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形式才是最大的问题。

礼节就像是一个气垫，虽然里面空空如也，但它却能很好地减缓颠簸。

中国有句处世的至理名言，叫“事前说明白，事后无争议”。

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百姓顺从听命。

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从来没人过问。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人们发现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人看管，竟然把围墙的砖一块块拆走了。

他们似乎不准备去迎接“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在等待他们。

随便找十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问他们什么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让父母生气。”

中国人普遍认为，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似乎也预示着在道德上有缺陷。因此，他们对跛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等残疾人，都要避而远之。

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

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和睦相处。她们之中，年长的欺凌年轻的，年轻的嫉恨年长的。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丈夫感觉到，她在这个大家庭中是最吃亏的。

一个中国老太婆向你乞讨，如果拒绝向她施舍，那么她就会躺在你的马车跟前要挟你。一旦你的马车轧到她了，她就以此为借口勒令你永远供养她。

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邻居。

外国人印的中国书籍，送都送不出去，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蔑视书中的内容，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者会借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方式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

中国人的礼貌只是流于表面和虚伪，另一个证明是，他们总是口头上应允帮助别人，实际上并不去做。

鲁迅先生于去世前14天，在上海《大公报》上的《“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由《ChineseCharacteristics》日译本转译而成）来。

正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辜鸿铭所说：“那个可敬的亚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

对中国人而言，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形式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犯错而受到指责，也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为了保全面子，不管证据多么确凿，也要全盘否定。

中国的地方官犯了杀头大罪后，在依法斩首时是可以身穿官服的，这种特殊的恩惠就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面子。

对他们来说，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是网中之鱼，迟早都要吃掉，几无幸免。在中国的北方，人们普遍驭使马、骡子、牛和驴来干活，有的地方还驭使骆驼。一旦牲畜死亡后，不管是死于意外，还是老死、病死，一般都要被人们吃掉。

明知有害还要冒险去买病畜肉，与其说是为了节俭而少花钱，不如说是贪图便宜。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刊载了几篇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报道。福州总督报告说，当地秋试中有9位年过八十、2位年过九十的考生通过了应试。

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铂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还有北方各省纺棉和磨面的工人，通常都是五更起床工作，半夜下榻休息。

天还没亮，外国游客就可以在中国早市上看到卖菜的菜农。实际上，这些菜农起得更早，因为他们都是从数里以外的家里赶过来的，他们要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的到来。

中国人表示礼节时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出于整个复杂心态的个体部分的需要。他们制定和使用礼貌用语，完全是为了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

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就等同于下棋，不懂得说客套话就等同于不会下棋。

礼节就像是一个气垫，虽然里面空空如也，但它却能很好地减缓颠簸。

你到一个中国家庭做客，你原本不想喝茶，但主人偏偏为你生火沏茶，结果你被生火产生的烟熏得直掉眼泪，喉咙还被烟火呛得像吞了一碗苦药似的。至于客人乐不乐意，那跟主人完全没有关系，起码主人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懂得待客之道的人。

饭局刚刚开始的时候，主人会热情地给你准备一大堆食物，他自认为你肯定喜欢吃。

如果你连碗筷都不动的话，主人就会不高兴地说，那就是你的不对。主人则认为自己待客有加，毫无失礼之处。

每一个参加过中国酒宴的外国人，几乎都会感到惊骇和绝望，而中国人却嫌酒宴所花费的时间太短了。

上学的时候，除了吃饭之际耽误一些时间外，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读书。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从未听说过其他教育制度。

如果说一位老人七八十岁了，那么他充其量刚满七十岁。在中国人看来，一过七十岁，就属于“八十”岁的人了。

中国有句处世的至理名言，叫“事前说明白，事后无争议”。

心口如一、直来直去，怎么想就怎么说，是盎格鲁——撤克逊人向来引以自豪的思维习惯之一。当然，在正式的社交和外交场合，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习惯行事。

中国人谈到切身利益时往往是很谨慎的，而谈到别人的利益时，出于怕得罪人、怕惹起麻烦的心理，就更加谨慎了。

中国人决定把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的时候，他们的言谈举止会变得很有趣。原本，有些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可以坦诚无误地讲出来，但讲话的人仍然以一种拐弯抹角、迂回曲折的方式，隐晦地暗示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说。

中国的春节，是每年一度的借债、还债时节。

中国人不喜欢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任凭别人去揣度猜测。

中国仆人对中国主人也像对外国主人一样，顺从而且极力讨好。但是，中国仆人毫无自知之明，意识不到自己不能自行其是，因此，中国主人也从不要求中国仆人唯命是从。

上级指示下属说，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属尊敬地报告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这期间什么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上级不断施压，而且命令很急迫，下属就会把这种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并把上级的指责转嫁过去，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随后，一切又恢复如初了。

布朗宁夫人曾说过：“不抱感同身受地观察，只会造成曲解。”

无论欧洲人抱着什么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其他民族一样，都把他们视为野蛮人，用对待野蛮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习惯于将“蛮夷”视为“外国人”的同义词。直到1860年，在某个合约的条文中才明确规定，不得使用“蛮夷”一词指称外国人。

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办法是，用客观可信的事实证明，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一切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仍会对外国人表现出恩赐和轻视的态度。

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百姓顺从听命。

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从来没人过问。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人们发现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人看管，竟然把围墙的砖一块块拆走了。

无论中国怎样改朝换代，民族的整体感情与现在是相同的——极度的冷淡，极度的漠不关心。

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大臣们关心此事，因为他们拿的就是这份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我们何必自寻烦恼呢。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岂不成了傻瓜吗？’

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带领下，完全可以激发出最无畏的英勇行为。

中国钱币中，总是混杂小钱或假钱，

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市场去，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真假混杂的，另一种完全是假钱。有些物品只付给假钱，而那些贵重的物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遇到一个被剥夺了一顿饭的英国人，就像遇到一头被抢走幼仔的母熊一样危险。

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找一个外国医生问视力能否恢复，一边还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必为治眼忧心了。

焦虑就像侵蚀刀刃的铁锈，给现代人的生活埋下祸根。中国人具有不会焦虑的天性，这是他们的一大幸事，因为整个中华民族中没有忧愁苦恼的人毕竟是少数。

19世纪末叶，大多数民族都有一种躁动不安的特性，而据我们所观察，中国人并没有这种特性。他们似乎不准备去迎接“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在等待他们。

他们在遭遇不幸时，能保持宁静的心态和长期愉快的精神状态，我们将他们的这种特性称之为“常乐”。

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极力说服民众，现存体制是公认的最佳制度。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任何改良都行不通。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在中国的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天命”的论述。民间谈话中，也经常说所谓的“天意”。

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是超出他们的期待，并总是尽可能地自得其乐。

随便找十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问他们什么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让父母生气。”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的男孩子必须尽早成婚。一个中国男人，三十六岁当爷爷是并不稀奇。

行善不是为了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为了给行善者带来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来一样，是为了使自己现在或未来的生活“更进一步”。

在忙于生计的重压之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习惯，那就是即使不必为生计而焦头烂额了，他们也一样会保持相对艰苦的生活状态。

中国人普遍认为，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似乎也预示着在道德上有缺陷。因此，他们对跛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等残疾人，都要避而远之。

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是很普遍的。病人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可能恶化的征兆，所有这些都成了公众的谈资，而病人们必须完全习惯被人称为“疯子”、“呆子”、“蠢货”等等。

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

寡妇改嫁，人们会说：“现在她不会挨饿了。”俗话说：“再婚再嫁，为了吃饭；没有饭吃，一拍两散。”

1878年的那场大饥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当时，路上到处是载满妇女的车辆，她们要被运往中部省份卖掉。有的地方，连一辆马车都很难雇到，因为所有的马车都用来转运新买来的女人了。

令所有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震惊的是，中国人见人落水竟都袖手旁观。

通奸案，一般都是私下了结，第三者会遭到一大帮人的毒打，这依据的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原则：人多势众。有时，第三者的腿会被打断，有时是胳膊，更多的时候是用生石灰弄瞎双眼。

中国有句俗话说：死不进地狱，活不进衙门。

而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和睦相处。她们之中，年长的欺凌年轻的，年轻的嫉恨年长的。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丈夫感觉到，她在这个大家庭中是最吃亏的。

在整个东方世界中，中国人骂人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中国女人比男人更擅长骂人。她们经常爬到平房顶上，扯着嗓子一骂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嗓子变哑了为止。

中国女人与其他国家的女人相仿，一旦她们被激怒，就难以约束。

他们勃然大怒而不得不动手时，就会揪住对方的辫子，拼命撕扯对方的头发，

中国人骂人时并不会揭露对方的实际过错，而宁愿侮辱对方的祖辈先人，或者讽刺对方的卑贱出身。

一个中国老太婆向你乞讨，如果拒绝向她施舍，那么她就会躺在你的马车跟前要挟你。一旦你的马车轧到她了，她就以此为借口勒令你永远供养她。

笔者以前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老泼妇，她经常以自杀威胁别人，以期让别人毫无条件地帮助她。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每一起官司，双方通常都会找些“和事老”来说情。这种“和事老”无处不在，收取的调解费也很高。在他们的调解下，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私了了。

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邻居。

一个县官，偶然犯点小错，可能会因此遇到大麻烦，也可能平安无事。关键在于，他能否找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帮忙说情，或者明智地花点银子疏通关系。

中国官僚体制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官员们单靠俸禄是无法维持生活的。

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否则根本活不下去。

中国南方那些被切去一角的银元，还有其他地方被切去一块的银锭，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

中国的利率很高，约24%～36%之间，甚至更高，这也是相互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暴利，不在于钱的使用费，而是风险巨大的保险金。

三十多年前，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这位政治家非常坦率地说：“中国的货币，永远不可能改革。如果试图改变，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政府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外国人印的中国书籍，送都送不出去，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蔑视书中的内容，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者会借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方式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

基德教授谈了这个观念后，继续说：“如果中华民族的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现实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人们的处世态度形成最鲜明的对比，那么‘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即使打心眼里不想帮忙，也要表面上应承下来。“应付他，把事情拖到明天，接着又是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就得到了安慰。”

中国人的礼貌只是流于表面和虚伪，另一个证明是，他们总是口头上应允帮助别人，实际上并不去做。

在中国，有些现象很难避免，比如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甚至那些很大的商号，虽然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可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人向来有跟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有时连招呼都不打，

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调好的灰浆砌好了烟囱和房顶，却费了很多时间将其外表抹得平平实实。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忍耐能力、实践能力和乐观精神，而且这些品质在他们身上都很突出。他们所缺乏的，是品格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