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为《猴子拒绝不平等收入》的论文中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只僧帽猴完成某项任务后，可从实验人员那里获得奖赏；一开始，两只猴子均对黄瓜奖赏表示满意，但当实验人员将其中一只猴子的奖赏由黄瓜改为更美味的葡萄时，另一只猴子愤怒地朝实验人员挥舞着手中的黄瓜。

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增长”的概念。曾经，农业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当且仅当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才变得无所不能。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说：“这就是我们在认知上出现巨大分歧的开始。一边是自视甚高的经济学家，另一边是发现其生活经验与经济数据所展现的故事完全脱节的普通民众。这种分歧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民众最后只会认为自己被国家欺骗了。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这种民众认知更具破坏性的了。”

日本以83.7岁的人均寿命成为全球最长寿的国家，而美国的人均寿命只有79.3岁。换言之，日本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比美国人少一半，却反倒比美国人平均多活4年。

皮尤研究中心于2014年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对在美国私营企业从事非管理工作的工人而言，其1964年的平均时薪为2.5美元，2014年升至20.67美元。虽然这些数字在乍看之下让人感觉进步很大，但如果我们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那么这些数字就不再具有优势了：换算成2014年的价格后，1964年在美国私营企业从事非管理工作的工人时薪就已达19.18美元。也就是说，半个世纪的辛劳所取得的所有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过将工人时薪提高了1.5美元而已。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提道：“从真正意义上讲，美国工人的平均时薪早在40多年前就已达到顶峰。”

大西洋两岸之所以兴起民粹主义和反对外来移民的思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混得差的人，正在奋力争取他们的“公民身份租金”，即因出生地而拥有的优势。

已在非洲成功投资数年的迈尔斯·莫兰德同样对统计数据的质量表示不满：“在肯尼亚这样的国家，8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手机。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官员提出‘这些国家的半数人口的人均国民收入不超过每天1美元’。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速为2%，但该国人口同样增长了2%，那么其人均GDP完全没有变化。投资者经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感到欢欣雀跃，却忽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

经济既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也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事实。1930年以前，世界上不存在“经济”，它与棉花糖、汽车保险或复式记账法一样，都是人们提出的一个概念。

GDP被设计出来，主要是为了衡量有形的生产活动。它不怎么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服务业经济，而服务业在许多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恰好占主导地位，比如保险业、城市园林规划行业等。

只需翻看SkyMall（空中商城）的商品目录，飞机上的每位旅客就能在座位上订购各类“必备”商品，比如身着17世纪贵族服装的宠物画像（标价49美元）、用松鼠头制成的标本挂饰（标价24.95美元）、与人等高的丛林攀缘猴玩偶（标价129美元），甚至还有可以安在狗嘴上的橡胶厚唇（标价29.95美元）。这样看来，当一些经济学家叫嚣“当今世界的问题在于需求的长期萎靡”时，我真不明白，我们到底还需要购买哪些东西。

若想以GDP的视角看到经济增长，国家就得保证生产无止境。与此对应的，必然是消费无止境。然而，除非人们永远渴望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体验，否则经济增长终有停止的一天。也就是说，为了使国家经济长盛不衰，我们必须永不知足。

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其获得的绝对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的相对财富的多少。

一篇名为《猴子拒绝不平等收入》的论文中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只僧帽猴完成某项任务后，可从实验人员那里获得奖赏；一开始，两只猴子均对黄瓜奖赏表示满意，但当实验人员将其中一只猴子的奖赏由黄瓜改为更美味的葡萄时，另一只猴子愤怒地朝实验人员挥舞着手中的黄瓜。

你的相对财富有多少，取决于别人相对于你有多穷。正是这种渴望超越且保持领先的心理，驱使我们每个人像仓鼠一样，在经济的轮子里越跑越快。

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增长”的概念。曾经，农业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当且仅当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才变得无所不能。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说：“这就是我们在认知上出现巨大分歧的开始。一边是自视甚高的经济学家，另一边是发现其生活经验与经济数据所展现的故事完全脱节的普通民众。这种分歧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民众最后只会认为自己被国家欺骗了。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这种民众认知更具破坏性的了。”

1934年1月，库兹涅茨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第一份报告。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长达261页，其报告的名称也可谓圆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毕生梦想—— 《1929—1932年国民收入》。库兹涅茨自称：“（本报告的）统计结果仅仅是一些估值，它们充其量是考虑周全的猜测而已。”他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几乎不可能仅靠这些估值来体现。”

库兹涅茨曾提醒当局，GNP本身毫无价值可言，并亲口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那个数字虽然引人注目，但它并不重要。

凯恩斯理论主张政府行为应被纳入国家经济范畴。这一论断重新定义了“经济”的概念。

阿布拉姆斯基和德鲁研究的毒品对象仅限于可卡因、海洛因、大麻、摇头丸和冰毒（如果一个人吸食的毒品不在此列，这个人就对经济没什么实质贡献）。

“支出法”。它计算的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总需求”，即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所有“支出”项。由于计算的对象是“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它还需将产于国内的出口产品纳入计算范围，并将产于国外的进口产品剔除。相应的计算公式为：GDP = 家庭消费支出 + 政府支出 + 企业投资支出 – 出口产品额冲抵进口产品额后的剩余量。这可能是目前经济学家们最广泛使用的计算GDP的方法。

美国政府每年的医疗支出占GDP的17%，这一比例几乎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两倍。

日本以83.7岁的人均寿命成为全球最长寿的国家，而美国的人均寿命只有79.3岁。换言之，日本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比美国人少一半，却反倒比美国人平均多活4年。

美国医疗研究专家史蒂文·布里尔表示，1998—2012年，制药企业及其他医疗产品制造业、医生集团、医疗机构、疗养院集团和保险公司，共花费了53.6亿美元游说政府。相较之下，同期的国防与航空行业利益集团的游说支出仅为15.3亿美元，而油气行业利益集团的这类花费则更少，仅为13亿美元。

博斯金委员会出具的调查报告称，由于电脑、电话技术的飞速进步，美国在1996年之前一直将国内通货膨胀水平高估了1.3个百分点。换言之，美国的经济增速一直被低估了1.3个百分点。

有报告发现，制造一台iPhone的成本，仅有2%流向中国工人，而30%以股权收益的形式进了苹果公司股东的腰包。

2015年9月，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刊登了一篇由两名学者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标题并不博人眼球，名为《21世纪的非西班牙裔美国中年白人的致死、致残率正在上升》。在严谨的论述之下，这篇论文隐藏着惊人的发现：自1999年以来，美国中年白人群体的死亡人数显著增加。

美国中年白人群体死亡人数激增的原因，正是被两位论文作者称为“绝望之死”的现象，其具体内容包括自杀、吸毒、酒精中毒、慢性肝炎和肝硬化。

1999年前，45~54岁的美国中年白人群体的死亡率仍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与其他发达国家呈现相似趋势。可到了1999年，这一趋势突然发生扭转。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因为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另一方面，阿片类药物滥用的问题之所以在美国变得如此严重，源于美国人在社会中承受着太大的生理或心理压力，而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自杀和酗酒的原因。但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充其量只是一种病态社会的表征，而非深层原因。

1970年，美国低收入中年男子的平均期望寿命比高收入中年男子少5年。可到了1990年，这一差距已拉大至12年。如今，该差距甚至高达15年。

有评论者这样写道：“比你原本能活到的年纪早5年去世已经够不幸了，但更不幸的是，你还很有可能比自己的父母先走一步。美国人尤其想当然地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但现实却与整个西方社会的认知背道而驰。”

就发达国家整体而言，国家收入中用以支付蓝领工人的钱从1970年的55%降至2007年金融泡沫破灭时的50%以下。换句话说，即使经济不断增长，主要受益者也不是从事经济生产的工人，而是拥有资本的企业主。

没有好工作的人，其找到稳定生活伴侣的概率也随之下降。同时，吸毒、酗酒、抑郁及自杀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皮尤研究中心于2014年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对在美国私营企业从事非管理工作的工人而言，其1964年的平均时薪为2.5美元，2014年升至20.67美元。虽然这些数字在乍看之下让人感觉进步很大，但如果我们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那么这些数字就不再具有优势了：换算成2014年的价格后，1964年在美国私营企业从事非管理工作的工人时薪就已达19.18美元。也就是说，半个世纪的辛劳所取得的所有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过将工人时薪提高了1.5美元而已。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提道：“从真正意义上讲，美国工人的平均时薪早在40多年前就已达到顶峰。”

1550—1750年，英国人均期望寿命未有显著提升。有趣的是，就连国王、公爵等位高权重者，也并不比普通农民活得更久。然而，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英国皇室最先获得了来自土耳其的天花接种疫苗。接着，天花接种疫苗及其他医学进步使英国皇室及整个贵族阶层受益，使英国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拉开了20年的人均期望寿命差距。

大西洋两岸之所以兴起民粹主义和反对外来移民的思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混得差的人，正在奋力争取他们的“公民身份租金”，即因出生地而拥有的优势。

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1.6%，而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竟占国民收入的29.2%。就连当年被经合组织报告评为最平等国家的冰岛，其收入最低和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所占据的国民收入比例也分别达4.1%和20.6%。说得更明显一些，即美国前10%高收入人群挣的钱是后10%低收入人群的18倍多。在冰岛，这一比例也达5倍左右。

已在非洲成功投资数年的迈尔斯·莫兰德同样对统计数据的质量表示不满：“在肯尼亚这样的国家，8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手机。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官员提出‘这些国家的半数人口的人均国民收入不超过每天1美元’。

就连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重要经济体，也不大愿意将过于炫目的经济统计数据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银行曾协助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数据。结果显示，以当地交货价计算，中国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在数据发布前数月，中国政府反对此数据面世。中国奉行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政策，尽力“低调”实现经济崛起。

当时，印度政府高层对发展经济几乎持怀疑态度，唯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1972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后，立马对所谓的“无限增长心态”展开猛烈抨击。她曾在某次公开演说中呼吁：“人们应始终注意提防‘实现GNP最大化’的危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将无一例外地引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与智利，其幸福水平分别位居全球第17、21、24位，均高于比其富裕的国家。从结果来看，虽然拉美国家人民的收入一般，但他们更擅长享受人生。英国的幸福水平位居全球第23位，与智利基本持平，但其人均收入几乎是智利的两倍。

在人均GDP位居全球前十的国家中，仅挪威和瑞士有幸跻身全球最幸福的10个国家之列。

据《全球幸福报告》的撰写团队称，共有六大因素决定着3/4的国家幸福水平差异，具体包括：收入（以人均GDP衡量）、人均期望寿命中的健康年数、彼此依靠的环境、对他人的信任（大致等同于腐败水平低）、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有时又被称为“自主行动权”）及慷慨（向慈善机构捐赠的能力）。

马里兰州以GPI（真实发展指数）作为GDP替代指标的做法，才称得上顺应了库兹涅茨的本意。我们不妨称之为“GDP 2.0”。2010年，马里兰州政府采纳了真实发展指数。

他们以GDP为基准值，加上前文述及的隐性“商品”（如娱乐时间、家务活）的价值，再减去被他们冠名为“让人后悔花费时间的活动”（如上下班通勤、污染和防范犯罪等）的价值。

1990年，哈格与同为经济学家的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联手开发了一种经济衡量指标——HDI。HDI仅包含三项要素：收入、寿命与文化程度。尽管后来有人为HDI增添了第四项要素——“社会平等”，但该指标的基本原理仍保持不变。收入由调整生活成本后的人均GDP衡量，寿命由人均期望寿命衡量，文化程度则同时由识字率、就学率和高等教育接受率决定。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速为2%，但该国人口同样增长了2%，那么其人均GDP完全没有变化。投资者经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感到欢欣雀跃，却忽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