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若无自己父母的帮助，女性既很难养育孩子，也很难出门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若妻子休育儿假，丈夫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轻松。男人一旦习惯了轻松自在，便无法接受妻子返回职场后家庭生活的巨大变化。

节假日里，他会元气满满地大喊一声：“为我们家做贡献喽！”然后，劲头十足地和孩子玩、帮美幸做家务。可美幸觉得“贡献”这个词，怎么听怎么刺耳。

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让夫妻间的感情日益冷淡，愈离愈远，远到彼此间的距离无法测量。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天天积累，终有一天，妻子会在内心真真切切地希望丈夫去死。

最好，我们的婚姻以他过劳死、周围人同情地说‘真不幸呀！’这样的方式终结。

“欸？我真的想离婚吗？”但为什么不离呢？自然是担心离婚后，单亲家庭的环境会影响孩子成长。另外，一旦离婚，跟公司解释起来也很麻烦。所以，志穗虽然总想着离婚，可真要跨出那一步，还是极为艰难。

聪子认为自己的勤劳是婚姻生活中所有失败的根源。

如果妻子比丈夫挣得多，或是妻子比丈夫工作忙，夫妻关系就会恶化。

“妈咪轨道”是能够让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儿，但很难升职加薪的工作方式。因此，它也被称为“妈咪专属的事业发展路线”

真希望他能早点死。我成了寡妇以后，社会地位还能高一些。我一个人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孩子不幸有残疾或疑难病症，大多数母亲的第一选择就是“辞职”

一天晚上，身心疲惫的友里从医院出来后，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去超市一趟。” 她希望丈夫说“我自己煮碗面吃就行了”，或者“我就在外面吃吧”，可他在电话里说：“那你简单做点儿。”

慢慢地，贵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乱扔东西，用头撞墙，虽然去看了妇科和精神科，可还是发展到了把气撒到孩子身上的地步。

针对“理想的人生规划”，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约占20%。也就是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日本每5名女性中就有1名希望成为全职主妇。

在一个经济低增长、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双薪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础。只有精英阶层的人，才拥有做全职主妇的特权。将来，全职主妇将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有些妻子选择做全职主妇并不是因为遭受了“怀孕解雇”，而是家庭富裕，没有必要工作。在富裕阶层，自愿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确实在日益增多。

婚后，丈夫完全将明日香视为家里的女佣。

为了保住市中心豪华公寓中的奢侈生活，明日香忍了。

我在心里一个劲儿地喊着“后悔啊！”，但顾及面子，我从来不在朋友面前提哪怕一句自己生活的真相。

他买给我的衣服和包清一色是奢侈品，但生活费我必须向他申请。我出去和朋友吃午餐的开销他一分不给，就连给女儿买一个玩具，他也要仔细地过问目的、效用和价格。

陷入婚姻危机的主要人群为年过四旬的夫妻，此年龄段的夫妻，达到了离婚率的最高点。而2015年的后续调查显示，“想离婚”的丈夫占16.1%，“想离婚”的妻子却超过了50%。

不过，回到当初，明子有没有可能嫁给一个不参加社团活动、早早回家的男人呢？那样的男性恐怕吸引不了年轻的明子。

全职主妇们喜欢相互攀比，一聚在一起就夸耀丈夫、房子及孩子——孩子学习如何好，运动成绩多么棒。

现在，65岁的叶子在家里完全取代了丈夫以前的地位。叶子是大佬，丈夫是叶子养在家的瘪三。

我本来不想再给他做饭，但他出去吃更浪费钱，所以，就随便给他做一口。

不知是不是我丈夫怕自己真的会被扫地出门，他快70岁的时候，突然对我言听计从。估计他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没人管吧。

前文提到的妻子们，都是想离婚却出于各种原因不能离婚。因此，她们选择诅咒丈夫去死。

无论男女，受访者均认为“结婚对象的条件”中“人品”最重要。

女性为了生孩子选择婚姻，男性为了爱，这一婚姻生活起点的差异似乎日益显著。

16～49岁的受访者中，18.3%的男性、47%的女性表示对性爱“不感兴趣”“厌恶”

订婚戒指是世界上最小的手铐。

若将“丈夫”一词作为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自动显示的第一个关联词是“去死”。网上对此事议论纷纷。但是，如果输入“丈夫”的对应词“妻子”，最先显示的关联词却是“礼物”等比较积极、充满善意的词语，可谓天壤之别

丈夫若不抛弃“我家里没事儿！”这种毫无来由的自信，与妻子保持良好关系的话，很可能真的会落得“去死”的下场。

追根溯源，就业问题是关键，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导致妻子们希望丈夫去死的核心。

丈夫们也许会惊讶：“啊？就因为这点小事？”但妻子们心生杀意的瞬间，恰恰潜藏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之中。

丈夫无法按妻子所愿做家务、照顾孩子的原因在于严苛的职场环境。

就是这种时候，天真烂漫的孩子看上去活脱脱像个小恶魔。美幸觉得自己额头上的青筋在不断暴起。

不行，不行！如果这时候冲他发火，他一哭就更出不了门了。 忍！一定要忍住。

1980年，日本全职主妇家庭的数量为1 114万，几乎是双薪家庭（614万）的两倍。20世纪90年代，两组数据均有波动，至1997年完全逆转。此后，双薪家庭的数量逐年增加。2014年，全职主妇家庭的数量下降为720万，而双薪家庭上升至1 077万。很快，双薪家庭成为日本主流家庭模式。

很多女性的回答是：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考虑外出工作。实际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现今日本的经济状况导致男性工作不稳定，经济压力确实是夫妻二人均外出工作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怀孕期间双方均“深爱对方”的夫妻占74.3%，但孩子出生后，夫妻间的感情发生变化，妻子对丈夫的爱意急剧下降，孩子一岁之前，认为自己“深爱妻子”的丈夫占63.9%，“深爱丈夫”的妻子占45.5%。孩子一岁时，比例下降，丈夫占54.2%，妻子占36.8%。孩子两岁时，丈夫的比例降至51.7%后，无继续下降的趋势，但妻子的比例持续下降至34%。这一现象，被称为“产后危机”。

由于妊娠反应严重，美幸吃不下东西。丈夫虽然嘴上说着“不能代你受这份罪，真是抱歉”，可转过头就端起碗，坐在美幸身边吃得津津有味。

虽然奶粉和母乳的营养成分几乎相同，但奶粉中无法添加母乳中的免疫物质。已有研究证明，母乳喂养6个月以上的婴儿，生病的概率会大幅度降低。另外，新生儿脑神经突触的发育在出生后6个月内达到高峰，而吸吮乳头有助于下颌发育及智力发展。

有研究表明，10%的女性会在产后患上抑郁症。而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近20%的丈夫在妻子生育后也会患上抑郁症。

助产士都说了，如果产后过度劳累，等年纪大了，身体会出各种毛病，最好能让自己的父母来帮一把，

在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2013年的《第五次全国家庭动向调查》中，针对“妻子寻求帮助的对象”，“遇到产后及育儿困难时”向“父母”求助的女性占比最高，为46.9%；向“丈夫”求助的占37.8%。在“工作日白天”“第一个孩子一岁前”“第一个孩子三岁前”等需要长期帮助的时段，首先向“父母”求助的女性占50%～60%，寻求“丈夫”帮助的不超过20%。

在这个国家，若无自己父母的帮助，女性既很难养育孩子，也很难出门工作。

从1996-2014年日本休育儿假或产假的男女比例来看，女性从49.1%上涨到了86.6%，而男性仅从0.12%增加到了2.3%。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当然与职场缺乏对“男性休育儿假”这一合理事实的理解有关，但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才是问题根源。

据日本国税厅《民间工资实际情况统计调查》（2014年），男性年平均工资为514万日元，女性为272万日元。若按工作年限细分，在工作30～34年（最高工作年限）的情况下，男性年平均工资为739万日元，女性为401万日元。男性工作5～9年后，收入迅速超过女性，年收入可达456万日元。

性别角色，是指按性别划分社会角色。职业女性在休产假期间的生活转为全职主妇模式，丈夫对妻子全职主妇的角色很快习以为常，即便妻子产假结束、回归职场，做家务和育儿的工作仍继续由妻子一人承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若妻子休育儿假，丈夫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轻松。男人一旦习惯了轻松自在，便无法接受妻子返回职场后家庭生活的巨大变化。

大多数妈妈在每年的4月份重返职场。起初，做爸爸的都很配合，经常接送孩子。到5月初的连休为止，夫妻间的关系出乎意料地好。可是，等孩子渐渐适应了入托生活，丈夫会产生‘自己不再帮忙也没问题’的错觉。

很多夫妻生育的年龄恰逢男性事业的上升期。爸爸们常被公司委以重任，工作时间难免变长，加班的日子越来越多，酒会也参加得越来越频繁。不堪重负的妻子们会在6～7月间爆发，闹离婚是常有的事。夫妻两个人需要在产假／育儿假期间，就划分好各自在家庭中承担的职责。妻子重返职场之后，夫妻二人也应该相互配合，一起分担家务和育儿工作。

节假日里，他会元气满满地大喊一声：“为我们家做贡献喽！”然后，劲头十足地和孩子玩、帮美幸做家务。可美幸觉得“贡献”这个词，怎么听怎么刺耳。

周做1～2次家务的丈夫，最常做的家务为“扔垃圾”（40.6%）和“日常购物”（36.6%）。

妻子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在工作日为280分钟，在节假日为298分钟。妻子承担的家务分工比例高达85.1%。按不同年龄段来看，相当多的妻子承担着100%的家务：29岁以下的占10.7%，30～39岁的占17.1%，40～49岁的占23.8%，50～59岁的占23.5%。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妻子中，承担90%～99%家务的约占40%（图1-3）。一周做1～2次家务的丈夫，最常做的家务为“扔垃圾”（40.6%）和“日常购物”（36.6%）。

在一周照看1～2次孩子的丈夫中，“和孩子玩”是最常做的工作（87.5%），其次是“和孩子一起泡澡”（82.1%）。真是“捡便宜”呀！在丈夫承担的育儿工作中，占比最少的是“托儿所等接送”（28.4%）。

“有小朋友的爸爸去接孩子了呢。”美幸会旁敲侧击地向丈夫表达不满，不料，他竟满脸不屑地说：“那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这么清闲。”

“按照团体人寿保险的规定，贷款人一旦去世，所有的贷款都不用偿还。这可比离婚划算多了。”听到银行有关还贷的说明时，美幸猛然意识到，自己竟如此真切地盼望丈夫的死亡。理财规划师悄悄地对美幸说：“我不好在您丈夫面前说，可您丈夫很可能会走在您前面，所以，尽量多贷款，尽可能延长还款期限比较划算哟。”这很可能只是银行的销售技巧，但美幸心里一下子变得无比明朗轻快：“还有这样的操作啊！”

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让夫妻间的感情日益冷淡，愈离愈远，远到彼此间的距离无法测量。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天天积累，终有一天，妻子会在内心真真切切地希望丈夫去死。

日本社会不接纳未婚妈妈，事实婚姻也不常见。整个社会的氛围还是“不结婚，就不能有孩子”。

虽然日本孕妇的平均流产率仅为15%，但流产的概率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升高：35岁时为20%，40岁时为40%，42岁时上升到50%。医学上也将女性35岁之前界定为“最佳生育期”

虽然志穗很想要孩子，可丈夫在她眼里毫无男性魅力。和丈夫做爱让志穗极为痛苦，她每次都是“什么也不想，静等完事”的状态。

不想做爱但想要孩子，因为这个，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人工受孕以避免和对方发生性关系。”

“最好，我们的婚姻以他过劳死、周围人同情地说‘真不幸呀！’这样的方式终结。

志穗有1 500万日元的个人存款，当然，这笔钱她对丈夫是保密的

“欸？我真的想离婚吗？”但为什么不离呢？自然是担心离婚后，单亲家庭的环境会影响孩子成长。另外，一旦离婚，跟公司解释起来也很麻烦。所以，志穗虽然总想着离婚，可真要跨出那一步，还是极为艰难。

她们对丈夫心生杀意的瞬间，恰恰就潜藏在这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常生活之中。

“什么都不想，就当他不存在，过一天算一天吧。反正对他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

聪子还在为休产假时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那时，聪子每天早早起床，为工作忙碌的丈夫准备早餐，还包揽了家里大大小小一切家务。聪子认为自己的勤劳是婚姻生活中所有失败的根源。

如果妻子比丈夫挣得多，或是妻子比丈夫工作忙，夫妻关系就会恶化

聪子没有想到，丈夫竟会嫉妒她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一直以来，他的工作再忙，聪子也没有抱怨过一句，哪怕他去海外出差，聪子也没说过类似“别去”的话。可他竟然……

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在七夕许愿签上写下的唯一愿望，是“希望爸爸对我好一点儿”。那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愿望吧？一想起这个，聪子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男人是不是觉得道个歉、认个错，两个人就能和好如初、如胶似漆？”聪子一脸嫌弃。女人才不吃这一套呢。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一项调查，60%的日本职业女性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失业。这一状况在过去的30年间，丝毫没有改善。

当咲子告诉当时的老板自己怀孕的消息后，老板自然而然地说：“那你辞职吧。”

看着做家务、和孩子玩的咲子，他感慨道：“每天只是和孩子玩玩，真好呀！”

咲子一家搬到了丈夫新的工作地——九州。在九州，咲子找不到能发挥自己出众的外语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力派遣公司的人对咲子解释说：“有小孩，年龄大，都对找工作不利，你只能做时薪800日元左右的公司杂务或者快餐店的工作。

转行前为全职正式员工，转行后也依然能够以全职正式员工身份再就职的男性占比近70%，女性却不到50%。也就是说，在女性全职正式员工中，有超过50%的人一旦转行，便会成为非正式员工。

“妈咪轨道”是能够让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儿，但很难升职加薪的工作方式。因此，它也被称为“妈咪专属的事业发展路线”

真希望他能早点死。我成了寡妇以后，社会地位还能高一些。我一个人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

我越来越没有女人味了，这都是他害的。但凡他靠得住，我也想装装可爱，嗲声嗲气地说：“什么？我不懂耶——”偶尔，我也想撒撒娇、被人疼爱呀。

在日本，普通职员接到一纸调令就必须去往全国任意一个地方，不容拒绝。

不只是“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当孩子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也只有妻子不得不做出改变自己人生的决定，比如孩子有残疾或疑难病症的时候。

如果孩子不幸有残疾或疑难病症，大多数母亲的第一选择就是“辞职”

2011年，日本肢体残疾儿童和智力发育迟缓儿童的数量分别为7.3万和15.2万（内阁府《2015年残疾人白皮书》），由此可见，孩子有残疾或重病的家庭绝非少数。

丈夫任期结束，调回日本时，友里也辞职回到了日本。友里原本打算再去越南工作一段时间，但丈夫对她说：“等我升职当了工厂经理，还会被外派的。”“公司正在考虑下次派我去中国或加拿大。”（后来，友里发现丈夫只是信口开河。）

友里和丈夫的关系，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朋友，但友里怀孕后，丈夫的态度让她觉得，或许他只是孩子的父亲而已。

日本妇产科协会、日本妇产科医师协会的《妇产科诊疗指南》（2014年）指出，日本大约有3%～5%的婴儿出生时身体异常。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染色体异常约占胎儿患病原因的25%。

大学医院的儿科病房晚上9点关门，一位贴心的护士让我悄悄地待到晚上10点。看着女儿入睡后，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医院，去超市买菜，然后回家给丈夫做饭。即使是这种时候，他也觉得晚饭是自动从锅里冒出来的。

一天晚上，身心疲惫的友里从医院出来后，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去超市一趟。” 她希望丈夫说“我自己煮碗面吃就行了”，或者“我就在外面吃吧”，可他在电话里说：“那你简单做点儿。”

友里在家一有时间就上网查询和女儿病情相关的资料，丈夫却在一边乐不可支地看搞笑节目，边看边说：“嘿，这个艺人换发型了，哈哈哈……”

女儿只能再活半年，可我丈夫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下班回来，照常先去洗澡，然后坐在电视机前，一边乐呵呵地看电视，一边等着我做好晚饭。 ——真该把你的心脏换给女儿

友里也考虑过让丈夫当“家庭主夫”，但他照顾不了女儿。他连女儿每天必须服用的治疗心脏病的药，都会忘记给女儿吃。让他倒垃圾，他也会抱怨：“为什么让我倒啊？”那一刻，友里只有一个念头：“你去死吧！”

我当然想到了离婚，但我不能离啊！因为我清楚，一个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根本没办法出去工作。

结婚前，就算做临时工，我的时薪也有1 800日元。现在，我一个小时只能拿950日元，就这我还觉得挺不错呢。

离家出走了几天。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在生气，竟若无其事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因为买地盖房的事，我跟他闹过不知多少次，但就算我抱着孩子冲他喊：“是我们娘儿俩重要，还是钱重要？”他也一声不吭。

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朝墙上打了一拳，结果，墙面马上就破了一个洞。我丈夫虽然不知体惜他人的感受，看到东西被打坏，却心疼得不得了。后来我们的争吵再度升级，两个人扭打起来。我被他推倒在地，刮坏了墙壁，他连看都不看已经倒在地上的我，直接扑过去检查被刮坏的墙。

阿斯伯格综合征，是“广泛性发育障碍”中一种能力低下的病症，即社交能力、沟通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低下。社交能力低下是指与他人在一起时，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沟通能力低下是指无法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无法理解对方的话；想象力和创造力低下的表现为模仿、判断困难，且易拒绝（引自“东京都自闭症协会”网站）。

专家也指出，让患者本人接受自己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并非易事。

由于无法和丈夫沟通，总是鸡同鸭讲，贵子几乎终日处在心情郁闷、萎靡不振的状态里，还经常发烧。贵子常想，自己快被丈夫活活气死了。一年365天，她每天都在想：“这混账，怎么不去死啊？”

慢慢地，贵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乱扔东西，用头撞墙，虽然去看了妇科和精神科，可还是发展到了把气撒到孩子身上的地步。

贵子说，没离婚，是因为不想给饱受精神创伤的孩子伤口上撒盐。

自从因为买地盖房闹矛盾后，我们就没有再一起过了。即使我丈夫想，我也会说“别碰我

我婆婆问我：“什么时候生第二个呀？”我在心里说：“痴心妄想！

如果他死了，也许我还能和其他男人重新开始。唉，不行，不行。因为他，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没有力气再爱了。我已经干枯了。

贵子本打算生完孩子就重返职场，但因为丈夫投资房地产的事情，她身心崩溃，无法工作。现在的贵子不仅精神萎靡、内心沮丧，而且停止了思考。

针对“理想的人生规划”，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约占20%。也就是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日本每5名女性中就有1名希望成为全职主妇。

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2014年）显示，在年轻人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中，赞同“婚后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人数比例在逐年下降。确实，男女性别差异意识正在逐渐消弭。

全家的饭都是理惠来做。婆婆总抱怨饭菜的口味，往做好的菜里加各种调料，她的做法让理惠很不高兴。本以为和公婆住在一起，他们能帮自己照顾孩子，没想到精力充沛的公婆爱好颇多，根本没时间看孙子

丈夫完全看不到理惠的辛苦，回家后只管坐着喝啤酒。理惠稍一抱怨，婆婆就插嘴道：“他都辛苦一天了，你就让他歇歇。”

“在一个经济低增长、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双薪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础。只有精英阶层的人，才拥有做全职主妇的特权。将来，全职主妇将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有些妻子选择做全职主妇并不是因为遭受了“怀孕解雇”，而是家庭富裕，没有必要工作。在富裕阶层，自愿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确实在日益增多

婚后，丈夫完全将明日香视为家里的女佣。只要发现家具上有一点灰尘，就用手指一抹，问：“这是什么？

为了保住市中心豪华公寓中的奢侈生活，明日香忍了。

我婆婆一次次地催我：“还没怀上？”最后，她竟然连我和丈夫做爱的细节也毫不避讳地打听，埋怨我“在床上不够尽力”。

我在心里一个劲儿地喊着“后悔啊！”，但顾及面子，我从来不在朋友面前提哪怕一句自己生活的真相。

我丈夫总不在家，我觉得我们家就像一个只有我和女儿的单亲家庭。

他买给我的衣服和包清一色是奢侈品，但生活费我必须向他申请。我出去和朋友吃午餐的开销他一分不给，就连给女儿买一个玩具，他也要仔细地过问目的、效用和价格。

有时我从不多的生活费里省出点钱，给孩子在百元店里买个她喜欢的小东西，他看到了就总会说：“怎么买这种东西？”满脸的嫌弃和鄙夷。

外表的光鲜和家里的惨境真是对比鲜明，明日香只能用艳丽的妆容和名牌奢侈品隐藏自己的真实生活。

和丈夫一起生活之后，明日香发现自己的性格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只有在感觉到自己和女儿高人一等时，她才会觉得幸福。她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不把别人比下去心里就不舒服的“乘骑女子”。

全职主妇觉得自己靠着丈夫的收入生活，因此选择忍气吞声，但是，她们每日做的家务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

许多妻子受“丈夫喂养自己”的观念束缚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内部支撑”的功劳。

出于经济原因无法离婚的妻子也不在少数。

丈夫不管加班到多晚，都坚持要在家吃饭，但他自己不做，要彩香给他做好。

两个人出去吃饭，如果彩香想点稍微贵一点儿的菜，他就会酸溜溜地说：“有钱就是任性啊，能点这么贵的东西。”以前吃饭，两个人都是轮流付账，现在，他两手一摊，说：“我没钱。”再也不付账了。如果彩香买了新衣服、新包包，他一见是名牌，就会郁闷地说：“真好呀！我只买得起优衣库的衣服。”

彩香说：“你再这样闹，我们就离婚。”话音未落，丈夫嚷着：“我这辈子算完啦！我只能以死谢罪啦！”

陷入婚姻危机的主要人群为年过四旬的夫妻，此年龄段的夫妻，达到了离婚率的最高点。而2015年的后续调查显示，“想离婚”的丈夫占16.1%，“想离婚”的妻子却超过了50%。

明子在会上以极大的热情提出改善措施，不料，一位在明子休假期间新入职的老师却对她说：“你这种在家休息不来上班的人没有发言的必要。”

因为出生率下降，财政部甚至宣布至2024年，日本中小学教师将裁员约37 000人。

通常，人们认为教师是一份稳定的好工作，其实工作强度极大。根据全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工作状况调查》（2012年），35.8%的教师“月加班时间超过80小时”。“月加班时间超过80小时”是国家划定的“过劳死”死亡线，

日本教师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教师。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年发布的《国际教师指导环境调查》，参加该调查的34个国家/地区的教师，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8.3小时，而日本的教师高达53.9小时（图3-1）。

明子常劝丈夫：“不要加班到夜里11点，小心晕倒了也没人发现。

丈夫说：“以后我动不了了，女儿会照顾我的。”可是，女儿真会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吗？

不过，回到当初，明子有没有可能嫁给一个不参加社团活动、早早回家的男人呢？那样的男性恐怕吸引不了年轻的明子。

可是今天，明子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有来生，绝不嫁给现在的丈夫。

丈夫总会抱怨她“又在看韩剧”，甚至说一些诸如“真没想到我家还有个‘哈韩大妈’”这样过分的话。 “这不挺好吗？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出轨。”明子这样怼回去。

为了维护夫妻关系，夏子依旧会和丈夫做爱

老实说，我们没必要生活在一起了，但孩子马上要结婚了，婚礼上，最好父母双双出席。

有时从他身边走过，不小心被他碰到了屁股，我心里都泛恶心。

一位顶级建筑商称：“大约一半的家庭以改建为契机，夫妻开始分床睡。

退休后无所事事、寸步不离地跟在妻子身后的丈夫，常被嘲讽为粘在鞋底的“潮湿落叶”。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柏木惠子在其著作《成人的条件》中，将退休后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的丈夫／父亲称为“大型垃圾”

一位前公司管理者（男性，近80岁）和同龄人打高尔夫球或聚会时，发现：“失去丈夫的女人在消沉一段时间后，很快会从痛苦中恢复。穿衣打扮突然变得非常艳丽，整个人神采飞扬，比丈夫去世前还要精神。好像丈夫一死，妻子就活了。”

全职主妇们喜欢相互攀比，一聚在一起就夸耀丈夫、房子及孩子——孩子学习如何好，运动成绩多么棒。

妻子们都是全职主妇，如果有人出去打工，会被众人取笑。由于大家对彼此的学历和工资基本了解，一旦某人的妻子外出工作，便会被怀疑是这户人家欠了债。那个时期存在“妻子工作，低人一等”的观念。

她想到了离婚，但“我一直在家当全职主妇，又有两个孩子。离了婚，我没有能力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从经济上考虑，离婚对单亲妈妈不利的因素太多了。只能忍，没有别的办法”。丰子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丰子用颤抖的手打开了其中一封信，信上写着：“你爱我吗？想早点和你结婚，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你什么时候离婚？”

以前，公司职员的全职主妇妻子（第三被保险人）无权领取丈夫的养老金。不过，从2008年4月起，日本开始实施“离婚分割退休金”制度，妻子离婚后能够拿到丈夫一半的养老金，

我的一位朋友说，让她受尽苦头的丈夫瘫痪以后，她把丈夫送去了养老院。她几乎不去探望，偶尔去一次，还故意把水杯放到丈夫的手似乎能碰着但又够不到的位置，看着丈夫着急痛苦的表情呵呵直乐。

我必须尽快报仇。我十分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但不再提醒他少吃多盐辛辣的食物，因为我希望他得高血压、脑梗，一命呜呼。

信子夫妇同岁，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当年读书时，她比丈夫更加优秀。“明明成绩比我差，还这么狂妄！不就因为是男人，不用照顾孩子，才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吗？！”

我让他“看着点外孙”，他就真的只是用眼睛看着，也不跟外孙说话，连外孙的名字都不叫一声。当然，更不会替外孙换尿布。

信子有一位朋友的丈夫掌控着全部退休金，她连1 000日元、2 000日元的点心都没法给孙子买。丈夫要是不高兴了，甚至连日常生活必需的钱都不给她。所以，为了讨丈夫欢心，她不得不陪他去自己并不想去的场合，参加自己并不想参加的应酬。

为了讨得一点生活费，不得不向丈夫献媚的女性，真是太可怜了。

“如果您丈夫卧病在床，您会照顾吗？” “就算他摔瘫了，我也不管。这样的话，我不就把迄今为止的仇全报了吗？！”信子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

落花不返枝，破镜难重圆。

叶子20岁时，嫁给了大她8岁的丈夫。那时，她懵懵懂懂、不谙世事，觉得丈夫看上去非常可靠，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但叶子看走了眼。

38岁时，叶子查出了宫颈癌，可能要切除子宫。丈夫听闻，对她说：“切了子宫，你还算女人吗？”

叶子60岁之后，完全无视丈夫。他们的女儿对父亲也不理不睬。两年前，叶子的丈夫做了前列腺手术，女儿对他说：“切除了前列腺，你还算男人吗？”

现在，65岁的叶子在家里完全取代了丈夫以前的地位。叶子是大佬，丈夫是叶子养在家的瘪三。

我本来不想再给他做饭，但他出去吃更浪费钱，所以，就随便给他做一口。

“把骨灰扔掉，应该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安置。如果没钱，完全可以把骨灰存放在家里。扔的人肯定对死者恨之入骨。”

买个最便宜的棺材把他烧了，装到3 000日元左右的便宜骨灰盒里，然后，扔到山手线上！我就是要这么做。

叶子的父母离了婚，她不想让别人嚼舌根，说：“果然父母离婚的孩子也会离婚。”“再说，为了孩子，我也不能离。”

孩子渐渐长大后，家里的房间不够用了。我本想以他“上下班来回跑太辛苦”为由，租个房子，把他赶出去，可每个月交10万日元的房租太不划算。于是，我凑了些钱，扩建了房子。

有时，他也为我做点什么，但任凭他做什么，都抵消不了他对我的伤害。女人记仇，会记一辈子。

不知是不是我丈夫怕自己真的会被扫地出门，他快70岁的时候，突然对我言听计从。估计他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没人管吧。

我要让他工作到死为止。我要对他说：“你要工作到咽气前一秒。”还要对他说：“哇，我听说了一件好玩的事哦。有人把骨灰丢到山手线的火车上，让骨灰转圈圈。到时候，你的骨灰是转是埋，全看我的心情哟！

男性，只不过靠着可怜的自尊活着，姓氏问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男性必须是户主，房和车都必须在男性的名下。为什么男性要斤斤计较这些？为什么一旦妻子成为家庭的中心，丈夫就百般不愿、怒气冲冲？

叶子咨询过税务师后，强迫丈夫写好遗嘱，并做了公证。

为了让丈夫立遗嘱，叶子对他说：“我们的两个孩子肯定会为遗产起争执，不如把全部遗产都放在我名下。另外，等我们动不了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照顾我们的。所以，我们把房子卖了，去养老院吧。”丈夫一听，表情瞬间变得极为温柔，他说：“实话说，我也在为这事担心呢。”然后，爽快地按照叶子的意思写好了遗嘱。

叶子对丈夫恨到极点时，用丈夫的牙刷刷过马桶。刷完后，直接把牙刷放回牙缸。看着一无所知的丈夫用那把牙刷刷牙，她心里无比舒畅。

我甚至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别死在家里。最好被一辆豪车撞死，我还能赚1 000万日元的保险金。”

过去，年富力强的人很少做非正式员工的工作，如今，像广树这样的人日益增多（图4-1）。从1990年到2015年，日本25～34岁的男性非正式员工由3.2%增加到了16.5%，35～44岁的男性非正式员工从3.3%增加到了9.5%（总务省《劳动力调查》）。

没有机会成为正式员工，只能以非正式员工身份参加工作的“非自愿型非正式员工”中30岁左右的占比最多。

日本30～39岁的男性非正式员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的比例约为30%，40～49岁的比例约为50%。其中，四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任何储蓄。

虽然约30%的受访者当时就职的公司有转正的制度，但是，约40%的受访者表示，该制度“几乎无效”。

在东京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的萩原雄一（化名，45岁）说：“加班太多了！可为了不被降级，只能拼了命地干。”

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人数比例在逐年下降，但2015年仍有8.3%，即大约每10人中，就有1人处于超长时间工作的状态。

认为“就职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前一年相比有恶化”“有失业焦虑”的受访者近30%。由此可见，由于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员工加班也是无奈之举。

雄一认为：“我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带孩子去公园玩，和他们比，我已经算做得很好了。我上班都累得快过劳死了，真的没有力气做家务，也没有力气看孩子。不是不帮，是真的帮不动！”筋疲力尽的雄一很想给妻子跪下，说：“饶了我吧。”

在家里，雄一刚拿起报纸，妻子的责骂声就会响起：“我连坐下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你倒有时间看报纸？过来帮我一下。

职场中，男性育儿最容易得到谁的理解”这一问题，回答“没人理解”的人最多，占45.1%；其次为“同事/下属（女性）”，占15.9%。

上司对他极为不满，训斥道：“你作为男人，为什么要请假育儿？”同事们也渐渐疏远他。

“超级顾家男”中的年轻人占大多数，“不顾家男”则是年长者居多。

也许，丈夫做家务和育儿的现实情况是：“想做”但“做不了”。

虽然男性有各种迫不得已，但仍有许多人在做着努力。然而残酷的是，很多人的努力在妻子眼里一文不值。

做家务是家庭生活中最平常的事，只要活着就得面对。

前文提到的妻子们，都是想离婚却出于各种原因不能离婚。因此，她们选择诅咒丈夫去死。

一旦妻子在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中决定离婚，就算丈夫跪地哭泣哀求，妻子离婚的决心也不会动摇。

由于几乎所有人在购房时都会加入团体信用保险，如已经贷款买房，且贷款只在丈夫一人名下，则丈夫去世后所有的贷款都不必偿还，房子归遗族所有。

然而，现实是，外出工作的单亲妈妈常常无法获得预期的薪资。

2010年日本母子家庭的“工作收入”为181万日元。加上低保、儿童抚养补贴等社会福利，以及前夫支付的抚养费、父母的汇款、收取的地租房租等，全部收入平均也不过223万日元。

60%以上的单亲妈妈从未收到过前夫支付的抚养费；即便收到，平均金额也只有43 482日元

绚子能忍受丈夫的患病和失业，但她无法忍受酗酒后的丈夫殴打小儿子。这是促使绚子下定决心离婚的原因。

日本民法规定已婚夫妇有义务互相帮助。民法第752条规定：“夫妻须同居，相互协力，相互扶助。”第760条规定：“夫妻根据资产、收入及其他一切情况，分担因婚姻产生的各项费用。”

男女观念的不同，体现在男性强调“外貌”，女性强调“经济实力”和“职业”。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第十四次出生趋势基本调查·全国婚姻及生育调查·单身者调查结果概要》（2010年）显示，无论男女，受访者均认为“结婚对象的条件”中“人品”最重要。

20～39岁未婚女性“想结婚的原因”中，占首位的是“想要孩子”（20～29岁占58%、30～39岁占48.1%），而因为“想和爱的人一起生活”的不到10%。与此相对，在男性“想结婚的原因”中，占首位的是“想和爱的人一起生活”（20～29岁占70.5%、30～39岁占66.5%），因为“想要孩子”而结婚的男性，20～29岁占37.6%、30～39岁占40.2%。

20～39岁未婚女性“想结婚的原因”中，占首位的是“想要孩子”（20～29岁占58%、30～39岁占48.1%），而因为“想和爱的人一起生活”的不到10%。与此相对，在男性“想结婚的原因”中，占首位的是“想和爱的人一起生活”（20～29岁占70.5%、30～39岁占66.5%），因为“想要孩子”而结婚的男性，20～29岁占37.6%、30～39岁占40.2%。女性为了生孩子选择婚姻，男性为了爱，这一婚姻生活起点的差异似乎日益显著。

16～49岁的受访者中，18.3%的男性、47%的女性表示对性爱“不感兴趣”“厌恶”

对性爱没有兴趣的最大原因，男性为“工作太累”，女性为“太麻烦”。

日本《民法典》第750条规定：“在同一户籍下的夫妻，必须采用丈夫或妻子的姓氏。

2013年的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女性为73.4%，远远高于男性的62.3%。如此现状之下，依然有90%的女性在申请结婚时，必须改用夫姓。

众多的社会问题也是导致妻子希望丈夫去死的原因。每一对夫妻，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承担着必须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极大压力。

“处境最危险的是退休以后的丈夫。妻子长年累月的忍耐在丈夫退休后到达极限，于是选择‘银发离婚’。这种时候，丈夫通常手忙脚乱，做什么都没有用。

订婚戒指是世界上最小的手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