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民主是我所知的最坏制度，但是过去那些屡经试用的制度甚至更坏。-温斯顿·丘吉尔

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1989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资产总额的39%。然而，他们只占有16%（仍然不错）的收入份额。

富人收入的飙升和穷人收入的减少，并非由罗纳德·里根一手造成。当然，他对高收入者实施了减税，并削减了社会底层的项目预算。不过，财富差距的扩大源自市场内部，体现在家庭的税前收入上（大量的观点论述了市场的变化，如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

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

早在60年前，凯恩斯就曾宣称：金本位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存物”。

1987年的美国股灾起因于货币流动性的缺乏，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酿成另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我们向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之后，这次股灾并没有引起实体经济的大衰退。

货物、资本和技术在各国间的快速流动，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围家已不再拥有完全控制其命运的力量，而政府甚至可能任凭国际市场摆布。

虽然体态臃肿的资本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捞好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第三世界的穷苦劳工们。

以出口为导向从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公正，但是无疑也为绝大多数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

找找看哪个国家的贸易盈余最高。是不是俄罗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并非因为俄罗斯经济拥有超强的竞争力，事实上，它恰好反映了俄罗斯糟糕的社会现状。在这个国家，没有安全感的商人和腐败官员，将他们获得的一大部分国家外汇收入转移到国外以躲避风险，而这些外汇收入本来是可以用于支付进口的。

通过购买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专心制造其他更高层次的产品，美国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如果美联储试图将失业率压得太低，通货膨胀就会呈螺旋状上升。

只有当人们喜欢花钱，而且所花的钱超过产能时，多印钞票才会造成通货膨胀。

不是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对社会有价值，而金融市场一开始就有管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各种看淡墨西哥前途的悲观想法，都可能促成结果的自我实现。

关于地位的竞争，其实是一场零和博弈，不可能所有人都处于领先位置。无论我们跑得有多快，总有人得落后。

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在工资方面享有绝对优势的时代正在悄然而逝。

我们不但没有迈向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反而陷入了一个名望经济的世界。

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薪水不错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靠教科书的版税来增加收入。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同时再也没有人会靠卖书赚钱了。

如果你打算献身于学术工作，那么你只有三个选择（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制度化的学术研究兴起之前）：第一是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是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是像19世纪的科学家们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大笔赚钱。

今天，人们只需要接受6—12个月的职业培训，就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如特别护理、木匠、家政服务（这些职业取代了以前通常由配偶承担的家务劳动），然后获得同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差不多的薪水，甚至比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赚得还要多。

凯恩斯曾经说过，“善或恶皆有危险”

现代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学术领域的人，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对技术的卖弄。比如，本来用一般术语就能说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却用玄妙的数学来表达；或者，那些看上去明显愚蠢的事情，经过数学的描述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以平易朴实的英语为普通读者写一篇1300字的文章，远比为专业期刊写一篇5000字，而且满是方程式的专业论文困难得多，也费时得多。

资本主义民主是我所知的最坏制度，但是过去那些屡经试用的制度甚至更坏。-温斯顿·丘吉尔

从1970年到现在，制造业的产值大概翻了一番，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就业量出现微幅下跌。服务业的产值大概也翻了一番，但由于生产力提高不显著，因此就业量增加了90%。

加害于孩子们的人往往不是陌生人。例如，在1个小孩被陌生人拐走的同时，至少有1000个小孩遭受到家庭成员的性侵犯。但是，“陌生人诱拐”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热捧，因此，它们的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其实际的重要性。

在美国，确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从陌生人绑架小孩、数学家成为恐怖分子，到公司经理兜售汉堡等，诸如此类，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故事是否属实，而在于它们是否成为常态。

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凯恩斯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利率独立于就业及产出水平。

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在无通胀条件下的特定失业率目标。美联储的计划以利率的升降作为手段，让储蓄和投资在失业率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实现相等。

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那些自信可以免受任何知识阶层影响的实干家，其实往往受到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支配”。

国家科学基金会全年的总预算也不到2000万美元。这意味着，只要有几个古怪的富翁，就足以资助一系列不容轻视的智囊机构、研究所、基金会等，借以倡导他们偏爱的某种经济教条。

“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拥有全部财富的85%”，保守派坚持要改为“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创造了全部财富的85%”。

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査德·阿米在其新书《自由的革命》中竭力否认财富不平等的事实。说穿了，保守派就是不希望公众知道得太多，因为他们害怕那样会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美国所有的家庭中，占总数10%的最贫困家庭，其生活标准比上一代明显降低，中产阶级家庭勉强维持现状或稍有改善，而占总数20%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却实现了增长，增速甚至接近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那段黄金时期。同时，高收入家庭（例如，占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的实际所得成倍地增长。

1989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资产总额的39%。然而，他们只占有16%（仍然不错）的收入份额。

富人收入的飙升和穷人收入的减少，并非由罗纳德·里根一手造成。当然，他对高收入者实施了减税，并削减了社会底层的项目预算。不过，财富差距的扩大源自市场内部，体现在家庭的税前收入上（大量的观点论述了市场的变化，如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

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

在渔夫型的社会中，人们认为只有残疾人、寡妇和孤儿这样的人才可以接受公共资助；而在极端不平等的淘金型社会，不难想象大部分人都会要求那些凭运气发现金矿的人将他们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拿出来与其他人共同分享。的确，这样一种再分配方案，没有理由不受到普遍的欢迎。

医疗救助本身并不是为穷人服务的，而越来越多地是为老人、为养老院提供救济的，这些老人们大多都有属于中产阶级的孩子。

早在60年前，凯恩斯就曾宣称：金本位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存物”。

1987年的美国股灾起因于货币流动性的缺乏，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酿成另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我们向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之后，这次股灾并没有引起实体经济的大衰退。

一般而言，共同货币的建立将导致欧洲陷入更深的失业状态。

货物、资本和技术在各国间的快速流动，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围家已不再拥有完全控制其命运的力量，而政府甚至可能任凭国际市场摆布。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产出，而国际资本的流动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迅速。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垃圾堆放场，号称烟山，它经常被媒体用来展示第三世界的贫穷。多年以后，这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在第三世界国家，新兴的出口工业虽然只为工人们提供了极低的薪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同他们以往的极端贫困相比，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体态臃肿的资本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捞好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第三世界的穷苦劳工们。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因为发达国家的优势非常明显，有实力向本国的工人支付高于发展中国家10倍乃至20倍的劳动报酬。这些优势，包括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的专业技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捷的零部件供应，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设计精巧的社会协调机制等。

当渴望工作的城市失业大军逐渐萎缩，工厂之间将为劳动力资源展开争夺，于是工人的工资随之提高。这个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当地的平均工资达到美国青少年在麦当劳餐厅打工的收入水平，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如此。

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给人民带来的普遍利益，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实实在在能看到的。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仍是一个穷国。如果以一般人吃到的食物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该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1970年，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足2100千卡，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800千卡。尽管该国目前仍有1/3的儿童营养不良，但是197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甚至超过50%。

以出口为导向从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公正，但是无疑也为绝大多数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

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历史表明，援助只会产生持久的依赖倾向。任何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从来没有获得过几许成功。

廉价的空中运输，而波音飞机已经成为现代商业“可抵达任何港口的不定期货轮”。

蔬菜生产是一个需要适宜技术的产业。也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它需要人工种植，并经过手工拣选，辅之以较少的机器。

你知道消除美国贸易赤字最简单的办法吗？答案是，只需要宣布：从今以后，纽约市成为独立实体，拥有自己的国际收支账户核算。我敢保证，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我们称之为美国大陆）的贸易赤字一定会马上消失。

纽约并不做或基本不做实物生产。

197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每小时工作收入为美国同类工作的6%；而到了1995年，两个地区的收入已经分别达到美国的34%和43%。

找找看哪个国家的贸易盈余最高。是不是俄罗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并非因为俄罗斯经济拥有超强的竞争力，事实上，它恰好反映了俄罗斯糟糕的社会现状。在这个国家，没有安全感的商人和腐败官员，将他们获得的一大部分国家外汇收入转移到国外以躲避风险，而这些外汇收入本来是可以用于支付进口的。

通过购买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专心制造其他更高层次的产品，美国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如果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不是多少MIPS（每秒百万条指令的操作）或字节数，而是它们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程度，或者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能力，那么你就会发现，过去30年间人类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让人感到吃惊，相反，倒是有些令人感到失望。

在那些电脑已经非常普及的场所，如现代化办公室，生产力有多少实质性的提升也值得怀疑。

假如最后证明比尔·盖茨并不是另一个亨利·福特，那也不表明他在能力上有任何问题。因为真正能提升生产力的创造，像内燃机和流水线这样的发明毕竟是不多见的。

回归到基本教育，即教会孩子们阅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高科技正在使我们退化。

20世纪70年代，史维尼夫妇参加了一个临时保姆合作社，该社的成员主要是年轻夫妇，大部分都在国会山工作。他们达成了以下协议：在轮流原则的基础上，互相照看对方家庭的孩子。

每个成员可分配到一定数量的配给票即代价券，每一张相当于一个小时的保姆看护量。如果有一对夫妇想要外出就餐，那么他们就必须付给看护者一些配给票，而收到配给票的看护者夫妇可以在其他场合消费它们。

经过一段时间后，该合作社就会陷入一种没有足够多的代价券供人们流通使用的窘迫境地。这种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的后果，比如夫妇们变得不愿意外出就餐了，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代价券，即使有一些也会留到以后的重要场合使用；而为了积攒足够多的代价券，有些夫妇希望额外地多做儿次临时保姆的工作。

最终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夫妇都很不情愿地待在家中。他们会等到手头有更多的代价券之后才会外出一次，而有些则根本赚不到足够多的代价券，因为没有人外出就餐了。

简而言之，临时保姆合作社令自身陷入了“衰退”。

合作社发行了更多的代价券给它的成员。在拥有更多的代价券后，夫妇们变得更乐意外出了，因此要当保姆也非常容易，这又进一步促使人们外出，如此等等。合作社的“保姆生产总值”（GBP）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它继续加大代价券的发行量。等到有太多的代价券之后，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即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

一个非常幼稚的毛病：以为有深度的经济学，一定要谈大问题说大话。

这个保姆模型就如同具体细微的美国经济，而格林斯潘就是那位控制“代价券”发行量的管理者。

合作社的问题，根源仅仅是流动性不足导致的协调失灵，而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后，问题就解决了，系统也因此恢复了正常，如此而已。

如果美联储试图将失业率压得太低，通货膨胀就会呈螺旋状上升。

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人们不计成本地放弃持有现金。

为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关系，比如，3%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危害要比9%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危害的1/3小得多。

通往零通胀率的过程，将不仅导致暂时性的产出损失，还会造成永久性的高失业率。

名义工资的刚性意味着：一旦将通货膨胀率降至最低，将损害实际工资的灵活性，甚至会因此推高长期的失业率。

考虑加拿大的情况，该国的中央银行把稳定物价视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目前，加拿大的通胀率只有不到1%。类似于加拿大的高失业经济体通常会遭遇实际工资灵活性不足的问题，而福廷的文章表明，这种流动性问题的原因不是结构性的、宏观层面的，而只是加拿大银行过于热衷反通胀的结果而已。

价格稳定的利益是难以触摸的，而代价却是巨大的。而且，长期来看零通胀也未必是好事。

经济上的口号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原因不仅是它们可以避免严肃思考的痛苦，而且经过很多人的重复之后，还给人们一种生活在一个家庭的印象。

日本的消费者仍然喜欢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储蓄。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让经济体的需求过于低迷，就必须说服企业维持较高的投资率。然而，一旦银行体系遇到麻烦，信贷必将受到限制，上述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

面对日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低迷状况，解决之道很简单，那就是：印刷更多的钞票！

日本银行的软弱无力是众所周知的。就算多印钞票，人们也只会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它；只有当人们喜欢花钱，而且所花的钱超过产能时，多印钞票才会造成通货膨胀。

经济上的不稳定一直伴随在我们左右，但是1800年以前的经济低迷都起因于供给层面，例如粮食歉收、战争等。它们与现代经济的衰退完全不同，后者是货币需求的暴跌导致的。

公元前1000年，一位从事锡生意的腓尼基商人——意识到，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本，而且头脑灵活，就可以通过控制市场来大赚一笔。

首先，在市场上大量买进你想要囤积的商品，除了实际持有这些商品，你还可以购买期货——也就是在指定日期交割物品的某种承诺；然后，小心地保存这些商品；最后，伺机将这些商品卖出。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人为地制造短缺的局面。一旦将价格哄抬上去，就可以清空存货以获取暴利。

不是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对社会有价值，而金融市场一开始就有管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各种看淡墨西哥前途的悲观想法，都可能促成结果的自我实现。

马哈蒂尔则有一整套的阴谋论：是美国政府，怂恿了投机客的领军人物乔治·索罗斯来搞垮亚洲经济，借以将西方的价值观（例如民主和人权）强加给亚洲。马哈蒂尔的部长级官员们，更是将他的理论加以发挥：货币币值的波动，起因于“敌意而不光彩的手段”，中间暗藏“坏蛋的颠覆行动”，从而达到了“国际犯罪的高度”。

在这场危机中，索罗斯并不是最大的玩家（因为没能成功预测到这场危机的发生，大家都以为他已经金盆洗手了），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最具野心也最鲁莽的投机客则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它在损失了将近60亿美元之后才得以脱身。

货币危机常常会引起政府官员们歇斯底里的反应。

金融市场并没有纵容国家犯错的习惯。

在短期内可卷走数十亿美元的突发性外汇流出，并不一定是投资人非理性的一窝蜂行为引起的，也不一定是罪恶的金融操纵的结果；相反，它是理性的投资人在预计政策难以为继之后，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反应。

一种充分可靠的货币绝不会遭到攻击，而完全缺乏信用的货币总会出问题。

允许汇率浮动的国家可以降低利率，这有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同时也可以提高利率，这有利于抵御通货膨胀。

身处这样一个热钱可以随意流动的世界，威信不够的固定汇率制度是最糟糕的：它不但放弃了从浮动汇率中所获得的政策自由，而且向毁灭性的投机性攻击敞开了大门。

公开贿赂在联邦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建议，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时候，应该将医疗支出从GDP中扣除，因为这是成本，而不是收益。

在过去，精英阶层的健康条件一直要比普通大众好得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摄取到足够的营养。英国在小说家狄更斯的那个时代，就青少年来说，上流社会的子弟们平均身高比工人阶级的子弟们要高出10英寸。

关于地位的竞争，其实是一场零和博弈，不可能所有人都处于领先位置。无论我们跑得有多快，总有人得落后。

20世纪后期，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居民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形态，似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亡。由于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普通员工在一起工作的必要性显著降低。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后勤办公室从曼哈顿下城和其他的主要商业区纷纷转移到郊区的办公室园区。我们曾经熟悉的城市景象似乎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低层建筑，偶尔有几栋十层高的办公大楼侧身而立。

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在工资方面享有绝对优势的时代正在悄然而逝。

今天，人们只需要接受6—12个月的职业培训，就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如特别护理、木匠、家政服务（这些职业取代了以前通常由配偶承担的家务劳动），然后获得同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差不多的薪水，甚至比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赚得还要多。

由于信息的传递与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创新的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稀薄。今天你推出了一款成功的软件，明天每个人就可以在网络上免费下载。今天你录制了一场绝美的音乐会，下周盗版CD将会在市场上出售。如果你拍摄了一部不错的影片，下个月高清晰的录影带就可以在墨西哥城随处买到。

创造力必须通过推销其他东西的方式来间接地賺钱盈利。例如，汽车制造商通过赞助国际汽车大奖赛来提升自身产品的公众形象，电脑制造商则通过赞助软件编程高手来培养他们对于某些硬件品牌的认同。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

我们不但没有迈向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反而陷入了一个名望经济的世界。

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薪水不错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靠教科书的版税来增加收入。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同时再也没有人会靠卖书赚钱了。

如果你打算献身于学术工作，那么你只有三个选择（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制度化的学术研究兴起之前）：第一是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是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是像19世纪的科学家们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大笔赚钱。

克鲁格曼名气虽大，但他的书在中国并不见得畅销，很多出版社并不愿意出高价做这些“有名无利”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