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总想着谈恋爱、把时间都花在了女人身上的男人，是没出息的；她看不上甚至看不起这样的男人。

 性别劳动”的概念，指的是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

 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往往被认为具有“女性化”倾向。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抑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所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因此，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 subjects）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Ward，2010）。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一些商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各种“表现型”的情感展示——比如营造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使得她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

 美容产业的兴起极力向大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信息：美丽的外表并不是那些天生丽质的人所独有的，相反，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并尽力表现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获得。

 在Lucy生活的世界里，时尚消费维系她与朋友们的持续互动。对Lucy而言，使用品牌化妆品、奢侈品牌的包包以及接受各种昂贵的消费服务与其说是为了彰显“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接纳，维系在原有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避免被朋友圈子边缘化或排斥。

 Lucy解释说：“男人很贱的，他们觉得太容易得到了，就没有兴趣了。”

 国家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城市，农村在国家投资中所占的份额骤减（Chan，1994；Lee，2000；Yan，2003）。农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而且也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课堂的象征意义。

 离开工作场所、脱离熟人视线，使得这些女性与她们在城市中的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脱离开来。工作不仅仅是个人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往往也是建立有用的社会联系的核心场所。

 闲言碎语是一种道德话语，通过闲话的传播，道德标准得到传播和强化（Taylor，1994）。

 西美尔指出，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广泛但匿名的联系容易促生个人的自由和个体性；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下，都市居民也容易形成一种对与自己无关的信息无动于衷的态度。与之相反，在小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限而紧密，这有利于在个体之间形成强有力的纽带，但同时强化了行为方式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Simmel，1950）。

 在正式婚姻里，生育往往被理解为对夫妻关系的“完成”，也是对女性家庭地位的确认和保障（费孝通，1998；李霞，2010）。

 ”人呢，你没钱的时候人家对你好是真的对你好，你有钱的时候对你好是看你的钱。”

 Arlie Hochschild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向别人灌输你的观点，让他们自己体会到（Don’t tell people what you want to say，make them feel it）。

 关注香港男人包养问题的人类学家谭少薇也曾估算，到1990年末，每六个在大陆工作的香港男人中，就有一个在大陆有情妇或二奶（Tam，2001）。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新收录了“包二奶”和“包养”两个词条。其中，“包养”的定义比较具体：把生活资料或生活费用等全部承担下来，特指为婚外异性（多为女性）提供房屋、金钱等，并与之长期保持性关系；而“包二奶”则是其派生概念，指“在外包养情妇”。
 张跃红则指出，企业家试图在“毫无男子气概”和“过分大男子主义”之间建构一种新的男性特质。在市场改革时期，政府官员控制了企业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造成后者的“去势化”，因此通过在生意交际场合给官员们的女色消费埋单，企业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些官员，补偿了企业家的“去势”，并重新界定他们的男性气质（Zhang，2001）。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男性越来越多地指向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雷金庆，2012）。
 赚钱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男性化个体素质的一种重要表现，这种能力可极大地增加其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徐安琪，2000；Farrer，2002；Osburg，2013）。
 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和家庭角色的回归，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都将男性气概与男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挂钩，强调“养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权威（Yang，2010）。
 本书中的资料主要来自我于2005～2007年在广州和宁波两地进行的田野调查。
 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没有打入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学生群体。
 19个案例中的“二奶”们，主要分为四类：生活在广州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年轻时尚的广州本地女孩，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外地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的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38岁，没有人上过大学。
 阿菲笑着说：“我们好久没做了，他胃口（性欲）不是很大，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做不了几次，他要留着给他老婆。”
 性别劳动”的概念，指的是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gender）而进行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
 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往往被认为具有“女性化”倾向。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抑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所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因此，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subjects）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Ward，2010）。
 他们的二奶往往提供大量体贴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同时通过忍耐、顺从、迎和、鼓励等情感劳动，重新确认这些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帮助他们修补和提升男性的自我价值与尊严感。
 在经济依附和“无名无分”的双重弱势下，她通过帮助男性确认和提升在双方关系中的权威感以稳固自身地位。
 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Osburg，2013）。
 多数商业精英男性的二奶不需要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
 通过恰当甚至略带表演性的照料劳动，二奶给男人们传递出重要信息：他们的要求可被无条件满足。这不仅表达了她们对男伴的在意和关心，而且显示了他们在家中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
 许多商人的二奶告诉我，在两人关系稳定之后，她们的男友就会肆意地冲她们发脾气。
 一次阿菲因为阿东久未过去看她，在电话里对他娇嗔抱怨，没想到阿东在电话那头吼道：“你个婊子，你以为你还是处女啊，还说我对你不够好？！”阿菲听了很受伤，但并没有回击。她说：“我这个男人就是粗鲁。跟他吵没用啊，他更气啊，骂得更难听，还关水喉（停止供养），费什么事呢？”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一些商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各种“表现型”的情感展示——比如营造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使得她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
 通过压抑型和表现型的情感管理，二奶们让男人在与她们的相处中可以释放情绪压力、发号施令、获得魅力认可。正如一位男性受访者感叹：“她让我感觉像个皇帝。”不同于工薪阶层男性从二奶处获得的“好男人”的感觉，“皇帝”则意味着有资格享受别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他拥有地位和权力，可以下达命令并期待得到执行。
 消费不仅是一种“区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径。
 在消费主义日益兴盛的当今社会，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被市场所主导，形成某种高度依赖于商品的“爱的物质文化”（Illouz，1997；Miller，1998）。
 我不喜欢他，”Lucy坦言道，“但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这三年间，Lucy也曾尝试找过一些工作，她有高中文化，学过一些平面设计，朋友给她介绍过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月薪在2000～2500元，但每份工作她都干不过一个月，用她朋友的话说：“一个月挣的还不够她逛街一次花的呢。”
 美容产业的兴起极力向大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信息：美丽的外表并不是那些天生丽质的人所独有的，相反，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并尽力表现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获得。
 身体是Lucy需要进行投资的一项资产，以保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她越是性感时尚，就越能获得男性的青睐和追求。
 在Lucy生活的世界里，时尚消费维系她与朋友们的持续互动。对Lucy而言，使用品牌化妆品、奢侈品牌的包包以及接受各种昂贵的消费服务与其说是为了彰显“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接纳，维系在原有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避免被朋友圈子边缘化或排斥。
 对于男友口头表达的爱意，Lucy并不全然相信；甜言蜜语仅仅是为了得到她的忠诚，她借机向他提出各种物质方面的要求，以作为爱的证明。
 她说：“要不是他答应给我买LV包包做生日礼物，我才不忍他呢！”
 Lucy解释说：“男人很贱的，他们觉得太容易得到了，就没有兴趣了。”
 冷漠和疏离使她们具备了某种有利条件，可以将这段关系视为一场公平交易的游戏。
 她想要让这段关系升温，但又不希望这个男人认为她很贱。“太容易到手了，男人就不珍惜。”她感叹道。
 Lucy却陷入了某种困境：她感到很难找到一个既认真对她又有良好经济基础的男人。
 她对那些有钱的追求者常常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例如，Lucy如此评价她约会过的一个35岁、在广州开公司的男人：“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还单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样就是玩玩的。”她的包养经历让她对男人的意图疑虑重重。
 国家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城市，农村在国家投资中所占的份额骤减（Chan，1994；Lee，2000；Yan，2003）。农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而且也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课堂的象征意义。
 女朋友们一直帮老头说好话，她们开导阿英：“他就是图你一个年轻，图你一个青春，这些人的钱不拿白不拿，你拿了自己存下来也好。”
 那个晚上我也没睡着，好像他身上有一股味，很难闻，又很肥，我感觉很恶心，很后悔，但是已经花了人家这么多钱了，他又对我这么好，我就过意不去。
 我觉得成天待在家里像坐牢一样的。好像他时时都在监控你，不让你交朋友，不让你出去玩，什么也不让你做。
 与男性打工者相比，打工妹在婚恋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困境。打工妹到了一定的年龄（通常25岁左右）面临返乡嫁人的压力。
 打工妹一方面渴望婚姻，但是往往找不到满意的结婚对象，逃婚和拖延婚期的现象屡有发生（谭深，1997，2005；Beynon，2004；Jacka，2006）。
 打工生活辛苦单调，让人疲倦，但阿芳享受用自己挣的钱买东西的快乐。
 对阿芳这样的打工妹而言，进入包养关系往往是一种非预期甚至应激性行为。这些外地女性在进入包养关系前，都在工厂或餐厅打工，工作辛苦、单调且收入微薄，常伴有身体疾痛和精神压力。
 宿舍制度方便了资方对于劳动力的管理，但在狭小的宿舍空间中，个人的诉求被压缩到最小；而且，舍友间无法避免的互相干扰，容易造成彼此的关系紧张和矛盾。
 离开工作场所、脱离熟人视线，使得这些女性与她们在城市中的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脱离开来。工作不仅仅是个人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往往也是建立有用的社会联系的核心场所。
 闲言碎语是一种道德话语，通过闲话的传播，道德标准得到传播和强化（Taylor，1994）。
 西美尔指出，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广泛但匿名的联系容易促生个人的自由和个体性；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下，都市居民也容易形成一种对与自己无关的信息无动于衷的态度。与之相反，在小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限而紧密，这有利于在个体之间形成强有力的纽带，但同时强化了行为方式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Simmel，1950）。
 至于性关系，阿芳说：“他一开始可能也有那方面（性）的要求吧，现在少很多了。很多时候是我想要的。”
 一些进入包养关系的打工妹与男伴之间往往有着强烈的情感依赖。
 在与工友老乡断了联系，又主动与外来打工者社区保持距离之后，她们渐渐发现，自己的男伴往往成了仅存的情感依靠。换言之，脱离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后，她们极大地依赖于一种与已婚男性之间的“伴侣纽带”，尽管这往往并不是她们所期待的“浪漫爱情”与理想的婚姻生活。
 她甚至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和阿建在一起这么久，“我就是傻，书读太少了。我跟他又没钱又没名的，不知道图什么”。
 但阿芳也想不出，如果离开阿建，自己能干什么。26岁，她不想回到工厂，那里没有盼头，自己年纪也大了，拼不过小姑娘；她希望找办公室的工作，但没有学历，根本不敢去应聘。阿芳也不想回老家随便找个人结婚。在她的贵州老家，26岁已经是老姑娘了。
 阿芳根本不指望在老家能找到她想要的伴侣，“我们那里也很难找，很多男的没钱，又打老婆，又没事做，成天喝酒，喝了酒就又吵又打，这样过得很没意思”。
 对阿芳而言，面对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积极筹划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无力感，而拖延和逃避反而成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积极”策略。
 尽管她不爱这个男人，但那种安全感、亲密感以及适度放纵的感觉，却是她的人生中难得的奢侈。
 我访谈的女性中有一半都表示，她们喜欢自己的男朋友，或者用她们更习惯的说法，“我们是有感情的”，如果对方离婚，她们愿意考虑跟他结婚。
 两个女性表示，她们最初并不是因为“喜欢”而与对方在一起，但在一起生活以后，她们渐渐喜欢上了对方，舍不得离开他了。
 将包养关系“情感化”可以理解为“二奶”们的自我辩解。在这样一种有着明显的经济依赖的婚外亲密关系里，受访女性不免着意强调她们同男友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浪漫情感，淡化物质方面的诉求，以免被视作廉价的“钱色交易”。
 对浪漫情感的强调不仅仅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事实上，强调以情感为依托、相对专属的性关系，也是她们将自己与交易性性行为划清界限的重要方式。
 正如一个受访者所说，“我又不是小姐，随便谁都可以”。
 她说：“男人都是人走茶凉的，坚持不了的。不过认识他，我这一辈子也算值得了。”阿润边说着，边用手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
 对阿润而言，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还是找个好老公，她的不幸是因为“自己老公不争气”。
 老刘出国前，主动给阿媛的银行账户里存了50万元，留给孩子，每个月再往她卡里打3000元的生活费。
 在我的访谈中，“成熟”是受访女性经常提到的一个吸引她们的男性特质，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比如初中及以上文化）的年轻女性，格外热衷于表达对成熟男人的偏爱。
 要成为令人信服的指导者，男性需要证明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而较高的事业成就和社会地位就成为他们人生成功的直接证明。
 一些受访者指出她们之所以会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现在的男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对方很有能力和抱负，事业成功。对于那些缺乏事业基础的男性，她们大多缺乏信任。
 一个总想着谈恋爱、把时间都花在了女人身上的男人，是没出息的；她看不上甚至看不起这样的男人。
 研究者发现，“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是很多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女性嫁给年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男性，而男性则迎娶年轻的、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Fitzgerald，1999；Thai，2008）。
 只不过在阶层分化加剧、“好男人抢手”的残酷现实下，她们正是不幸落选的大多数。
 在正式婚姻里，生育往往被理解为对夫妻关系的“完成”，也是对女性家庭地位的确认和保障（费孝通，1998；李霞，2010）。
 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费孝通，1998：159）
 男性的意愿和付出构成了关系性质和认真程度的基础，这些都影响着女性对关系的判断和投入程度。
 如果是那种情人，那就是想着多花一点，乱花钱的；如果是自己人，是老婆了的话，那就是要省着点花了，不舍得花了。心态上是很不同的。
 在从“情人”转变成另一个“老婆”的过程中，她们被“圈养”在家中，与那些她们可以交换身体资本的“花花世界”隔绝开来，以维系一个合格的“老婆”的形象，这也意味着她们失去了在亲密关系中议价的重要筹码。
 和合法妻子的权利有（一定的）法律保障和社会支持不同，她们更多依赖的是男人的感情承诺以及她们对此的信心——这是她们的优势，也是她们的无奈。
 我通常会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外关系，和小徐一样，“这是正常的”几乎是所有男人的第一反应。
 这些身处不同社会位置的男人，他们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伤感地说，“我给钱她花啊，吃啊玩啊，她都听我的，到了没了，她说要分手，你说人就是这么现实。”
 这次变故让小徐尝到了人情世故，不仅心爱的姑娘提分手，不少之前热络的朋友们也都消失了。“以前还没出门，人家小车在门口等你了，现在人家打个电话问候一声都没有。真的，人就是这么现实。你有钱人家就有酒肉，你没钱的时候连走路都不打一声招呼，”
 ”人呢，你没钱的时候人家对你好是真的对你好，你有钱的时候对你好是看你的钱。”
 真的，我都哭过好几次，我想不到我娶了这样的老婆啊。要是老婆对我好，我也不会在外面找。”
 夫妻对于婚姻角色存在三种不同的性别观念：传统型、平等型和过渡型。传统型认同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而妻子的身份则围绕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即便她事实上外出工作）；平等型主张夫妻双方齐头并进、权力均分；过渡型则是指处于传统型和平等型中间的状态，比如一个过渡型的丈夫会完全支持妻子在外工作，但同时期待她在家务事上也能挑起大梁（Hochschild，1989）。
 在潮汕，夫妻两地分居，丈夫离开家乡挣钱，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侍奉公婆，是一种常见模式（周大鸣，2006）。
 “不离婚”是潮汕人婚姻的一大特色。市场改革以来，离婚率在全国各地快速攀升，而潮汕地区的离婚率在全国一直位列倒数。
 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通常在结婚前都会有浪漫的追求过程，但大多数对于婚姻关系的描述仍然强调责任而非感情。受访者们一般都将结婚描述为“建立家庭”。对于家庭的“责任”，而不是夫妻间的“交流”是用来描述维持婚姻关系的努力的主要语言。而且，这些责任所指的对象不是配偶个人，而是家庭，尤其是孩子。责任意味着可以维护家庭成员间利益的各种实际的互助（包括照顾配偶的性需求）（Farrer＆Sun，2003：19）。
 我访谈的男性中存在某种共识：婚外情无须太多愧疚，但与尽心照顾家里的妻子离婚是不负责任的。
 很多男人没有说出口的是，离婚本身也被视为作为男人的一种失败。
 而且，离婚带来的财产纠葛也是生意人极为忌讳的，尤其是在原配妻子与丈夫一起打拼事业的情况下。
 婚外包养关系恰恰高度遵循主流婚恋文化的性别逻辑：男性的经济供给被建构为一种爱的表达，一种责任担当，被鼓励甚至被要求，而女性在关系中的“性忠贞”则更被强调和要求。
 在男性欲望显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性别话语的支持下，拥有漂亮女人成为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商人阶层的一个群体性实践。
 比如，“我们是有感情的”；比如，“我认定了就认定了”；比如，“我这个男人没什么钱的”；再比如，“我从来不跟他主动要钱”。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也是她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归于那些单一平面的形象。
 ArlieHochschild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向别人灌输你的观点，让他们自己体会到（Don’ttellpeoplewhatyouwanttosay，makethemfeel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