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存在
海蒂在报告中这样描述女性性存在：缺乏性快感是女性遭受压迫的另一标志。
海蒂指出，大多数女性都完全拥有体验性高潮的能力，只不过这种高潮不是通过性交实现的。她声称，她调查中的大多数女性的确都可以通过刺激自己的身体获取性快感。海蒂还写道：“82%的女性声称自己会手淫，在这些人中，有95%的女性称只要她们自己愿意，随时可以轻易地、频繁地获得高潮。”
现代西方在性领域发生了三大转变：第一是性的世俗化，性与宗教价值观相分离。第二是性的自由化，人们对计划生育、人工流产、离婚、婚前性行为、同居和同性恋有了更高的接受程度。第三是人际关系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家庭的危机。
世界进入艾滋病时代以来，性领域又出现了第四个趋势，那就是性欲望的丧失。丧失欲望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疾病。
在过去的20年间，性欲望丧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美国为例，这一趋势影响到35%的美国女性和16%的美国男性。
性规范的发展趋势总的看来是越来越多元，性道德的约束也越来越宽松。
性的多元论主张按性欲自身的感觉来表达，拒绝任何单一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它的核心原则认为，差异是健康的和自然的，而不是病态的、邪恶的或者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对于性存在的文化理解，是基于不同时期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标准范式，即男人和女人“得体”的行为方式而形成的。
希腊的性文化与其政治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希腊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一小部分男性精英公民。女性公民和儿童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外来移民和奴隶则连公民身份也不具备。
当时的性文化正反映了男性公民的社会权力，其核心是男性的享乐。古希腊人对性的理解是阳具中心主义的，性的唯一定义就是阴茎的侵入。人们认为除此之外的亲吻、爱抚和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是示爱的表现，但它们并不属于性行为。因此，在古希腊人的概念中，性不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不是一种对于亲密情感的共同表达，而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对他人的侵入。
在审美上，希腊人则更倾向于欣赏阴茎小巧的男性，认为他们具有一项优势，即在战争时面临相对较小的风险。
在古典性文化中，鸡奸或手淫之类的性行为并不会给人们带来道德上的不安。与性规范相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阴茎的侵入。这种侵入行为象征着男性的身份，也象征着社会地位，但被侵入的对象是女性还是未成年男子，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谁是这一侵入动作的实施者。
当时，社会地位就是根据这样的主动/被动角色来确定的，而不是异性恋/同性恋这样的分类，后一范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
性行为的等级中，最贬低身份的行为就是被控有为女性口交的行为，紧随其后的是为男性口交的行为，因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嘴部被阴茎侵入都是丧失身份的（因此，这一行为最好是由卖淫者或奴隶来完成）。
一些人认为爱慕男性比爱慕女性更为高尚，因为去爱一个和自己平等的生物，比去爱一个低等生物要好。
雅典人认为成年男性和少年男子之间的情爱是自然而高尚的，只要他们遵守性交的规范。
这种成年男性对少年男子的性渴求，被称作希腊式恋爱。
在古代世界，大部分不正当的性关系都会得到不成文的默许，但通奸却会遭到公众谴责和社会唾弃，引发复杂的法律后果。
用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希腊政治家狄摩西尼的话说：“高级妓女为我们提供享受，侍妾满足我们身体的日常所需，妻子则负责为我们诞育合法的后代，并忠实地保卫我们的家庭。”
成功的高级妓女从前常常是奴隶或外来移民，她们所拥有的自主权要比公民家庭出身的女性大得多，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财力雄厚，地位显赫。
基督教对于性的敌意，反映了当时一项更为普遍的宗教任务，即将人们从世俗的束缚和欲望中解放出来。独身和贞洁被视为行为规范，而性和欲望则要受到监管。
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来说，勃起的阴茎是权力的象征；相反，在奥古斯丁眼中，它象征着色欲对于人的奴役。
中世纪对于性无能的检查，后来成为终结婚姻契约的合法依据。
奥古斯丁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完全的禁欲比完美地控制欲望更容易”。
一些早期的教会神父，如奥利金，为了与色欲斗争，让其不致祸害自己的信仰，采取了自我阉割的极端行为。
大部分古典医学知识都认为缺少性爱对身体健康有害，与此相反，基督教对于贞洁和禁欲的美化，却推崇了一种性秩序，即无性状态是最高的精神理想。
传统的观念持“单一性别”的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类似，只不过比男性的低级（认为女性生殖器只是男性生殖器的一个内部缩小版）。但自18世纪开始，这一观念被新的看法所取代，即男女之间具有明显的生物差异。人们开始认为女性身体的生物属性从本质上与男性的不同，而不是男性身体的低级形式。
人们认为，越是在文明的程度上处于低端，就距离“原始欲望”越近——用瑞士性学家奥古斯特·福雷尔的话说，这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一般都认定妇女“通常会比男人更容易屈从于自己的本能与习惯”。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南非等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采取厌恶疗法来“治愈”各种性变态者，如异装癖者、恋物癖者、变性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等。
在1930年出版的著作《性革命》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他写道：专制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的性压迫密不可分，而革命性的“道德”也和需要和性需求的满足相联系。
金赛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制造了尽人皆知的丑闻，因为研究披露了37%的男性受访者曾经与其他男性有过性关系并达到高潮，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对性的文化理解是由三种模型决定的：道德/宗教模型、生物模型和社会模型。
这三种模型仍然在当今的社会中并存。对性的道德、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在社会、政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性意义的阐释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三种模型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性行为和性身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个体变化和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也有着重要影响。
倘若女权主义者还在与男性同床，她们便是在将自己最活跃的能量输送给她们的压迫者。吉尔·约翰逊，《女同性恋国度》（1973年）
妓女被视为淋病、梅毒等男性性病的传播工具，这符合西方文化中将女性身体与疾病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
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精神错乱的李尔王所说：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
性传播疾病与外来侵略和叛国相联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妓女常常被视为“帮助敌方”的人，她们将疾病传播给爱国士兵。
在美国，一战期间有数以千计的涉嫌卖淫者被关进拘留营。
1915年德国军队曾在数个占领区发布法令，对明知自己患有性病，却仍与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加以制裁，最高可处以一年监禁。
《摩登巴比伦的女童祭》，揭露了一个地下性交易的世界，中上层阶级的绅士们在“饱受色欲与兽行折磨的受害者的哭声中”寻欢作乐。
正如女权主义作家比阿特丽克斯·坎贝尔在1980年曾写下的那样：……性解放的时代给女性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拓宽了政治、性和空间，让女性也可以有性自由。但由于男性和女性性放纵的后果不一样，性解放仍然无法保护女性免受这种不一样的后果所带来的伤害……性解放只是对年轻男子的性存在和乱交加以肯定。（……）对性存在的肯定只是宣扬了男性气质的性存在。
玛丽·波拿巴，就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手术手段使阴蒂更贴近阴道，来治愈性冷淡。
一个有关自由女性及其所具有的阴道高潮的谜团——而这样的高潮实际根本不存在。
寇伊德驳斥说，声称自己具有阴道高潮的女性，要么是在假装，要么是“不明所以”。
海蒂在报告中这样描述女性性存在：缺乏性快感是女性遭受压迫的另一标志。
一项针对女性的调查发现“这项研究中只有约30%的女性能够经常地从性交中获得高潮”，
女权主义者阿利克斯·舒尔曼对上述说法的评价是：“我猜想，每当一个男人走一步路，他的阴茎也会自动地受到来自内裤的同样的‘刺激’吧。”
海蒂指出，大多数女性都完全拥有体验性高潮的能力，只不过这种高潮不是通过性交实现的。她声称，她调查中的大多数女性的确都可以通过刺激自己的身体获取性快感。海蒂还写道：“82%的女性声称自己会手淫，在这些人中，有95%的女性称只要她们自己愿意，随时可以轻易地、频繁地获得高潮。”
在海蒂看来：无论何时，只要女性愿意，她们都可以轻易地、愉快地获得性高潮（很多女人可以一连多次）。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女性知道如何享受身体带来的快乐，不需要有其他人来指导她们。
海蒂宣称，女性发现自己处于男性的“性奴役”之中，需要满足对方的性快感，却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事实就是，女性在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女性在生活各个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一样，都是为了满足他人——男人和孩子——的需要。
大多数女性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生活中受到的性奴役——这一奴役基于一种据说是亘古不变的生物冲动。（……）
我们的文化中，性关系的主流模式是剥削和压迫女性的。该模式将女性的一切性欲表达排除在外，除非她们的表达迎合了男性的需要。
那些本应用来改善我们文明程度的资金，却都用在那些根本就不该出生的人身上，以让他们维持温饱。玛格丽特·桑格，约1921年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开始逐渐远离以性存在作为取乐方式的倾向。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目前的估计，自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1981年6月5日报告首例艾滋病以来，已有超过25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有3860万人带着这一疾病生活。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等国，艾滋病病毒的全国总体感染率目前已经超过了20%，局部地区估计约有超过7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
彻斯特警察局长詹姆斯·阿德顿在1988年说过这样的话：血友病患者等“无辜”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淫乱的人因为“堕落的行为”而患上艾滋病，则意味着“自作自受”。
艾滋病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给同性恋者带来了生存威胁，但正是这样的生存威胁，让同性恋者之间形成了团体，联系更加紧密。
持续增多的新发病例很快就表明，提供信息虽然至关重要，却还远远不够。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性生活不是他们最善于运用理性的领域。
各种绝育政策是福利国家对性存在的繁衍功能以优生形式进行调节的最极端形式，不过，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教育政策作为对这些政策的补充。
1939年，瑞士向各个学校和军官联盟发放了相关宣传手册。手册教育了瑞士年轻人与退化人群生育后代的危险，指出他们对全体国民应尽爱国义务。手册因而这样鼓励年轻人：从身体健康、品德优良、智力卓越的家庭中选择你的伴侣！不管是对你的后代还是对整个民族，你都有这个责任。
据估计，在1934年到1976年期间瑞典有6.3万名公民在优生学的名义下接受了绝育手术。
很多国家目前的性行为最低合法年龄在17岁或18岁左右，合法年龄规定较低的国家有菲律宾（12岁）、西班牙和日本（13岁）、德国和意大利（14岁）。
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任何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
黑人男性则被普遍认为拥有比白人男性更加旺盛充沛的性能力，这也反映了西方人关于性和种族的幻想与焦虑。
雪儿·海蒂就曾强调，女性经历性快感很有必要：如果你达不到性高潮，你也可以阅读性治疗书籍和女权主义读物或试图与朋友交谈，了解她们如何拥有性高潮。你还可以尝试加入当地的女性自助组织，或者求助于性治疗师，或者找一个足够敏锐、能帮助你的情人。不要灰心。许多女人很多年都不知道如何达到高潮，后来通过学习才知道；而且，知道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你，永远不会太晚。
可以肯定的是，基于道德多元主义的、性的其他可能的未来方向，无法脱离新的性标准范式、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国家政策。
没有一种文化能够拥有“完全”的性自由，用社会学家肯·普卢默的话说：不管关于性多元化的言论听起来有多么中立和客观，它仍是关于权力的言论。每一种文化都必须确立——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程序——一个尺度和范围，规定哪些性方式是要被定义为非法或要被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