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内市场
大多数学者把国家的作用置于东亚奇迹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正是东亚成功的主要因素。
在对韩国的研究中，帕尔韦兹·哈桑（Parvez Hasan）将关注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根据他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韩国经济依赖于私营企业，它们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在韩国，政府的作用远比仅仅制定游戏规则和通过市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常常在几乎所有的业务决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原有体制中蛰伏的边缘人的故事确实非同凡响：他们能够对任何微小的政策变化都采取快速的反应，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国家。一旦越过了政治红线，他们就注定失败。红线是动态的、政治化的，而不是由法律来严格界定的。
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保护年广久的核心理由不是关于合法性或道德，而是关于整体政治得失的考量。
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当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进入下一个阶段时，早期成为“万元户”的大多数人的财富都停滞不前，或以更慢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体户通常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够获得技术和资本，而且大多只针对当地市场。
国有部门的最核心圈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等级和特权的孤岛，仍然屹立在劳动力市场的海洋中。
在大多数西方和东亚工业经济体中，最贫穷和受教育最少的人往往享有更多的国家福利支持，但在中国则几乎相反：最贫困、受教育程度最低、往往技术也最熟练的农民工和农民，获得国家福利支持的机会也最为有限。
“两头在外”政策（字面意思是“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在国际上”）。
国有银行主要专注于为国有部门融资，而地方政府只对更大的、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私营企业感兴趣，这些企业往往来自外部，甚至来自国外。反过来，国家也不依赖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为“下海”运动拉开了序幕，数十万名前体制内精英（包括政府官员、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和一些公众人物）加入草根新贵，成为私营企业家。他们勇于跳出体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国家体制中调动非正式的资源，如政治关系、技术知识和各种让他们能够廉价使用土地和国有资产的特殊政策。
在从私人商业资本演变为投机金融资本后，温州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联想成立于1984年末，它既不是中国所有科技公司中的第一家，也不是最大胆的一家。该公司创始人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没有选择切断公司与旧单位组织之间的联系，而是在国家研究院的资助下运营企业。在这种安排下，这家新成立的技术企业既可以利用旧的国有企业体制拥有的资源，也可以利用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新企业提供的政策机会。
华为从一家香港电子设备制造商的小型销售代理起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也有着类似的故事情节。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一名共产党员，曾是在一个工程部门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董事长孙亚芳和其他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也有在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工作的经历。
对于华为来说，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在公司的成熟期，深圳市政府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随着地方领导人任期的结束，新的地方领导人接管了控制权，立即收回了对所谓“提倡民间融资”的支持，并将这种做法定性为非法集资。因此，曾成杰被逮捕、审判，并基于庞氏骗局的巨大社会影响被判处死刑，他所有的个人资产都被没收。
曾成杰的案例更能说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联盟关系是不对等的，因为开发商总是需要一些法律法规的豁免才能获得超常的利润。只有在政治的保护下，这种打擦边球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才是安全的。
在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法治和政治问责的世界里，一旦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利害考量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可能很容易牺牲其弱势的商业伙伴。
一度被誉为中国产业升级典范的太阳能行业，如今已陷入重重危机。产能过剩，亏损巨大，濒临破产，太阳能产业已被证明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失败案例。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工商联拥有470万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企业达到特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一旦进入工商联，就可以通过专门的渠道与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
大多数情况下，当考虑企业家的垂直晋升时，主要根据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忠诚度来进行衡量。只有最幸运的100名左右的精英企业家才能参加各级的政协、人大和党代会。
在私人资本在地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江苏和浙江，两地的省委党校已经启动了培训“富二代”的项目。-《“富二代”进党校培训，学习课程包括党史政府关系》，载《时代周报》2013年9月19日。
对大多数私营企业家来说，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他们的命运就会立刻发生改变。
大多数企业家都对未来的形势特别敏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富商多倾向于选择移民或持有外国护照中看出来。
分税制改革也导致了地方财政能力的根本性削弱，并导致地方政府的功能性失调，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机构、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掠夺之手”，等等。
新的财政制度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全民养老金计划和综合公共住房体系等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险，几乎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得到补贴的住房。在1994年的体制下，所有的福利计划都被认为是财政负担而被市场化，从而为经济发展腾出空间。
由于地方政府已经高度企业化，提供福利被认为是一种成本和财政负担，而非经济增长的投资。在地方政府层面，福利支出只占地方政府支出很小的比重。
由于公共部门的雇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雇员，可以不受中国低水平福利计划的实质性影响，如在医疗保健、基本养老金和公共住房方面，因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例如，公务员较高的养老金和公共部门为自己的雇员建造的廉价住房，这就更加剧了在提供福利问题上的激励缺失。
每当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提供同时出现动力的时候，它更多是出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而较少出于代表居民利益的考虑。
政治逻辑更有可能在地方系统的更高层级上运作。在更低层级一直到最基层的地方系统上，经济或金钱的动机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
理财产品不是传统中国私营草根银行的继承者。相反，它们通常隶属于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和两家国有证券交易所，从超级富豪和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那里吸纳资金。
从结构上看，政府底层的一部分已经蜕变为一个以国家和普通民众利益为代价的自利网络。
从1978年开始，第一轮国企改革的特征是所谓的“放权让利”，中央部委逐渐将部分决策权转移给国企。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被授予权力，在生产、投资、人事任命以及对企业绩效负责等方面做出关键决策。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项激励计划并没有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未能有效地鼓励生产力发展，而留存的利润又往往被用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发放。
其他一些规模更大的央企明确转向了赤裸裸的利润最大化。最好的案例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央企在房地产领域的扩张，房地产行业是所有主要行业中收入和利润增长最快的。
新国有企业享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经济力量的影响，也不受中央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再代表一种模糊的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它们自身的企业利益。
监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政治力量强大的大型国有企业似乎缺乏政策执行力。
央企对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影响，意味着后者必须给予前者更大的经营和决策余地，远比委托人能给代理人的还要多。更重要的是，央企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家庭自留地”，为中央政府提供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不难发现央企“绑架”中央政府的现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央企在国内市场上经常会违背社会利益，在国际市场上也会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们还使得中央政府无法对国有部门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以平均股本回报率衡量，国有部门的整体经济表现远远落后于非国有部门。
根据2008年的收入调查，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如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部门）在内，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私营部门高出63％，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高出17％。
央企上缴国家的利润平均仅占其总利润的2％。因为即使是最低标准，央企也很少能够达到。
中国人均移动通信支出占其收入的5.4％；对于那些年收入低于1万元的人来说，这一比例高达个人收入的5％—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1％—2％。
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将互联网宽带的价格定在其运营成本的300％以上。
在追求利润的时候，它们甚至在违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也要打市场牌。当面临损失和失败时，因为中央政府将承担这些成本，它们又愿意打国家牌。
中央政府对央企缺乏有效控制，生动地表现在未能限制这些扩张性的国有企业涉足房地产行业。鉴于房地产泡沫日益严重，国资委命令78家主营业务非房地产的央企在2010年3月之前撤出房地产投资。但有报道称，迟至2010年12月初，在78家央企中，只有7家真正剥离了它们的房地产子公司。鉴于“央企退房令”无效，政府随后命令国有银行机构拒绝向这些国有企业的房地产业务提供贷款。但这一政策也无法约束国有企业，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利润为房地产投资提供资金。
任何违背国有企业既得利益的政治举措，都会遭遇强大的政治阻力。
大型国企的政治资本是国企深层次改革的巨大障碍。
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亚太地区时，一揽子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和失范的社会产生了影响。
虽然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噩梦般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有意义的社会改革，但是实质性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再平衡计划被搁置了。同时，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信贷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以及令人不安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新常态”阶段，即放缓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社会挑战以及艰难的结构性改革。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NME），期限最长为15年，以期能在过渡期结束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体。中国领导层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
在中国，国家仍然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市场在很多领域依然未能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护的产权、过时的劳工制度、对金融体系的持续控制、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
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覆盖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也正是由于这一庞大部门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被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即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但却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
尽管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近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国有企业的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证。
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
卡尔·马克思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认为殖民者把亚洲人民从“东方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
国家控制了所有生产要素，缺乏对个人的激励，这最终导致了“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
大多数学者把国家的作用置于东亚奇迹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正是东亚成功的主要因素。
在对韩国的研究中，帕尔韦兹·哈桑（Parvez Hasan）将关注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根据他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韩国经济依赖于私营企业，它们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在韩国，政府的作用远比仅仅制定游戏规则和通过市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常常在几乎所有的业务决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罗伯特·韦德认为，东亚经济表现出的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列因素的综合作用：（1）生产性投资水平很高，使较新的技术能够迅速转入实际生产；（2）对某些关键产业的投资，比在政府干预缺位的情况下要多；（3）许多产业直面国际竞争，即便在国内市场不是如此，在国外市场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研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贫富分化严重的经济体之一。
著名的“小岗村实验”，事实上相当于对官方经济秩序的反抗，同样，它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和税收收入的确出现了扩张，其代价就是中小企业的增长受到了损害。
政府不只是从市场中挑选赢家；它还以这样一种方式管理和构建市场，以确保其忠诚的代理人（及其自身）成为赢家和利益相关者。
原有体制中蛰伏的边缘人的故事确实非同凡响：他们能够对任何微小的政策变化都采取快速的反应，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国家。一旦越过了政治红线，他们就注定失败。
红线是动态的、政治化的，而不是由法律来严格界定的。
年广久不识字，也没有单位，因此他几乎毫无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释后，只能继续他的地下商贩生涯。这次他选择了卖烤瓜子，这是中国南方最受欢迎的家庭小吃。他的行当生存条件极其艰苦，晚上烤瓜子，白天和当地干部“玩捉迷藏的游戏”。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技能和敏锐度：国家垄断了小吃的生产和分配，而且当地的国营工厂只生产又咸又差的瓜子，潜在的顾客一直渴望买到一种物美价廉的瓜子，以供节日和日常消费。
由于国内甚至国际新闻都报道了他的事迹，年广久成了某种非自愿的全国市场代言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风向标。因此，甚至在1984年3月他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写信，倾诉对党的忠诚、宣誓执行党的路线。
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提到了“傻子瓜子”的故事：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保护年广久的核心理由不是关于合法性或道德，而是关于整体政治得失的考量。
“傻子瓜子”和年广久一开始就得到上层保护的原因：公司的规模小，保证了它的代表性和可控性。
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当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进入下一个阶段时，早期成为“万元户”的大多数人的财富都停滞不前，或以更慢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体户通常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够获得技术和资本，而且大多只针对当地市场。
1978—1981年，禹作敏没有把贫瘠的土地和生产资源分给农户，而是创办了4家农村企业。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多是专门加工钢铁零部件的，而后是生产建筑材料的，每个企业的负责人都是他的亲戚或有权势的家族。
禹作敏的农村企业也不得不在界定市场活动和经济犯罪的两条非常细微且往往模棱两可的法律界线上挣扎。
惊恐万状的禹作敏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号召村民武装保卫他不受警察的逮捕，而村民们设法与警察对峙了几天。
中央政府在处理禹作敏的问题时，试图将市场和政治分开。当禹作敏专注于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时，他得到了回报；当他把大邱庄打造成自己的私人王国时，他就受到了惩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模式最终衰落。
2012年，尽管乡镇企业仍雇用了大约1.6亿名工人，但它们仅贡献了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10％多一点。真正的原因是，下一个阶段的市场化不再以乡镇企业为中心，乡镇企业不再是最具生产力的部门和新的经济增长极，尽管它仍然在社会的最底层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国企既有一个计划部门，又有一个市场部门，两个部门这种奇怪的共存，是通过一个称为双轨制的正式安排而得以实现的。在这种制度下，产品市场上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是截然不同的：计划经济的行为者享有较低的投入和较高的国家采购价格，而市场行为者必须在原料和产品市场上开展竞争。
包干责任制也可以看作是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广义的包干责任制允许个体代理人在履行与国家或国家代理人的包干义务的情况下进行市场交易。
1989年柳传志开始的电脑创业（后来发展成为联想）、1988年王石创办的万科、1987年任正非创办的华为和宗庆后创办的娃哈哈、1985年侯为贵创办的中兴、1989年王健林创办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万达集团）。尽管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研究其中的一些案例，但我们也想在这里强调它们的一些相似之处。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这些未来各自领域的商业巨头们，都通过各种方式受益于双轨制的漏洞、他们以前的专业知识以及与国有企业、军队或大学的联系。这种安排也为寻租和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一般来说，它们的生产要素甚至中间产品大多可以按国家计划价格获得，而制成品或产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
各种规模的腐败和寻租行为（特别是发生在基层政府的），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有案可查的腐败增加了400％。甚至连军方也开始大力参与市场化进程，因为它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保持物质资源的有偿使用，从几乎不加掩饰的房地产业务到直接的武装走私活动。
“诸侯经济”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末，地方领导人经常改变中央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反对旨在抑制过度投资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大多数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业科学家挣得比街头小贩少得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恶性通货膨胀和党政干部严重的寻租现象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经济困难产生了一种社会剥夺感，并最终助长了政治激进主义，最后酿成1989年政治风波。
1989—1991年，面对东欧社会主义的动荡式消亡，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最初反应是退出市场，回到更标准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很快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是必要的，正如邓小平所理解的那样，因为它的紧缩导致了失业和经济衰退。
事实证明，前进的道路是进一步和更激进的市场化，以此来转移政治紧张局势，解决被疏远阶层的社会不满。
1994—2001年，全国各类国有或国营企业，由1000多万家锐减到17.1万家。换句话说，大约98％的国有企业要么被民营化，要么被重组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同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民营化和半民营化，为市场机制在国家撤出的领域和部门里发挥决定性作用扫清了障碍。
事实上，在早期的改革中，工厂工人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虐待，从数额低且不按时发放的工资，到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在沿海地区的血汗工厂工作，仍比在农村工作得到更多人青睐，尤其是它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和在城市定居的机会。
在1998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工厂工人只能挣到1188美元，而一个美国蓝领工人能挣到35639美元；这还不包括劳动法规和福利方面的差异。
到2010年，中国有2.6亿名农民工。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是带有农村户口身份的农民工。其中约1.45亿人出生于1980年之后。
1992年，中国国有企业在其鼎盛时期雇用了多达3000万名工人，占城市就业人口的20％。2012年，国有企业仅雇用了1200万人，约占城市就业人口的10％。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老年下岗工人离开市场，再就业率急剧下降。这些下岗工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的主要受害者。
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裁员确实引发了重大的社会抗议，尤其是在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和东北、北方的铁锈地带。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高等教育部门的大举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日益彰显，出现了不充分就业的重大问题，即学历与就业机会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参加烦琐的公务员考试，以获得国有部门的工作，有的甚至选择了较低的起薪和更崎岖的职业道路。
中国现在通过市场来管理劳动力和人口。
国有部门的最核心圈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等级和特权的孤岛，仍然屹立在劳动力市场的海洋中。
在西方和东亚的发达经济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往往选择在劳动力市场的顶层竞争金融、商业和法律等私营部门的最高薪酬；而在中国，顶尖人才往往回避市场竞争，更喜欢广义上的国有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和垄断部门。
在大多数西方和东亚工业经济体中，最贫穷和受教育最少的人往往享有更多的国家福利支持，但在中国则几乎相反：最贫困、受教育程度最低、往往技术也最熟练的农民工和农民，获得国家福利支持的机会也最为有限。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房价开始飙升。例如，2002—2012年，上海的平均房价至少上涨了300％，远远超过了家庭收入和其他价格的涨幅。
地方政府为了使他们的土地出让金最大化，地方政府成了不间断的城市化进程的最热心支持者和熟练的土地经销商。
中国目前的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双层结构：城市土地使用权是可交易的，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卖方；农村土地使用权只能部分交易，而且带有条件。
在一个经济体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国有银行几乎垄断了存款和贷款，这使得中小投资者别无选择，只能承担高昂的融资成本。
国有银行部门受到严格监管，这意味着为高风险投资融资的成本特别高。
有时，国家也会为企业家留出空间，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煤矿许可证制度的改革。这种政策机会主义有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刺激经济效率时，它就会把边界抬得高一些，为市场行为者留出更多空间；但每当它觉得有必要强调秩序和加强控制时，它就会把边界降得低一些，为自己的代理人争取更多空间。无论如何，这种安排总是允许国家保留经济的大部分租金和利润。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中国可以派遣100万名工人去开发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两头在外”政策（字面意思是“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在国际上”）。
中国企业一直处于兼具动员和控制功能的国家政策的压力下。直到最近，它们也只能通过适应全球市场环境和规则，被动地挑战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中国由国家主导的国内市场体制为私人市场行为者设置了各种制度天花板。它们可以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扩张，但只能扩张到一定的限度。一旦达到这一限度，它们就很难获得信贷、土地、自然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换句话说，在扩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除非与国家达成特殊的协议，否则很难扩大国内市场。
考虑到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如果能像国有企业一样进入国内要素和产品市场，国内企业或许能够在国内找到足够的扩张空间。由于情况并非如此，私营中小企业必须寻求外部市场。中国30年的贸易扩张就是基于这种模式。
尽管中国最大的企业仍是依靠国内垄断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但其最具活力的出口企业却是从事外包合同并为全球市场进行生产的中小型企业。
私营企业现在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60％。2013年，私营部门也雇用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劳动力。最重要的是，私营企业是中国创造就业的发动机。仅2013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就提供了12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约占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岗位的90％。
个体和私营企业绝大多数规模仍然很小，在有限的地方和基层市场运作。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这些小企业中有60％没有银行的长期贷款，40％认为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
国有银行主要专注于为国有部门融资，而地方政府只对更大的、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私营企业感兴趣，这些企业往往来自外部，甚至来自国外。
反过来，国家也不依赖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2013年，国有企业上缴国库3.6万亿元，占三大税种（增值税、企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60％左右。仅110家央企就贡献了2.8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46％。
私人部门仅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权力结构优势。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私营部门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国家经济力量得到了加强，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环境被制度化。
在国家—资本关系的逻辑中，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政治逻辑。国家的核心关注点始终是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些首要的政治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愿意做出重大让步，但同时保持对企业的控制。
市场—国家纽带的两个大类：伙伴关系模式和国家代理模式。
伙伴关系模式描述的是国家支持或资助私营企业，但不直接提供关键的生产要素，也不控制其发展方向。
伙伴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至少三种类型：私人主导的关系，如温州模式；提供服务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如苏州模式；以及国家扶持或产业政策模式，主要针对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如新兴的互联网领域。
国家代理模式描述了私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问题的一系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代理人或工具。这种关系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和人脉广泛的私营企业家可能会串通一气，利用地方控制的生产要素损害公共利益。
国家—私人关系的常见模式是，当一个企业很小，且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时候，国家可以不管它，甚至促进它的发展，但是一旦它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开始具有财政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时，国家将建立自己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以主导私人资本。
1997年，在新任总理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决定在接下来的3年里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1997—2000年，在国企“抓大放小”改革高潮期间，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总数从30万家减少到6万家。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为“下海”运动拉开了序幕，数十万名前体制内精英（包括政府官员、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和一些公众人物）加入草根新贵，成为私营企业家。他们勇于跳出体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国家体制中调动非正式的资源，如政治关系、技术知识和各种让他们能够廉价使用土地和国有资产的特殊政策。
财政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结合，导致地方政府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即从行政单位变为经济行为者。作为经济行为者，地方政府有时需要在市场中寻找代理人来完成交易。一些私营企业，特别是房地产公司和其他大型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代理人。换句话说，私营部门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与地方公司型政府一起，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
作为一个整体，温州可能是中国少数几个具有商业文化价值观的城市之一，这种文化价值观完全渗透到温州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和信仰体系当中。
在温州以及浙江和福建的其他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总是尽可能地支持私营企业。即使在旧时代的艰难岁月里，温州市政府也没有实施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从而给私营企业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温州模式主要基于从事小规模生意，尤其是商业上活跃的家族企业。这类企业的标志是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但这种经济组织的缺陷是其相对较小的规模和缺乏有竞争力的核心产品与技术。随着温州市场向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扩张，小型家庭产品的市场潜力已经枯竭。
在从私人商业资本演变为投机金融资本后，温州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苏州位于南京和杭州—上海地区的战略中点，是帝制中国晚期的重要工业中心。许多中国最好的手工业，包括著名的清廷织造署，都在苏州和南京。
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的高层领导人就苏州工业园区项目达成一致，这标志着苏州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重大转变。园区以新加坡发展模式为基础，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工业技术制造中心和国家经济的旗舰区。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层深知，其在干部考核体系中的绩效和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其服务的市场中的绩效和生存。这些企业大多数是面向海外市场的私营、外资或中外合资的技术型制造业公司。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亲商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有过数百个工业园区，但多数仓促建成，管理不善。苏州工业园区却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按照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而建造，随后在当地的中国环境下复制了新加坡的市场导向模式。
联想成立于1984年末，它既不是中国所有科技公司中的第一家，也不是最大胆的一家。该公司创始人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没有选择切断公司与旧单位组织之间的联系，而是在国家研究院的资助下运营企业。在这种安排下，这家新成立的技术企业既可以利用旧的国有企业体制拥有的资源，也可以利用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新企业提供的政策机会。
华为从一家香港电子设备制造商的小型销售代理起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也有着类似的故事情节。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一名共产党员，曾是在一个工程部门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董事长孙亚芳和其他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也有在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工作的经历。
对于华为来说，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在公司的成熟期，深圳市政府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比亚迪成立于1995年，最初是一家可充电电池工厂，其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公司直到2002年才成立。
在西安高新区工厂的建设过程中，西安市政府不仅提供了廉价的土地，还帮助建设了道路、工厂、搅拌站、住宿等基础设施。为此，当地（户县）政府急于征收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甚至不惜背离法律程序和中央政府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导致后来被国土资源部罚款。
公平地说，阿里巴巴、新浪微博和其他互联网巨头并没有像华为、中兴和联想那样，从政府那里获得那么多的财政、金融和其他形式的支持。但他们得到了最重要的发展条件：他们在最大的单一市场运营，而这个市场是由政府的政策创造的。
1994—2001年，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收入中的比例还微不足道。但在此后的10年里，它们就迅速增长到惊人的3.15万亿元，占地方政府2011年收入的50％。
房地产的繁荣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收入。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联盟也许是全国所有商业部门中最紧密的。
事实上，中国当代最有权势的房地产大亨通常来自富裕或人脉广泛的家庭。
作为一名长征老兵的儿子，王健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房地产生意之前，他曾晋升为副团级军官。王健林凭借自己在军队里的人脉关系，乘着中国房地产热潮的东风，迅速将万达集团打造成辽宁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中国是政府导向型经济，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在毫无政府关系的情况下做生意，那些声称可以独善其身的……是伪君子。但是，跟政府官员不能走得太近。不要把你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发展绑定在一起。- 王健林
曾成杰是湖南省中等城市吉首市的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老板。2003年，他获得了一份合同，代表湘西自治州政府建设体育馆、群艺馆和图书馆等设施，由于地方政府无法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曾成杰被授予了探索“社会融资私人渠道”的权利。“社会融资私人渠道”的字面意思是通过承诺高息回报进行非法集资。
随着地方领导人任期的结束，新的地方领导人接管了控制权，立即收回了对所谓“提倡民间融资”的支持，并将这种做法定性为非法集资。因此，曾成杰被逮捕、审判，并基于庞氏骗局的巨大社会影响被判处死刑，他所有的个人资产都被没收。
曾成杰的案例更能说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联盟关系是不对等的，因为开发商总是需要一些法律法规的豁免才能获得超常的利润。只有在政治的保护下，这种打擦边球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才是安全的。
2009年7月24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公开反抗当地政府将他们工厂民营化的决定。由于担心在民营化过程中失去工作，他们举行了激烈的抗议，洗劫了工厂办公室，并杀害了一名公司高管。省领导迅速否决了私有化交易，确保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这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即普通工人）更平和、更满意而做出的必要牺牲，地方的政治考量战胜了法律。
在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法治和政治问责的世界里，一旦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利害考量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可能很容易牺牲其弱势的商业伙伴。
施正荣是一位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年轻太阳能专家，当他回到家乡江苏省寻找市场时，他打造尖端清洁能源企业的愿景与无锡市政府同样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一拍即合。为了支持施正荣的冒险，无锡市国资委在2001年投资6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太阳能行业的大多数其他大型企业都与地方政府发展了类似的关系，它们同样也得益于国家的廉价资本和廉价土地政策，以及其他金融和行政支持。在这种模式中，虽然私营企业是舞台上的演员，但主要的增长源是地方政府。
一度被誉为中国产业升级典范的太阳能行业，如今已陷入重重危机。产能过剩，亏损巨大，濒临破产，太阳能产业已被证明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失败案例。
2009年，当中国经济遭受出口大幅下滑的打击时，政府决心投入数万亿元，支持10个战略性产业。在地方上，中央鼓励省级和地方政府发展所谓的“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江苏省政府精心挑选了三个行业：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造船。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包括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和中国最大的私营造船企业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在内的旗舰企业的资产和生产规模很快出现了指数级增长。由于无法承担这些项目的巨额投资带来的资金成本，地方政府求助于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如银行贷款、土地出让和公共信托。
在无锡一些因尚德破产而严重受损的县城里，地方政府甚至截留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
根据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信托公司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江苏省政府在中国出售的投资信托中占了30％。仅无锡市政府就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920亿元。
当私营企业家肆无忌惮的野心满足了当地官员的雄心壮志时，整个项目就变成了一种不计后果的努力，完全不顾及基于理性计算之上的经济回报向前推进，这很像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1978—1979年华国锋领导下短暂的“洋跃进”，在雄心勃勃的动员计划遭遇资源瓶颈时，就陷入了困境。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工商联拥有470万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企业达到特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一旦进入工商联，就可以通过专门的渠道与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
大多数情况下，当考虑企业家的垂直晋升时，主要根据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忠诚度来进行衡量。只有最幸运的100名左右的精英企业家才能参加各级的政协、人大和党代会。
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低层级的政治机会仍然是巨大的。根据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约51％的私营企业家曾在政协和人大任职，其中大多数是在县市一级。
2015年，中国1271名最富有的人当中，有201人参加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全体会议。虽然他们只占大会代表和委员的4％，但他们的净资产加起来有4640亿美元，平均财富为12亿美元，让美国最富有的立法者也相形见绌。
在私人资本在地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江苏和浙江，两地的省委党校已经启动了培训“富二代”的项目。-《“富二代”进党校培训，学习课程包括党史政府关系》，载《时代周报》2013年9月19日。
最初，投资山西煤矿的浙商实际上是受当地官员的邀请，拿到了政府的采矿许可证，接管小型集体所有制矿山和国有矿山。但是，当地方政府在新的中央政策指令的支持下强行进入市场，将中小型矿山重新收归国有时，这些私营企业家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偿。
对大多数私营企业家来说，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他们的命运就会立刻发生改变。
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称淘宝（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上销售的商品中有62％是假货，导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阿里巴巴的第一反应不是像通常情况那样屈服或公开道歉，而是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封充满激情的非正式公开信，对国家工商总局的选择性执法表示不满。
一个拥有足够大的企业的私营企业家，甚至可以在实际政治影响力方面超过当地的干部和领导。
私营企业家通常不支持政治改革，特别是朝向西方多党制民主的方向改革。
事实上，除了村级选举，私营企业家获得党领导下的国家各级领导职位的渠道很少。
大多数企业家都对未来的形势特别敏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富商多倾向于选择移民或持有外国护照中看出来。
这些企业家作为中间地带的行为者，拥有国家无法直接触及的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制度的结构性紧张，即以牺牲一般的社会利益为代价，为中间地带谋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当前这种吸纳与主导的制度要想继续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社会底层的稳定，普通社会成员目前仍能在社会底层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如果出现社会暴力和混乱，国家和私营企业家之间的主导—吸纳轴心将不再能够持续。
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那些经济上富有成效但本质上脆弱的安排的最高奖赏，就是优惠政策和潜在利润，且在这个过程中无须严格遵守现行的法律和规章。在制内市场体制中，有权势的私营企业家的利益，往往不仅是资本家的私人利益，而且还是市场—国家纽带中各级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共同特殊利益。
私人资本导致了市场和国家权力的快速增长，却很少导致规则的发展或市场经济的制度化。
分税制改革也导致了地方财政能力的根本性削弱，并导致地方政府的功能性失调，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机构、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掠夺之手”，等等。经常不平衡的地方预算也造成了各种预算外收入，包括从出售或转让国有资产的收入到各项杂费。
“九四体制”旨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财政强大的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
中国国有银行一直能够维持较大的利差，平均在2％以上，有时甚至高达3％。2011年，这种利差占到了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净利润的75％。
“九四体制”最重要的意外结果是地方政府的企业化。中国地方政府在承担风险能力、有效资产和债务、经济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表现得像大企业。
由于分税制改革将大部分主要税收分配给了中央政府，且中央集权的制度要求高政绩（如经济发展），所以地方领导人一直在寻找预算外的资金来源，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1998年开始的土地拍卖制度进行的土地出让，以及10多项基于当地房地产的税收，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银行家和其他企业家进行交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在地方政府的财政驱使下，中央政府的默许和外资流入的推动下，自1998年以来，土地和房地产的增值都超过了GDP的增长。
融资平台通过国有银行贷款，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转化为现金流。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已从原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增至约1万家。通过这些融资工具筹集的资金连同土地出让金一起，再投资于发展各种基础设施，从而提高了未来的土地价格。因此，整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发展周期可以持续到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完成为止。
中国大城市中背负沉重抵押贷款的年轻中产阶级家庭，注定要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工薪阶层家庭则由于高昂的房价，被禁止进入市场。
新的财政制度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全民养老金计划和综合公共住房体系等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险，几乎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得到补贴的住房。在1994年的体制下，所有的福利计划都被认为是财政负担而被市场化，从而为经济发展腾出空间。
由于地方政府已经高度企业化，提供福利被认为是一种成本和财政负担，而非经济增长的投资。在地方政府层面，福利支出只占地方政府支出很小的比重。
由于公共部门的雇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雇员，可以不受中国低水平福利计划的实质性影响，如在医疗保健、基本养老金和公共住房方面，因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例如，公务员较高的养老金和公共部门为自己的雇员建造的廉价住房，这就更加剧了在提供福利问题上的激励缺失。
每当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提供同时出现动力的时候，它更多是出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而较少出于代表居民利益的考虑。
地方干部往往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为实现高增长而必须采取的过头行动，往往会受到约束和风险惩罚，而被动和低增长则会导致较少的晋升机会。
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两种高度自治的方式：要么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地方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通常是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省级党政领导；要么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发展特别感兴趣并准许破例，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和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
政治逻辑更有可能在地方系统的更高层级上运作。在更低层级一直到最基层的地方系统上，经济或金钱的动机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
“九四体制”的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是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来源。对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即使有了卖地的新收入，长期的财政约束也意味着一种挑战：要在实现合理增长的同时还要达到收支平衡。
重庆的奇迹依赖于高层精英的政治网络。
凭借新获得的现金，龚爱爱在中国各地购买了300多套房产，其中包括北京的41套豪华公寓，总面积接近1万平方米，这些都是依靠伪造的身份证件进行的。当她拥有这些北京公寓的消息被曝光后，她的财富故事引起了全国的强烈抗议，尤其是在年轻的中产阶级网民中，因为他们甚至连首都郊区的一套破旧公寓都买不起。
当非法集资者张孝昌从龚爱爱那里拿到了1.2亿元贷款后破产逃离时，她曾企图自杀。当愤怒的储户无法起诉龚爱爱时，他们就把她在北京拥有的公寓和伪造的身份证曝光给了大众媒体。
泛亚骗局方案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地方政府的监管失灵。当投资者得知他们的储蓄可能会遭受损失时，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泛亚管理层和昆明当地警方。但后者最初拒绝调查，理由是“上面”指示称，任何调查都会导致泛亚的破产。当地政府似乎早在这个方案失败之前就知道了它的性质。
理财产品不是传统中国私营草根银行的继承者。相反，它们通常隶属于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和两家国有证券交易所，从超级富豪和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那里吸纳资金。
理财产品的大量涌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过度货币化和金融化，因为整个社会都被卷入了这一过程。
从结构上看，政府底层的一部分已经蜕变为一个以国家和普通民众利益为代价的自利网络。
以土地和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地方发展模式，导致了对社会生产性产品的投资不足，如技术创新、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对廉价劳动力、低环境标准和高能耗的过度依赖。
从1978年开始，第一轮国企改革的特征是所谓的“放权让利”，中央部委逐渐将部分决策权转移给国企。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被授予权力，在生产、投资、人事任命以及对企业绩效负责等方面做出关键决策。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项激励计划并没有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未能有效地鼓励生产力发展，而留存的利润又往往被用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发放。
在1998—2008年的10年里，国有部门的资产规模就比非国有部门扩大了5倍以上。
在实现大垄断的过程中，国家电网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来确保其控制和利益，包括禁止外部风力发电机进入电网，推迟输配分开的进一步改革，并与五大发电厂进行咄咄逼人的价格谈判，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其他一些规模更大的央企明确转向了赤裸裸的利润最大化。最好的案例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央企在房地产领域的扩张，房地产行业是所有主要行业中收入和利润增长最快的。
新国有企业享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经济力量的影响，也不受中央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再代表一种模糊的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它们自身的企业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新的国有企业与国内其他重要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
监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政治力量强大的大型国有企业似乎缺乏政策执行力。
在精英代表和流动方面，央企似乎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因为党倾向于奖励经济绩效，并承认拥有自主权力来源的行为者。
国企集团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石油帮”是一个主要的例子，它形成于毛泽东时代，在2013年开始的反腐败运动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谢淑丽（Susan Shirk）曾用“相互问责”这个术语来描述中央领导人和省级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选择官员，官员也选择领导人。
央企对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影响，意味着后者必须给予前者更大的经营和决策余地，远比委托人能给代理人的还要多。更重要的是，央企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家庭自留地”，为中央政府提供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不难发现央企“绑架”中央政府的现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央企在国内市场上经常会违背社会利益，在国际市场上也会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们还使得中央政府无法对国有部门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尽管利润和可用资产迅速增长，但央企的利润—资产比一直很低，近年来要么是负增长，要么仅是略有增长。虽然有些低下的效率可以被认为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但缺乏竞争和糟糕的公司治理更有可能导致业绩不佳。
以平均股本回报率衡量，国有部门的整体经济表现远远落后于非国有部门。
仅在2008年前后，两名部长级的国有企业巨头，即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就双双因挪用数亿元国有资产而被捕。最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国领先的国有白酒制造商五粮液进行了另一项调查，原因是该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不当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损失严重。鉴于过去几年发生的众多国企财务欺诈案件，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根据2008年的收入调查，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如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部门）在内，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私营部门高出63％，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高出17％。
王小鲁是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领军学者，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两项研究，将国有企业的垄断列为通过无数“灰色”来源（如住房补贴和各式各样的福利收益）导致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严重的五大因素之一。
2007年，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仅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两家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就获得并保留了1000亿元的总利润，几乎是中国用于农村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5倍，后者总计刚刚超过200亿元。
长期以来，国务院一直敦促国有企业将部分利润划拨给国家社会保障基金。2007年，国务院要求央企至少要将利润的5％上缴财政部，用于社保基金。但在最近四年中的三年时间里，国有企业甚至连5％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而上缴社保基金的利润还只不过是其社会责任的象征性贡献，更遑论其他了。
央企上缴国家的利润平均仅占其总利润的2％。因为即使是最低标准，央企也很少能够达到。
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将互联网宽带的价格定在其运营成本的300％以上。
中国人均移动通信支出占其收入的5.4％；对于那些年收入低于1万元的人来说，这一比例高达个人收入的5％—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1％—2％。
虽然对于垄断企业来说，价格上涨通常会举行公开听证会，但大多数听证会徒有形式。
在追求利润的时候，它们甚至在违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也要打市场牌。当面临损失和失败时，因为中央政府将承担这些成本，它们又愿意打国家牌。
国资委在2009年发布的五年评估报告中，一直强调其管理的资产从7.3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的成就，却几乎没有强调收入不平等和国有企业过多涉足房地产市场等关键问题。
中央政府对央企缺乏有效控制，生动地表现在未能限制这些扩张性的国有企业涉足房地产行业。鉴于房地产泡沫日益严重，国资委命令78家主营业务非房地产的央企在2010年3月之前撤出房地产投资。但有报道称，迟至2010年12月初，在78家央企中，只有7家真正剥离了它们的房地产子公司。鉴于“央企退房令”无效，政府随后命令国有银行机构拒绝向这些国有企业的房地产业务提供贷款。但这一政策也无法约束国有企业，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利润为房地产投资提供资金。
任何违背国有企业既得利益的政治举措，都会遭遇强大的政治阻力。
大型国企的政治资本是国企深层次改革的巨大障碍。
国家将国有企业列为其最重要的经济代理人，在对国有企业缺乏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逐渐对其产生了依赖，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分享垄断利润方面。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方案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提示了中国没有采取的其他国企改革方案。俄罗斯经济中没有国有企业或强大的国家权力，但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预想中的数百万中小企业自由公平竞争的美好景象却并没有出现。相反，俄罗斯经济中很快出现了一种经济组织的等级制度，在最上层是十几个寡头集团，它们是由人脉广泛的苏联干部和新贵经营的私人企业，控制着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这些大企业大多依赖于古老的非市场的非正式做法，包括物物交换的链条和与政府的非正式交易。
自21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对寡头的全面镇压以及随后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整合，可以被视为对这种混乱的市场化造成的破坏和社会代价的一种政治回应。但这场运动的结果没有导致大多数行业里的寡头消失，而是围绕普京形成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控制形式，使普京成为胡萝卜和大棒的最后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