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

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

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

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

对于必需品，我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指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之物，而且指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哪怕最底层的人，不可缺少之物。

现在欧洲所忍受的两位数失业率，在美国则很可能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

哈耶克对共产主义经济的谴责性描述，“通向奴役之路”，尽管很严厉，但确实是符合实际的言辞。

在独裁统治下，人民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选择——不需要做出决断或者表示同意。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服从。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官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的粮食。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可能不大在意民主的可允性作用，但当政策大失误发生时，民主的空白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1993年意大利议会对腐败与黑手党之间的联系的调查中，“别人也是这么干的”，是被引用最多的腐败行为的“理由”之一。

IMF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令人欢欣鼓舞”。

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前3天）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经济学人》在2006年12月发表的观点：“占据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动机看起来运转良好。”

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10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

我在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

自称是联邦德国强劲竞争对手的民主德国，在40年的竞赛之后，其生产率水平只有西方国家的1/3。大多数西方分析人士，包括那些在西方国家最自负的情报机构供职的人，都曾经估算民主德国的生产率水平达到了联邦德国的75%~80%。

中国经济如今仍饱受裙带关系的困扰，与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

英国《经济学人》对近2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那个10年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已成为全球性现象。

在市场顶端，每个人都被转化为多方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此时已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新出现的卖家将无法出手。

做空需要很强大的内心。

政治家们容易采取这样的立场：（1）政策效果很好，不需要改变政策立场（这是种即使错误也总能被接受的乐观假设）；（2）情况并不理想，必须采取最激烈的反应，因为在情况继续恶化时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够，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决定从法律上说不能被其他任何政府机构推翻，但人们很清楚，如果货币政策触怒了国会或者总统，那么美联储的独立性有可能被他们通过立法来改变，从而削弱其政策效力。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我收到过许多来自国会的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要求收紧货币政策的呼吁。

生产率无疑是一个经济体取得的现实成就的最核心指标。

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从国外借鉴的技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是源于自身。

在2011年11月的一份研究中，汤姆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罗列了全球100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没有中国企业上榜，而美国企业有40家。

中国已经进入实际工资成本上涨阶段，这将显著削弱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在1989年的著述，重大创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到显著提高小时产出率的程度。

专利的发放数与生产率的进步呈现同步变化，但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在统计上成为领先指标。

资本主义的基础发动机是竞争。

人们对于恐惧的反应要比狂热剧烈得多。因此，资产价格和恐惧心理所影响的其他金融指标的下跌速度会比上涨快得多。

人类由各种心理倾向驱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恐惧、狂热和从众行为等，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直觉基本上也符合理性判断。

政府预算支出不受控制的趋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经济问题。

两名看管者异口同声的复诵官方新闻媒体的夸大辞藻。（“感谢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他们对话时总是突兀而固定的插进这句话。）他们跟我们说话时总是将目光别开，我怀疑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只有成为劳动党党员才能享受轻松高薪的工作。

就像古代朝鲜的阶级制度，家族的出身成分是世袭的。父亲的罪就是子女与孙子女的罪。

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从史达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独裁政权都使用相同的伎俩：将自己的同乡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就连手表的表盘上也放上独裁者的脸孔。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南韩的正面消息（例如南韩在一九八八年举办夏季奥运会）都要加以轻描淡写。罢工、灾难、暴动、谋杀，只要不是北韩的消息，全都要大篇幅地加以报导。

中国境内有数千名朝鲜族为了躲避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因而逃到了北韩。

各级督导例行性地捏造农业生产与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敢告诉长官实情。为了圆谎，只好说更多的谎，从基层传达到高层的讯息没有一件是真的，所以可以想见金日成本人恐怕完全不知道经济的状况有多糟。

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几乎所有粮食都由集体农场生产的国家。

民众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政府正在储备粮食，准备在两韩统一那天发给挨饿的南韩人民。

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在转瞬间产生的，它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直到人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观。

她请求老师允许她参加大学资格考试。只要有机会考试，就算考不上，她也没有遗憾。

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学校主要是为了餐厅提供的免费午餐。

饥饿的目标往往是最无辜的人，也就是从不偷窃食物、不说谎、不欺骗、不犯法或不背叛朋友的人。

普里莫.雷维（Primo Levi）逃出奥斯维茨（Auschwitz）后所描述的，他写道，他与其他幸存者从没想过战后能再重逢，因为他们全做过让自己羞耻的事。

十年后，宋太太回想时发现，自己认识的在这段期间死去的清津居民都是些“言行一致、单纯而好心的人”——这些人总是最早丧命。

典狱长说：“那么，如果你们还要去中国，下回不要再被抓到。”

在首尔，西装革履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期待从女孩身上得到更多东西。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犷，却很天真。

金赫的个性在北韩是个障碍，到了南韩也是一样。

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

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非常贫穷的人，似乎都能挣够糊口的钱。这仅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能提供卡路里的食品，价格都不高。

乔治·奥威尔在其《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成功地描述了英国穷人的生活。书中写道：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以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会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儿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你。

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穷人即使在自己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吃得更多更好；除了食物之外，他们需要面对太多其他的压力和欲望。

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实际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与几乎所有的小业主及农场主不同，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损失。

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

我们问一些农民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使用化肥，大多数人都回答说，在耕种季节到来时，他们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买化肥。

穷人真正期望拥有的很多东西（如一台电冰箱或一辆自行车，或是自己的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校）都较为昂贵，而他们的手中只有一点点钱（穷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永远都买不起那台电冰箱，还是喝杯茶吧……”）。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

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因此，穷人只能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苦的任务。

当你想要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遥远时，你很难感受到动力。将目标设置得更近一些，或许是穷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所拥有的不多，那么就用你的聪明才智，做到从无到有。

穷人当中不缺少企业家。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城市地区50%极度贫穷的人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很大。

在对全球穷人展开的调查中，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你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是什么？”结果令人震惊。无论我们在哪儿提出这个问题，穷人最常见的梦想就是，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政府职员。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大部分经济政治学者一致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推动力。

腐败的制度往往会滋生更加腐败的制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

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回顾过去，我们总能找出合理的理由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增长，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会忽然发生。

我是犯了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禁忌，我假设了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我假设了除我所要研究的证券化这一现象以外的其他条件是不变的。

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很深的断层线，并且不断加深，因为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个人和机构来说最适合的未必适合整个系统。其中一些十分严重的断层并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它们是政治的产物。

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

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分流入超高收入家庭。

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个高中文凭就够了，如今的大学本科学历只够当一个办公室文员。

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改变才可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无法立刻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

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没有转好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我们只能说，您的胆子可真大。

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曾经被称作政治经济学。

现在的富人都是勤劳致富——不管是比尔盖茨一样的企业家还是像高盛集团的劳尔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一样的银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

正如政治分析家劳斯·多尔特(Ross Douthat) 和赖安·瑟拉姆(Reihan Salam) 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中。”

近年来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效仿苏联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苏联官员的动力来自于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另外还有一层恐怖的氛围加强了他们的动力，即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就会遭受搞破坏的指控，可能会被判死刑。

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情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发展较晚的国家最初并不注重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因为富裕国家已经客开发了必要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可以被特许使用或者可以借来使用。

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才得以维系下来，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463美元。但是，其议员每年的基本薪资却高达81,000美元，不仅免税，还有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一番。

正如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恩曾经说过的，“如果不可持续，那么它将停止。”

经济活动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没有永久的繁荣，也没有持续的衰退。

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天尔克（Paul Volcker）曾经讲过一句话，“过去一百年对一般消费者唯一有用的金融创新是 ATM （自动提款机），其他的金融创新都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6)

政策当局既希望房地产市场有所冷却，叉担心降温导致泡沫破裂，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很大的冲击。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调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挣扎中进行的，结果是房价一路上行。

为了“去库存”，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退出限购、降低税费、降低首付要求、打通商品房和保障房通道、公积金异地流转、停止士地供应、发展新房租赁等。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对购房提供补贴，鼓动零首付。

国企贷款中只有40%需要抵押品担保，而民企70%的贷款需要抵押品。

为什么房地产的周期这么长呢？关键还是其作为信贷抵押品的角色。

明斯基的一个著名表述“稳定导致不稳定”。

2008 年之前，驱动企业利润增长的最大因素是贸易顺差；2008 年之后，贸易顺差的贡献大幅下降，财政亦字的贡献上升。

2007-2015 年，美国财政对个人转移支付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34%，中国仅为6%，美国财政资本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9%，中国高达30%。

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接近90%，远高于其他大型经济体，房价比房租更能反应居住成本。

爱就是永恒的纯真，而唯一的纯真是不思考……

阳光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因此它永不犯错

我不同意我自己，但我原谅自己

我很幸福，因为我什么也不追求。

他们和我谈到人类，谈到人性，而我从未见过人类或人性。

为了看见田野与河流打开窗户是不够的。为了看见树和花眼睛不盲是不够的。

在扣除投资成本之前，想要击败股票市场，绝对是一场零和博弈。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当华尔街从业者管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并收取高昂费用时，真正获利的不是客户，而是那些经理人。”

我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66年以上，但依然不知该如何预测投资者的心理变化。

SPIVA把最长研究周期扩展到15年（2001—2016年），其间90%的主动型共同基金表现不及它们的基准指数。

如果把所有基金按换手率平均划分为四级的话，换手率排在后1/4的基金的表现总是优于排在前1/4的基金。

1974年以来的股市繁荣景象恐怕会好景不再。

40多年里，80%的基金不复存在了。

沃伦·巴菲特2013年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他谈到他在遗嘱里指示应如何管理他妻子的信托基金。他没有试图挑选表现优异的主动型基金，而是指示受托人将90%的基金投资于“成本极低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我建议投资先锋集团的基金）。

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话：“一个好计划的最大敌人就是过分追求完美的计划。”

格雷厄姆还深刻地意识到，过去按他的投资原则所实现的超额收益，未来将很难复制。在1976年的那次采访中，格雷厄姆作出了明显的让步：“我不再提倡通过证券分析技能寻找一流投资机会的观点。尽管在40年前，这是投资股市非常有利的做法，但今天的市场形势已经大大不同。以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证券分析师可以通过详细的研究，轻而易举地找到被市场低估的股票；今天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在做着相同的事情，但是，他们能否让自己的努力不付之东流，能否找到真正的超额回报以弥补与日俱增的成本，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1949年写作《聪明的投资者》时，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债券利息超过股利的年代。与之相对的是，我在2017年写作本章时，已见证了股利连续60年没有超过债券利息。

无论你选择哪种对你最有利的资产配置策略，都应该非常重视社会保险。这对于多数退休人士来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事实上，大约93%的美国退休人士会领取社会保险津贴。

富兰克林：勤勉、毅力和节俭带来富足。

但是虚荣呀，虚荣在操纵着我们呀，要衣裙、珠宝、车子，将我们引向堕落。

在她们眼中，谈情说爱仅仅是一种职业，而非人类本能的需要。

您爱我只是为了我，并不是为了您自己，而别人却是为了他们自己才爱我的。

和我交往的这位姑娘，和所有其他妓女没有什么区别；我以前太美化她了。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玩物。他们在满足虚荣时会将我们排在第一位，在冀求尊敬时将我们踩在脚底下。

她是一个有良心的妓女，但也只是一个妓女而已。

世界上值得爱的人不多。

I had been dragging around for years; what’s life?

I’m afraid I will be stupidly brave.

I will love someone that you will never meet.

See, our job was simple:keep on living.

Mostly, I enjoy my failings.

brutal disaster born out of so much greed.

她们差不多二十岁吧。即使坐在座位上，她们仍然没有停止聊天。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每天都快乐无比，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并对此深信不疑。

现在这个时代，二十岁的可爱小姑娘随便就可以张开大腿呢！

最后只剩下钱没有背叛我。

不要一副什么都知道的口气，你有老公在身边，你根本不会懂我的心情。

我抬头看着夜空，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十五岁时走岔了路，那就和时间一样，永远也无法挽回，而且只会越来越严重。

今日，新加坡境内增长最快速的外籍族群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当地，有四成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丧志的欧洲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寻找机会。

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阿根廷青年曾向我表示，新加坡是世界的中心，并哀叹南美洲过去的稳定与前景已“无处可寻”。

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这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

追根究底，造成东南亚社会弊病的原因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2014年，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有64%的民众表示，商人必须行贿才有办法做生意。

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

经常满足的人就是人间的帝王。

他没有死，他只是睡着。

我要离开清真寺到废墟上去，只有那里才能为自己找到安宁。

有人命好，出生在钱堆里，是财阀家的儿子；有人被丢弃在路边，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连自己的名字也无从知晓。

人们常说他是一个奋斗型的人物，然而，俊植知道，人们每次这样说他，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一种接近于轻蔑或者冷笑的态度。

愚蠢就是一种错误。

我已不再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这就是我迷失的原因。

第402号的普希金式胡须不见子，现在是一张刮得干干净符的狂热的脸，他竭力保持牢房整洁，严格遊守纪律。同他争辦是没有用的；这一种人是无法教育的。

他只有一种革命美德没有学会，那就是自欺欺人的美德。

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血管硬化。

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

个人算不得什么，党才是一切。

你从什么时候起这么蔑视群众？

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相信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在不断稳步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