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并不大，更不用说在国家层面了。

任何改革都不是“免费的午餐”，都含有试错成本。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就是因为当时的试错成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

中国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自9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主体之一。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

就其本质来说，当代中央地方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脱节的结果。

很多官员的腐败是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人性所致。

就政商关系而言，没有建立起政府和企业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一直处于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层面。

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三大既得利益者。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

邓小平时代之后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为GDP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造成的冲击。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不能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

从净利润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

总体上说，尽管各个部门、组织和单位的改革声音很大，但实际层面进展不够大。

尽管所有权力都来自党权，但党权被分解为三个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几年下来，尽管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扩展到全国层面，有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但实在很难说非常成功。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并不大，更不用说在国家层面了。

任何改革都不是“免费的午餐”，都含有试错成本。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就是因为当时的试错成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

所谓政策信用度就是国内外对特定政策的信任。政策信任度越高，政策的受欢迎度就越高，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会相对高。

这些年来所宣布的新政策的频率过高，往往一个政策还没有被理解消化，另一个政策就下来了；一个政策还没有被执行，更多的政策便接踵而至。

要推进改革，就必然会造成一些人的利益受损。如果利益受损的这些人向监察机构申诉，执行改革者的下场不会很好。尽管“不作为”也会有后果，但比起“作为”带来的后果，他们宁可选择“不作为”。

接轨”和加入世贸组织，可以说是中国抓住了二战之后最大的一个发展机遇，改变了中国的全貌。

中国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自9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主体之一。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

这些年来，印度也希望步中国后尘，通过全球化来促成国内的发展，但印度人发现国际资本已经没有了后劲。

当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空间已经被西方资本占领，中国资本只好走向那些条件并不那么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稳定甚至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

就其本质来说，当代中央地方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脱节的结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基础之上的简单经济扩张。

西方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很快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确切地说，是“组装业基地”）。现在，这种简单扩张的数量型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

中美贸易战与其说是贸易战，倒不如说是技术冷战。

如果不能保证较长期的中速增长，中国仍然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产阶层达到70%左右。

以往4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很小，不足30%。

很多官员的腐败是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人性所致。

就政商关系而言，没有建立起政府和企业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一直处于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层面。

当决策者也是政策研究者的时候，研究者肯定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决策，而这个论证过程往往选择对决策有利的证据，而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对决策不利的证据。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房地产开始全面产业化，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抵御金融危机。

当时国家意在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四万亿”，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产。

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三大既得利益者。

对社会和国家整体来说，入房市而避股市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股市上不去，表明人们对实体经济预期不好。

为什么投资空间不足？一是企业家精神不足，创新能力低下。二是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一些领域是效率低下，更多的领域就是毫无作为，白白占据空间，浪费了空间。

一些国企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作为但到处“与民争利”的局面。

泡沫持续的时间远较我们预估的要长。

泡沫破裂的速度也远较我们预估的要快。

近年来，中央高层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现实刚好相反，房子被用来炒，而不是用来住。

中国社会一直对房地产的现状感到不满，也用各种途径表达着不满，但社会的压力显然没有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上面，或者市场波动上面。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了，而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社会。

越来越高的房价已经使得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降低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

讨论多年的房地产税迟迟不能成为现实，只是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多么强大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

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

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数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

中国尽管是制造业大国，但对技术和技术的改进仍然处于漠视状态。

中国已经远离传统的制造业概念，确切地说是“组装大国”。

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

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

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许多企业尚未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

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

中国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多数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第二，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

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之又少。

这些年一些人过于乐观，认为中国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属于发达国家。

中国并不缺乏悲观的人，但悲观论很容易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

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在努力控制信息。道理很简单，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权力；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财富。这也是今天政府和资本热衷于大数据的根本原因。

因为信息过于丰富，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排斥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

邓小平时代之后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为GDP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

对中国来说，即使要达到今天中国台湾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造成的冲击。

在仅有的十几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这5个。而这5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内。

在中国，官员既腐败又作为；在印度，官员既腐败又不作为。

苏东集团解体对中共的冲击、影响和教训至少有二。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时进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方式民主化，而是强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就是巩固执政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不能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转移。

邓小平时代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政策目标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外部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

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

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美国希望延缓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

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

中国对互联网保护了那么多年，并没有导致原创性技术的出现。其实，汽车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起初时期需要保护，但成长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开放和竞争，否则就不会有进步。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判断是这个国家会一直衰落，至少半个世纪之内很难崛起；尽管普京上台执政时宣称，“给我20年，还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一次又一次地放弃机会，中国并不想称霸全球。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

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罗斯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

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性公共产品的缺失。

特朗普不是不想美国继续书写规则，而是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此这般的规则，只能促使美国进一步衰落。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远较其他东亚经济体低，但生育意愿似乎更低。

导致低生育的客观因素，是中国低度社会政策所造成的家庭不断趋高的经济压力。

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与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所描述的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

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

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

根据最近《日经经济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长3.8倍。2018年全球企业的销售额为35万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9%，净利润大幅增长2.5倍，达到2.8万亿美元。

从净利润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