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始，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哲学家所说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我们如何谈论事物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会影响我们如何将事物理论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201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62个人拥有的财富与世界财富金字塔的下半部分（35亿人）的资产总和相当。

”寻租”是一种创造收入的行为，其方式并非生产任何新事物，而是索取高于“竞争价格”的费用，并利用特定的优势（包括劳动力）来削弱竞争，或者利用公司的强大实力阻止其他公司进入，从而保持垄断优势。

斯蒂格利茨认为抽租是推动美国1%最富有人群崛起的主要动力。在他看来，这种租金是通过给其他企业设置障碍获得的收入，比如设置关卡，阻止新公司进入某行业，或放松管制，使得金融行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实现不成比例的扩张。

“平台”以及“共享经济”概念一同提出的“创新价值主张”，更多的是通过抢夺租金来推动价值攫取，而非真正的创新。

1980—2008年，增长最快的金融活动是资产管理（通过投资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来为有足够储蓄的人赚取更多的钱）和家庭贷款（而非企业贷款）。

2016年，8名男性富豪的财富总量与世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相等。

虽然某些对冲基金确实非常成功，但更多时候这一行的平均回报率并不喜人：每年大约20%的对冲基金破产。

美国人约翰·保尔森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押注美国房价崩溃，并凭此大赚了20亿美元。然而，从那时起，他的公司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 and Co.）一直表现欠佳，导致一些投资者撤资。

在21世纪，福特美国分公司通过运营汽车贷款而非出售汽车来赚取更多的钱。

通用电气集团的金融子公司通用资本公司创造了整个集团大约一半的利润。

传统机构投资者的套路常常是“买入并持有”，通过利润的再投资而非分红来等待股票价格上涨，而私募股权则在购买之后寻求在几年内以更高的价格转售。这意味着，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许多公司被迫采取一种短期眼光。

在制药领域，研究表明，2/3的最具创新性的药物（具有优先级的新分子实体）可以追溯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如果网上的东西是免费的，那么你不再是客户，而只是产品罢了。

法国经常被标榜为一个“大政府”，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为58%。一般认为，英国政府的支出规模也相当大，但是该比例约为40%，与美国的36%差别不大，而美国经常被当作“小政府”的例子。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被看作国有经济代表的中国，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仅为30%。

在西方世界，高比例的医疗保健成本与医疗保健本身并没有关系：这些成本仅仅是制药行业榨取的价值。

柏拉图认识到是故事塑造了人物、文化和行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监督故事的制作，只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故事，拒绝其他故事。我们将说服母亲和保姆将我们选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并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其思想和品格。现在流传的大部分故事我们不得不排斥在外。”

1975—2015年，美国实际GDP——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经济规模——大约增加了两倍，从5.49万亿美元增加到16.58万亿美元。其间，生产力增长了60%以上。

1979年开始，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近40年来，一小撮精英几乎攫取了经济扩张的所有收益。

哲学家所说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我们如何谈论事物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会影响我们如何将事物理论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2014年，苹果公司的税率仅为0.005%，而爱尔兰的公司税率通常为12.5%。

2012年，苹果公司宣布了一项高达10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相比于进行商业再投资，苹果公司更倾向于将现金交给股东。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9.4%飙升至2007年惊人的22.6%。

201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62个人拥有的财富与世界财富金字塔的下半部分（35亿人）的资产总和相当。

”寻租”是一种创造收入的行为，其方式并非生产任何新事物，而是索取高于“竞争价格”的费用，并利用特定的优势（包括劳动力）来削弱竞争，或者利用公司的强大实力阻止其他公司进入，从而保持垄断优势。

寻租被视为让1%人群拥有的权力超过99%人群的一个关键方法，也许是唯一方法。

斯蒂格利茨认为抽租是推动美国1%最富有人群崛起的主要动力。在他看来，这种租金是通过给其他企业设置障碍获得的收入，比如设置关卡，阻止新公司进入某行业，或放松管制，使得金融行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实现不成比例的扩张。

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租金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在生产边界之外，而利润是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边界之内。

理论上，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任何人都无法获得过高的收入。然而实际上，如经济学家所说，市场是不完美的，因此价格和工资往往由强者制定，由弱者买单。

最近和“平台”以及“共享经济”概念一同提出的“创新价值主张”，更多的是通过抢夺租金来推动价值攫取，而非真正的创新。

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李嘉图认为工资分配是经济学中的“原则问题”，最终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

由于政治倾向激进，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拒绝授予马克思教授职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可以组织生产，使工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剩余价值。

资本家获利的诀窍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使之超过工人生产维持生计（即购买食品和住房）所需价值（工资）要花费的时间。

从历史上看，穷人的工资往往处于维持生计水平。

物品越稀少，其边际效用越高，即“边际效用递增”。在荒岛上一条玛氏棒能带来的幸福感远比在街头小店买的任何数量的玛氏棒来得多。

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没有租金的市场，因而政策制定者必须竭尽所能消除租金。

衡量方式直接影响行为方式，衡量方法有误，决策就可能失真。——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2010年

产品和服务只要有市场价格，就被纳入GDP之中，至于它们是创造了价值还是在萃取价值则被忽略了。

所有核算方法都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惯例，它们不是由物理定律或者明确“现实”定义的，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

用库兹涅茨自己的话说：“从营养和药物的科学标准角度来看，许多食物和药品都毫无价值；许多家庭物件严格意义上与住房和舒适需求并无关联；许多服务活动和商品只是为了吸引外国人或同胞，并不符合与他人相处的道德行为准则。”

资源遭到污染破坏，我们不会认为GDP减少了——而在市场服务机构清理污染后，GDP反而增加了。

1980—2008年，增长最快的金融活动是资产管理（通过投资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来为有足够储蓄的人赚取更多的钱）和家庭贷款（而非企业贷款）。

投资基金和银行运作往往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而不是将收益用于其他形式的投资，例如绿色技术投资。

20世纪70年代初期，金融部门受到严格监管，甚至在美国和英国等拥有大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也不能例外。政府认为监管至关重要。

银行发明了“离岸”货币，非常有效地避开了跨境资本管制。

如果企业或家庭的投资超过储蓄，其中的差额其实是凭空而来的。

英国经济中只有大约3%的钱财是现金（有时被称为法定货币，即任何由政府支持的法定货币），剩下的全是由银行创造的。

历史上每隔15~20年，就会发生一次由于系统性波动而导致的崩盘。

大崩盘揭示出投资银行的“风险承担”服务——就是这项服务让投资银行被合情合理地纳入GDP核算之中——是一个空洞的大话。承担真正的风险、帮助银行摆脱困境的还是纳税人。

危机后的量化宽松（QE）政策本意是为了维持经济发展，最终却进一步支撑了银行。

2006年，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称衍生品是一个稳定因素，因为它们将风险分散到了最有能力应对它们的金融机构那儿。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格林斯潘否决了一项关于监管场外交易（OTC）衍生品的提议，相反，他表示，场外交易市场在没有享受《商品交易法》益处的情况下也能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对抵押贷款实施的是定量供给，然而到了21世纪初，购房者可以借入相当于100%房产价值甚至更多的资金。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工资已经有所下降或增长停滞。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年度实际最低工资（根据2015年美元换算）从1975年的19237美元下降了到2005年的13000美元（2016年为14892美元）。

2016年，8名男性富豪的财富总量与世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相等。

2010—2015年，这62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增加了45%，总增加额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期世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减少了超过1万亿美元，即下降了38%。

财富效应”指当人们的房屋等资产价值上升时，他们在心理上更容易进行消费。

影子银行”，这是2007年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开展类似银行活动但不受银行监管的多元化金融中介机构，其中包括当铺经纪人、发薪日贷款人、个人对个人（P2P）贷款人、抵押贷款人、投资银行、移动支付系统以及由技术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建立的债券交易平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蔓延到以前金融化程度较低的欧洲和亚洲经济体。

早在1925年，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就开始对金融业的变化方式感到不安。他有句名言：“真希望看到金融界少一点骄傲而工业界更多一点满意。”

1960—2014年，美国金融业占总增值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上涨了一倍以上；同时期制造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跌了一半还多。

“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区别。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区别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中都有相当多的前高盛员工，这表明了高盛在各政党中创造的价值故事的强大力量。

在美国，资产管理规模从1951年的31亿美元急剧增长到2015年的约17万亿美元。

一般而言，高净值人士指的是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净金融资产（不包括实物资产）的人。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所有者被称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GP）。

金融是如何萃取价值的？大致有三个相关的答案：以交易成本的形式，介于金融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通过垄断力量（尤其多见于银行）；与风险相关的高收费（多见于基金管理）。

就好像手里拿着一份邻居家的火险因而希望邻居的房子着火一样。掉期买家根本不会设法帮助借款人（以及整个系统）降低风险，相反他们很乐于推动火灾发生。

博格尔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投资组合的周转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0%上升到140%。

大规模交易通常发生在基金经理之间，这使得它真正成为金融业内的零和博弈。

虽然某些对冲基金确实非常成功，但更多时候这一行的平均回报率并不喜人：每年大约20%的对冲基金破产。

美国人约翰·保尔森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押注美国房价崩溃，并凭此大赚了20亿美元。然而，从那时起，他的公司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 and Co.）一直表现欠佳，导致一些投资者撤资。

金融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为“实体”固定投资的回报率设定了一个最低限度，它会随着金融业务利润的增长而上升。而那些在经济回报方面无法击败金融投资者的非金融公司被迫“金融化”自己的生产和分销活动，从而加入金融投资者的行列。

在21世纪，福特美国分公司通过运营汽车贷款而非出售汽车来赚取更多的钱。

通用电气集团的金融子公司通用资本公司创造了整个集团大约一半的利润。

2003—201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上市的449家公司回购了价值2.4万亿美元的股票，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购买。这笔收入占其集体收入的54%，股息收入占比37%，而只有9%的利润可用于资本投资。

1965年，只有11%的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进入金融领域，到1985年，这一数字却达到了41%。

传统机构投资者的套路常常是“买入并持有”，通过利润的再投资而非分红来等待股票价格上涨，而私募股权则在购买之后寻求在几年内以更高的价格转售。这意味着，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许多公司被迫采取一种短期眼光。

凯恩斯所预期的“短期主义”体现在指数基金先驱约翰·博格尔的概念中，即机构投资者租借他们所投资公司的股票，而非长期持有股权。

美国的商业投资目前处于6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正如约翰·博格尔提到的：美国收入最高的家庭（占比0.01%，约为15万）现在将从其余1.5亿家庭中攫取其全部收入的10%，这一数字是1945—1980年（3%~4%）的3倍。

首先，只投资那些有能力回本的公司。——彼得·蒂尔，《从0到1》，2014年

谷歌自称其使命是“不作恶”（Do No Evil）。

熊彼特对创新浪潮特别着迷，认为这种浪潮每3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

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是他证明了技术进步可以解释80%以上的经济增长。

绝大多数情况下，发明是相互依赖的长期投资的成果。

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第一台Mac机Lisa中使用的界面使用了施乐的成果。

苹果手机依赖于公共资助的智能手机技术，而互联网和SIRI（苹果智能语音助手）则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以下简称DARPA）资助研发；GPS（全球定位系统）系统由美国海军资助；触摸屏技术由中情局资助。

在制药领域，研究表明，2/3的最具创新性的药物（具有优先级的新分子实体）可以追溯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公共资源为创新公司提供早期种子资金，它们往往走在私人风险投资的前头。

我们不应该认为谷歌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相反，正是用户为谷歌的生产过程提供了必要的输入：他们对广告的看法以及他们的个人数据，而后者至关重要。作为回报，用户获得在线搜索和其他免费服务。

如果网上的东西是免费的，那么你不再是客户，而只是产品罢了。

脸书和谷歌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数据的商品化之上，把我们的朋友、兴趣、信仰和偏好变成了商品。

当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超过90%时（远高于《欧洲联盟条约》的60%，但仍低于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会下降。有数据显示，1946—2009年，公共债务超过90%这一比例的富裕国家，增长率急剧下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7年美国负债率为64%，2014年为105%。而英国，该数字分别为44%和81%；欧盟为58%和88%；欧元区为65%和94%。

法国经常被标榜为一个“大政府”，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为58%。一般认为，英国政府的支出规模也相当大，但是该比例约为40%，与美国的36%差别不大，而美国经常被当作“小政府”的例子。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被看作国有经济代表的中国，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仅为30%。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是，政策制定者被私人利益集团控制了，从而产生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腐败、权力寻租、资源配置不当［例如将公共资金投入不成熟的新技术领域（选择失败者）］、与私人企业展开不正当竞争（“挤出”有可能成功的私人投资）等不良经济现象。

NHS在英国被认作是国宝。NHS也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便宜的医疗系统之一：根据经合组织2015年的数据显示，英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9.9%，几乎是美国那个“半私人系统”花费的一半（16.9%），而且效率也要更高。

“价格等同价值”的思维方式鼓励公司将金融市场和股东放在首位，并尽可能少地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