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自豪地承认：“（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

避税行业的爆发掩盖了收入和财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被跨国公司利用的新税收漏洞出现了；国际税收竞争的螺旋式上升，导致各国纷纷降低税率。

税收不公的胜利首先就是对民主的否定。

在避税和无度的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税收累进性的下降。

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是一个乌托邦，而且唯一的未来就是一场不断探底的税收竞赛。

增值税，这是一项针对消费的征税，由于富人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而穷人收入中很大比例用于消费，所以这就给穷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0万美元。

美国社会的主要断层是在收入金字塔的更高层，即在前1%的富人和其他人之间。

前1%群体的收入几乎是整个工薪阶层的2倍，但从人口统计看，工薪阶层的人数却是这1%群体的50倍以上。

里根总统已将大幅降低税率的税收改革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内政。1986年10月22日，由于即将签署《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他有理由感到高兴。从1988年1月1日起，率先对高收入实施准没收性税收的美国将适用在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28%。经过三个星期的辩论，这部税收法案在参议院以97比3高票通过。民主党人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艾伯特·戈尔（Al Gore）、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约瑟夫·拜登（Joe Biden）都热情地投了赞成票。

小政府思想由1947年创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支持，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1964年总统竞选中崭露头角，然后于20世纪70年代由保守派基金会推进，最终蔓延到主流思想，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财产权利，而增长的关键引擎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同时要最小化征税。

美国税务律师中有句名言，“穷人逃税，但富人避税”。

考上大学固然可喜，但没考上大学也不用悲观，更不能绝望。路就在脚下。一个人能否成才，关键不在于是否上大学，而在于他的实际本领。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留心处处皆学问。

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发展规律。

那些“孤家寡人”，包打天下的“超人”，是不能长久的。只有靠“众人拾柴”和“三个臭皮匠”之力，靠大家帮衬，工作才能做好。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实，等于白抓。抓好落实，我们的事业就能充满生机；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世界上一切事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

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易失难得，稍纵即逝。不是错过了前五年还有后十五年，而是赶不上这个时间表，耽误了前五年就没有后十五年的机会和境遇。

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会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西方式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居民消费规模决定投资规模，投资规模决定生产规模，所以居民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我们都像戏剧中的演员。老天爷从来不和我们商量，就分配好了我们在世上担任的角色。

让我平静地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让我勇敢地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识别哪些事情我可以改变，哪些事情我无法改变的智慧。

爱比克泰德向来对借用哲学来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做法嗤之以鼻，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在当今的大学里仍颇有市场。

要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上，要明白属于他人的事是别人的事而不是你的事。

欲望与厌恶虽来势强劲，但仍不过是一些习惯。而我们可以通过自我修炼养成更好的习惯。

别害怕死亡，也别害怕痛苦；可怕的是对死亡、痛苦的恐惧；要怕就怕这种恐惧。

腿瘸会使你行动不便。难道你仅仅长着两条肉腿？重要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的腿。

凡取决于他人的事物，你都不要指望得到也别指望避开，否则你就总是一个无助的失去自由的人。

我们都知道有人像猴子一样，什么显得新潮、花哨、时尚就仿效什么。而后一旦项目失去新鲜感或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他们就会偃旗息鼓直至放弃。

大多数被视为合法的娱乐活动其实格调不高，要不就荒唐愚蠢，只顾迎合或利用人们的弱点。

除了自己什么也别信，谁也别信。

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以往发生的事，将来还会发生； 先前做过的事，将来也必再做。 日光之下，根本没有新事。

我为那已死的人庆幸，因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

我看见人的一切劳碌和成就原是出于争强好胜。

我发现有的妇人比死亡更苦毒，她是个陷阱，心如网罗，手像锁链。

你若等待完美的天气， 必无法撒种，无法收割。

你要抛开心中的烦恼和肉体的痛苦，因为青春年华转瞬即逝。

大多数学者把国家的作用置于东亚奇迹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正是东亚成功的主要因素。

在对韩国的研究中，帕尔韦兹·哈桑（Parvez Hasan）将关注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根据他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韩国经济依赖于私营企业，它们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在韩国，政府的作用远比仅仅制定游戏规则和通过市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常常在几乎所有的业务决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原有体制中蛰伏的边缘人的故事确实非同凡响：他们能够对任何微小的政策变化都采取快速的反应，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国家。一旦越过了政治红线，他们就注定失败。红线是动态的、政治化的，而不是由法律来严格界定的。

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保护年广久的核心理由不是关于合法性或道德，而是关于整体政治得失的考量。

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当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进入下一个阶段时，早期成为“万元户”的大多数人的财富都停滞不前，或以更慢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体户通常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够获得技术和资本，而且大多只针对当地市场。

国有部门的最核心圈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等级和特权的孤岛，仍然屹立在劳动力市场的海洋中。

在大多数西方和东亚工业经济体中，最贫穷和受教育最少的人往往享有更多的国家福利支持，但在中国则几乎相反：最贫困、受教育程度最低、往往技术也最熟练的农民工和农民，获得国家福利支持的机会也最为有限。

“两头在外”政策（字面意思是“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在国际上”）。

国有银行主要专注于为国有部门融资，而地方政府只对更大的、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私营企业感兴趣，这些企业往往来自外部，甚至来自国外。反过来，国家也不依赖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为“下海”运动拉开了序幕，数十万名前体制内精英（包括政府官员、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和一些公众人物）加入草根新贵，成为私营企业家。他们勇于跳出体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国家体制中调动非正式的资源，如政治关系、技术知识和各种让他们能够廉价使用土地和国有资产的特殊政策。

在从私人商业资本演变为投机金融资本后，温州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联想成立于1984年末，它既不是中国所有科技公司中的第一家，也不是最大胆的一家。该公司创始人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没有选择切断公司与旧单位组织之间的联系，而是在国家研究院的资助下运营企业。在这种安排下，这家新成立的技术企业既可以利用旧的国有企业体制拥有的资源，也可以利用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新企业提供的政策机会。

华为从一家香港电子设备制造商的小型销售代理起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也有着类似的故事情节。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一名共产党员，曾是在一个工程部门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董事长孙亚芳和其他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也有在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工作的经历。

对于华为来说，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在公司的成熟期，深圳市政府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随着地方领导人任期的结束，新的地方领导人接管了控制权，立即收回了对所谓“提倡民间融资”的支持，并将这种做法定性为非法集资。因此，曾成杰被逮捕、审判，并基于庞氏骗局的巨大社会影响被判处死刑，他所有的个人资产都被没收。

曾成杰的案例更能说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联盟关系是不对等的，因为开发商总是需要一些法律法规的豁免才能获得超常的利润。只有在政治的保护下，这种打擦边球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才是安全的。

在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法治和政治问责的世界里，一旦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利害考量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可能很容易牺牲其弱势的商业伙伴。

一度被誉为中国产业升级典范的太阳能行业，如今已陷入重重危机。产能过剩，亏损巨大，濒临破产，太阳能产业已被证明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失败案例。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工商联拥有470万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企业达到特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一旦进入工商联，就可以通过专门的渠道与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

大多数情况下，当考虑企业家的垂直晋升时，主要根据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忠诚度来进行衡量。只有最幸运的100名左右的精英企业家才能参加各级的政协、人大和党代会。

在私人资本在地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江苏和浙江，两地的省委党校已经启动了培训“富二代”的项目。-《“富二代”进党校培训，学习课程包括党史政府关系》，载《时代周报》2013年9月19日。

对大多数私营企业家来说，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他们的命运就会立刻发生改变。

大多数企业家都对未来的形势特别敏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富商多倾向于选择移民或持有外国护照中看出来。

分税制改革也导致了地方财政能力的根本性削弱，并导致地方政府的功能性失调，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机构、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掠夺之手”，等等。

新的财政制度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全民养老金计划和综合公共住房体系等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险，几乎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得到补贴的住房。在1994年的体制下，所有的福利计划都被认为是财政负担而被市场化，从而为经济发展腾出空间。

由于地方政府已经高度企业化，提供福利被认为是一种成本和财政负担，而非经济增长的投资。在地方政府层面，福利支出只占地方政府支出很小的比重。

由于公共部门的雇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雇员，可以不受中国低水平福利计划的实质性影响，如在医疗保健、基本养老金和公共住房方面，因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例如，公务员较高的养老金和公共部门为自己的雇员建造的廉价住房，这就更加剧了在提供福利问题上的激励缺失。

每当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提供同时出现动力的时候，它更多是出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而较少出于代表居民利益的考虑。

政治逻辑更有可能在地方系统的更高层级上运作。在更低层级一直到最基层的地方系统上，经济或金钱的动机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

理财产品不是传统中国私营草根银行的继承者。相反，它们通常隶属于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和两家国有证券交易所，从超级富豪和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那里吸纳资金。

从结构上看，政府底层的一部分已经蜕变为一个以国家和普通民众利益为代价的自利网络。

从1978年开始，第一轮国企改革的特征是所谓的“放权让利”，中央部委逐渐将部分决策权转移给国企。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被授予权力，在生产、投资、人事任命以及对企业绩效负责等方面做出关键决策。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项激励计划并没有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未能有效地鼓励生产力发展，而留存的利润又往往被用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发放。

其他一些规模更大的央企明确转向了赤裸裸的利润最大化。最好的案例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央企在房地产领域的扩张，房地产行业是所有主要行业中收入和利润增长最快的。

新国有企业享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经济力量的影响，也不受中央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再代表一种模糊的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它们自身的企业利益。

监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政治力量强大的大型国有企业似乎缺乏政策执行力。

央企对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影响，意味着后者必须给予前者更大的经营和决策余地，远比委托人能给代理人的还要多。更重要的是，央企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家庭自留地”，为中央政府提供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不难发现央企“绑架”中央政府的现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央企在国内市场上经常会违背社会利益，在国际市场上也会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们还使得中央政府无法对国有部门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以平均股本回报率衡量，国有部门的整体经济表现远远落后于非国有部门。

根据2008年的收入调查，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如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部门）在内，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私营部门高出63％，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高出17％。

央企上缴国家的利润平均仅占其总利润的2％。因为即使是最低标准，央企也很少能够达到。

中国人均移动通信支出占其收入的5.4％；对于那些年收入低于1万元的人来说，这一比例高达个人收入的5％—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1％—2％。

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将互联网宽带的价格定在其运营成本的300％以上。

在追求利润的时候，它们甚至在违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也要打市场牌。当面临损失和失败时，因为中央政府将承担这些成本，它们又愿意打国家牌。

中央政府对央企缺乏有效控制，生动地表现在未能限制这些扩张性的国有企业涉足房地产行业。鉴于房地产泡沫日益严重，国资委命令78家主营业务非房地产的央企在2010年3月之前撤出房地产投资。但有报道称，迟至2010年12月初，在78家央企中，只有7家真正剥离了它们的房地产子公司。鉴于“央企退房令”无效，政府随后命令国有银行机构拒绝向这些国有企业的房地产业务提供贷款。但这一政策也无法约束国有企业，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利润为房地产投资提供资金。

任何违背国有企业既得利益的政治举措，都会遭遇强大的政治阻力。

大型国企的政治资本是国企深层次改革的巨大障碍。

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主要是对“领土国家”时代霸权更替规律的总结，其“霸权更替史就是战争史”的论断并不适用于二战后时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大国崛起的过程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自己的储蓄或者储备而实现的，它们都是依靠债务包括外债的可持续性支撑而崛起的。债务、国家信用与大国崛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金融发展中的信用对国家制度安排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否则崛起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出现“崛起中断”。

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

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其GDP的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在2021年6月16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18位官员中有13人支持在2023年年底前至少有一次加息操作，有11位官员预计到2023年年底前至少有两次加息操作，还有7位官员预计在2022年开始加息，这反映出美联储官员对加息操作的支持有了明显增加。

经济学家喜欢待在自己狭小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中不断深挖，不仅忽略了经济学研究是理论逻辑、数据（量化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统一，更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及其逻辑，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对外关系的调整或变故，便无力摆脱自己狭隘的专业视角，得出的结论不仅有悖于现实，甚至会出现重大的误判。

健全法制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所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效益上有明显的不同。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尚无单凭政府全力推动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先例。货币地位关系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制度安排、法治水平、社会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发展组合”的框架。

中国的崛起是否可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一场“金融革命”。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预计，在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间，许多产品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仅比在美国某些地区的生产成本低10%～15%，如果将运输成本和仓储成本等因素考虑在内，中美两国的生产成本差别将微乎其微。

技术进步导致企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劳动力价格因素在它们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下降，同时伴随着产品技术密集度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企业对所有权的重视程度也在大大提升，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生产选址策略的调整。

2017年，中国自产大豆1528.25万吨，总进口是9553万吨。大豆生产是非常耗费土地的，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8亩土地。这些进口大豆若是换成中国自种，要消耗7.6亿亩的土地。而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18亿亩。

在我看来，“美国衰落”有一个重要标志，即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这个国家才真的是衰落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天，请不要轻言“美国衰落”。

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也就是央行收购企业和公司个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再释放出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释放出来。外汇占款占到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比例最高时达到80%以上，目前也在60%左右。也就是说，美元储备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的信用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套住了。

耶鲁大学的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居然掌握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耶鲁教育的失败。

糟糕的决策并非都是拙劣的领导者做出的。那些极其成功、众望所归、备受尊敬的人往往也会做出类似决策。

事实上，在这两个通过飞机“嗅探”石油的案例中，投资方都做过相当细致的尽职调查。但是关键在于，当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严格调查事实时，其实在心里已经得出了结论。

当有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好故事时，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去极力寻找能证实它的各种元素。当然，你最终肯定能够找到这样的元素。我们自认为在进行严格的事实核查。

确认性偏差：更容易相信支持自己的观点，却忽视与自己立场相悖的数据。

优胜者偏差与经验偏差：们相信优胜者，优胜者相信经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已经发表的科学研究结果后来都被证明是不可复现的，尤其是在医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这种“可复现性危机”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关于这个主题，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非常简单明了：为什么大多数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是错误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在苹果公司发展史中，乔布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公平地说，苹果公司6万多名员工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乔布斯去世后，苹果公司持续亮眼的业绩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多数采用强制分级制度的公司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做法。采用这种制度的美国公司的比例从2009年的49%降至2011年的14%。许多企业都提到这种制度对团队精神、员工士气和创造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它会助长公司政治和偏袒徇私的习气。就连通用电气本身也已经放弃了这一制度。

当人们说“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天才”并得出了“所以我应该模仿他”这个结论时，其实忘记了三段论的第二个前提，即“我自己也是一个天才。”

人们只看到了幸存者，根本不会关注那些冒着同样的风险，采取了同样的举措，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的人。这种逻辑错误就是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

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即便是你自己也不例外。 ——司汤达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自己明显地比别人高明，这种过度自信有时也被称为过高定位（over-placement）。简单来说，所谓过度自信，就是指在涉及各种各样的重要特质时，我们会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要强。

一项针对3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官方所做的经济增长预测一般都过于乐观，而且如三年期这样的中期预测的过度乐观程度比短期预测更甚。

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尤其表现在，人们对完成某个项目所需时间和经费的预估经常过度乐观。

成功需要许多有利条件的配合，而一个小差错就可能会使一切偏离轨道。

通常我们会直接忽视竞争对手，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行为和反应。

组织并不总是会按照领导者做出的决策去行动。当企业面临着某种颠覆性的市场力量时，公司的应变速度可能会比管理层的指令要慢得多。

麦肯锡的研究者根据公司每年的资产重新分配程度，将样本公司分为3组。毫不奇怪，“高度重新分配组”的绩效要优于“低度重新分配组”。在15年时间里，“高度重新分配组”公司的股东总回报比“低度重新分配组”高出了30%。同时，这些公司破产或被收购的概率也更低。事实证明，“低度重新分配组”公司领导者的任期也不稳定。他们是在舵轮前睡着的船长。

高管的个人信誉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维持甚至增加分配给本部门的预算。他们在同僚和下属眼中的威望也取决于此。当然，这些同僚和下属在评价自己的主管时，也会以去年的数据作为参照点。

1965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一份递交给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战争备忘录中就预言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一旦我们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就会开启一个几乎不可逆转的进程。我们将会深陷其中，执着于完成我们的目标，不到国家蒙受耻辱无法停止。”

损失越高，就越有必要让自己相信，一切不能白白地牺牲掉。这种用已经遭受的损失来证明未来加大投入具有“合理性”的做法，构成了经济学家所称的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的完美例证。

事实上，大型公司从某项失败业务中撤资的频率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一项长达17年、覆盖了2 000家公司的研究表明，这些公司平均每5年只会撤资一次，撤资时收回的资金仅为当初收购价的5%。

惯性，严格说来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当面对一个必败无疑的行动时，如果我们不但没有维持现状，反而加大投入，那么就会造成这种局面。这种模式就是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承诺升级之所以如此难以克服，正是因为人们一方面对沉没成本无法释怀，另一方面对未来的计划又过度自信，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实在是雪上加霜。

不做决定比做决定容易，这就是现状偏差。

锚定效应鼓励我们根据脑海中出现的数据进行估计或预测，即便这一数据与手头上的事情毫不相关。

损失厌恶:失去一美元的痛苦比赢得一美元的快乐更强烈。

不确定性厌恶：比起未知的风险，我们更愿意承担一个可量化的风险。

在事件前后对其发生的可能性的巨大态度转变，就是心理学家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所说的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

一个由历史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组成的团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训练机器学习算法，试图只根据同时代的信息去预测特定事件日后是否会被视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重大历史意义是极其难以预测的。这个世界实在太混乱、太随机了，根本无法进行这种预测。只有利用后见之明，历史学家才能挑选出符合特定叙事架构的事实，并排除其他所有事实。

即便作为风险规避者，如果没有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仍然会做出有很大风险的决策。这就是企业会下大赌注的原因，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动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当某家公司铤而走险时，几乎从来都不是因为它有意决定把大赌注压在某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相反，这通常都是因为该公司对一个过度乐观的前景有接近百分之百的信心。

研究表明，80%的经理人愿意放弃能够创造长期价值但无法实现近期利润目标的投资。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访了世界各地不同公司的大约1 000名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者，其中63%的人表示，过去5年中，来自短期财报方面的压力有所增加。然而，近90%的人确信，如果站在更长远的角度制定决策，将会对财务业绩和创新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短期主义的两只替罪羊：短视的市场与贪婪的高管。

1961年，当选不久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吉隆滩战役”中一败涂地。此次战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耻辱时刻。许多历史学家后来证明，这次惨败与时运不济无关。提交给肯尼迪总统的计划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漏洞，以及不切实际的假设。

反对这个股票期权计划有点像在餐桌上打嗝。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经常在餐桌上打嗝，否则，你很快就要被赶到厨房去吃饭了。 - 沃伦·巴菲

尽管巴菲特确信那项股权薪酬计划非常糟糕，但是他拒绝破坏整个团体的和谐。他的评论道出了其中的真谛：“我爱可口可乐。我爱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我爱这些董事。所以我不想投反对票。”

巴菲特说：“在我任职的19家公司的董事会中，我还从未听说有人在董事会会议上公开说他们反对某项薪酬计划。”如果这才是常态，那么股东似乎不太可能指望董事会能够对这类计划施加有效的控制。

美盛集团旗舰基金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Bill Miller）在21世纪初就获得了这样的声誉。米勒不是在一年内跑赢了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不是连续3年或5年，而是连续15年。

市场上有成千上万个基金经理，从业15年的也有几十个，我们要考察的是，所有这些人在这15年内是否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假设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再假设基金经理的工作只是一场大规模的碰运气游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他符合上述条件的人身上观察到一次这种结果的概率是多少呢？大约为75%。这是物理学家列纳德·蒙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在他的《醉汉的脚步》（The Drunkard’s Walk）一书中计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衡量米勒业绩的时间周期，不再看他在一个日历年内的业绩，而是看他从某一年2月到次年1月，或者从9月到次年8月的业绩，那么他的非凡业绩记录就荡然无存了。对于这一点，米勒本人也坦率地承认道：“这只是日历年导致的一个意外……我们确实很幸运。当然，也许我们没有百分之百靠运气。或许95%都是靠运气。”

他凋谢了，上帝之子；他枯萎了，那么年轻。

那里，被烛光照亮，我将忘记自己的痛苦。

但是，唉，我已经没有力量摆脱忧伤。

但是，这灿烂的玫瑰色夕阳 不曾给我任何许诺。

我喜欢的，是我不曾拥有的东西，我十分想做的，是我做不了的事情。

最好就死去，不会再记得，玫瑰花曾经多么美丽，多么娇艳。

我们查阅了它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出具过的法律文件，发现审计师早就发现了废物管理公司的会计问题，但审计师选择了“保护”它的客户。

CUC国际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因未能实行恰当的测试而导致审计失败，最终以3亿美元赔偿金了结了对它的集体诉讼。

我付不起手术费，稍微给点钱您帮我改改X光片吧？ ——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非常有预见性地补充道：“但是长期来看，通过会计手段在纸面上解决问题的管理层最终还是会陷入麻烦。这样的管理层最后的结局与那位病入膏肓的患者一样。”

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主持下，参议院在“重罪和不端行为”分类下很难找到可用于弹劾克林顿的罪名，于是克林顿被判无罪。

由一群家庭成员和朋友占据关键高管职位的组织结构更容易促使管理层接受财务诡计。

投资者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在公开场合吹嘘自己总是能达到或者超过华尔街预期的高管。因为，当困难时刻来临或者企业增速变缓时，这样的管理层可能会倍感压力，从而决定采用会计手法甚至是舞弊手段来保持原来的增长记录，而不想披露公司的增长神话已经终结的现实。

收入只有当被实际赚得的时候才能够被确认，也就是说必须等到提供服务之后再确认。

2000年3月初，微策略公司的审计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刚刚为该公司1999年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为即将进行的股票增发计划出具的审计意见），《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该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正是这篇文章打破了神话。

警惕那些延长季末报告期的公司。

根据IBM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文件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信息，公司记录了一笔41亿美元的利得，这笔利得来自将其全球网络事业部出售给AT&T，令人费解的是，它将这笔出售利得记作“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的减项。这样一来，它就神奇地掩盖了经营业绩每况愈下的真相，将投资者蒙在鼓里。

软件开发支出资本化　这种处理方法尤其常见于科技公司。

英特尔公司，它在2015年延长了生产设备的折旧期。根据公司内部检查评估，管理层判断生产设备的使用寿命应该从4年延长到5年。这一改变把2016年度的折旧费用降低了15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是毛利的一半。

满足投资者层层加码的期望是可怕的，这导致公司管理层觉得使用骗术很有必要。

2003年1月初，在2002年第四季度的账期已经结束但财报尚未报出时，通用电气公司为其对冲交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会计处理方法，能让财报数据如愿以偿。

芯片制造商辉达公司（NVIDIA）为其2016年的存货提取了一笔减值费用，降低了存货的净值，管理层的理由是：因为公司采用了新的生产流程，所以一些处理器就变得过于陈旧。在2017年，由于转回虚增的减值费用，辉达公司的毛利增长了0.7%。

奈飞（Netflix）认为DVD采购是一项资产采购，因此相应的现金支出应该列报在投资活动中。这种处理方法将一笔大额现金流出（DVD采购）从经营活动转移到了投资活动，从而虚增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拜维尔将其非现金购买交易披露在位于现金流量表之后30页的补充现金流量附注中。

零售店和餐饮店通常通过扩张店铺数量来实现收入增长。逻辑上，由于店铺逐年增加，处于快速店铺扩张阶段的公司能够实现惊人的收入增长。尽管公司总收入增长也许能够体现其规模，但是却无法知道其分店是否运营良好。因此投资者应该更密切地关注衡量公司分店业绩情况的指标。

法证式思维模式:

1.适度怀疑是一种竞争优势。

2.对变更要十分警惕——一定要问“为什么”以及“为什么是现在”。

3.调查过去的“会计问题”，判断这些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补救。

4.关注公司文化，观察公司是否存在培育坏行为的温床。

5.绝对不要盲目相信公司宣传的盈利模式。

6.激励方面：密切关注高管的薪酬。

7.在披露的财务文件中：披露的位置、位置、位置。

8.就像打高尔夫，每一击都算数。

9.行为模式是一种可靠的信号。

10.保持谦虚，永远好奇，不断学习。

当你觉得没有意义，那就一定存在与此相对应的意义之所在。

追求最优选择的初衷，最后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看起来在走向天堂。

亚里士多德在《论智者的谬误》中为“智者”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

我们很容易发现相对主义的逻辑漏洞，当你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时，你本身就是在主张一种绝对的观点，“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这种观点本身不也是绝对的吗？

奥威尔曾经说过：有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个知识分子才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

1965年纽约就曾发生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精神病人遭受护理人员强奸，结果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很多白眼，生活非常艰辛，所以她长大后起诉医院。她认为正是因为医院让她出生，她才拥有如此艰难的人生。当然，法院最后没有支持女孩的诉讼请求。

不出世或无生命是否优于被苦难伴随的私生子的出生，我们无法作出选择。-《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

电影《无问西东》有一句台词：“如果提前知道你将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重来一遍？”我在很多地方引用过爱比克泰德的这句话，“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愿来到这个世界的，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剧本是你所选定的，我们无法决定出生、身高、智商、父母、家庭条件、贵人相助，人生能够决定的其实很少，也许连5%都到不了。

艾森豪威尔的母亲从小就对他说：人生就像打牌，无论你抓到一副多么烂的牌，都要把它打好。

按照现行刑法，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张三。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

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

我们生活在各种误解之中，但这本身就是人生常态。

如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那么食人也只是一种口味问题。

有5%的强奸案是虚假的，而其他案件的虚假报案率则是2%。

《娱乐至死》的结局就是《一九八四》。

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规定，滥用信任关系剥削性利益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如果双方存在信任关系，或者说地位不平等，则弱势的一方或许是无法做出有效同意的。

当前法律对于“买人”的制裁力度甚至比“买动物”还要来得轻缓。《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了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收购与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人，买卖双方同罪，基础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特别严重的最高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口袋罪”，最大特点是模糊，而模糊导致法律适用的任性与随意。在某种意义上，它赋予执法机关以绝对的权力去任意解释“寻衅滋事”，说白了，几乎没有什么行为是寻衅滋事的“手掌”拍不到的。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方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

日本《学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校长和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惩戒。而普通法系甚至允许一定的教师体罚权，2006年英国《教育和检查法》允许老师通过身体接触管束不守规矩的学生，美国也有23个州的法律允许体罚。

许多企业和个人真诚地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由市场的要求，社会进步的源泉。不够强大的，就应该被淘汰。在这种叙事下，许多企业形成了“加班文化”；在聘用制度上，各种基于年龄、性别、出身的歧视不可谓不普遍。

尽管19世纪达尔文主义在欧洲被引入社会科学的时候就遭到各方抨击，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我国却很快找到了开枝散叶的土壤，更与“头悬梁、锥刺股”的教育传统相契合，以致不仅雇主/领导乃至雇员/员工都认为“996工作制”是正常的，即便不是正当的。

卡尔·马克思曾从阶级斗争和劳动异化的角度进行解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分工把人囚禁在某个特定的区域里，只要他还想要这份工作，那么他就不能离开这个区域，也就是说人丧失了能动性，被他的工作/分工所奴役。

在自由竞争中胜出的人们，往往把功劳归给自己，认为那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罗尔斯提醒我们，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和天赋，也无法决定我们一生所能遇到的机遇。

一旦离开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劳动光荣”只能是一种无法践行的虚伪，或者说粉饰罪恶的说辞。要知道在每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入口，都高悬着一句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

在某网络购物平台，一项“外国人代为报案”的服务一度十分火爆。

这个世界存在大量互相冲突的价值，冲突并不意味着善恶对立，很多时候是善与善的冲突，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对抗”。

1985年财政分权改革以来，义务教育支出的主要责任在地方财政。

摩天大楼建成之时，就是经济危机显现之时。-安德鲁·劳伦斯的“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

法律的规定可能无法改变人心，但它能管制那失丧了良心的——法律不能使一个雇主爱我，但它能管制他，使他不能因为我的肤色而不雇用我。-马丁·路德·金

人在哭泣中来到世界，最终也要在痛苦中离开，在世上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无法彻底远离痛苦。

诚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如我所见，经济学业已误入歧途，因为经济学家争先恐后以数学作为华丽包装，而忽视了真理。”

先锋证券基金前主席约翰·博格（John Bogle），是研究证券基金投资业绩的专家，他是财务市场研究中心（Financial Markets Research Center）的领导人。该研究中心指出，在1970～2005年这36年里，1970年就存在的355家证券基金中，只有2.5%的基金跑赢了标普500指数2%以上。数量巨大的87%的基金，要么倒闭，要么跑输大盘。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如果一个经理人长期来看击中的概率是0.6（10次中能够击中6球），他将被证明是一个大赢家。

也许你知道在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中关于印刷商的故事。羡慕他身边的发起人通过创办“用地狱之火来取暖”或“从萝卜中榨油”的公司而暴富，他酝酿出了自己的计划：“一个拥有极大优势的公司，但没有人知道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当第二天早上9点他开门办公的时候，人们排着长队耐性等待认购公司的股份。

密西西比公司的发起人约翰·劳（John Law）是擅长虚构故事的专家。其众多股票炒作的一个例子是，他让很多印第安人肩扛装着黄金、钻石、红蓝宝石的袋子从巴黎街头走过，以证明路易斯安那州的山峦中有无尽的黄金和珍稀宝石矿藏。

在泡沫出现之前很难确切地辨别泡沫，即在泡沫破裂之时证实了泡沫的存在。-格林斯潘

我们越喜欢一个投资选择，正面情绪就会越强烈；越不喜欢一只股票或一个行业，它会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

相对于标普500指数10.8%的年回报率，IPO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是5%。

法玛和弗兰奇发现，低贝塔系数股票的表现与高贝塔系数股票的表现相似。

被外界广泛追捧的晨星五颗星最高级别排名，使用的是法玛的三因素模型作为其风险测量方法，这至少是很值得怀疑的做法。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如我所见，经济学业已误入歧途，因为经济学家争先恐后地以数学作为华丽包装，而忽视了真理。”

詹妮弗·弗朗西斯（Jennifer Francis）和唐娜·费尔布里克（Donna Philbrick）研究了1987～1989年《价值线投资调查报告》中的分析师对918只股票的预期。研究者发现，分析师的年平均预测值比实际情况高出9%。

由《机构投资者》在1972年冬天主办的一次会议中，航空股被认为在当年的表现会最好。但上升了1%之后，航空股在当年股市陡峭的升市中下跌了50%，1973年的会议干脆就不再提航空股了。而在1999年的会议上，大多数专家选择安然公司作为接下来12个月内表现最好的股票。

分析师变成了两面派。在公开场合他们赞美业绩这些不稳定的公司，将它们评级为强烈推荐甚至是立刻买入。但在发给投资银行客户的邮件中，他们用“笨猪”“垃圾”“废物”或更糟糕的词来形容这些公司。

如果你对某位分析师推荐的股票感兴趣，就找出他在过去3～5年里发布的所有报告，然后看看这些报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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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信贷/债务增长过快，其增长过慢导致的经济问题同样严重，甚至会更糟糕，因为信贷/债务增长过慢的代价就是会错失发展机会。

一些经济体的增长严重依赖借债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经济体尤其会受到大规模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因为那些长期资产的快速建设是不可持续的。

本书研究的均为在过去100年间发生的极端案例，也就是造成实际GDP降幅超过3%的债务危机。通过研究这些危机本身和决策者可使用的政策工具，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

泡沫最明确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

（1）相对于传统标准来看，资产价格偏高。

（2）市场预期目前的高价会继续快速上升。

（3）普遍存在看涨情绪。

（4）利用高杠杆融资买进资产。

（5）买家提前很长时间买入（例如增加库存、签订供应合同等），旨在投机或应对未来价格上涨的影响。

（6）新买家（之前未参与市场者）进入市场。

（7）刺激性货币政策进一步助长泡沫（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导致泡沫破裂）。

如果市场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但每个人都认为它还会更好时，市场的顶部就形成了。

大多数情况下，顶部出现于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提升利率时。在某些情况下，紧缩是由泡沫本身引起的，因为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上升，产能极限开始承压。

通常情况下，在股市触顶前5个月左右，信贷紧缩的速度是最快的。此时的经济高速运转，需求给产能造成压力，失业率通常处于周期性低点，通胀率持续上升。

在泡沫破裂的早期阶段，股价下跌，但企业盈利尚未下降，因为与此前的盈利和预期的盈利相比，此时的股价相对较低。投资者会误以为此时的股价下跌是买入机会，但没有考虑到，未来的事件可能会导致盈利急速下跌。

通常情况下，大量贷款存在于相对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或存在于具有意外风险且监管力度不足的新型债务工具。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萧条是心理因素所致。他们认为，投资者之所以将资金从高风险投资转移到更安全的投资（例如，抛售股票和高收益贷款，转向持有政府债券和现金），是因为害怕。他们坚信，如果能诱使投资者把资金转回高风险投资，必将重振经济。

与普遍看法相反，去杠杆化的主要驱动力并非心理因素，而是信贷、资金、商品和服务的供求情况，以及这几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因素当然会产生影响，特别是会影响相关方的流动性头寸。但即使大家一觉醒来集体失忆，危机依然会照常发展，因为债务人需要偿还的债务远远大于他们能获得的资金。政府仍然会面临同样的选择、同样的后果。

大部分被视为资金的东西其实是信贷，而信贷这种东西，会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凭空出现，也会在经济不振的时候凭空消失。

如今的美国，不平等程度和民粹主义情绪都在上升，形势堪比20世纪30年代。在这两个时期，顶层0.1%人口的净值大约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净值总和。

决策者最终总是选择印钞。这是因为财政紧缩带来的痛苦大于收益，重大债务重组会导致大量财富迅速蒸发，除非发生革命，否则从富人到穷人的大规模财富转移很难实现。

央行通常会采取以下措施保卫汇率：（1）动用外汇储备填补国际收支逆差；（2）提高利率。这些保卫汇率和控制货币贬值的措施很少奏效，因为出售外汇储备和提高利率更多地创造了一个空头获利的机会，而无法让汇率和利率调整到合适的水平，因而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力不仅包括打击对手的能力，还包括承受打击的能力。

制衡体制通常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但有可能加剧危机，因为制衡可能延缓决策的制定过程，导致相关的利益集团设法阻止必要的政策措施的实施。

减少支出会造成极端困苦，政治上也很危险。

在通胀螺旋式上升的情况下，印钞是几个最坏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资本管制是控制通胀性萧条的典型手段，但很少见效。原因在于：（1）资本管制的效果有限，因为很容易被规避；（2）越想套住人们，人们越想逃离。

从1922年年初到1927年年底，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收益率超过150%。领涨的是当时最火的两只科技股——美国无线电公司（交易商称之为“无线电”）和通用汽车公司。泡沫开始出现。和典型情况一样，泡沫源于这一时期生产率与科技令人目眩的进步，同时人们以杠杆化方式押注，赌这些进步会继续。

全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和市场研究者、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教授则认为，‘股价不算太高，华尔街也不会遭遇崩盘’。

胡佛总统宣布：“美国企业的基本面，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有着稳健而繁荣的基础。” 本周剩下几天里股市稳定，周日的报纸再次表示乐观，认为低股价将促成下周的股市反弹。

格林斯潘先生表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时期。-2004年4月22日

分析师担心购房者已经陷入投机性房地产泡沫中，认为美联储对泡沫的产生负有部分责任，但格林斯潘先生对此提出反驳。-2004年10月20日

在辞去美联储主席职务之后，格林斯潘周六在此预测，美国疯狂的房地产热潮及其带来的消费支出即将结束。-2005年8月28日

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三年高位 ——路透社 2007年1月20日

泡沫时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正常的银行系统之外开发新的贷款渠道（通常被称为“影子银行”系统）。

2007年3月28日，伯南克主席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次贷市场问题对整个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似乎可以得到控制。”

此时的常规方式是风险价值法，风险价值是衡量近期市场波动率和投资组合的指标。当时，投资公司和商业银行普遍用其估算亏损程度与发生率。

近几十年来，美联储以“清理者”的立场，认为自己不应着手戳破泡沫，而应专注处理泡沫破裂对经济造成的后续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者很难确定市场何时存在对资产错误定价的问题。例如，在2006年及之前，尽管对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担忧，但监管机构并未积极采取针对性政策，以放缓抵押贷款的泡沫化增长。

任由自己被 从琥珀色深处吸引群星的海浪带走， 没有时间，没有秘密。

一切都让她觉得 生命太过漫长 活这么久已经足够

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的人 永远也找不到。 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的人， 只能找到所寻找的东西。

快乐是一回事，引发快乐的客体是另一回事。

普通的秀丽隐杆线虫只有302个神经元和大约5000个内部神经元连接。

就拿蜜蜂来说吧，它们很小，但却有深厚的社会性。蜜蜂大约有95000个神经元。是的，那就是一个脑。

悲伤的情绪是首先出现的，接着便是悲伤的感受，并伴随着常常会引起悲伤情绪的想法。

当你无法善待他人时，你就会时时惩罚自己，剥夺自己获得内心平静和幸福的机会。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