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军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增长也很快。1968~1974年，巴西年均GDP增长11.4%，这一巴西奇迹毫不逊于中国奇迹。而且做法也类似，国家主导，国进民退。

我们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而巴西陷入“失去的20年”，恰恰说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的基尼系数偶尔上升，这恰是由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在2009年的4万亿元（5 850亿美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其中的拉美化色彩也开始被淡化。

中国公布的许多经济数据都无法正常使用，城镇失业率就是个例子。由于排除了大部分劳动力，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始终维持在5%以下。

在2009年年初，中国媒体曾报道，排除城市常住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由于城里没有新的工作可做而返乡的农民工人数高达2 000万。这种情况出现在半年内GDP增长率约为6.5%的背景下。所以，如果GDP增长率跌破7%，必然造成大量失业。

尽管中国官方有权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投资策略的完善性提出担忧，但作为一个失衡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它并没有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其他选择。

2007年的全国人大闭幕后，温总理警告说，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观察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视角，但核心是政府经济活动。

土地资本化以后，政府成了唯一的地主。

中国的物流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2倍，根源就在投资，其建成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支持不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所以只能通过多设卡、多收费来弥补量的不足。

自1996年中国央行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开始，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由于过去中国社保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客观上也要求年青一代增加储蓄，以应对不断提高的赡养率。

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集中度非常高，除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只有120余家，而美国有7 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 900家信用社。

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二是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

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

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可以说的是，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

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实用主义。在此争斗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以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

2013年，不少媒体放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政治上的强力领导和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获得“经济奇迹”的原因所在。不少极端的“中国模式论”者甚至将经济增长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尽管从GDP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快的增长。但这一指标除了数据真实性问题外，并没有体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城乡差别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同时也忽略了环境成本以及由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成本。当然，它也没有顾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成本，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成绩是当前可见的，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很高。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军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增长也很快。1968~1974年，巴西年均GDP增长11.4%，这一巴西奇迹毫不逊于中国奇迹。而且做法也类似，国家主导，国进民退。巴西甚至利用“强迫工业化”，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场方式征收农民土地。

我们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而巴西陷入“失去的20年”，恰恰说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农村基层民主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这就使农民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并没有真正的话事权，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自然也很难为自己争取权益。

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 200万乡镇企业中，超过1 000万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不到200万登记为集体企业。这与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大部分属于私人经济部门，所以这其实证实了私人产权的有效性。

1980年，中央下发文件，农信社开始新一轮改革。这为农村改革的启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信社的控制逐步放松，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自由化，而这恰恰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相对应。

政府既制定相关政策又试图从中牟利，结果短期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政策必然导向重视“硬件”。因为通过基建获得的经济数字繁荣快速可见，而由民生改善到消费推动不仅不容易看见，而且见效慢，所以，相对而言“软件”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一思路下，出现类似“空城计”这样的案例就不足为奇了。

农民变成农民工时，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

“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轻视私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的基尼系数偶尔上升，这恰是由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在2009年的4万亿元（5 850亿美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其中的拉美化色彩也开始被淡化。

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性的而非市场性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用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红利，却并没有提升人们的家庭收入。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

经济上，虽然私人产权得到部分承认，私人企业的规模已非常庞大，但政府依然控制着大多数重要资源，国有企业占据着几乎所有的制高点行业。

中国公布的许多经济数据都无法正常使用，城镇失业率就是个例子。由于排除了大部分劳动力，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始终维持在5%以下。

中国官方智库也认为，城镇失业率至少被低估了1/3，总失业率至少被低估了1/4。

价格方面，销售量和销售价值（数量乘以通胀率）经常与公布的通胀率数据有很大冲突。去年，由官方销售数据推算出的房地产价格增长速度是官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3倍。这种情况在汽车和其他主要消费市场中屡见不鲜。

衡量价格水平最广泛使用的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以及将名义GDP转化为实际GDP的平减指数。但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很难找到两者之间的一致关系。

在2009年年初，中国媒体曾报道，排除城市常住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由于城里没有新的工作可做而返乡的农民工人数高达2 000万。这种情况出现在半年内GDP增长率约为6.5%的背景下。所以，如果GDP增长率跌破7%，必然造成大量失业。

中国部分官员多年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7%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市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经济增长达不到接近7%的水平，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失业。由这点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或许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太利于就业增长。

过度财政刺激的趋势：就业市场对信贷和其他政府政策变得越来越不敏感，这迫使政府更快地增加开支。

中国国务院2003年开始呼吁消费和投资的重新平衡，然而现在，失衡却更严重：投资比重远超任何市场经济的先例。

2009年的商业地产增量几乎相当于GDP增量的90%，没有房地产业，中国经济就会呈现政府担心的种种更坏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流动性容易泛滥。

中国的经历将不同于20年前日本经济的遭遇，也不同于2008年美国的状况，尤其是在其官方经济数据因各种因素而被调整后。

流动性驱动的繁荣总是伴随着泡沫的积累及破灭，虽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面上看来皆大欢喜，但根源于内部的问题有可能使中国经济步入坎坷的未来。

如果经济危机造成“真实的失业率”上升，首先遭殃的是被迫回到农村老家的农民工。

如果真实的努力不能让经济发展和税收的数字显得漂亮，那就很容易虚报数字。这正是笼罩在中国经济数据上的层层迷雾。

在汉语中，“危机”一词包括“危险”和“机遇”双重概念。近年来，这个象征性的含义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于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却只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其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滞后领域。

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

在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方面，中国需要采取比现在认真得多的措施。唯有如此，政府才能减少人们因为担心而进行的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并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消费文化。

如果全球经济减速拖延得更长，中国工人的压力就会加剧——同样，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也会激化。

其货币政策——使人民币依然紧盯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是这一出口主导的增长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货币体制有效地锁定了中国的政策，这些政策要求将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断转换成美国国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将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元资产的循环过程，人民币的价值将会直线上升，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

尽管中国官方有权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投资策略的完善性提出担忧，但作为一个失衡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它并没有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其他选择。因此，中国政府有关美国国债以及美元地位的抱怨也显得空洞乏力。

中国似乎知道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和潜在脆弱性。在2007年的全国人大闭幕后，温总理警告说，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2003~2007年中期的全球经济大繁荣的诱惑。截至2007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2%。尽管温总理的担心完全合理，但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者们似乎不愿意修改创造了如此非凡成就的“配方”。

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它自己的宏观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当口儿，却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新的自信。中国领导无比自豪地谈到，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实现危机前8%的增长目标。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并带领亚洲乃至世界走出衰退。

观察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视角，但核心是政府经济活动。

中国的财政机制是以支出定收入的，因为中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严格的预算制度，所以多是行政官员先决定任期内需要做的几件大事，再回过头来到各渠道找钱。故此，税收的迅速增长不太可能使对应的财政盈余结转至下一年。虽然这些年中国每年的税收都有20%~30%的增长，土地收入也增长得很快，但多数收入早被预支出去了。

扩张的财政支出使政府产生了很大的融资需求。这时出现了一个机制： 住房货币化。于是土地资本化以后，政府成了唯一的地主。经济被牵引到房地产支柱上，根本动因还是财政，房地产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

所谓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最终还是来自银行——开发商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参与土地的竞拍。

土地供给是中国投资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条件，类似于地方政府的资本金。从严格意义上讲，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投资方，只不过它所得到的并非投资利润，而是财政收入、就业、GDP以及日后的政治晋升。

高投资增长必然需要低成本资金支持，所以中国在1996~2002年的实际利率为3%，而2003~2010年的实际利率却降至 –0.3%。在这96个月中，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

高强度的投资扩张，却反映了部门之间大规模的财富移动，私人部门（体制外企业和家庭）财富的转移为投资的持续繁荣提供了补贴。

中国长时间将家庭储蓄利息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准，私人部门的企业和居民承担了很高的宏观税负，这包括政府收入高速增长和公共福利供给严重不足，以及政府为了支撑庞大的公共投资，将房地产演变成融资的机制，家庭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强制隐形地抽税。

在储蓄型经济中，没有总需求强劲扩张和宽松货币环境的配合，企业把上游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空间相当有限。笔者认为，2003年后的中国通胀无论是供给面还是需求面的逻辑节点皆来自政府型经济扩张。

从供给面看，中国的通胀是由于投资效率低下。当大部分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的政府经济活动中后，最后的财务负担只会加到该类型经济中有效率的部门身上。

中国的物流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2倍，根源就在投资，其建成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支持不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所以只能通过多设卡、多收费来弥补量的不足。

基础设施使用率不足的本质就是泡沫，经济学中称之为“投资的内部隐含报酬率低下”，这是通货膨胀供给面的逻辑。

自1996年中国央行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开始，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测算，上一个10年，中国国企改制等结构性改革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力已经消失。

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结构使然。因为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而是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中国存在的资源要素价格的管制是政府投资旺盛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财政预算在中国只代表政府的部分经济活动，即表内的活动；而中国政府更主要的经济活动实际一直是在表外进行的，即投资。判断未来中国宏观政策的方向，更需要综合中国政府的表内和表外的活动变化。

由于过去中国社保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客观上也要求年青一代增加储蓄，以应对不断提高的赡养率。

社会保障体制上的缺陷可能阻碍想要加大消费比重的货币政策的传导，使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中国社会是“未富先老”。

由于中国存贷款利率还有一定程度的必要管制，金融脱媒已成为一个明显的现象。近年来理财产品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2005年，我国银行仅发行理财产品598款，发行规模仅为2 000亿元；到2010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已达1.18万款，发行金额高达7.05万亿元。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国内往往将日本“失去的20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引发的日元被迫升值，但国际和日本国内主流人士却认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主要症结所在。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等人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尽管农业比重下降可以部分解释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多数农业收入在统计上算作劳动者收入），但即使是在工业产业内部，劳动者工资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在下降。

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误解，认为高储蓄来源于中国人勤俭的文化传统。事实是，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不比其他国家（如印度）高很多，储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和政府。

家庭储蓄多不是问题，国家的净储蓄多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把储蓄投资到高回报的项目上去。然而，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的投资效率并不高。

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控制或干预。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政府对经济过度参与，公共财政仍有缺失，产业升级已经过度。

中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阶段，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工资上涨得不会很快。

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集中度非常高，除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只有120余家，而美国有7 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 900家信用社。

缺少小银行是利率管制之外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最重要原因。相同数量的资金，投到中小企业比投到大企业更能增加就业。就业多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就会提高，从而有可能提高国内消费，减少出口。

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二是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

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

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会产生两个直接不良后果。一是挤出民间投资，银行更不愿意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二是增加银行坏账风险，而大部分坏账最终还是要由老百姓埋单。

中国太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曾经在威权体制与混合经济的模式下实现了某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政治动荡，经济停滞。

少数能够较好地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如韩国）不仅实现了收入的相对平等分配和政治的基本稳定，而且维持了长时间的增长。

大多数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实现了结构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都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不断增加出口，大有替代中国之势。过去那种到处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发生逆向淘汰，最能干的农民大量外流，在贡献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后，由于户口和房价，在进入中老年时期，又被迫流回老家，以至于农业成为老弱病残经营的产业。

改革开放30余年，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但从相对角度看，好处大多流向了政府和企业。

低劳动成本是过去和今天的现状，是暂时可以利用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住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要尽早终结这种状况。

在尝到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增长甜头之后，政府开始把坚守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变成政策目标，不许攻破了。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20年中，中国工人是输家，因为“改变收入结构是和一大堆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创造就业机会是一回事，谁从中受益是另一回事。

当前，中国官方已不再用城市户籍人口，而改用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