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没有驾驭，我甚至驾驭不了自己。

 我不想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我也不想去康尼岛游乐场，我只想躺在床上。

 我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干我应该干的一切呢。这使我感到悲哀困顿。

 我所擅长的事只是赢得奖学金和奖品，那样的时代也快要临近它的终点了。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到地上时你还可能活着。我想七层准是个安全的高度。

 我感到我似乎端坐在一家巨大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周围的人并不是人，而只是商店的模型，描上了人的颜色，装出一副活生生的模样来而已。

 我想，这是很容易办到的，躺在浴盆里，瞧着鲜血从手腕里奔涌而出，在清澈的水中一缕又一缕，直到我沉睡在像罂粟花一般艳丽的水中。

 我等待着，仿佛大海能为我做决定似的。又一阵浪头打在我的脚下，用白沫沾舔着，一股阴冷攫住我的脚踝，一阵激烈难耐的疼痛。在胆怯和懦弱之中，我的肉体从这一种死亡面前退缩了。

 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亡方式，而烧死是最糟糕的。

 我看明白了我的肉体总是可以略施各种小计——比如，在关键的时候，让手软下来——来拯救自己，要是我有最后决定权的话，我早就在一瞬间呜呼哀哉了。

 我从来没有为我父亲的死哭泣过。妈妈也没哭过。她曾经微微一笑，说他去世是一件好事，要是他活下去，准会瘫痪一辈子，他受不了那个，还不如死。

 我曾幻想你会按你说的方式归来， 但是我已老迈，忘记了你的名字。
 我闭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不得不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以将我从往昔中释放出来。
 我想小说将向人们揭示一个人在经受精神崩溃时是多么孤独……我已竭尽全力来描述我的世界和这世界里的人们，像是从钟罩的扭曲的透镜里所观察到的那样来描述。
 我什么也没有驾驭，我甚至驾驭不了自己。
 我认识的老太太都想教我点儿什么，但我突然认为她们并没有什么可以传授予我的。
 我喜欢瞧人们在关键时刻的千姿百态。只要碰上哪儿有交通事故或者大街斗殴，或者在实验室玻璃瓶里瞧见个浸泡的婴孩，我就要驻步，好好地瞧个明白，永世不忘。
 每当我忧愁得要死，或者精神不安无法入寐，或者热恋着什么人可一整个星期见不着他，然后这么消沉、这么萎靡不振时，我就对自己说：“洗个热水澡吧。”
 在纽约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在设法保持苗条的体型。
 我发现如果在餐桌上你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做一些失宜的动作，仿佛你胸有成竹所做的一切是十分恰当的，你就没事儿，谁也不会认为你有失餐桌礼仪或者缺乏教养。他们会以为你很有独创性，很聪明过人。
 我不想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我也不想去康尼岛游乐场，我只想躺在床上。
 我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干我应该干的一切呢。这使我感到悲哀困顿。
 我一辈子一直在对自己说，学习、读书、写作、工作正是我所希冀的一切，事实上，似乎也是这样，我干得十分出色，功课全优，当我准备考大学时，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对一切都感兴趣。”话语就像许多骗人的木头镍币掉落在杰·西的办公桌上，发出空洞的、毫无生气的回响。
 我的讲德语的父亲——在我九岁时死了——来自居心荼毒的普鲁士的一个充满躁狂抑郁症病人的小村子。
 我每次拿起德语词典或者德语书籍，一见那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犹如铁丝网的字母，我的心扉便犹如蚌一般紧紧地闭上了。
 我花费很多时间跟巴迪·威拉德进行想象中的对话。他比我年长几岁，有很强的科学思维，所以他总是能自圆其说的。跟他待在一起，我不得不竭力保护自己。
 我从来没有想过巴迪·威拉德会跟什么女人有不正常的风流韵事。我期望他说，“没，我一直洁身自好，等到哪一天跟一位像你一样纯净、贞洁的姑娘结婚。”
 我想肺结核是对于像巴迪这样过两重生活、倨傲于世间的人的惩罚。我想现在这样该有多好，我不用向学院所有的人宣布我与巴迪断绝了关系，再重新开始那令人厌烦的介绍认识新朋友的事了。
 我只是简单地跟人说，巴迪得了肺病，我们差不离订了婚，每当星期六晚上我留在宿舍学习时，同学们都待我十分友善，她们想我这样学习只为了掩饰一颗破碎的心，这该有多么勇敢。
 我舞跳得糟极了。唱歌走调门儿。我平衡感很差，体育课上，当我们必须头顶一本书，手撑开走一条窄木板时，我总是摔下来。我不会骑马或滑雪——这两项运动我最向往啦，因为要花好多、好多钱。我不会讲德语，不能读希伯来语的书籍，也不会写汉字。我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坐在我面前的联合国官员所代表的大部分偏僻国家的位置。
 我所擅长的事只是赢得奖学金和奖品，那样的时代也快要临近它的终点了。
 我感到我犹如一个在没有赛马跑道的世界里的赛马或者一名学院冠军足球运动员，突然西装革履到华尔街去从事金融业，只有他壁炉架上的一只小巧玲珑的金质奖杯还在诉说他荣耀的往昔，金杯上镌刻着日期，就像墓碑上镌刻着日期一样。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无花果的丫杈上，饥饿得要命，只是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撷取哪一颗无花果。它们每一个我都想要，选择一个就意味着丧失其余的果子，当我坐在那儿，犹疑不决的时候，无花果开始皱缩，变黑，一个一个坠落在我的脚边。
 当我们吃到酸乳酪和草莓时，我感觉舒心极了，我决定让康士坦丁诱奸我。
 自从巴迪·威拉德告诉我关于那女侍者的事后，我一直在捉摸我应该去找个男人睡上一觉。跟巴迪睡觉没有用，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比我多占有一个人，应该去找个另外的男子。
 “我真高兴他们将死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但是我知道要是有谁跟我亲热地说上一句或者瞧我一眼，泪珠就会夺眶而出，喉咙就会抽噎起来，我会哭上整整一个星期。我可以感到泪水在我眼睛里蓄积、荡漾，犹如一杯满满的水，永远不会平静下来。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憎恨女人的人可以愚弄女人。憎恨女人的人就像神祗一般：别人无法伤害他们，他们却充满了力量。
 夏日的宁谧，像死亡一般，抚慰着一切。
 我可以利用夏日读《芬尼根的守灵夜》，并撰写我的论文。这样，九月底学院开学时，我便可以大大地赶在课程的前面，我可以好好享受一番我在学院最后一年的生活，而不像大部分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那样，在完成论文之前，埋头苦读，无暇顾及妆饰，留一头蓬乱的头发，靠咖啡和安非他明过日子。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到地上时你还可能活着。我想七层准是个安全的高度。
 我感到我似乎端坐在一家巨大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周围的人并不是人，而只是商店的模型，描上了人的颜色，装出一副活生生的模样来而已。
 我将我的照片跟弃世的姑娘业已弄脏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它们差不多，嘴对嘴，鼻子对鼻子。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眼睛。快照里的眼睛是睁开的，而报纸照片里的眼睛却是紧闭着的。但是我知道要是将死亡姑娘的眼睑拨开，它们会像快照里的那对眼睛一样以同样呆滞的、阴郁的、空虚的表情瞧着我。
 我想，这是很容易办到的，躺在浴盆里，瞧着鲜血从手腕里奔涌而出，在清澈的水中一缕又一缕，直到我沉睡在像罂粟花一般艳丽的水中。
 当我正要干时，手腕上的皮肤瞧上去那么白嫩而毫无戒备。我又不忍心了。似乎我想扼杀的并不在那皮肤里或者在我大拇指下那细微的蓝色的脉搏里跳动，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更深邃、更神秘的什么地方，非常、非常难于抵达的地方。
 镜子里的那个人垮了，太愚蠢了，简直什么事也干不成。
 在这人工点亮的黑暗之中，人们从我旁边推搡而过，行色匆匆地去赶斯科莱广场隧道里轰隆隆开进开出的地铁。我可以感觉到泪水从我扭歪的眼睛里涌出来。
 我等待着，仿佛大海能为我做决定似的。又一阵浪头打在我的脚下，用白沫沾舔着，一股阴冷攫住我的脚踝，一阵激烈难耐的疼痛。在胆怯和懦弱之中，我的肉体从这一种死亡面前退缩了。
 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亡方式，而烧死是最糟糕的。
 我看明白了我的肉体总是可以略施各种小计——比如，在关键的时候，让手软下来——来拯救自己，要是我有最后决定权的话，我早就在一瞬间呜呼哀哉了。
 我如果还有任何意识的话，应该给肉体以突然的袭击，要不它就会毫无意义地将我囿于它那愚蠢的牢笼达五十年之久。
 只是我的病是无法治疗的。
 我想象妈妈、弟弟和朋友们会如何日复一日地探访我，希望我痊愈。后来，他们的探视会渐渐稀疏起来，最后陷于完全绝望。他们会变老的。会忘掉我。
 最近，我考虑自己要皈依天主教。我知道天主教教义认为自杀是一种可怕的罪愆。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或许有办法劝说我放弃那个念头。
 我从来没有为我父亲的死哭泣过。妈妈也没哭过。她曾经微微一笑，说他去世是一件好事，要是他活下去，准会瘫痪一辈子，他受不了那个，还不如死。
 我到所有其他的人都在盯着我，不公正地处于有利地位。我也腻味人们明知道你心境糟透了却来欢快地向你问好，还期待你说一声“好极了”。
 车很快就要通过查尔斯河上一条不长的桥梁。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打开车门，穿过车流往大桥的栏杆那儿走去。纵身一跳，水就会漫过脑袋。
 “团体治疗法？”我想我的说话声听上去一定像在回音室一样虚假，琼理也没理我。“他就是那么说的。你想想，我想自杀，却要去跟一大帮陌生人谈论自杀的问题，何况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比我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