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100万家。

2011年12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不过2-3年的时间，就可以增加55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年就可以增加近20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国内居民收入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价格却比美国高出很多，而美国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背景。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院赵农指出：2001-2008年，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是4.92万亿元，但是，同期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少支付利息2.84万亿元，少支付地租3万多亿元，资源租金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是6.47万亿元。所以2001-2008年，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真实的资产收益率为-6.2%。

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得利益格局，他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

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出口退税政策：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1998年国务院取消了福利分房，同时又启动银行按揭-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

当时，中央很清楚在分税制下这个商品房的盒子打开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还在这个盒子上设置了一道保险-当时设计的住房方案是这样的，低端人群用廉租房解决，普通老百姓用政府建设的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端人群才用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

2003年，住建部出台文件，核心是“带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替代了经济适用房，这下就把所有人推向了商品房市场。

项目利润超过25%，万科不做。 - 王石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职工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社保基金未来的缺口高达9万亿元。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承认：社保的缺口是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绝对是无可挑剔，税率奇高，而且重复征税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除了税收是公平的，其他没有一项公平过。

一个连民营经济都不敢与之竞争的国有企业，拿什么“去踢世界杯”？

2011年中国式维稳的经费现状：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

如果没有进入壁垒，那么许多战略上的考虑都可以忽略。企业不必担心如何对付台面上的竞争对手，也不必担心如何预测并影响它们的行为。因为竞争对手太多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如果市场需求使得任何一家企业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高回报率，那么其他企业也将关注到同样的机会并蜂拥而至。

竞争优势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几乎总是基于“局部”环境。

买小猫、小狗很容易，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把它们转送他人十分困难。在商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新厂房、新产品和新产能就好像是前述的“小猫、小狗”，获得它们比处理掉它们简单。

退出壁垒，也是在中国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的常见现象。退出壁垒是指当在位企业市场前景不好，业绩不佳时，意欲退出市场，但由于各种因素，资源不能顺利转移出去。

除了制药行业，由于拥有专利而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的案例相对较少。即使在制药行业里，类似药品也会削弱技术优势，想想市场上有多少种抗抑郁药就明白了。

如果窍门背后的技术含量并不高，那么先获得窍门的企业很难控告对方剽窃专有技术，因为大部分技术被视为“常识”。

所有企业都能得到的创新不会给任何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获得便宜的资本或雄厚的资金支持则是另一个虚幻的优势。互联网泡沫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即使募集资金非常容易，也并不代表这就是所谓的竞争优势。

如果资本市场普遍的回报率是10%，那么将资本投资到回报率只有2%的项目就是赔钱——损失了8%的回报率，即使筹集资金的成本只有2%也是赔钱。

规模经济效益带来的竞争优势并不取决于龙头的绝对规模，而取决于龙头与其竞争对手在市场份额上的差异。

要么增长、要么死亡”这样的企业管理思想经常导致“增长并死亡”的后果。凯马特、柯达、美国无线电公司、西屋电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最初的美国银行及AT&T这一串曾经名噪一时的企业的宿命都证明了失控的增长对企业的发展有致命危险。它们没有把精力放在保护自己占支配地位且利润颇丰的市场，而是挥霍巨资进入新市场，与强大的在位企业拼得你死我活。

判断是否存在进入壁垒或竞争优势有两个明显的指标： （1）企业间市场份额的稳定 （2）细分市场里企业的盈利情况

与真正的囚犯打交道的检察官知道应该将囚犯单独关押，分别进行审讯。在企业合作程度较高的行业里，买方也应该寻求私人的、不透明的价格安排，分别与供应商单独协商。

格雷厄姆的杰出门徒，向来精明坦率的沃伦·巴菲特承认曾因不听老人言而在航空股上栽过跟头。1989年大举买入美国航空在他看来可谓一时糊涂，用他自己的话说，自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来，“尽管投入了数不清的资金，但是如果你拥有整个行业，并且将所有这些资金都投入进去，那么整个航空业给所有者带来的净回报还不到零”。

让行业尽可能赚钱必备的条件是：全行业必须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避免重复工作等造成的浪费。

外包是业务划分的一种方式，有效外包可以将生产任务转给低成本企业从而大幅降低全行业成本。

品牌本身并非竞争优势，虽然与品牌相关的一些消费者行为会形成竞争优势。如前所述，奔驰没能从它的一流品牌形象中获得超额利润，而超额利润才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

与4个世纪前相比，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都要比1600年的精英阶层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且物质生活更为富足。

她把自己葬送给黑浪，它们把她洗得又白又净

魔鬼大喊：“我可不要那虔诚的伊芙林·罗。”

她在风中和星空中游荡，不知道该去哪儿。

她死了，在一九二〇年五月，突然死了，悄悄地，没人注意，她像一朵云那样消失，而人们说那朵云未曾存在过。

没有谁值得羡慕。恐怕每个人都有个十字架要背负。

自由有什么用？在一个像这样的世界 只有富人才知道什么是生活。

她们屁股痛苦地扭动。她们大腿流淌着淫欲。

世上只剩我还活着 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生机

夜复一夜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关押着精神病人的房间

没有什么东西是注定属于你 你只拥有自己

我剥下自己的皮肤 只为了换一丝清醒 我在伤口上撒盐 只为了惩罚自己

母亲牺牲了她的梦想 于是我可以拥有梦想

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呼吸都会让人筋疲力尽。似乎放弃会显得更容易些。

在全球，投资银行这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很严重，竞争过于激烈，同质化的重复劳动很多。

上市公司埋下的地雷一般由假账、豪言壮语和报喜不报忧混合而成。有些地雷可以持续20年甚至30年不为人知。我们常见的丑闻曝光只是地雷爆炸的极少数情况。

政府埋下的地雷一般由两个元素组成：怂恿、纵容和帮助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夸大销售额、利润和历史上的缴税额；或者给这些公司吃小灶，在土地、税收、环保和资金方面给予优惠。用低价向上市的国企注资，或者用高价把上市国企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都属于此类。

政府埋下的地雷是中国特产。假账的严重性中国可能全球第一。我经常讲，中国的地沟油有多么严重，上市公司的假账就有多么严重，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产物。

投资银行的投行部和审计师吃的都是上市公司的饭，所以，多多少少会站在公司这一边。在不违法不违规的情况下，只要能过得去的事，投行和审计师都会让它过去。毕竟他们都不是警察。

虽然我5次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为中国分析师第一名，但是我知道我实际上知之甚少。我获奖靠的是嗓门大，而不是专业知识。

那些报告花里胡哨，多少有点煞有介事。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分析师把企业明年的利润预测上调5%，或者股票的目标价格上调10%之类。我开始感觉那是有点滑稽的。我后来到企业工作，确信了一点，企业利润在10%以内的变动实在是会计上的一个小误差，可股票分析师竟然把它当一回事。

欧美的同事们同样仰仗关系学。关系学甚至变成了严肃的科学被认真研究。不然他们怎么会在校友圈子里做那么多文章呢？谁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谁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跟谁踢足球、打网球，等等。另外，你怎么解释社交网站的成功和社交活动的受人追捧？不然领英（LinkedIn）和脸书（Facebook）为什么会那么成功？

欧美的投行不像亚洲的投行那样过分。在亚洲，规矩被打破的概率要大一些，贿赂和利害冲突更容易被容忍甚至崇拜！

晶体硅太阳能发电由于行业整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生产企业即使成为龙头也没有定价权。

有的时候，公司股价上涨，我们说不出来原因，也看不懂，通过常识分析，公司股价上涨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基本面根本不支持上涨，但不管怎样，股价就是涨。

我们要严格待在自己的能力圈里面，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这样，犯错的概率会变小。投资，首先要保证不犯错。

辉山乳业债务爆发后，辽宁省金融办及沈阳市政府出台了5项措施：

（二）政府通过花9000多万元购买辉山的一块土地来为辉山乳业注入资金，帮助辉山乳业渡过难关。

（三）要求各金融机构对辉山乳业这次欠息作为特例，不上征信不保全不诉讼。

投行的核心竞争力是忽悠。上市、增发、并购等都不是高科技，只要勤快、真诚就行。

国内强调统一领导、一元化领导。但是，外国投行的分析师（至少从2002年开始）完全是垂直领导。

审计师的问题很明显：

1.他们是由拟上市的公司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聘请的。

2.审计是依靠抽样调查的。

做生意赚钱是很难的，持续赚钱更难，赚钱越来越多是难上加难。

宏观经济学不是科学。它的结论都是不确定的。正确地预测宏观经济很难，预测对了，也不见得对投资有任何指导意义。

Ed Benton基金公司的彼得·麦肯锡（Peter Macksey）说：我做基金管理的时间越长，越是觉得，对于宏观经济、汇率以及消费者行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对于上市公司，我们知道的也非常有限。

2010年，云宏资本在认真做完尽职调查之后，投资8000万元占了某科技公司（实际上是制造业）15%的股份。黄小杰也被派到该公司担任副总兼CFO。直到半年多以后，他才发现这家公司存在逃税和做假账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都不知道公司的问题所在，虽然有时候他们是主谋。

在生意场上（我指的是实体生意），亏钱的可能性总是大于赚钱的可能性。

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风险。也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说的人‘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s）。

绝大多数股评人士和证券分析师对股价的预测都是在目前价格上再加上15%，或者减去15%（小心的人只是加减10%而已）。

中国企业做假账的比例非常高，绝大多数假账永远不会曝光。

假账最终如何被消化呢？我发现，它们中有些企业是通过对未来业绩的人为降低来消化的（比如撇账、减值、重组、重列、出售、并购）。有些年份，生意本来很好（利润增长了40%），但是，企业报告出很一般的业绩（利润增长只是10%而已）。

做假账的公司有民企，也有国企。

董事长跟我说，他们的商场都是自有物业，值50亿元（银行和独立评级公司认定）。但是这种估值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愿意花50亿元买它的商场，这种估值是安慰性的。

零售和餐饮行业没有护城河。它们只能在行业快速成长时看起来不错。客户叛逃的成本太低，没有黏性。

很多科技企业实际上是工业企业或者制造企业。它们最容易跌到这个陷阱里面。它们的资本支出和研发开支太大。今年赚10亿元，明年要投资15亿元。如此循环。但是，没有这些开支，它们很快就失去了生命，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都属此类。

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或者激励机制不友好的公司基本上没戏，国有企业在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也无法改变这个规律。

周期性强的公司特别是大宗商品类的公司往往在商品价格下跌时发现自己负债率太高，很多死于高负债率。2013—2016年，全球的中小矿业企业死亡了一大半，连嘉能可（Glencore）这种巨无霸也差点牺牲了。

巴菲特说的那句话：餐饮企业和商店没有护城河。从一家店走到另外一家店，太容易了。

净现金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便宜货很可能是个价值陷阱。巴菲特说，公司里只要有现金，管理层一定会找到理由把它花掉。

领汇房地产基金（0823.HK）2005年上市。这家公司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所作为”，只是维修现有的商铺，收租，然后把几乎所有的现金流都分掉。但是，这家公司的回报率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勤奋和增长的公司。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然很风光，但这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尽量避开直接竞争。

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有多少收入，就会有多少支出。不管多么困难，大家一定会想出办法把多出来的钱用掉。结果是股东回报率永远高不起来。

麦肯锡的一个观点：亚洲的公司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它们的股票估值基本上被它们的资本支出给摧毁了。

1996年，巴菲特在写给投资者的信中曾经这样说，科技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但也可以是出资人的噩梦。

宏观经济资料很多，极少数有用，大多数没用。数位的采集不准确，处理不恰当，发布时再加酱油，消费时再误读。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大家想知道资金有多么紧缺，不妨看看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在各个时段的变化，这是很准确的温度计。

过去十几年中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依靠资产升值（包括股权、土地升值）而富贵的人们。这个阶级远远大于依靠收入增加而富贵的人们。

中国的资产泡沫化过程不是政府官员设计出来的。骂政府没道理，也没用。但是，大家心里应该明白，大家今天的纸上富贵不是因为大家比前辈们更能干。

在职场霸凌（Power Harassment）和超时劳动的压迫下，年轻人有可能罹患抑郁症。

非正式用工的问题在于用工方将毫无发展性可言的工作强加给年轻人，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未来。

2009年之后，我在咨询中察觉到年轻正式员工的待遇发生了变化。我切身感受到，这些年轻正式员工正遭受“用后即弃”的对待。

霸凌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员工怎样付出、怎样努力，都只会受到无尽的谩骂和否定。可以说这是一整套高度成熟的、破坏人格的方法。

要鉴定一家企业是否为吸血企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是否存在大量招聘、大量离职的现象。

公司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职场权力霸凌，静待员工精神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主动辞职。公司只字不提“希望你自己辞职”这类的话，就能达到解雇员工的目的。

一种常见的钻空子的方式，那就是对员工进行“去雇员化”的操作。具体来说，是企业将员工作为“管理监督者”聘用，或将员工作为外包业务的个体户使用。

在很多案例中，当事人的行为和犯罪只有一步之遥，受害人甚至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这些职场无不宣扬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认为下属和员工就是公司、领导的牛马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在一般人看来，企业的这种行为似乎无法通过“公司追求利益”的观点去解释，但只要就业市场供大于求，源源不断地有劳动力的“替代品”补充进来，这种情况就不会得到改善。

应届生入职一年以内被解雇的话，很难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他们很可能被迫以非正式用工，甚至钟点工的形式工作。

日本的工会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几乎没有发动过罢工。

“劳动者要多少有多少”是吸血企业诞生的必要条件。

如今IT行业之所以成为吸血企业问题的重灾区。

以新兴产业为中心的吸血企业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单一化（流程化）”和“零件化”。便利店、零售店、餐饮等行业的业务和传统的店铺经营不同，不需要劳动者具备高度的独立判断力和思考能力，只需要他们能遵守业务规程和领导的指示即可。

正因为这种流程化的劳动高度发达，年轻人哪怕工作年头再长，也不会成为吸血企业“不可或缺的人才”。IT行业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大多数业务内容都已在跨企业的技能资格制度中被标准化。

在IT产业中有一个说法，“有体力就干，35岁就退休”。

在民主主义国家中，只有我们有战略地提出主张和进行斗争，才能够实现正义和合法权利。绝不能期待明君降临来救年轻人于水火。

你为我写墓志铭时一定要说， 这儿躺着全世界最孤独的人。

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 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 的经历。

一个人做多了自己的职业活动，如果不调整，就会变得单一，思想也慢慢定向，没有开放式的思维方式。

政治这个领域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从世界的角度看，生命是那样的伟大；从个人的角度看，生命是那样的微小。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从世界的生命来体验个人的生命，从个人的生命来领会世界的生命，是谓生命之生命。

生活中有很多矛盾，不是来自恨，而是来自爱。有时候来自爱的矛盾虽不如来自恨的矛盾厉害，可怜的是对来自爱的矛盾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只好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

人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们是在一个法制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中搞法制建设，就像叫农民打篮球一样，不能一开始就把规则定得死死的，那么篮球没有办法打起来，只有一开始允许走步等等，篮球才能打起来，慢慢再严格。

不少人就是在无法选择中失去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有的人是因为过早选择而失去发展的机会。

人往往会迷惑的，越集中精力越迷惑，有时散漫一些，反而不会糊涂。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推进，但是不能大起大落。

政治往往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技术主义，美国最典型；一种是艺术主义，亚洲一些国家最典型。

没有了历史就没有了伟大人物。历史往往塑造伟大人物。

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都说清楚了，也就不是世界了。

从根本上来说，政治学也是一门研究人性规律的科学。

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

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

现在假的东西太多，弄得真的也不敢轻易相信。

毛泽东对诗的一段评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整个人类来说，历史 在一年一年地延长，生命在一天一天地增加。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若你消失了一样，你在远方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到达你。

认识自己，才是一切知识的基石。

如果我再见到你，已事隔多年。我将如何对你？以眼泪，或以沉默？

你说得对，珍妮，我不知道怎样关心自己的灵魂。

“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

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是西方的，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确立的，也一直为西方世界所主导。

至少从现在看来，西方世界并没有任何意愿接受中国的领导；相反，西方诸国时刻警惕中国是否会取得国际领导权。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等。

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否则就会死亡。

这一波的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一路狂飙突进，势不可当。

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

今天的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没有第二家。中国只是美国的技术应用。

美国做的是标准，不做地方化。中国做不了标准，只能做地方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

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在任何领域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差距还是很大，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夸得太厉害，把人家说得害怕了。

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批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中国关起门是创造不出来“两弹一星”技术的。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领域。

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根据最近《日经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长3.8倍。

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

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异常都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

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

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那么多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

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不是很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权力，各级政府机构还是舍不得下放，另外一些权力，下面没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没有含金量的权力，下面不想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公的逻辑是控制，而私的逻辑是盈利。

日本早期的政商关系相当腐败，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铁三角”关系，后来通过大力改革才改善了关系。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政商关系。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可能带来的挑战。

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

如何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

回归是指，在任何一系列随机事件中，跟在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之后的，更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加普通的事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出于偶然。

表面上的模式：学员飞得好，表扬就没有好效果；反而是让教官高分贝地用低等灵长类来相提并论的糟糕表现，却会在训斥之后表现出进步。

20世纪50年代，就有这么一本书，不但被多个出版商退稿，还得到了诸如“乏味透顶”、“典型的关于家庭内部那些鸡毛蒜皮的吵闹、微不足道的烦恼以及青春期情感的沉闷记录”，以及“哪怕这本书在5年前趁着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热度还在的时候问世，我也看不出它有任何应该出版的机会”之类的评语。但安妮·弗兰克的这本《安妮日记》至今已卖出3000万册。

退稿信还被寄给西尔维娅·普拉斯，因为她“肯定没有足够的真正的天分引起我们的注意”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遭到退稿的原因则是“动物故事书在美国可没法卖出去”

格里森姆的《杀戮时刻》被26个出版商退了稿。

苏斯博士的第一部儿童读物《桑树街见闻》被27个出版商退稿。

罗琳的《哈利·波特》第一部的手稿被退稿9次。

约翰·肯尼迪·图尔——在经历了多次退稿之后，对自己作品的出版彻底绝望，并选择了自杀。他的母亲保留了他的手稿。11年后，《笨蛋联盟》出版，并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售出近200万本。

高德曼在书中引用了前电影监制戴维·皮克尔的话：“如果我对所有我毙掉的片子说‘行’，而对我放行的片子说‘不行’，恐怕最后的票房结果也不会差多少。”

非凡的成就不一定有非凡的原因。

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巴伦周刊》每年都会邀请8～12名薪金最高的“华尔街超级明星”到一个圆桌会议上推荐股票。但实际上这些股票的收益，仅仅和市场的平均回报率相当。

哈佛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对153条时事通讯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显著证据证明分析师们确实具有挑选绩优股的能力”。

哪怕仅仅是多付1%的年费，也可能让你多年后的退休基金缩减1/3甚至1/2

在过去40年中，某个经理能在某个15年的时间段内，每年都击败市场的概率。那这个可能性就增加到了之前所给的值，也就是差不多3/4。

按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的话来说：“相比于因果性，偶然性是一个更加基本的概念。”

我们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许多看似十分明显，事先却无法预测的事情。

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了一项实验。编辑们把获得了当代小说领域最有声望与影响力的世界性奖项之一的布克奖的两部小说，挑出各自的开头几章，用打字机打出来，并投稿到20个主要出版商和出版经纪人那里。两部小说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另一个则是斯坦利·米德尔顿的《假日》。所有的答复都是退稿，只有一名伦敦的文学出版经纪人例外，他对米德尔顿的小说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不过即使是这样，他对奈保尔小说的评价也是：“我们……认为作品很具原创性，但恐怕它并不足以激发我们更多的兴趣。”

既然偶然性确实在我们的成功中扮演了某个角色，那么通往成功的要素之一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那就是我们上垒击球的次数，我们获得机会的次数，我们把握机会的次数。

即使是一枚更容易扔出失败结果的硬币，有时也会获得成功。

如IBM老总裁托马斯·华生说的那样：“要成功，就把你的失败次数加倍。”

我不确定我是否始终为生活而奋斗， 生活也许并不值得为之拼搏。

一旦树叶凋落， 甚至连上帝也不能使它返回树身。

唱起死亡之歌，哦，唱起来吧！ 因为没有死亡之歌，生命之歌就会变得愚蠢， 没有活力。

我爱生活，爱得如此深沉， 几乎能因做人的烦恼了此一生。

他走了，没有检查一下煤气是否关上，水龙头是否拧紧。

被迫饮下毒汁， 被迫死去， 被迫在第三日复活， 被迫升上天堂。

我的生活很单调。我追捕母鸡，人又来追捕我。母鸡全都一模一样，人也全都一模一样。所以我有点儿无聊。

你明白的。路太远了。我不能带走这副躯壳。它太沉了。

可惜我当时太年轻了，还不懂如何去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