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

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

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

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

对于必需品，我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指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之物，而且指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哪怕最底层的人，不可缺少之物。

现在欧洲所忍受的两位数失业率，在美国则很可能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

哈耶克对共产主义经济的谴责性描述，“通向奴役之路”，尽管很严厉，但确实是符合实际的言辞。

在独裁统治下，人民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选择——不需要做出决断或者表示同意。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服从。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官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的粮食。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可能不大在意民主的可允性作用，但当政策大失误发生时，民主的空白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1993年意大利议会对腐败与黑手党之间的联系的调查中，“别人也是这么干的”，是被引用最多的腐败行为的“理由”之一。

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相互增强，而不是(就像有时候被看做的那样)相互对立的。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对自由的侵犯直接来源于权威主义政权对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以及对参与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的限制。

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

政治自由(以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式)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以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形式)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以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强。

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

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

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

失业助长对某些群体的“社会排斥”，导致人们丧失自立心和自信心，损害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召回奴隶，使他们继续按奴隶的方式工作(特别是按作业组在工头带领、监督下劳动)，但获取更高的工资，却未能成功。

奴隶的寿命期望值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低——“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发达国家”的寿命期望值，而且“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的寿命期望值。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有极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很好地顾及奴隶的利益。

庄园主发现，只要他们被剥夺了使用暴力的权利，就算给予额外工资也不可能维持那种作业组制度。

即使她对行使言论或参与的自由缺乏直接的兴趣，如不让她有行使这种自由的机会，仍然是一种剥夺。

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

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

中印两国政府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自1979年起，印度自1991年起)，走向更开放的、参与国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

印度公民享受的民主自由更充分一些，中国曾经有过“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重饥荒，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从未有过一次饥荒。

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多党制民主中的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

对于必需品，我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指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之物，而且指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哪怕最底层的人，不可缺少之物。在当今时代，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个体面的打零工的人在公众面前如果没有一件亚麻衬衫可穿会觉得羞耻。

欧几里得曾经对托勒密说：“不存在通向几何学的‘皇家大道’”。

美国政府对病人和穷人的帮助如此有限，这在欧洲是不能接受的。同样，在提供诸如医疗保健、教育安排等等公共设施的社会承诺方面也是如此，欧洲福利国家把这些视为当然。

现在欧洲所忍受的两位数失业率，在美国则很可能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因为这么高的失业率将是对人的自助能力的嘲弄。我相信，没有一届美国政府，在现有的失业水平翻番的情况下能安然无恙。

在当今世界中生命短暂而不稳定的现象确实是集中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

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共有的一个问题，即长期存在的地方性文盲状况。

在所有的地方，新生男婴都比新生女婴多(通常多5%)。但很多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坚忍”，在同等照料下，更容易存活。

在欧洲和北美，妇女的人数一般趋于大大超过男性的人数。

哈耶克对共产主义经济的谴责性描述，“通向奴役之路”，尽管很严厉，但确实是符合实际的言辞。

在美国，一个重大挑战是为数众多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或者缺乏有保障的医疗服务（美国是富国中唯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国家，而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高达4 000万）。

在印度，公共政策的重大失败是极端忽略扫盲（成年人口的一半——成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仍然是文盲）。

几乎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穷人一般不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一命题，证据从来都是完全否定的。观察一下韩国、泰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缅甸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中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独裁统治下，人民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选择——不需要做出决断或者表示同意。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服从。相比之下，民主体制离开了公民的素养（civic virtue）就不能生存。

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其他国家，发生饥荒的根源在于权威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在政治上无所顾忌。这一点看来同样适用于朝鲜目前的状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官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的粮食。

在1962年，在许多人已被饥荒夺去生命之后，毛泽东在7 000人大会上说了下面一段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官方文件充分承认了经济激励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同等地承认政治激励的作用。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可能不大在意民主的可允性作用，但当政策大失误发生时，民主的空白将会是灾难性的。

金融危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的形成，与商业运作缺少透明性，特别是在核查金融和商业的安排上缺乏公众参与紧密相关。

在我们的时代，可怕的、丑恶的事并不少见，但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上持续存在着严重的饥饿，无疑是最恶劣的事情之一。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发言人1995年年初对记者说：“现在中国的低生育率并不稳定。这是因为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马克思所坚持的观点，即权利不可能真的先于政权体制(而不是随政权体制而定)。

儒家思想中所隐含的权威主义，与深深扎根于西方自由文化中的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的尊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

孔子没有提倡盲目地服从国家。当子路问孔子“如何为君主服务”时，孔子说：“告诉他真实情况，即使这会冒犯他。

孔子并不反对实践中的谨慎小心或策略行为，但他没有放弃教导人们反对坏的政府。“当国家正道通行时，勇敢地说话，勇敢地行动。当国家不通行正道时，勇敢地行动，温和地说话。

自从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以来，关于经济改革对一些重要社会目标的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对农村医疗保健安排运作方式的影响，已经有很多讨论。改革者并未有意造成这些负面影响，但是它们看来是发生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农业中推行的“责任制”，取代了早先的合作制（而且推动了若干年中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但也使得农村医疗保健经费的筹措比以前困难得多。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的经济困难中，缺少那些对资本主义的成功运行具有中心意义的体制结构和行为准则，尤其重要。

就像南亚的经验所特别表明的那样，过度管制的经济（在印度这种体制被称做“颁发许可证的官府”）是腐败的理想温床。

在官员掌握很大的权力，但他们自己相对来说并没有多少钱的时候，腐败的诱惑是最强的。在许多过度管制的经济中的低级官员正是处于这种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腐败在这些官僚机构中从上到下普遍发生，从大官僚直到小官吏概不能免。

对规则的尊重，是防止腐败的防护墙。

在1993年意大利议会对腐败与黑手党之间的联系的调查中，“别人也是这么干的”，是被引用最多的腐败行为的“理由”之一。

伯纳德▪罗素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曾被问到，如果他死后最终还是见到上帝，他会做什么。据说罗素的回答是：“我将问他：万能的主啊，为什么你给了那么少的证据表明你是存在的？”

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生才能上的差别，在现实中，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小得多。

如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所说： 自由有千种风采可以展示， 奴隶们，无论多么满足，却从来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