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平民百姓，尽管怀着极大的厌烦通过了哲学考试，但他们还是想办法尽快将那些不切实际而又毫无用处的东西忘掉。

在他生活的这个体制里根本没有法律，就是说，法律只是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

党一直在强调自己关心文学，希望有最好的文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制造紧张气氛。

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中，对缺钱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滑落到社会下层的恐惧，会鞭策人们奋发努力。但在这里出现的恐惧却是赤裸裸的恐惧。

“一切都这么枯燥乏味，”一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高官对我说，“我在俄罗斯已经见过。所有的阶段都是由上面预先定好的，然后以数学的精密一步步地实现。唯一有趣的是人们的反应。”

比特币大概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我们是那99%”的抗议活动前后出现了第一次价格飞涨。

RSA算法可能算得上是启动比特币革命的原始加密算法，它可以追溯至1977年。ProQuest列出了26篇提到RSA算法的文章。但这个数字完全无法与提到比特币一词的15 000多篇文章相比。

如今，即使攻读计算机科学学位似乎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照样有可能干着低级别程序员的无趣工作，甚至有可能根本找不到工作。

罗纳德·托比亚斯（Ronald B.Tobias,1999）认为，所有小说都不外乎20种经典情节：“探寻、探险、追逐、解救、逃跑、复仇、推理故事、对手戏、落魄之人、诱惑、变形记、转变、成长、爱情故事、不伦之恋、牺牲、自我发现之旅、可悲的无节制行为、盛衰沉浮。”

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 Booker,2004）则认为故事只有7种基本情节：“斩妖除魔、白手起家、探险、远行回归、喜剧、悲剧和重生。”

本书的一个重要构想是，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各种过度简化且易于转述传播的经济叙事驱动的。

美国电影协会前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说过： 即使拿出全部经验，拿出我们这个行业顶尖人才的全部创作本能，也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一部电影会有什么样的市场表现……只有当这部电影在黑暗的影院中拉开帷幕，然后屏幕和观众之间“火花”四溅的时候，你才能说这部电影拍得很成功。

编剧威廉·戈德曼（William Goldman）的观点： 大家都一头雾水。整个电影行业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预知什么能取得成功。每一次都是推测，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是一次据理推测。

很多昙花一现式走红的电影和歌曲都证明了病毒式传播的难度。同一个人在走红一次之后通常都很难再现辉煌。

人们倾向于分享能够强化自我观念的内容。

没有哪位专家曾准确预测几年后的利率。

人类有一种强烈倾向，要在自己心里形成他人内心活动的模型。

凯恩斯指出，最佳策略不是根据自己的看法选择六张最漂亮的面孔。相反，更合理的做法是猜测其他人会觉得哪六张面孔最漂亮。

休谟在1742年写道：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少数人的往往要归因于机缘巧合，或是神秘未知的缘由；出自大多数人的往往可以通过明确已知的原因得到解释。

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数十年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会发现几乎没有一本眼熟的书。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欧文·费雪在1930年写道： 也就是说，主要的危险根本不在于现实情况。危险在于恐惧，在于引发恐慌的恐惧，这种恐惧能从股市蔓延至企业。真正的勇士会承认：“我唯一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

正如特朗普在多本与他人合著的书中公开指出的那样，炫富是能带来回报的。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仍对1929年10月28日的股市崩盘感到困惑不解，那一天，除了崩盘本身之外，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突发事件。

人们是如何开始关注某只个股的呢？答案是口口相传。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一个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我：“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他只是补充而已。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20世纪90年代，按人均计算，美国每年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到的人均贷款和投资为371美元。而同期印度的这一人均值仅为4美分。向印度投资的激励实际上并不存在。

1990年，全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92%的证券资本流入；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0.1%的证券投资。

阿尔文·扬（Alwyn Young）对于快速增长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算。他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很少源于技术进步。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新加坡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与苏联没有太大差别。

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教育爆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答案是：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

东欧和苏联国家在国民受教育年限上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他们的人均GDP却远远低于后者。

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只略高于乌克兰的92%，但前者的人均GDP却相当于后者的9倍。

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

在有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

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再有一次这样的成功，我们就将一败涂地。 ——皮洛斯王（Pyrrhus）

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些在今天通过举债而寅吃卯粮的政府在将来同样如此。

在中国，国有银行以负实际利率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

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

在菲律宾，据说有一家政府机构如此腐败以致连看门人都收取贿赂。

统治阶层发现维持高的文盲率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文盲的比例越高，统治者被取代的概率就越低。

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

人们时常会发现，一位离职的首相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一个卸任的将军只是一个庸碌的市井英雄。

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讨厌的事情，以让灵魂回归平静。

一本书从这茫茫书海中脱颖而出的希望是多么微乎其微啊！哪怕成功了，那成功也是非常短暂的。

他们知道的不少，但是感受不够深刻。

那时的我，对于人性的矛盾性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我不清楚真诚中有多少矫揉造作的成分，崇高中又有多少无耻的成分，抑或，哪怕在恶毒里也可以找到美德的成分。

“我想法律会保障他们的利益的。”“法律可以无中生有吗？我没有钱，只有百十来镑。”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一个人的个性是个复杂体，卑劣和伟大、邪恶与善良、仇恨和热爱是可以共存的。

促使人变得高贵的有时反倒是幸福，大部分情况下，灾祸只能让一个人的心胸变得狭隘，具有更强的报复心。

当时还有上百个画家和莫奈相比，一点都不差，他们的画不也一样卖不出去吗？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只要画得好，就可以名声在外。

只要有名气了，画自然就画得好。

我很想知道，她究竟经历了什么绝望，才会想要放弃生命。

世界是残忍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死后要去哪里。

人们如果长时间戴着假面，慢慢地就会真的变成这样一个人了。

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 ——弗吉尼亚·伍尔夫

“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

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

父亲信仰的是另一个神。孩提时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家人和我们镇上的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

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

克里博士说，“剑桥大学指示过我，如果觉得存在严重的不公，可以写信。” 我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只能帮助一个学生，”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他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名额。”

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

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我无法用言辞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我想是诸如信仰的东西。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

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得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

夜幕降临时，我回到家，走进我的书房。我在书房门口脱掉我沾满泥、汗乎乎的工装，穿上朝袍。穿上这身更庄严的衣服，我步入古代的朝堂，受到古人的欢迎，在那里我品尝只属于我的美食，我就是为它们而生。在那里，我大胆地跟他们谈话，询问他们的行为动机，他们仁慈地回答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忘掉了尘世，忘却了所有的烦恼，不再畏惧贫困，不再惧怕死亡……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致弗朗西斯科·维托里（Francesco Vettori）1513年12月10日

大学更像是工厂：我们按时进去，交上我们的论文，按时离开。

爱比克泰德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困扰。”

当你是一个战俘时，俘虏你的人几乎控制了你生活中的一切：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吃什么，如果你吃的话。我意识到，唯一留给我的、我可以控制的是我怎么想。对此我有绝对的控制，不会让你们把这个也拿走。我决定，好吧，以前的任务是救援战斗机飞行员，现在环境变了，我有了一个新的任务，熬过这段经历。

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心怀期待会令人痛苦。

伊壁鸠鲁写道：“当我们说快乐是人生的目标时，我们的意思并非一些人无知、偏见或曲解的那样，是挥霍的快乐，或者感官快乐。我们说的快乐是身体上没有痛苦、灵魂上没有烦恼。它不是不停地喝一通酒，或者狂欢，也不是性爱，不是享用鱼和其他奢侈的美味；它是清醒的思考，寻找每一个选择和回避的基础，消除那些给灵魂带来巨大困扰的信念。”

回望过去，我遇到的机会最后都成了二选一的题目——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而我的选择都是——长远利益。

我担心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可能无法享有我曾拥有的机会，我担心按照美国当前的趋势，压在后人身上的债务负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选择空间，阻碍他们的雄心壮志。

中国65岁以上公民的比例在2050年有可能达到现在的3倍，因此中国也许面临着比美国更艰难的人口结构挑战。

很多时候口才决定着成败。

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

在华盛顿，我有幸亲眼见识到所谓的真实经济，也就是政治经济。

施蒂格勒常告诫我们，不要冥思苦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选择。

从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我学到一课：“增长型行业里才有增长型公司。”

华盛顿充斥着内斗和阴谋，要不是那里的生活中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日子是无法忍受的。

彼得森啊，你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懂的是，权力才是最终引人入胜的春药。

忠诚，或者说是政治忠诚，被视为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财富。

哪个华盛顿政治人士不想在电视上宣布成功的谈判呢？

有雄心就会有危险。

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

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离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而是要自己领悟。

我没有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华尔街流行的一句老话就是：只要掌握二年级的数学，就能在华尔街工作。

虽然华盛顿的日子风起云涌，但如果没有在那儿待过30个月，后来的生意和非营利性组织活动就无法成功。

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的成功在于把重点放在你比别人做得好的事情上。或者正如他所说的：发挥你的“比较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一直在强调私有公司的长期表现会更优，如今却要上市圈钱去了。

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经济周期几乎影响着每一个行业，一些最佳的收购时期往往出现在周期的低谷。

国会的伪善同样势不可当。政治家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必须减税。

我们的政治领导者关心的不是下一代人，而是下一届选举。

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说中同样就这个话题谈了不少：“当我们窥视未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必须抵制只为当下而活的冲动，抵制为获得安逸便捷生活而劫掠明日资源财富的行为。如果我们拿属于下一代的物质财产做抵押，那我们留下的政治文化遗产就会贬值缩水。我们希望民主能被后世永享，而不想让民主变成欠了一屁股债的幽灵。”

反纳粹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至理名言曾让我醍醐灌顶：“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就看它馈赠予后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知道成功的可能性渺茫得让人生畏。

我的某些成功是因为走狗屎运。我确实有过不少很好的运气。

检举信中提到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建筑领域。

你不值钱，但我看你这腰子不错。

如果保护伞不除，黑恶势力是消灭不尽的。

主任说道：“是我签的，但我写的不是‘准’啊，我写的是‘否’。”“你画了个圈，就说是‘否’？”主任说道：“手续不全，我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面人理解错了，我也没办法。”

唐小龙还经营色情行业，从事卖淫的很多女性都是高利贷的受害者。

亚洲和欧洲很多的家族企业喜欢搭建“母—子—孙—重孙”的企业架构，图的是把家族控制权传给子子孙孙，他们牺牲的是快速增长和公司结构的精练。

在法律基础脆弱、产权无法实现（小股东的利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分析公司的财务和估值，是不是有点装模作样呢？

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而实际上，我们就是大多数人。

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邓普顿基金的创始人）的一句名言：“长期坚持不懈地投资，一定能赚钱。但是，如果你想逮住入市的最佳时机，没门儿！”

我们经常听到张三、李四炒股赚钱的例子，可是当他们亏钱的时候，他们一般是轻描淡写或者讳莫如深的。

美国作过一个样本很大的问卷调查，结果很有趣：19%的人确信自己属于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

过去20年里，千千万万的基金中，只有美盛集团（Legg Mason）的米勒先生（Bill Miller）的基金连续15年跑赢标准普尔500指数，但跑赢的幅度也不大，后来他的名气大了，基金的新钱也多了，他却越来越难跑赢了。最近两年，他严重跑输大市。

杰明·格雷厄姆晚年（1976年）对记者们说：“我不再鼓励大家研究股票。40年前（即20世纪30年代），到处是便宜股票，因此，证券分析让人们大获其利。可今天，每只股票都被大量懂行的人反复研究过，不再值得费人力物力去研究。”

哈佛大学基金管理公司的前总裁杰克·米亚（Jack Meyer）在业内成绩骄人。他在2004年对美国《商业周刊》记者说：“整个投资行业就是一个大骗局。大多数人以为他们能找到高水平的基金经理来为他们理财，而我认为85%～90%的基金经理是跑输大市的。扣除费用之后，他们是摧毁基民财富的。”

“市政府高度重视某公司”经常被股民当成是利好消息。可是，大家容易忘记一句大实话，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或者行业并不怕打压，只有坏公司和坏行业才需要扶持。而且，扶持是不具有持续性和放大功能的。

当一只股票的投资分析需要50多页的报告（甚至100多页的报告）才能解释清楚时，那问题不是很严重了吗？

首先是不亏钱，然后才是赚钱。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萨缪尔森曾经还说过另外一句俏皮的话：“在过去5次经济大萧条里，经济学家们成功地预测到了9次。”

就算你把未来宏观经济的走势预测对了，也不一定就能带来正确的投资决策。比如从2003年到2005年有少数智者预见到了美国住房市场和次贷的巨大危机，一直在抛空金融股和住房股，但在时机的把握上，他们不是神仙，他们太早了，结果亏得血本无归。

索罗斯基金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戴维·科维茨（David Kowitz）的一个著名笑话——“先投资，再调研”。

诚信这东西很好办，只要静静观察几年便知，有时间听听业内的或该公司的上、下游供应商或顾客以及中下层员工的窃窃私语就够了。

在国企，执行力弱也有多种原因：也许是几个高层各有后台，所以不太和睦，什么事也做不了；也许是政府主管部门干预太多，所以董事会作不了决定，而且即使作了决定，也容易被上面推翻；还有一个可能性是，高层管理人员没有合适的激励机制，对公司的营运结果不太在乎，或者虽然有激励机制，但其他来源的好处也许更吸引人，或者是，虽然有激励机制，但没有惩罚制度，所以形成了铁饭碗和大锅饭。

在国企，执行力不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太多，不干活的人太多，这使得干活的人不开心。时间一长，原来干活的人也就变成了懒汉。公司本应该裁掉一些无用的人，再招些有用的人，但这样做太难。而且，上级主管领导还不断往公司里“塞”亲友，有时不干活的人的存在使干活的人很愤怒，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干。三个和尚没水喝。

中外大多数企业可归纳为三类：一类是自然垄断型，或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型；一类是昙花一现型；还有一类是疲于奔命型。

虽然亚洲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它们的资本回报率却远远低于美国公司。比如，200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运营资本回报率（ROIC）为17%，而亚洲公司的为10%。

估值必须是选择投资机会的最后一道程序，而不是第一道程序。

全球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放慢，资产回报率在下降，投资机会在减少。

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铺张浪费的世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负债累累，所以指望政府为大众提供养老之所需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对于亿万大众来说，经商是不现实的，而且失败的概率很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收入持续高增长、资产价格持续上升、永不失业、永不生大病的基础上的。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同凡响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坚定地执行最重要的价值投资原则-将亏损风险尽可能地控制在较低水平：更关键的一点是，他同时遵循了成长性投资的基本原则-把资金主要投资于那些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的公司。

巴菲特把自己手下的管理人员叫作“全明星队”，并且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每年的年会上，对每一位管理者所获得的成就大肆褒奖。

我想要的其实并不是金钱，而是赚钱的过程与看到金钱的数额不断增加的乐趣。 —沃伦 •巴菲特

巴菲特强调，绝大多数公司的转型并没有成功。

巴菲特是这样解释的：“企业的管理者只需要处理好一些基本的管理事务，精力不要过度分散。这就是拉尔夫成功的秘诀。”

绝大多数分析家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在两个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要么追求“价值”，要么追求“成长性”。在我看米，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在计算价值时，成长性永远可以被视为价值的来源之一。-沃伦•巴菲特

一家成长性企业盈利状况与宏观经济是息息相关的。

巴菲特不喜欢在公开市场上借款融资，他更愿意使用保险业务获得的、低成本的浮存金——或者说，别人的钱，来投资或收购其他企业。

只要威斯科金融公司不清盘，我们就不会卖掉任何己升值的股票。因为事实上，我们相当于正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其金额等于未实现收益的递延所得税部分，在计算企业的净价值时要把这部分减掉。-查理•芒格

截至2008年年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总额高达100亿美元的免息贷款，而贷款人正是美国国税局和其他税务机构。按照现行的税收条例，任何人均无须为股票投资所获得的账面利润支付税款，直到这些账面利润转变为实际利润为止。

Monopoly （垄断） = Money （财富）

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沃伦•巴菲特

洪伦•巴菲特拥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6.91%的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签署的委托书》， 2009年

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有1/3的公司是创始家族型的，并且这些家族拥有公司大约18%的股权。但你要铭记一点，这些公司的股价波动都十分剧烈，有时股价被炒作得很高，有时又下跌得很厉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这种情況是因为创始人不像聘用的经理那样，会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股价波动上面。但同样的，创始人也不太愿意利用盈余来操纵股价。

大体上说，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银行，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包括表内和表外的产品。第二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第三类是民间借贷，它们主要为中小企业和弱势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

负的真实利率催生了影子银行的快速成长。

国企的经营难免受到部分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约束。举例来说，即使有的地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我们也很难裁员。员工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而且国企的决策效率低下。很快，我就发现我无法真正地进行改革，继续待下去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了几年，并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许多朋友和校友现在都在政府部门和金融领域工作。这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依靠单一产品制造、行业产能又过剩的经营模式通常都是有缺陷的。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研发，搞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一旦它们不这样做，企业就会萎缩下去。它们的现金流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自由现金流了。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如果你认为你几个月或者几年就能改变什么，你就太幼稚了。

我对学生们说：“1986年，我从五道口毕业时的论文标题是‘中国利率自由化的途径’。现在26年过去了，你们还在用同样的标题做毕业论文。真好！80年代的时候，政府让我们误以为五年就可以实现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但现实是，这个五年不断延续。”

2008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股民为什么特别多”。原因就是展业无门、就业无路和一些行业监管过度的经济制度。

绝大多数银行在小微金融方面作为不多。我斗胆说，即使国务院再下发很多文件，这种状况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她连跑三家医院都没有床位，最后还是一个熟人帮助才住进医院。

他刚刚结交了王某——某家银行行长的表弟。滕先生说，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大钱。

有不少投资者，他们很清楚这些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当违约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宣称被银行骗了。他们会抗议、闹事直到把钱拿回来为止。

国内的信托公司其实是“高息债券代理商”或者“垃圾债代理商”。

可能是出于面子工程的考虑吧，各地政府都很热衷于修建豪华酒店，越多越好。但在当前的环境下，酒店投资的盈利能力比较差，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资。因此，市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的时候，经常附带一个条件：在当地建一个豪华酒店。

2012年工商银行支付企业存款利率为1.82%，个人储蓄为2.15%。

就连2013年刚刚出任证监会主席的肖钢（他此前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也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将这些理财产品比作“庞氏骗局”。

1986年，中国的名义GDP是10 275亿元人民币。2012年，中国的名义GDP已经高达519 322亿元，这是1986年的49.54倍。当然，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增长得如此之快，许多增长只是货币幻觉。

从1986年以来（甚至是198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数不胜数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反复重申利率自由化这一宏伟计划。而时至今日，这仍然只是个伟大的计划而已。五年复五年，五年何其多。

1983年，我从湖北财经学院毕业时，工作机会到处都是。尽管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但我的选择却非常多，可以说是挑花了眼。社会是比较平等的、合理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011年6月，也就是我在万穗小贷公司工作的头一个月，我和公司的15个新员工座谈，尽管我努力向他们描绘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和未来，但我感觉，我多少有些心虚，我的话听起来一定有些空洞和不够诚实。

最近几年，我接到好几所大学的邀请，让我给毕业生讲讲职业规划或是创业计划什么的，我统统回绝了。因为对于中国今时今日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什么资本和资历，职业前景是暗淡无光的。

央行公布了2013年5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数据，2013年5月底M2同比增长15.8%。尽管这已经比过去12年17.7%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已经很高的基数，这样的增长率仍然是非常高的。尽管某些中国官员纷纷批评美国的QE2（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但实际上中国早就开始QE7、QE8了。

我并不天真。我深知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别的地方，金钱和地位都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势利，不是吗？

我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在香港辛苦奋斗多年的所得，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考虑到家庭的话，她也许是对的。

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

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

以自嘲的话来说，我这个书记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土皇帝’。

区里拨下来的钱勉强只够发退休人员的工资，在职干部的工资完全靠我们自己找。

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搞钱发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

搞开发实质上就是卖土地，招商引资也就是要别人来圈土地。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

现在的政府是一门心思搞开发，其他的工作与开发相比较，都退而求其次了。用官话来讲，开发是关系到发展的问题，而其他工作再怎么重要也只是稳定的问题，现在首先是要讲发展。

汪所长是一位中年男子，微胖，据说因为高血压，刚住过医院，但武镇长的到来还是让他十分高兴，又是沏茶，又是敬烟，显得亲热异常。

你们是大老板，不在乎这几个小钱，我看黄院长也是一个爽快人，今晚咱们在桃园喝酒，桃园三结义，大家就友情为重嘛。

我们黄院长平时不喝酒，今天为了把生意谈成，刚才还一口干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诚意嘛。

一个在显摆，一个在恭维，反正正经事已经谈完，这类酒席上的话说得再过分，也没有谁会太当真。

重要的是小镇豆早已经名声远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名声就是影响，影响就是市场，市场就是效益，效益就是政绩。

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依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打小闹就能撑起乡村企业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重现了，现在兴办实业的门槛已经大为提高。

例如师资，往往并无固定人员，多是请一些退休或在任教师兼职，而这还算是好的，有的舍不得钱，就请一些在校研究生去上课。再如，图书、实验设备等，也跟不上，学校所设专业，也往往是跟着就业市场的行情走，就业市场上热什么他们就设什么，所以，与其说它们是大学，不如说更加类似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

在如今的情势下，就是想被别人宰，也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宰和自己有没有这份被宰的福气。

只要钱经过各级政府和组织，就难免不被层层截留，所以，农民最后所能拿到手的，往往就只有原来政策规定价格的几分之一。

以前两年京珠线土地占压的补偿为例，当时从上面拨下来的钱是每亩7000—8000元，最后到农民手上的是每亩2000元。

只要农民不闹，就可以把补偿的价格定得尽可能地低。

这是一个十足精明的商人，好像他完全是站在小镇的立场上在与叶桦讨价还价，而不是作为他的代理人为他争利。

到国家信访办去的人很多，一条巷子都是人，有上访的，也有像我们这样去拦访的。

区信访办的马主任常来这个地方，与里面的人熟。他与工作人员联系，问是否有我们那里来的17个人上访，如果有请立即通知我们，如果能不予登记最好。

邓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

我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

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

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

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

企业体制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大锅饭”、“负盈不负亏”，改起来不那么容易。

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

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甚至说连三权分立的任何一点痕述报告上也不能有。

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等，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质的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议会民主政治制度这种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国家都可以采用并用得很好。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被称为贵族的人一般是缺乏仁慈之情的。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后一件。

真正值得我们殚精竭虑去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别人突然问到你的一个问题，即“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在面对一大堆事情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先做手头紧急的活儿，其他的先放在一边。

追求不可能实现之事即为疯狂。

应当使自己拥有强健的体魄，无论动作还是姿势都不要凌乱。心灵需要通过外部表情来展现理与礼，也需要通过整个身体表现出来

将来和过去都无法给你带来痛苦，能给你带来痛苦的就是当下这一时刻。

不知世界本貌之人，自然也无从知晓自己究竟在哪里。

爱比克泰德曾经说过，当一个人在吻他自己孩子的时候，同时应当对自己说：“这孩子或许明天就会夭折。”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

马克斯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

马克斯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

人类往往尝试了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凡是民族，决不能自己不努力而获得自由的，只有牺牲，才能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