品来自于从小学习对于非理性声音的抑制，因为非理性的声音以低层次的冲动为导向。

最经典的是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Mischel）的实验。13这一系列实验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被称为“棉花糖测试”。

我们常唤作“直觉”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更原始的心理，它推动我们往某个方向前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合理的。

行动越迅速，作决定的时间就越短，直觉体系对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思考的时间越长，意识和分析的作用就越大，不管结果好坏。

人的心理往往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支配。在我们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外界稍稍给一点诱因或信息就能影响我们的决定。

不管这些诱因是否影响了当前所作的决定，但正是它们，在那一时刻，决定了角逐势力中的哪一方力量更强大。力量在来回拉锯中保持平衡，我们的行为也在不停地变化，由此形成了变化着的“性格”。

伪善并非意味着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改变自己的道德信仰，使之符合当下的需要。

我们该问的不是斯皮策等人是否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的，而是在当时，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相信这样做不是犯错。

我们的意识里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斗争，因此前一时刻我们会被自己敦促说或做一件事，后一时刻却会做出恰恰相反的事情。

当人们自己做出自私之事时，则会表现得非常宽容；若别人做了同样的事（如艾历克斯），则会变得非常苛刻。

首先，人们对于“道义上可接受的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有弹性的。其次，人们在某一时刻渴求回报的冲动（不管是和陌生人的一夜情还是逃离乏味的实验室出去开心一下）可能会暂时压制脑海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从而让人们忽略保持良好声誉的好处。

同是避重就轻，却对自己“宽大处理”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任凭自己的心理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服务，改变着关于“错”和“对”的信仰。

如果偷懒不去做这需多花35分钟的沉闷工作，已足够让大多数人抛弃内心本能的公正，那这些事情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林堡可以一边大骂“瘾君子”，一边为自己嗑药找借口；斯皮策可以一边反嫖娼，一边告诉自己和“皇帝俱乐部”的成员安排幽会“没问题”；还有许多运动员，一边谴责兴奋剂使用者，一边用它来帮助自己拿奖牌。

我们的和其他人的研究都显示，如果做坏事的回报非常丰厚，人们的理性会马上想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它是对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研究开始显示，我们的品行常常受情绪反应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多过所谓的理性的影响。

通常，人们抓破头皮、绞尽脑汁地想给自己道义上的愤怒找个合适的理由，但结果却只是一场空。

马克和朱莉的行为没有造成事实上的后果。而大多数人，即使找不出到底错在哪里，仍然固执地认为该行为是“错的”。即便我们找出种种理由，说明兄妹俩那晚的性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人们对乱伦的厌恶感还是很强烈，他们无法摆脱。

这种本能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它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千年前，这种内心的情感反应指导着我们的祖先去适应群体生活。

一想到兄妹做爱你就感到恶心，这其实只是一种原始优生方式的残存记忆。毕竟，如果感到恶心，两人就不太可能再继续缠绵下去啦。

那些看了《周六夜现场》的人回答“会把那个人推下桥”的人数是其他人的三倍。

观看这些视频并非改变了人们深植于心中的道德准则或是信仰，而是改变了他们的情绪，重点在此！

指引着我们作出伦理选择的通常是情感上的直觉和冲动。因此，任何能煽动情绪的事物，都有可能让我们的道德理性偏离轨道，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那些观看搞笑的《周六夜现场》的人，比观看枯燥纪录片的人要轻松和愉快。所以，推人致死所引起的恶心感觉被暂时压抑了。没有了这种恶心的感觉，权衡这两种行为的结果会变得更容易，他们会很合情合理地认为，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五个人，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

人类的心理形成了一种对伤害他人的本能的反感（除非面临威胁）。即使推人下桥看似合理，可往往也就是这种本能的反感或恐惧，阻止了人们作出把陌生人推下桥去的选择。

虽然结果相同，但是轻触按钮毕竟不会像推人致死那样令人难受得寝食难安。

近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支持了关于决策形成的观点：会不会推人下桥是由本能的情感反应决定的，会不会按动按钮是由理性意识决定的。

这些实验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首先，这些发现明确地指出，我们的道德判断，不仅仅是由思考决定的，还是由感觉决定的。其次，由于感觉能够，而且经常快速地、毫无预兆地变化，因此我们的道德判断也是变幻莫测的，性格也是变幻莫测的。

心理变化往往不是任意的；他们极易受到蓄意操纵的影响。

如果看看视频或听听笑话这种小事都会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那么，一旦政客、律师、公关、前男（女）友这些人，因为想试图改变我们的是非观，而故意操纵、煽动我们的情感，我们岂不是更容易上当？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我们道德的天平摇摆不定时，别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拨弄它。

基本上，只要是能吸引你本能反应、改变你感觉的，都能影响你的决定。

频繁洗手只是因为，他想安抚玩弄女性时潜意识里产生的内疚感。好像麦克白一样，他要洗刷自己的罪恶感。

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洗手仪式，能让他追悔自己的不端行为，使自己恶心、内疚的感觉少一些。

叫做“麦克白效应”

在实验中，他们发现那些被要求回忆不道德交易，或写下自己不光彩行为的人购买的清洁类产品，比那些内心坦荡的同伴们要多得多——他们本能地感到，自己需要“清洁”。

重点是，不要在某一时刻，百分百地信任理性意志或直觉；而是要弄明白，自己感觉到的和想到的，是否来自于隐秘的动机或外在的环境。

西北大学的桑娅·萨奇德瓦（SonyaSachdeva）、儒汶·伊力耶夫（RumenIliev）和道格拉斯·梅丁（DouglasMedin）最近的研究发现，过多的道德优越感常常让人言行不一，就好像获取了“放弃高尚行为”的“通行证”。

色欲和爱情，我们都想拥有，但二者的正确结合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欲望是一回事，真爱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恶习的象征，后者是美德的象征，对吗？不一定。你可能知道，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色欲的意思很简单，它指人们对性爱的渴望，所感受到的肉体的吸引力。

传统的观点让我们相信爱情和寻找灵魂伴侣有关。这种论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他对爱情之源的解释是这样的：从前，人是有两个头、四只手、四条腿的动物，当他们僭越等级挑战希腊众神威力的时候，遭到了众神的惩罚，于是闪电交织，他们被劈成了两半——于是，人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个故事的寓意告诉我们，爱情，就是对我们“另一半”的毕生追求。

有力的证据证明，第一印象是由那些不太注重长期利益的心理机制决定的，它只专注于将即时快乐最大化。

漂亮的人往往比相貌平平的人有更多的约会机会，并且更容易找到伴侣（顺便说一下，做同样的工作，他们得到的评价会更高，挣的钱也更多。他们得到的帮助会更多。更有甚者，在法庭上都更有可能得到宽大处理）。

尽管人们不太愿意承认，但身材外貌的确在我们的第一印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我们从年幼时——文化和经历还没来得及影响我们时，就形成了美貌的观念。

我们需要从繁衍的角度而言的“健康”，于是在进化中有了对体型和面貌某种特征欣赏的倾向。

一次次的实验证明，人们总是认为，那些左右比例较为对称的人看起来更漂亮。

许多研究都表明，左右对称是对成功繁衍的极佳预示。

女性身上，暗示着生育概率增长的腰部和臀部的恰当比例（常言道，“臀部大，好生娃”）也常被视为漂亮的标准。虽然人们对这种神奇的比例的估计稍有不同，但是大部分科学家一致认为腰和臀的比例在1∶0.7左右较好。

暗示着较高荷尔蒙水平（这也和健康生殖相关）的脸部特征也常被解读为“漂亮”。例如，在男人中，像乔治·克鲁尼这种类型的长相，下巴轮廓分明、眉骨突出，女人们会觉得这种特征往往难以抗拒，因为它们象征着较高的睾丸素水平。

女人中，较高的雌性激素水平通常被认为和一些令人羡慕的特征有关，如高耸的颧骨和无瑕的容颜（如奥黛丽·塔图）。

排卵期的妇女不约而同地对具有对称特征的男性的体味显示出了强烈的好感。

那些沉浸在情爱回忆中的人，很难把目光从外表漂亮的人身上转移开来；即使他们当时正在做分类的任务，他们也会敷衍了事。

许多研究发现，在男性的睾丸素水平和求偶的努力程度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睾丸素水平越高，寻找对象就越卖力，而且与情敌的竞争也越激烈。无独有偶，研究发现，一旦男人投入稳定的关系后，一夫一妻的生活会使他们的睾丸素降低。

两人越相爱，对于维持稳定关系的长远考虑就越能超越赢得争论的眼前欲望。

说到嫉妒，它是爱情的黑暗面。嫉妒是心理长期系统的王牌——它是最后的杀手锏。

在任何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大大低估自己的嫉妒情绪，

人们认为，嫉妒心的最主要作用是保护自尊。

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李瑞（MarkLeary）曾颇具说服力地提出，自尊行为可以看作人们社会关系的晴雨表（或称“社会计量器”）：别人喜欢我们时，我们的自尊水平会升高；别人不喜欢我们时，我们的自尊水平会降低

与没感到嫉妒的参与者相比，那些感到嫉妒的参与者显示出了水平较低的自我价值感。

傲慢”不仅是七宗罪之一，而且是七罪之首。不只是在基督教教义里，在佛教教义里，“傲慢”也是阻碍开悟的“十惑”之一。《

在生活中，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没有人不在乎身份地位。

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你知道自己擅长做某事，不管你为此骄傲与否，只要觉得这件事有趣，你对这件事的积极性都会提高。

我们的观点是，骄傲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

骄傲感及其造就的毅力，与任务的性质、所需的能力无关。

我们心里自发产生的直觉和情感反应，都是远古人类为保证后人生存而留传下来的心理记忆。

从2010年年初开始，许多当年拥护他的选民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感觉，奥巴马对自己政改的能力过度自信。他费尽全力推动的医疗改革和环保政策都收效甚微，他甚至被对手攻击为自不量力。

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总统，一上任支持率就急速下降。结果，在2010年11月的国会大选中，共和党又收复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骄傲能鼓励你努力工作、孜孜以求，坚持到最后去收获胜利的果实。

不管是本校的大学生，还是与世隔绝的西非少数民族，都能轻易辨认出昂首挺胸的姿势，并认为这是骄傲的表现。

那些在任务中表现出骄傲的人，比起其他同伴，明显更讨人喜欢。

骄傲让人看起来有领导的样子，并且会使人顺理成章地成为小组中的灵魂人物。

只要得到一点表扬或赞誉，就会让性格的天平偏移；这不仅会促使我们努力工作，而且会向别人发出信号：我们就是那个招人喜欢、一呼百应的人。

问题是，在短时间内，我们往往并不愿意通过付出努力来获得地位。

它诱骗我们环顾四周，找出那些好像能证明我们在某方面很能干的表象，以骗取好评，让我们即使不懂也尽可能地展示自信。就这样，我们越了界线，变得自大。

自大具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它能帮助我们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它还能提升自我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高估自己，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有时候是故意的。

查德·格拉姆措（Richard Gramzow）发现的现象：我们往往会记错自己的考试成绩（例如高考分数），但偏差的方向往往是一致的——把分数记高了。

1969年，尼日利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非洲最血腥的内战，但巴西球王贝利的到访却让战火停了三天。

其实人性是极易变化的。如果你在激烈的争吵中责骂过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能理解这一点。

当你非常生气的时候，如果看到对方脸上流露出痛苦或眼里闪耀着泪光，你的怒气和无奈就会马上化成同情和内疚，就好像拨动开关一样简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决定我们对他人是同情还是残忍，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这个人看上去是否和我们相似。

英军一定在想：这些死德国佬，和我们一点儿都不像。然而，圣诞烛光一点燃，“像我们”或“不像我们”的区别就变模糊了。突然间，这些敌人变得似曾相识：他们都是基督徒，遵循同样的传统，唱着一样的赞歌。双方聊起天来，差别就显得更小了。他们不再是“死德国佬”；他们也和英军士兵一样，是丈夫，是父亲。

我们认为，行动上的一致之所以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因为它让人们觉得自己与同伴相似。

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只把黑奴界定为3/5个人；纳粹称犹太人为“寄生虫”；卢旺达的胡图人把图西人叫做“蟑螂”。14几乎每次和异族交恶时，人们总是有办法让对方“非人化”。

为了一边寻找即时的欢乐与财富，一边为自己的冷漠残酷开脱，我们内心的蚱蜢会诱骗我们（尽管只是在潜意识里），让我们把与自己不同的人看作是某种非人类的东西。

里斯和菲斯克的发现令人大吃一惊。当人们看到那些被社会学家定义为“边缘人”（如瘾君子和流浪汉——这些在我们看来和自己差别很大的人）时，他们大脑中的社会分类部位（即处理对人的评价的那一部分）显得非常平静，而处理物体的部位则零星地有一些活跃状态。

孤独感让人变得麻木。

劫犯大惊失色，慌乱地连忙跪倒在地，抽泣着请求道：“对不起。我没饭吃也没有钱。我全家人都在挨饿。”

每一次的互助都存在风险。这种风险就是，我们对他人付出的好意或资源可能得不到回报，或我们的慷慨之举得不到报答。

被孤立不仅会使你痛苦无助，还会让生存的概率大幅度降低，在进化中处于劣势。

人们走出实验室之前所怀的感激之情越强烈，他们帮助陌生人做事的时间就越长。

提醒人们应该对谁感恩的这一简单举动，增强了短期利益系统的能量。这一次，那些仅对艾莉森表达感激之情的人，不再像放纵感激的人那样乐于帮助陌生人了。

我们对人是否公平，是否会偿还人情，并非取决于推理，而是取决于无意识的感觉。

《美国优秀中学生名录》编写组在第29次问卷调查中，对3000多名成绩优异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有80%的人曾经用欺骗的手段做过功课，并因此才取得现在的名次。

当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问这些学生为什么作弊时，他们坦率地回答：每个想要成功的人，都会这么做。

在去机场的路上发生车祸致死的概率，比在空难中致死的概率还要高；

如果回报触手可及，那么，理性地权衡风险的能力就会丧失，也就是说，冒险的诱惑将更难以拒绝。

如果让男人们根据女性的照片估计自己被她们传染性病的概率，十有八九，越漂亮的女性得分越低。

被激起性欲的男人，会比那些在正常状态下的男人，更愿意冒险尝试高危的性行为。

当人们感到难过时，他们相信，悲剧事件普遍存在。

正在生气的人也会高估令人发指的事情发生的频率，

在估计概率时，我们并没有使用理性分析；因为那些和所作的决定毫无关系的感觉和情绪，常会误导我们的判断。

错失良机的经历会让我们以后更愿意冒险。

我们的研究早已揭示，不仅悲伤或愤怒的情绪会让人高估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高兴的情绪会更容易让人去高估正面事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