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是指，在任何一系列随机事件中，跟在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之后的，更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加普通的事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出于偶然。

表面上的模式：学员飞得好，表扬就没有好效果；反而是让教官高分贝地用低等灵长类来相提并论的糟糕表现，却会在训斥之后表现出进步。

20世纪50年代，就有这么一本书，不但被多个出版商退稿，还得到了诸如“乏味透顶”、“典型的关于家庭内部那些鸡毛蒜皮的吵闹、微不足道的烦恼以及青春期情感的沉闷记录”，以及“哪怕这本书在5年前趁着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热度还在的时候问世，我也看不出它有任何应该出版的机会”之类的评语。但安妮·弗兰克的这本《安妮日记》至今已卖出3000万册。

退稿信还被寄给西尔维娅·普拉斯，因为她“肯定没有足够的真正的天分引起我们的注意”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遭到退稿的原因则是“动物故事书在美国可没法卖出去”

格里森姆的《杀戮时刻》被26个出版商退了稿。

苏斯博士的第一部儿童读物《桑树街见闻》被27个出版商退稿。

罗琳的《哈利·波特》第一部的手稿被退稿9次。

约翰·肯尼迪·图尔——在经历了多次退稿之后，对自己作品的出版彻底绝望，并选择了自杀。他的母亲保留了他的手稿。11年后，《笨蛋联盟》出版，并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售出近200万本。

高德曼在书中引用了前电影监制戴维·皮克尔的话：“如果我对所有我毙掉的片子说‘行’，而对我放行的片子说‘不行’，恐怕最后的票房结果也不会差多少。”

非凡的成就不一定有非凡的原因。

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巴伦周刊》每年都会邀请8～12名薪金最高的“华尔街超级明星”到一个圆桌会议上推荐股票。但实际上这些股票的收益，仅仅和市场的平均回报率相当。

哈佛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对153条时事通讯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显著证据证明分析师们确实具有挑选绩优股的能力”。

哪怕仅仅是多付1%的年费，也可能让你多年后的退休基金缩减1/3甚至1/2

在过去40年中，某个经理能在某个15年的时间段内，每年都击败市场的概率。那这个可能性就增加到了之前所给的值，也就是差不多3/4。

按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的话来说：“相比于因果性，偶然性是一个更加基本的概念。”

我们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许多看似十分明显，事先却无法预测的事情。

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了一项实验。编辑们把获得了当代小说领域最有声望与影响力的世界性奖项之一的布克奖的两部小说，挑出各自的开头几章，用打字机打出来，并投稿到20个主要出版商和出版经纪人那里。两部小说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另一个则是斯坦利·米德尔顿的《假日》。所有的答复都是退稿，只有一名伦敦的文学出版经纪人例外，他对米德尔顿的小说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不过即使是这样，他对奈保尔小说的评价也是：“我们……认为作品很具原创性，但恐怕它并不足以激发我们更多的兴趣。”

既然偶然性确实在我们的成功中扮演了某个角色，那么通往成功的要素之一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那就是我们上垒击球的次数，我们获得机会的次数，我们把握机会的次数。

即使是一枚更容易扔出失败结果的硬币，有时也会获得成功。

如IBM老总裁托马斯·华生说的那样：“要成功，就把你的失败次数加倍。”

随机事件，或者简单称为运气，在胜负成败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但我们经常选择不去承认运气的作用，而是将其归结为技能、领导力和自信心等错误的原因。

实际上，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理解随机性所发挥的作用。

成败有时并非来自过人的能力或无能，而是来自如经济学家阿尔钦所说的“幸运的环境”。

回归是指，在任何一系列随机事件中，跟在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之后的，更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加普通的事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出于偶然。

表面上的模式：学员飞得好，表扬就没有好效果；反而是让教官高分贝地用低等灵长类来相提并论的糟糕表现，却会在训斥之后表现出进步。

20世纪50年代，就有这么一本书，不但被多个出版商退稿，还得到了诸如“乏味透顶”、“典型的关于家庭内部那些鸡毛蒜皮的吵闹、微不足道的烦恼以及青春期情感的沉闷记录”，以及“哪怕这本书在5年前趁着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热度还在的时候问世，我也看不出它有任何应该出版的机会”之类的评语。但安妮·弗兰克的这本《安妮日记》至今已卖出3000万册。

退稿信还被寄给西尔维娅·普拉斯，因为她“肯定没有足够的真正的天分引起我们的注意”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遭到退稿的原因则是“动物故事书在美国可没法卖出去”

与约翰·格里森姆、西奥多·盖泽尔（苏斯博士）和罗琳的作品相比，现在大概没有几本书会有那样明显而全方位的吸引力。但在成名之前，他们的手稿都遭到一次次的退稿。

格里森姆的《杀戮时刻》被26个出版商退了稿。

苏斯博士的第一部儿童读物《桑树街见闻》被27个出版商退稿。

罗琳的《哈利·波特》第一部的手稿也被退稿9次。

约翰·肯尼迪·图尔——在经历了多次退稿之后，对自己作品的出版彻底绝望，并选择了自杀。他的母亲保留了他的手稿。11年后，《笨蛋联盟》出版，并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售出近200万本。

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或者一件珠宝，又或者一块撒着巧克力碎的曲奇饼），和这部小说成书后在几千家书店里高高码起的书堆（或成套的珠宝或成袋的曲奇饼），这两者间有着一道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鸿沟。正是这道鸿沟，使我们看到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几乎毫无例外都属于特定的一类人，那就是从不放弃的人。

高德曼在书中引用了前电影监制戴维·皮克尔的话：“如果我对所有我毙掉的片子说‘行’，而对我放行的片子说‘不行’，恐怕最后的票房结果也不会差多少。”

非凡的成就不一定有非凡的原因。

人们总是倾向于高估无家可归者中精神疾病患者的比例，因为当我们碰到一个行为正常的无家可归者时，我们并不会留意他，跟朋友们聊天时也不会提到这个凑巧遇见的不起眼的人；但如果我们碰到的流浪者边走路边重重地跺脚，口中唱着《圣者进行曲》，还朝着并不存在的同伴挥舞手臂，那么我们的确更容易对他印象深刻。

罗马人不觉得抽象几何有什么用处，另一方面西塞罗却写道：“偶然性正是生活之向导。”

我们大脑的构造天生就不能很好地处理概率问题

要一群人中有某人与你同一天生日的可能性大于50%，这个群体至少应该有多少人？

仅仅需要23个人就够了。

药物虽然可以治病，却不能治疗无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名90多岁高龄的法国妇女让娜·卡尔梅，因急需生活费而跟一个47岁的律师做了笔交易：她将自己的公寓低价卖给律师，律师则按月给她提供生活费，直到她过世。

这位女士在超过预期寿命的10年中去世的概率其实跟这笔买卖没啥关系，而真正跟买卖有关的，是在这位女士已经活到90岁的前提下，她的期望寿命大概还有6年。

1995年，律师去世了，让娜还活着。她自己的那一日最终于1997年8月4日到来了，这时她已是122岁高龄，

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巴伦周刊》每年都会邀请8～12名薪金最高的“华尔街超级明星”到一个圆桌会议上推荐股票。但实际上这些股票的收益，仅仅和市场的平均回报率相当。

1987年和1997年进行的研究表明，预言家们在《华尔街一周》这个电视节目上推荐的股票，表现甚至还要差更多：它们远远落后于市场平均盈利水平。

哈佛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对153条时事通讯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显著证据证明分析师们确实具有挑选绩优股的能力”。

哪怕纯粹靠运气，也会有某些分析师或基金能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模式。许多研究都表明，这些市场中以往的成功事例，并不能作为未来继续成功的一个良好指标，也就是说，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走运而已。

哪怕仅仅是多付1%的年费，也可能让你多年后的退休基金缩减1/3甚至1/2

米勒是美盛价值信托基金唯一的投资组合经理，在他15年连续成功的投资中，他的基金的表现每年都好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票证券投资组合。

米勒因这个成就被《金钱》杂志誉为“20世纪90年代最伟大的基金经理”，而晨星网则称他为“年代基金经理”，《精明理财》杂志也在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把他选为对投资最有影响力的30人之一。

在米勒连胜的第14年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财经频道曾引用某位分析师的话，称纯粹靠运气获得连续14年成功的机会是1/372529（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值多说几句）。

2004年，米勒的基金盈利差一点儿不到12%，而标准普尔中的股票平均盈利为15%多一点儿。这么听起来，在这一年他应该输给了标准普尔。不过实际上，2004年仍然被归入米勒“获胜”的一栏，因为标准普尔500指数不是股票价格的简单平均，而是按各公司资本额对股票加权后的均值。

在米勒连续成功的那些年中，有30多个“连续12个月时间段”，他做得还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加权平均好，但这些时间段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日历年，也就是从1月1日到12月31日的区间，而他的连续成功是按日历年计算的。

按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如果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只要一个值就够了。

在过去40年中，某个经理能在某个15年的时间段内，每年都击败市场的概率。那这个可能性就增加到了之前所给的值，也就是差不多3/4。

按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的话来说：“相比于因果性，偶然性是一个更加基本的概念。”

我们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许多看似十分明显，事先却无法预测的事情。

天气预报员能告诉你，因为三天前冷空气前锋这么运动而昨天暖空气前锋那么移动，所以你那浪漫的室外婚礼就碰到了下雨天。但如果要事先了解这些冷暖空气在今后三天是如何运动的，并提醒你为婚礼准备一顶大帐篷，这位天气预报员所做的就远不如前者成功了。

偶然性在投资以及如股权基金经理米勒这类人在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被人们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遗漏了，与此同时，我们却总是毫无根据地相信，过去的错误必定是无知或无能的结果，而我们只要多多学习，提高我们的洞察力，就可以纠正这一点。

我们条件反射式地对商业显贵、政治家与演员中的超级巨星以及任何坐着私人飞机飞来飞去的家伙表示尊敬，好像他们的成就是他们身上的什么特有素质的必然反映

复杂系统（我将生活也算在内）中那些通常被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会由于偶然性，而在某些时候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

如果几个规模相近的公司一同进入市场，那么，小小的偶然事件，比如意外的订单、与消费者偶然的碰面、管理上的突发奇想等等，将决定哪些公司能更早获得销售收入，并通过日积月累，最终成为市场的支配力量。经济活动……由单独的业务决定，这些业务小到无法预见。但这些小小的‘随机’事件能（积累）堆积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流逝，以正反馈的方式得到放大。

世界上还有许多高质量但不为人知的书籍、歌手和演员，而真正能让这一个或那一个出头的，很大程度上是随机性与各种次要因素合谋的结果，也就是运气。

如果没有那些偶遇的人、偶然到来的工作机会以及各种各样小因素的随机会合，许多重大事件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这不禁使我们思忖：到底是因为盖茨像神一样，所以才能每秒钟赚100美元，还是因为他每秒钟能赚100美元所以才像神一样？

盖茨说他无法提供这个操作系统，并建议IBM的人去找一位著名的软件程序员，数字研究公司（DRI）的加里·基尔代尔。

IBM的杰克·萨姆斯又碰到了盖茨。两人当时都知道，还有另一个能用的操作系统，它是基于基尔代尔的系统，或是在基尔代尔系统的启发之下做出来的，至于到底是哪一个，就看你愿意相信谁了。据萨姆斯所述，当时盖茨说道：“你想去弄……（那个操作系统）呢，还是想要我帮你弄到手？”萨姆斯显然不想被牵连在内，因此他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去搞到它就成

盖茨做到了，代价是5万美元（或根据某些记述，还要再多一点点），他对这个系统做了一些改动，并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字叫DOS（磁盘操作系统）。

DOS并不比苹果公司的Macintosh这样的操作系统更好，而且还有很多人，包括大多数计算机专业人士说它比后者差很多。

增长中的IBM用户群，鼓励了软件开发者为DOS编制程序，从而刺激了潜在用户购买IBM的机器，反过来又激励了软件开发人员为DOS编制程序。

要不是基尔代尔的不合作，IBM的缺乏远见，以及萨姆斯与盖茨的再度会面，那么不管盖茨有多少先见之明或商业敏感性，他可能都只会成为另一个软件企业家，而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广场酒店破产而赌场帝国破产两次（如果有合作伙伴在1994年向他的赌博公司投资1万美元的话，13年后，他只能揣着剩下的636美元离开）

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了一项实验。编辑们把获得了当代小说领域最有声望与影响力的世界性奖项之一的布克奖的两部小说，挑出各自的开头几章，用打字机打出来，并投稿到20个主要出版商和出版经纪人那里。两部小说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另一个则是斯坦利·米德尔顿的《假日》。

所有的答复都是退稿，只有一名伦敦的文学出版经纪人例外，他对米德尔顿的小说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不过即使是这样，他对奈保尔小说的评价也是：“我们……认为作品很具原创性，但恐怕它并不足以激发我们更多的兴趣。”

作家斯蒂芬·金无意中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实验。由于担心公众接受他的作品的速度没有他写书的速度快，他以理查德·巴赫曼的笔名写了一个小说系列。根据销量来看，即使是斯蒂芬·金，当他没有了这个名字之后，他也不再是斯蒂芬·金了（当作者的真实姓名终于曝光之后，该书的销量明显上升）。

当我们这些“其他人”的作品得到的待遇不是那么“斯蒂芬·金”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安慰一下自己，作品质量上的差别大概并不像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悬殊。

首先需要一往无前，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消息就是，既然偶然性确实在我们的成功中扮演了某个角色，那么通往成功的要素之一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那就是我们上垒击球的次数，我们获得机会的次数，我们把握机会的次数。

即使是一枚更容易扔出失败结果的硬币，有时也会获得成功。

如IBM老总裁托马斯·华生说的那样：“要成功，就把你的失败次数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