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

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

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

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

在“浙江村”近千家雇用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

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

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

原来，凡是一个人有点亲戚老乡关系，就可以凭借这点社会性开始经营；而现在如果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进人。

党支部和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要突出自己的非群众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部分加工户在当时都有过一连三四天不睡觉的经历。

如果同一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长期重合，很容易“难为情”（尴尬）。

“关系这东西，不能有用就去找，没用了就不来往了。“

对新式精英来说，群众威望不再那么重要，而财富和体制给予的光环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减弱，不能理解为劣绅对良绅的取代，更不是现代对传统的更替，而是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新式精英因此紧随体制，而他们发展群众基础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老的大人物了。

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

基金申请指南、A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黏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在这些正规化的文本里，不仅社会行动者看不到自己，连研究者也找不到作为活人的自己。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

“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

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

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

如黄宗智指出，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

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

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

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

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的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人。

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1995年的清理是在国务院最高领导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

北京“浙江村’‘内的土地，其实际所有权有属于中央单位的、市属单位的、区属企业的，还有属于部队的和准军事部门的，更不用说当地乡村了。这些单位分属不同的系统，谁都不服谁，地方政府无力协调。

当果园村党委书记在干了30年后退休的时候，其书记职位和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则分别由其子、女担任，于是成了“党委加公司加家族”。

从市场建设中获得的大量利润，从2009年开始进人全国各地的各类矿产和地产。“浙江村人”感兴趣的显然不是矿，而是在投机今后矿产升值的可能。

资产化和金融化使得财富的伦理含义变得不确定，即所获财富和劳动投人、和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几乎没有关系。浮躁的心态普遍蔓延。

在“浙江村”近千家雇用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令人惊讶的是，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完全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一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正式的谈判机制，甚至组织工会；相反，和以前相比，雇佣关系更不正式了。以前的付酬方式是以月工资为主、月工资和计件工资混合，而现在几乎完全是计件付酬。

以前工人和老板（特别是和老板娘及其他女性亲戚）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某种模拟家庭关系，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和老板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自我剥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没有自我剥削。

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原来，凡是一个人有点亲戚老乡关系，就可以凭借这点社会性开始经营；而现在如果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进人。

“去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用Hirschman的话说，工人只能靠不断流动、不断用脚投票来寻找机会、解决问题，不能“叫喊”（谈判），更谈不上“忠诚“。

“小主内、大主外”：普通人的活动限于社区内部，社团领袖代表普通人和外界交涉。正因为这个格局，很多海外华人不会当国的语言，却可以在唐人街过一辈子。

最让人吃惊的变化是“浙江村”大人物的纷纷人党。

林书记于2010年被派往北京任在外党委书记，当他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时，他估计到会的不会多于三分之一的党员，结果到了有70％以上，会场坐不下。

2005年以后大人物邀请我的几次宴会基本上都是支部会议，围桌而坐的全是党员。

党支部成为现在“浙江村“里号召力最强的组织。

一个在今天被认为是最有势力的“70后”告诉我：“原来是亲戚间互相走动，现在年轻人不管这些了。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亲戚）也讲不到一起。现在主要是支部（成员）坐在一起聊。交换一下有什么新的计划。”

在“浙江村”，党支部的号召力显然不在于它的群众性。党支部和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要突出自己的非群众性。

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拉越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

正规化意味着总体秩序的变化，意味着，可供小人物发展的社会平台在萎缩，和资本或者正式权力没有关系的小人物只能“出局”。而留在“局’‘里的成功者，他们的地位仍然非常不稳固，时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今天的精英要两眼向上，受制于人。

中国这二十年的经验证明，正规化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相反，对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增长引擎之一。这和改革初期的发展动力大不相同。

20世纪80年代的非正规经济调动民间积极性、脱贫致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正规化则很可能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国富民穷”的格局。

“浙江村”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社会自主性和能动性一定要靠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落实，比如老乡亲戚关系、“系“与“系”之间的重叠，大院老板对普通工商户的代表关系等。

“浙江村”里政府提倡的模范市场的样子。高端正规，但是没有店铺、没有顾客。

刘世明折叠式名片的首页。打开之后，里面列有9个职位，从各类商会的会长、常委开始，到最后才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是十分渴望在大城市定居。由于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国没有因为失去了土地而不得不涌向城市的人群。不少流动人口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两地都有收人。

今后人口流动的情况，更取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增长，以及城乡之间能否平衡地发展。

北京市政府在1995年清除“浙江村”时，发布了一条特别禁令：严厉禁止北京任何区和县接纳“浙江村人”，以期把这些流动人口彻底推出北京的行政边界。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政策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看来，连中央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流动人口是中国公民、将生活在中国。

政府在1995年清理“浙江村”，并不是因为流动人口没有户口，而是觉得无法控制流动人口聚居区。

政府担心这些大院老板会因此获得更多权力。

事实上，成功商人现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受欢迎，而普通的流动工人，包括“浙江村”里的雇工，依然要面对强大的行政藩篱和社会歧视。

为一小部分人打破边界，往往意味着剩下的多数人要面临更多的障碍。比如在中国，那些受政府欢迎的成功经济人士的流动，促使大城市的房价激涨，意味着一般的流动群体的生活更加艰辛。

我现在觉得一个更现实的危险是，政府可能会过分迎合新成功者而损害其他群体的福利。

改革方案不是艺术品，别人接受不了，只能说明方案设计者自己考虑不周，甚至无能。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对方身上呢？但是，这样的逻辑偏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至到现在，还很盛行。“素质太低“几乎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论调，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浙江村”里的年轻人的“心理年龄”在很多方面要比我早熟，表现出很强的独立参与社区生活的愿望。

在政策性的支出中，税收员的“小动作”是免不了的。大姊和我说：“猫儿碰见腥哪有不吃的。他们收你200，票就开100。你要是跟他认真，他就马上要收你400。你有什么办法？然后他说这是照顾你了，让我们可别跟别人说。”

1994年春节，一我向乐清县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他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文革’的时候就全国到处乱跑！”

1994年10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30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以上在80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

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们邻居间有矛盾，或者嫌我们吵，才去’报官’。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

躲不过去怎么办。几乎所有人的态度都是，“被抓住了要老实，过了风头再出来。”

“外地人如果被抓住一次，他们就觉得好像白衬衫上滴了墨一样，不得了了。但我们无所谓，年轻人谁能挣钱谁有本事。在外面做生意被送回家里，谁也不会看不起你。大家都差不多。我被抓住了，在那些；官’面前我可老实得很，叫干吗干吗。傻瓜才和他们’顶’。等出了他们的地盘，接着来。”

那时候在前门摆地摊卖，真是不容易，来个警察就要赶紧跑。有时候地上的东西来不及抱，真心疼死。有一次看警察来，我躲到旁边一个小商店的柜台后面，刚钻进去，北京的一个售货员狠狠地踹了我一脚！要把我往外踢。

小孩子还不懂事，问我说怎么别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哎哟，那时候我真是眼泪都被他问出来了。

开始营业员的工资是店里给的，和别的营业员一样。后来我不放心，这样营业员和我没感情啊，多卖少卖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1983年，刘泽波年末总利润与年初投人的比值大致为11：1。到1986一1988年，人们年初投人量一般已达到5000一10000元，年末总利润大概达到70000元至200000元，该比率提高到为15：1一21：1。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诸国先后变色，夜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国际倒爷”。谁也不曾想到的是，“浙江村”竟由此成了他们采购皮夹克的基地。“浙江村”的加工户和经营户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忙碌的一段。大部分加工户在当时都有过一连三四天不睡觉的经历。

蔡光元给了我一个说法：一我们亲眷和亲眷之间没有包销的关系。从来不会说你的东西都由我卖，都靠自己心里有数。你亲眷上门来了，我给你便宜的，没货了我尽量赶。但你不来，我也不会给送过去，或者说我自己（主动）留起来给你。”

91年我在北京看有不少人，拉一整车一整车的衣服往内蒙去。原来在做边贸，听说赚头很大，一做就十来万。

我过去从来没去过内蒙。第一次去的时候，还专门拉了一车的人，六七个。怕劫呀。那都是沙漠。有时候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和车。叫的人都是亲眷朋友，年轻小伙子。不说给什么报酬了，但是一路上吃好喝好，回来每个人又给了一条烟。

衣服在“浙江村”都是拿飞机运的，外行人才觉得奇怪！时间就是钞票么。

这就是兄弟的好处。跟谁做你也不敢这样。那东西做得不错，到东北穷一点的地方会有人买，这一点我自己也常去东北，有数。你要是和别人做呢，就是明明看好的东西，别人也说不行，不给你认真卖，到最后全要你赔。

当温州人在一地聚居到一定程度，由于他们从事的产业很雷同，竞争势必加剧，为降低竞争、保持利润率，就要开拓新的领地。1988年前后，就有人从北京向四川、河北省各地区，以及西安、天津等地扩散的。

“浙江村人”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就跟火车站人挤人一样，不用你自己用力，抬着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你不晓得，越是小地方，生意越好做。在成都竞争很激烈。我去了涪陵，挂名牌专卖店的牌子，今天打个折，明天搞个买三送一，那县城里的人都还不太见过（这种形式）呢。我包的地方位置很好，是县政府的对面，20多平方米，租金一年才2万。稍微装修一下，我就成了全县城第一的。”

我和前一个朋友仍然很好。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合作都不能太长的。一两年到头了。该换换地方，换换人了。做长了就容易有矛盾。

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之后，人们根据这个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

为什么不把一个核心系长期维持下去呢？这是人们的经验总结，如果同一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长期重合，很容易“难为情”（尴尬）。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重合的最大好处，是省去了事先的关系界定和制度安排的麻烦。模糊化的关系使合作很容易启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结构，很容易出现两方面的摩擦。

（一）他们经常强调的“意见观点不一致”。其实观点不一致并不重要，人和人的合作中总是充满不一致的，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的关系是不分你我，内部没有结构，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一致。（二）没有彼此监督的能力和制度。只要有一方稍微不自觉，或者稍微多疑一点合作马上陷人僵局。在这个时候，作为亲友的合作者又很难有动力把彼此的关系重新加以界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客气地分手。

靠内部人的合作，为什么又不能发展出大的企业呢？从“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乐清的一位干部曾在北京“浙江村”对我明确说：“这批人可不能回去！不说别的，他们回去了乐清的街上挤不下这么多人，就业解决不了，他们没事可干，还不把你闹个天翻地覆？治安就成问题。我们那里本来就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出来一些人是应该的！”

小姓的人出来是困难一点，借钱就不容易。二三十岁的才说朋友朋友的，四十多、快五十的主要还是靠亲眷。真好的朋友能有几个？亲眷多啊。

我们常常在飞机场或者火车站奇怪于为什么温州人带的行李会如此之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不同的亲友捎带的货物。

干我们这一行，就是全靠朋友的。朋友带朋友来，吃出名气，生意好做。

去正规医院就诊，不仅路途较远、收费高，而且在那里人们分外鲜明地感受到自己的“外地人”的角色。

诊所里除了平常的感冒、痢疾等日常疾病，诊治较多的就是性病。而且有关性病的医药奇贵，一针治梅毒、淋病的注射剂，即要上百元钱。由于“浙江村”内有完整的家庭，嫖娼或者性混乱并不严重，但男性业主在村外的性生活则往往不检点。二是“浙江村人”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在提高。这里很少有有病挺着不看的情况。

后村“学前班”的广告策略是突出“电脑教育”。所谓“电脑”，其实是两台简单的学习机。“浙江村人”在很多方面精明过人，但对电脑却是盲目崇拜。凡是屏幕加键盘，就相信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非凡的智慧。

策略就可以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所谓“民主国家”中发生的，像表达与退出；另一类则是在所谓极权社会中发生的，如变通。事实上，变通也正是被视为极权体制下的“非正式政治行为”。

1992–1995：乱里挣钱

卢建发和我谈他和北京经理的交往哲学：“这东西和谈恋爱一样，没有说两三句话就说定的。靠磨。北京人跟我们那里的人不一样，不喜欢你讲得太直了，太直了说你看不起他。第一次见面，我不送东西，就吃顿饭，送点小东西。北京人爱说，就让他说，我们听。把他的底摸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脾气，在商场里说了算不算。一一到第二次就要送大宗的。看准了一送就要送’到’（到位、够量）、送’倒，（发挥作用）。接下来细水长流，过年啊、五一啊、八月十五啊，四季八节关照好。”

“关系这东西，不能有用就去找，没用了就不来往了。“

送礼成为公开的经济制度。

现在人们越来越强调拉关系要“两手硬”，不但要在物质上过硬，在感情上也要充分重视，要搞成“朋友”的关系。

“要在（集贸）市场里找一个好摊位，找公安、工商的还行。要在大商场里找个好柜台，找这些外面的人就没什么用，但这些人你也得捧好了，也是一点怠慢不得。”

经营户认为，营业员是柜台赚不赚钱的重要环节。几个包柜台的碰在一起，往往就讨论营业员小姐的事情，说谁家的哪个小姐会做生意，哪个不行。

没有人说到你这里就一定想买的，也没有说到这里一点都不想买的。能不能抓住顾客的心理，（效果）差得多了。我就经常和我的几个小姐讲心理学。

能租不能卖，这其实给土地的拥有者–国家单位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反正能给单位创造效益，反正是短期的，单位往往抱着一种能租就租的态度，反而对价格不计较。

在“浙江村”，你很容易看到领导人所题写的招牌字。老板们的办公室里也常常挂着这个部长、那个局长写的条幅。“浙江村人”觉得这些都很正常。有点门路的就让人带着去领导人府上看看，请题个字；性子急的就通过领导人秘书、警卫及司机等“身边的同志”买了来便是。

挂出牌子：本店拆迁大降价。顾客一看，商店外墙上果然写着“拆”字，便信以为真，其实这里的价格比正常还要高。

一个虹桥做毛皮大衣的大户，1997年上半年赚了100多万，但是因为料子的价格降得太快（在几个月之内，从29块钱1米降到20块以下），下半年就亏了200来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