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陷阱
在德国DAX30指数所包含的企业里，只有2家成立于1970年后：而在法国CAC40指数里，只有1家。在瑞典的前50家大企业中，30家于1914年“一战”爆发前成立，剩下的20家也全部成立于1970年以前。如果把全欧最有价值的前100家企业罗列出来，就会发现所有企业都成立于40年之前。
令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变得如此沉闷乏味、因循守旧的四股力量是：灰色资本、公司管理主义、全球化和复杂的规章制度。
2014年，软件巨头IBM花了相当于两倍研发支出的钱回购股票。
真正削弱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被我们称为“灰色资本”的入侵，“灰色资本”把核心的资本所有者排挤出去，形成“灰色所有制”，也可以说成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种关于生产所有者的制度，没有资本家，这种制度就无法运转。想想我们如今，40年来，上市企业的所有者所占股份和资本越来越少。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的现状。
要想企业蓬勃发展，利益各异的所有者必须与企业站在统一战线，助力企业成功。但显然他们有时不这样做，不少投资基金都同时持有数家竞争企业的股票。
看似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股东其实相互之间存在联系。全球各地的企业股东形成了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相互连接的结构，最终的所有权落在少数几家金融企业的手上，我们把这几家企业比喻为“蜘蛛企业”。
一份研究全球所有权集中度的报告考察了包括金融和投资企业在内的全球3700万家企业的所有权情况，结果发现仅147家企业就控制了所有企业资产的40%。如果把这些“蜘蛛企业”的数量扩大到737家，它们所控制的企业资产的百分比则上升到80%。
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那么“美国就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灰色资本所有者已经不把企业当作企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储蓄平台了。
进入《公司》杂志500强排行榜的企业中，有71%的公司初创时都是复制之前公司的点子，或是仅在其基础上做些很简单的修改。
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写道：“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赚大钱的最佳途径不是想出绝妙的主意并勤奋工作、努力实现，而是在政府中培植盟友。”
创新者若想夺得市场，往往不得不违反法规。
经济学家兼知识传播学者埃德温·曼斯菲尔德于1985年在对工业技术的研究中发现，70%的产品创新在出现12个月后，竞争对手就已经能够深入了解了。这一过程现在要快得多。
尽管美国的生产力从1973年至2013年增长了近75%，但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增加了略高于9%。
敢于异想天开之人甚少，是当今最大的危机。——约翰·密尔，《论自由》
现代资本主义就像一幅穹顶壁画，在一座与世隔绝的教堂里，描绘着碧蓝苍穹的假象。
新技术带来的并不是无限光明的未来，也并非只为我们带来积极的期待，预示未来的生活一定更好。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工作满意度一直在下降。
尽管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现在的劳动者获得的物质回报更高，工作环境也更安全，但很多人面临的经济机遇却少了，雄心壮志也丢掉了。
发明家克里夫·辛克莱曾说：“一旦开始制造一种能够挑战，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我们人类将变得难以生存。”
在德国DAX30指数所包含的企业里，只有2家成立于1970年后：而在法国CAC40指数里，只有1家。在瑞典的前50家大企业中，30家于1914年“一战”爆发前成立，剩下的20家也全部成立于1970年以前。如果把全欧最有价值的前100家企业罗列出来，就会发现所有企业都成立于40年之前。
无论组成主要股票指数的企业拥有多么好的商业决策能力，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都演变成了一个终身会员制的俱乐部，无人退出。就像所有高级俱乐部一样，没有企业退出，就没有新企业进来。
哈佛商学院的什卡·高希教授表示，超过95%的创业投资都无法获得预期回报；高达30%～40%的创业企业会烧光所有投资，最后彻底失败。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创业企业失败的原因一模一样。
根据《创业企业基因报告》的数据，3/4的互联网创业企业的失败，都是因为“过早扩张”。
本书旨在抛开个别的创新案例或逸事，从经济全局的高度思考创新的水平。我们希望了解，现在的创新能掀起多大的市场变革，又能迫使企业、员工和政府做出多大的努力去适应新变化。
在颠覆性创新上的投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收益。现代创业家精神诞生前和诞生后的企业家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明白不确定性是获得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必要元素。
令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变得如此沉闷乏味、因循守旧的四股力量是：灰色资本、公司管理主义、全球化和复杂的规章制度。
以前，企业会留存很大一部分的收益以进行再投资，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留存收益大幅下降。从前，企业管理层掌握投资决定权；现在，大部分由金融市场掌握。西方企业的确拥有大量的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负债，而非自己的利润收入。如果企业继续如此，新的创新项目就难以获得多少资金。
美国企业的留存收益占净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50%～60%降到了21世纪伊始的10%以下。
真正削弱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被我们称为“灰色资本”的入侵，“灰色资本”把核心的资本所有者排挤出去，形成“灰色所有制”，也可以说成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全球各地的企业都关注着如何进行市场定位，怎么影响，甚至是控制终端消费者市场。它们死死守护着各自的优势，害怕出现任何颠覆性创新，打破市场的现状。随着市场集中度提高，企业加快专业化进程，市场准入的门槛也逐渐提高，通过创新淘汰目前市场参与者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竞争的表现和节奏都发生了改变。
如今的企业，面对变化会本能地采取自我防御。受投资商和政府规定影响，企业变得越来越顺从。曾经的创业家精神已逝，用颠覆性创新掀起市场巨变的欲望不在。热衷确定性和自我保护的管理主义控制了企业界，资本主义渐渐忘记了初心。
逆转资本主义的衰败是遏制西方世界日益猖獗的民粹主义暴动的关键，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了。
如果经济每年增长1%，则需要70年才能使GDP翻一番；如果每年增长3%，只需23年，即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实现GDP翻倍。
企业生产力增长水平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上涨，但在最近几十年开始下滑，21世纪以来尤为严重。
最近软件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对经济的贡献还比不上内燃机、电力、现代家用电器等出现以前的科技成就对经济的贡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科技前沿企业每年的生产力增速为3.5%；相比较，那些非前沿企业的生产力增速为负值。
意大利很难适应新的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小型家族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重太高。
当意大利的企业经理被问到哪些是促成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时，他们的回答不是刻苦工作、教育或者创新，“认识有影响力的人”才是他们心中通向成功的必胜之路。
加拿大，它的企业规模分布也有问题，数量过多的中小企业减缓了整个经济吸收创新成果的速度。
普华永道曾对西方企业的管理层做过调查，结果显示70%的管理层认为公司缺乏“促进企业发展的必需人才”。
以前的研究指的是颠覆性创新，旨在引入新产品，重塑市场格局；如今的研发支出大多用于产品适应、设计和改善，比如从另一个产品上照搬一些特性或零部件，或者根据本地市场需求调整一下产品存量等。可以说，企业的支出更多花费在了“发展”而非“研究”上。
创新关乎产出而非投入，研发投入越多，不代表转换成创新的成果越多。
投资者的短期目标常常优先于长期的创新和竞争。尽管资本主义曾经是推动经济与技术实验的动力引擎，但如今，它已沦落为几乎零风险的日常储蓄平台。
1997—2012年，美国有8327家企业退市，其中4957家是因为企业合并。
在另一个国家收购一个企业，再把它变为子公司，比从头开始成立公司要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时间。
最近，企业的并购战略开始变得迂腐守旧。企业的目的是稳固目前的竞争局面，不再是发起新的竞争。因此，企业并购的目的有时甚至经常是保住市场定位。
将资本归还给股东的做法在最近几年变得特别流行。2014年，软件巨头IBM花了相当于两倍研发支出的钱回购股票。
资本主义是一种关于生产所有者的制度，没有资本家，这种制度就无法运转。想想我们如今，40年来，上市企业的所有者所占股份和资本越来越少。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的现状。
有钱人和资本家不是同一类人。资本家也有钱，但他们不像有钱人那样，表面上看拥有企业，实际上只在企业里随便转转。资本家是真正开拓企业、管理企业的人，他们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没法确认企业所有者的身份，那也就没法知道所有者想要什么。当企业的主要所有者和控制者是神秘人时，资本主义就变成了灰色。
赚钱的欲望不能决定这个企业所有者成功与否。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要想企业蓬勃发展，利益各异的所有者必须与企业站在统一战线，助力企业成功。但显然他们有时不这样做，不少投资基金都同时持有数家竞争企业的股票。
当市场和各项规定逐渐导致投资者行为同质化时，企业所有者反映得更多的是宏观趋势以及与系统性风险有关的事件，而非企业真正的价值与未来。
看似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股东其实相互之间存在联系。全球各地的企业股东形成了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相互连接的结构，最终的所有权落在少数几家金融企业的手上，我们把这几家企业比喻为“蜘蛛企业”。
一份研究全球所有权集中度的报告考察了包括金融和投资企业在内的全球3700万家企业的所有权情况，结果发现仅147家企业就控制了所有企业资产的40%。如果把这些“蜘蛛企业”的数量扩大到737家，它们所控制的企业资产的百分比则上升到80%。
对于个人有利的事情不代表对经济也有利，至少长期来看都不会有利，因为灰色资本在金融经济里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就像希腊悲剧一样，所有角色所做的也许从道德角度讲是正确的，但也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行为，可依然导致了悲剧。灰色资本主义的各种构成因子就是这样引导着西方经济走向了潜在的悲剧。
金融企业利润占全美企业利润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不到10%增长到2012年的近30%。
看似主宰着世界运转的人其实管理的都是别人的资产，对于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他们通常只有一个非常局限和短浅的看法。他们是资金经理，他们在灰色资本主义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介身份。
1950年，机构投资者仅持有发行股票的6.1%，2009年，该比例上升到50.6%。
在美国，自然人持有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比例在2013年降到了40%左右，但在20世纪60年代，该比例高达84%。英国的自然人持有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比例也从50多年前的54%下降到2013年的11%。
如果企业的其中一个股东规模庞大，而且对企业拥有控制权，那么该企业就会面临被撤资或财产转移的风险。同理，如果企业没有大股东，但拥有许多中介股东，它们也会担心资金被随时收回。所以企业无法保留它们大部分的收益，也无法利用这些收益进行长期投资，只能任由外部资本市场摆布。这些资本市场对企业长期的价值创造越来越失去兴趣，只想迫切地看到企业在利润的数字游戏里玩出好成绩。
俾斯麦引进国家养老金制度时，从70岁开始发放养老金对国家来说，还不是一场金钱博弈，毕竟德国当时的平均寿命才40岁上下。
老龄化相关的储蓄占企业股东资金的比例太高了，而且它占灰色资本的比例还将继续增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养老基金和所谓的“公共养老金返还基金”共拥有30万亿美元资产。
临近退休的人更偏爱债券投资，较少进行权益投资，这样的投资偏好可能会削弱权益的作用，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
现在的日本，由于人口下降，800万套房屋无人居住；预计到2033年，接近2200万套房屋都会闲置。
要理解企业应该为股东服务这一点，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用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语言解释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本质，他说：“你必须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且保证是异性恋的男士，避免与紧密围绕在身边的美丽单身女性接触，目的是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其只曾听闻但未曾谋面的其他男士。”
亚当·斯密就在他的经典巨著《国富论》里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那些管理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的经理，可别指望他们能够像私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看管自己的钱那样小心谨慎地看管别人的钱。”
帮别人管理资产的经理们根本没时间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股东。
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那么“美国就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份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从1940年的7年下降到2007年的7个月，这种趋势也同样在全球主要的股票市场发生。
几十年来，灰色资本对确定性的追求在企业界深入人心，所有人都被迫遵循这套公式前行。企业因此越来越仇视未知，宁愿接受单调的定期回报机制，也不愿接受不能按照预期提供回报的商业计划。
灰色资本所有者已经不把企业当作企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储蓄平台了。
许多灰色投资者不想再投资企业，他们想把钱存在企业里，就像把钱存在银行里一样。储蓄的行为很值得赞赏，也为经济所必需，但这种储蓄方式削弱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过去50年的一大变化就是银行开始青睐风险，非金融企业却变得保守。企业的目标再也不是掀起市场的重大变革，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目标变成尽量保证市场稳定。
现在，大部分大企业内都充斥着官僚制度，忽视企业发展和创新。如果你曾经在大企业里工作过，你就会知道内部的官僚制度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一层又一层的管理阶级怎么耗费时间；要在工作上取得成功，既要有商业头脑，又要打赢一场政治斗争。
现代西方的大型公司和现代的社会主义架构只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新工业洲》
虽然很多公司吹嘘自己创新的天赋，但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所处的市场地位，让它们对自己创新带来的后果和自己带来的改变产生恐惧。它们更愿意让市场变化得慢一点。
诺基亚失败在没有做到它一直引以为傲的信条——“随时间而改变，打破现状”，这也是它们的企业格言。
微软相信未来的所有设备和服务都要运作在Windows的生态系统中——至尊戒，驭众戒。
复杂性往往滋生官僚主义。
管理主义的标准战略是用更加复杂的组织来应对复杂的世界。全球化要求公司变得庞大、昂贵而且复杂，自然就滋长了官僚主义，让创造性的破坏更加困难。
俗话说：“成功有许多父母，而失败是个孤儿。”
经常失败的大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过分管理主义化。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思想家伊夫·莫里耶说过，在公司里，40%～80%的时间都被管理团队浪费了。
进入《公司》杂志500强排行榜的企业中，有71%的公司初创时都是复制之前公司的点子，或是仅在其基础上做些很简单的修改。
如果公司内出现业绩很差的部门，千万不要试图通过削减预算来让部门有所起色。削减预算没办法让部门的管理工作回到正轨，管理层应该通过预算需求，合理分配资源，但也要增加管理层级，避免让机构问题恶化。
以美国的非金融企业为例，它们的运营现金流量自2010年以来增速越来越慢，净债务达到了史上最高。但新的债务并没有用来提高资本存量，为未来的收益投资，而是抬高了股价，给投资者预期的回报。
几乎60%的iPhone用户“盲目忠诚”于苹果手机产品。
以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复杂性指数”为例，过去50年企业里的官僚主义程度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
管理者将40%的时间花在写报告上，最多60%的时间花在开会上。
高管平均每年收到30000封“外部信件”——相比1970年的1000封增长了2900%。
虽然在美国只有1%的企业员工数量在500人及500人以上，但这1%企业的雇员加在一起却占了私企就业人数的50%。
1955年，平均每个CEO会有4～7个“绩效需求”，而现在是25～40个。这意味着现在的CEO们精力都不太集中，被很多同等重要的管理任务分散了精力，或者可以直接说：“有太多‘绩效需求’的企业是在同时向几个方向前进，不太清楚自己要走到哪儿，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项关于英国经理的研究中，发现93%的经理同意“大多数经理想要成功，至少要拿出一部分时间玩弄政治”，并且83%的经理同意“任何层级、规模的组织内都有政治”。
创新就是超越当下可量化的市场，寻找新事物。
亨利·福特说过，“如果我问人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想要跑得更快的马”。
如果没有创业家规划新事物，超越今天种种定量的可能性，愿意在回报尚不明确时付出，这些发明，乃至更多的想法都会被捍卫边界的人所扼杀。
医生在急诊室一天繁忙的10小时工作中，共需要点击电脑鼠标4000次，要花44%的时间输入数据，只有28%的时间用在患者身上。
全球化这一面带来的矛盾在于，虽然引进了更多竞争，却压缩了竞赛市场的空间。
全球化，一言以蔽之，是经济世界的一笔意外之财，却也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
人们认为，金融危机能由中央银行无所不在的天才解决，如果危机出现，或者泡沫破灭，他们随时准备着用流动资产充斥市场。
亚当·斯密在描述掌权者系统缺陷时所说，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幻想中，无疑是智慧的”。
自“二战”以来，贸易和投资就一直处于不间断的增长中，看起来它们只有加速的可能。
全球化，从贸易和投资角度来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型企业的独有物。如一项对美国贸易的研究就表明，在2000年，美国出口贸易前1%的企业占据了美国总出口量的80%。
能否获得全球化潮流的入场券，已经不再由企业为市场带来的价值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地位和运营效率。全球化成功的关键不再是企业的技术创造或者创新能力，而变成了在负载网络中的组织和对市场的更好的掌控、领导能力。全球化需要的是科技主义者，而不是企业家。
全球化悖论：它提高了经济效率，却又减少了竞争性创新的生存空间。
一般来说，大型企业占主导的经济体都十分富裕。
虽然面对淘汰技术的理智决定是放弃，但真实世界中，大多企业紧抓着沉没成本不放手：这些成本决定了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那些在优势专业化领域进行了投资的企业，损失这部分资本的代价可能太过高昂，或者大家都认为如此，微调都不可以，更别说大幅度的改变了。这也是许多专业人员支持从业资格证制度的一部分原因。专业化，就能成为推动个人和企业获得更高生产力的壁垒。它阻碍经济依靠将使资本和劳动力转向的创新进行增长。
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写道：“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赚大钱的最佳途径不是想出绝妙的主意并勤奋工作、努力实现，而是在政府中培植盟友。”
创新和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实质：通过引起更激烈的竞争或者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被历史淘汰，从而扫清生产力低下的行为。
管控下的市场与创新格格不入，也缺乏与创新竞争的野心。
规模较小的新加入者的每个员工或销售货品单位的成本高于现存的公司组织。
世界思想史经过简化后，其情节大抵不过是围绕新发现和旧教条的斗争，前者往往会胜过后者，并非立即胜利、并非短期内得胜，甚至中期都不一定能赢，但最后新发现常常真的会获胜。
创新者若想夺得市场，往往不得不违反法规。
数码世界的投资者和创新者说创新有一种“离岸”模式：创新会流向新技术商业化监管风险更小的产品。“
谷歌的谢尔盖·布林在谈及医疗保健行业时说：“干这一行很痛苦……在美国监管负担太过沉重，我觉得许多企业会因此望而却步。”
几年前，塔夫茨药物研发中心的学者发现，研发一种新型的、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物的开销在1975—2005年间上涨了13倍。在2005年前后，研发药物的开销一般在13亿美元左右。
学者艾维克·罗伊认为，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研发成本显著上涨，而这部分的成本约等于普通获批药物研发总成本的90%。这一成本激增是因为必须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的信息激增。
Stratos的植入式心脏起搏器这类设备，在美国从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申请到收到偿付批准，经历了14个月，而同样的过程在法国花了将近40个月，意大利监管机构耗时70个月才批准该产品进入市场。在意大利提出申请的时间比在美国早了5年，但美国患者更早用上了设备。
放宽市场监管加速了新科技的传播，使得公司更容易将创新引向市场，用户接受起来也更容易。
知识淘汰率——新知识或创新产品过时的速率——也迅猛增长，意味着公司利用过去的创新控制市场的能力已经减弱。
20世纪初期，年均知识淘汰率稳定在2%～3%。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上升到10%～12%，而且过去几十年间这个比率依然持续上涨。与这种发展态势同步出现的，是快速上涨的专利申请数和获批数，而且它指示了新知识的流向：知识淘汰率越高，新知识的传播程度就越高。倘若市场上没有新知识出现，那么知识便不会过时。市场改革大大提高了知识淘汰率。
经济学家兼知识传播学者埃德温·曼斯菲尔德于1985年在对工业技术的研究中发现，70%的产品创新在出现12个月后，竞争对手就已经能够深入了解了。这一过程现在要快得多。
让·兰乔在一项研究中总结到，超过一半的电脑专利，无论是否商业化，从申请日期算起10年内，都会变得一文不值。这种淘汰率也大致适用于电脑市场。信息与通信技术资本的贬值速率很快。
威廉·鲍莫尔敏锐地观察到，生产力较低的行业中的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生产力发展，因为其成本随着高生产力行业的薪水增长而增长。
跨平台即时通信服务应用WhatsApp仅用6年就做到了基督教花了19个世纪才完成的，即吸引超过6亿信徒。
在美国这个神话般的自由资本主义榜样国度，许多州禁止销售无商业许可证的自制面包。
2008年到2015年美国施行了将近900部限制对外贸易的法案。
现在美国1/4的工人都必须持照上岗。如果再加上需要某种证书的工作，这个比例能达到将近40%。
执业许可近几十年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过度监管的欲望，以及旨在保护职业免于竞争的、不断膨胀的野心。
如果想在佛罗里达州做室内设计师，要先上4年大学才有资格申请执业许可。佛罗里达州有自己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委员会，它阻止了美国其他州的室内设计师进入该州。
几年前，得克萨斯州出台法律，所有需要接触数据的电脑修理技师都需考取私人侦探执照才能继续修理工作。
如果有志成为一名亚拉巴马州的美甲师，要先接受750小时培训再考试。
执业许可是一种针对竞争的市场限制。它拖延了创新的传播，因为人们跨国或跨州工作会受阻。执业许可还影响到创新以及公司对创新的计划。因为执业许可赋予监管者极大的灵活性，决定什么是签发执照的条件，它们抬高了创新面前的障碍，使创新难以得到理解，尤其是如果创新不按套路出牌。
现在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债券而不是股权，而长期以来，税制使得发行债券比发行股权更有优势。公司依然可以利用长期债券融资的各种资源，但它们的资金结构已经逐渐变为短期债券。而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资本绩效需求反映了流动形式的债券以及持股时间更短的人的更重要性。
近几十年金融发展存在一个有趣的规律：虽然金融系统中的杠杆和资产负债表增加，而且一再增加，但在企业领域的长期投资和创新减少了。投资者越发倾向于将钱投到生命周期更短的项目中。
对外部资本的更加依赖改变了多种公司内部投资的相对价格。如果投资短期项目比长期的更容易，公司受到这样的物质激励，就会投资前者。
多德-弗兰克法案及欧盟或其他地区的一系列类似法案，成功地让本就极为复杂的金融法规变得更复杂。历史将会证明，这些新法规是否能让金融系统稳定，但这些法规已经加剧了对可预测性的需求，减弱了大家应对长期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的意愿。
要利用合理的法律提高我们的物质条件很难，但是用不合理的法律毁掉它却很容易。——西奥多·罗斯福，在普罗维登斯罗得岛的演讲
不确定性是复杂法规带来的最大问题。通常，法规有很多不同的构建方式，最近的法规却趋向于模糊，而非明确。这些法规影响了创新，因为它们强迫企业进行更加趋向于风险规避、更加谨慎的创新行为，创造了一种建立以获得行政许可为导向的创新文化。
有业界领袖表示：“第一反应是考虑产品的风险而非收益。”这导致“技术进步几乎成为不可能”。预防性法规转移了举证责任，因为它要求生产者证明一个产品是无害的。
大多数人眼里，不确定性都是一种成本，而且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成本。
医疗设备的前沿创新领域，漫长的核准手续能导致一款创新的预期总收益减少8%。
学者们已经大体上量化了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其结论是，大萧条期间1/3的资本投资下降都是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而非市场不确定性引起的。
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着增长的趋势（参考图7.1）。除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下降外，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
并不是科技挫折主导了西方世界的现状，而是科技焦虑。当前，人们对创新的极大热情，孕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期望：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开始了快速而激烈的技术转移，这将会由上至下地使人们丢掉工作，收入垮掉。出人意料地，这种观点竟然也从劳动合成谬论与零和博弈论的传统反对者那里得到了支持。
癌症在公元前3000年就被发现了，这种疾病的基因起源在19世纪就被发现了。美国癌症协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抗癌症的组织，成立于1913年，然而，100年后，还是有更多的人死于这种不治之症。
德国医生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在1906年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了解这种疾病的诱因，更不用说如何有效地治疗它了。
西方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对工业岗位感兴趣的年轻人又太少，这两点就导致了产业岗位的替代率不断下降。
《生活》杂志在1963年对其读者说，机器和计算机的发展达到了“让每个人都无法回头的地步，文章旁边是一幅幅描绘此创新带来严重后果的令人沮丧的图片：18名工人站在全自动控制的四轮驱动车前面，创新的工业机器工具阴森地高耸于他们身后。
数学家和动态编程之父理查德·贝尔曼在1964年说过一个结论：目前，技术进步意味着，现在只要2%的工作人口就可以生产出满足所有美国人所需要的产品。
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非常担心，他组建了关于自动化和创新的蓝丝带委员会。一组独立学者，自称“特设委员会”，担心“三重革命”，担心新电脑时代会带着如同对自动化普罗米修斯般的渴望那样到来。他们争论道，自动化很有可能会摧毁美国的工业结构，从而导致像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样的大面积失业。
自动化摧毁了原来的工作，但也同样创造了新的、更安全的、收入更高的工作。
创新的经济能力主要源于如何采用，而不是创造本身。
企业家们可以掌控自己的表现，却不能控制不可预测的市场，但凡他们可以控制，成败就都在他们的手中了。
有些时候，最有意思的失败发生在你的意料之外，尤其是你以为这是项目中最容易完成的部分，结果却是最困难的一部分。
在美国经济中，成立不满1年的公司所占比例在稳步减少，从大约16%的水平降到了今天的10%。
与老企业在1987年雇用了65%的劳动力相比，2012年老企业雇用了大约80%的全美国劳动力，这也说明，新企业雇用的员工急剧减少了。
1989年，几乎11%的年轻家庭在私有企业中拥有股份；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4%。1996年，年龄在20～30岁的人创立了美国大约35%的新企业，而在2014年，只有18%。
2001年，年龄在25～35岁的人，大约有24%表示自己当初因为惧怕失败，才不敢投入创业。今天，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1%。
在所有现存的企业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算是高增长率的企业，1994—1997年，3%的企业可以被归为高增长率类型，但是2008—2011年，这个比率锐减了一半。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高尔斯顿就认为，“工资和生产力红利之间的脱节，即过去40年来经济学界最大的事件，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第二次机器时代》中，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认为，1973—2011年，平均小时工资每年只增长了0.1%，与此同时生产力每年则增加了1.56%。
尽管美国的生产力从1973年至2013年增长了近75%，但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增加了略高于9%。
2007—2009年，美国丢失了700万个工作岗位，而在这两年期间经济的生产力在增长。
生产力的增长并没有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率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是微不足道的。
“工资几乎什么都反映不了。”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翰·希尔维亚这样说。
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因于2011年在机器人和机器经济方面明显的错误言论而出名，当时他将美国的失业率怪在自动化上。他举例说，自动化的ATM出现导致柜员失业。
奥巴马错了。根据1970年之后的数据显示，ATM的引进并没有减少柜员的工作。
哈佛毕业的父母担心孩子不好好读书，因此制定了不民主的规矩，限制一个10岁的孩子每天花在Xbox或iPad上的时间；而那些辍学的父母对科技入侵他们的休闲时间所怀有的恐惧要少得多。
一个社会从来不会自然灭亡，却总死于自毁或者杀戮——而且几乎总是基于前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
“金砖四国”的理想设想忽视了经济史上一个最简单的教训：高速发展的时代终究是要结束的。事实证明，在创新和生产力的前沿竞争，要比在经济水平上赶超难得多。
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作为GDP一部分的中国消费总额在过去10年有所提升，但是经济的增长仍然反映出了投资占有较大比重。
1997年和2006年之间，世界贸易每年增长6.8个百分点，但近几年，增长率不到以往的一半。
大规模的全球公司，实力仍然强大，但是要想在全球企业化的新时代繁荣发展，它们就被迫要巩固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更快地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意味着要加倍守卫公司界限，抵御可能激发更大竞争的入侵者。
随着市场发展越来越缓慢，维持当前股票的分红就更显必要——西方企业已经设定了如何维持利润的条款：通过企业并购形成更大的市场集中、更多的管理主义。这是一种将创造更少经济机会的全球化形式。
在欧洲家庭中，当他们在35～65岁的时候，48%的总金融资产分配在现金和存款上，35%的金融资产用于股票。但是那些65岁以上的人，现金和存款的分配比例会上升到55%，而股票投资则下降到20%。这种情况在美国也类似，65岁以上老人的现金和存款比例从24%上升到37%，而股票投资从47%下降至27%。
作家C.S.路易斯说过，痛苦是可以承受的，只要痛苦有目的或者更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