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

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

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

我认为，对我们的自由而言，银行业机构比现役部队更加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

从1993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元收益实际上都是负的；它们的证券市场毁灭了资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元收益要比把钱存入利息很低时的普通银行还要低。新加坡的收益要比伦敦或纽约少一半以上。

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

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

教父通过集团公司里大量不同的公司实施巨大但隐形的操纵权。

正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特易购公司甚至汇丰银行，只有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却有15个甚至20个很容易认出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很难认出的上市小公司。

另一个亿万富翁说：“有时，我们一个月就开15家公司。”据估计，该教父拥有300至400家公司的股权，包括20家已经承认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

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

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

像李嘉诚的前经理西蒙·莫瑞说的那样：“如果能将这些废物卖出去，谁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司里？”

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的上市公司里有难以置信的垃圾，如毫无意义的新媒体项目、烂尾基础设施、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失误等，而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却是赚大钱的公司。

政府正通过不竞标、延迟付款的方式把香港岛上最后一块主要住宅开发用地交给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建成一个所谓的“数码港”。但是结果，这儿成了高档住宅区。

2001年4月，由里昂证券市场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只有5%的上市公司有独立的董事长，拥有真正独立的“独立董事”的公司不到20%，而且，在4/5的商业机构中，其内部董事会和主管部门的人员，实际上大部分是同一批人。

他信在公众面前树立起一个虚假的形象——一个靠自己努力奋斗而成功的穷孩子。

小额投资者只有购买教父拥有大部分股份的公司股票，才不会吃亏，因为他必须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收益承担痛苦。遗憾的是，这样的教父公司不多。

20世纪80年代起，泰国经济精英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开始越过政治程序，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融合进了统一的寡头政治体制。

民主有许多种特点，它只是运行中的自由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有独立有效的司法部、警力、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

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地方。

稳定安宁的新加坡的死刑比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远高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教父观察到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

“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

“找出你最擅长的事情，然后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地去把它做好。“

当说起那些为股票期权辩护的风险投资家时，他称他们为“连在妓院里弹钢琴的人都不如”。

”如果说伯克希尔取得了不错的发展，那主要是因为沃伦和我非常善于破坏我们自己最爱的观念。哪年你没有破坏一个你最爱的观念，那么你这年就白过了。”

“正如杰西·利弗莫尔说过的：‘赚大钱的诀窍不在于买进卖出……而在于等待。’”

制药业和高科技行业就直接被查理归为“太难理解”的项目，那些大张旗鼓宣传的“交易”和公开招股则立即被划入“不能投资”的项目。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本事的话，那就是我们能够弄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在能力圈的中心运作，什么时候正在向边缘靠近。——沃伦·巴菲特

“（购买）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比（购买）股价超低的普通企业好。”

投资就像打棒球，你要让记分牌上的得分增加，就必须盯着球场，而不是盯着记分牌。——沃伦·巴菲特

你必须估算公司从现在到无限的将来能挣到的所有现金，再把它们折回到现值。像市盈率这样的标尺本身是不够的。——沃伦·巴菲特

有性格的人才能拿着现金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能有今天，靠的是不去追逐平庸的机会。——查理·芒格

我们从来不去试图成为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持续地试图别变成蠢货。

如果你能够用3%的利率吸取浮存金（指理赔之前伯克希尔能够用于投资的现金保费收入），然后将其投资给某家能够带来13%的收益的企业，那么这就是一桩很好的生意。

在未来，伯克希尔和西科的收益将不会像过去那么好。（所有大型成功企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要找到真正好的东西很难。所以，就算你90%的时间都在说“不”，你也不会错失太多的东西。

如果你今天只有很少的资本，年纪尚轻，那么你的机会比我年轻时要少一些。

旧的护城河正在被填平，而新的护城河比以前更难预测，所以事情变得越来越难。

如果你确有能力，你就会非常清楚你能力圈的边界在哪里。没有边界的能力根本不能称之为能力。

如果你拿起最好的经济学教材，那是曼昆写的，他说人们作出决定的依据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否有其他选择。

我们并没有处在一个猪猡也能赚钱的美好时代。投资游戏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大量的人很荒唐地死抱着错误的观念不放。凯恩斯说：“介绍新观念倒不是很难，难的是清除那些旧观念。”

避免邪恶之人，尤其是那些性感诱人的异性。

找到好配偶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惟一的最佳方法是你首先必须值得拥有好配偶，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好配偶可绝不是傻瓜。

我总是把天堂想像成某种图书馆。——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

你不断地购买一些三年内可以收回成本的新玩意，这么做了20年之后，你获得的年均回报率只有不到4%。这就是纺织业。

我认为你们一生中不需要看准很多次。只要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及其累积起来的数千亿美元就知道了，那些钱大部分是由十个最好的机会带来的。

我不知道有谁通过行业轮换而真正发大财。也许有些人能够做到。我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做到。我只知道，我认识的富人——我认识的富人非常多——并不那么做。

现在的会计报表上的东西是当不得真的——因为企业一旦开始裁员，大量的资产就不见啦。

按照现代文明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法律，企业的大量资产属于职员，所以当企业走下坡路时，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些资产就消失了。

本杰明·格拉汉姆经典概念的问题在于，人们逐渐变得聪明起来，那些显而易见的便宜股票消失了。你们要是带着盖格探测器在废墟上寻找，它将不再发出响声。

最早的两三亿美元的资产是我们用盖格探测器四处搜索赚来的。

哪个项目才是我们的下一次可口可乐投资呢？嗯，我不知道答案。我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难以找到那么好的投资项目了。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拿着一份200页的计划书并收一大笔佣金要卖给你什么，别买下它。

如果我是你们，我可不敢指望你们这辈子能够得到像1973年到1974年的《华盛顿邮报》那么好的投资项目。

严重的意识形态是最能扭曲人类认知的因素之一。

大约在基督出生之前三个世纪，德摩斯梯尼就说过：“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

“令知识死亡的并非无知，而是对无知的无知。”

跟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文化和法律制度特别照顾股东的利益。

在许多国家，股东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有许多东西比股东权益更重要。

人世间大多数结果都是不公平的。

过于追求公平，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严重的功能障碍。

拿沃伦·巴菲特来说。如果你们拿着计时器观察他，你们会发现他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看书。他把剩下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跟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有时候是打电话，有时候是当面，那些都是他信任而且也信任他的人。

富裕并非拥有许多财产，而是拥有很少需求。

巴菲特反复地向我解释，“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

我同沃伦·巴菲特一起工作，分享对生活的观察已经几十年了，听到他不止一次明智地指出：“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妒忌。”

巴菲特有个专门的词汇用来指代自己的办公室，芒格说，那就是“快乐的宫殿”。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投资管理是一个下等行业，我赞同他的看法，”芒格说，“大多数投资管理人员只会在流通股市场上进行争夺。那只是一个零和游戏。”

股票作手必须和强大的心魔作斗争，而且如果没有成功，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些固定比例的佣金又怎么能让他们知足呢？歪门邪道才是他们的赚钱大法。

可当你知道为了不赔钱什么不能做的时候，你也就能明白了“做什么能赚钱”这个道理。

如果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人的身心都会陷入疲倦状态，从而影响判断，这种后果不堪设想。

低级的新手总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报告里的许多东西都是没用的，是人有意布置的圈套，除此之外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哪怕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每周评论。

从长远来看，商品的价格只受供求规律这一条经济定律制约。

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都需要去战胜，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你本身，也就是人性。

他是希望借助我的赌客名气避免他姐夫的操作暴露。

出于感恩，我没办法拒绝丹·威廉姆森让我去做的事。

我摇身一变，成了操盘手，不再自己操盘，而是替别人操盘，这些人觉得我善于投机，哪怕市场低迷，也有办法打败它。所得的报酬是，假如他们赚到钱，我从中按比例分成。这是我生活下去的唯一路径。

那天晚上的事并非巧合，正是他的安排，我太太才得以坐在了他旁边。

匿名消息比小道消息更可怕。

只要是匿名消息，那么即便它造成了不良后果，也不会连累什么人。

不论是署名的还是不具名的。一切言论都来自于那些对市场心怀鬼胎的人。

食用低动物性蛋白质食物的老鼠，运动量明显高出许多，也不容易疲倦

电线杆越多的国家，心脏病与其他疾病的发生率都较高，因此，电线杆与心脏病是正相关，但却不能因此证明电线杆会导致心脏病——相关并不表示因果关系。

动物性食物的营养素会促进肿瘤发展，而植物性食物则可以减少肿瘤发生。

若你能活到统计数字上的平均年龄，你的心脏将已为你跳动了30亿次。

形成心脏病的构成要素之一，就是硬化斑（plaque）。硬化斑是一层油油的蛋白质、脂肪（包括胆固醇）、免疫系统细胞，以及其他累积在冠状动脉内壁的物质。

心脏病的风险因素包括胆固醇、血压、身体活动量、吸烟与肥胖。

除了危在旦夕的心脏病患之外，没有人的寿命能靠外科手术或医疗器械而延长。

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

1994年，美国儿科学会“强烈鼓励”家族中若糖尿病患者较多，那么这些家族的婴儿在2岁之前不要以牛奶哺育。

专业协会、医生和政府所推崇的“正常的”饮食，实际上会造成人体瘫痪、癌症、心脏病、肥胖和糖尿病的比例奇高。

若每日摄取的蛋白质含量（以动物蛋白为主）从35克倍增至78克，尿液中的钙含量就会增加50%。

不只胡萝卜素，另外5种植物性食物在经过测量后，也都跟罹患黄斑变性的概率较低有关，这些食物包括西兰花、胡萝卜、菠菜或羽衣甘蓝、冬南瓜和红薯，其中以菠菜或羽衣甘蓝的保护作用最高。

基因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它们也不会展现出来，而在人体内，营养就是决定基因活动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歌德曾说：“我们只有在知道愈少的情况下，才能知道得够精确，因为知识和疑问成正比。”

我和麦戈文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自己和其他5位来自农业州的参议员在1980年的选举都相继失利，部分原因就在他们勇于跟动物性食物业界对抗。

在手术室里，护士们众星捧月般地围在医生边上。我的意思是，天啊，医生太喜欢这种感觉了。这些人骄傲自大的程度你是想象不到的，如果有人去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想我们可以用抱子甘蓝和西兰花来治疗心脏病”，而医生的回答“什么？我学了这么多垃圾知识，赚了这么多的钱，而你现在想要把它全部带走吗？”

大部分的医生根本没有受过营养学的训练，也不知道营养和健康的关系。

一名科学家公布抗忧郁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后，立刻失去在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工作。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倡导“饮食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

就算到了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药物或手术能有效预防、消除，甚至治疗任何慢性疾病。

烟草公司开始混淆视听。他们的第一招是质疑现有的研究结果；第二招是呼吁进行更多的研究；第三招是转移注意视线，资助其他容易让媒体兴奋和大肆报道的研究项目，比如室内装修污染综合征或疯牛病的研究。

一份行业的秘密备忘录后来提醒业内人士，“让民众产生不信任感就是我们的目的”。

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是“凡事不可尽信”。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容易轻信，是让人担忧的，但如果人们除了自己的见地，拒绝相信任何事，这样的社会更成问题。

我们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都不太信。反之亦然，当某些证据契合我们的某个观点时，我们就偏听偏信，不太可能仔细辨别证据上的漏洞。

法国讽刺作家莫里哀曾写道：“博学的傻瓜比无知的傻瓜更愚蠢。”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道：“做一个所谓讲道理的人很容易，我们想做什么事，找个由头就好。”

当统计成为指标时，它们不是用来解读世界，而是用来控制世界的，这时统计就成了危害极大的数字。

在美国，大约60%的持枪死亡是自杀或罕见事故，而不是被杀。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

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将过度自信称为“认知偏差中最显著的一种”。

好消息来得慢，而坏消息往往很突然。

股票市场不断地公布数据，包括晚间新闻的每日收盘行情，但衡量衍生品市场规模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公布一次的数据。

特朗普的发言人肖恩·斯派塞直截了当地说：“我刚和总统谈过，他清楚表示，要引用他的原话告诉大家，统计的失业率数字以前可能不对，但现在一定真实。”

在世界各地，篡改数据的压力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如果统计学家不照做，后果可不是高管骂几句就完事了。

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僚接到警告，如果他不能给出国家总统所要求的数字，他的孩子们就会被杀掉。

在印度，莫迪政府悄悄叫停了2019年失业数据的公布。

费雪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他确信市场会反弹，多次点评说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无序中走出来”，这是股民的“恐慌踩踏事件”，经济会马上复苏。

仿制药，也就是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之后，合法仿制出来的廉价版本。

正如一位在药厂负责生产的高管所说：“当我登上一架飞机，发现小餐桌板上有咖啡渍，我就会怀疑他们没有保养过引擎。”

大多数患者在更换手机服务商或购买汽车时还会细心调查一番，可是当他们走进药店时，“他们完全想不到自己塞进嘴里的东西可能致命”。

在纽约，拥有康奈尔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律师迈尔斯怀疑，兰伯西的化学家们根本够不上立普妥的档次，这种药他们谈不上理解，也多半做不出来。

如果说全球化有一个总部的话，它很有可能就在古尔冈。古尔冈是一座完全靠世界500强企业的外包业务建立起来的城市。

一名美国药监局调查员在报告中写道：“看来他们只是将不同的药物混在一起，只要不爆炸就拿出去卖钱了。”

美国药监局得知温思罗普化学公司是在同一个房间里组装抗生素和巴比妥类药物的，还常常混用两种药片的压片机。公司自己也不知道那些压片机里出来的是什么，因为它根本搞不清进去的是什么。

《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重新界定了何谓药物掺假：工厂里的产品，只要其生产过程不符合“现行良好生产规范”，就会被认定为受到了污染。

美国药监局知道，要想让药厂遵守规章，最好的办法就是派调查员在他们最意想不到也最不情愿的时候，直接上门检查。只要药厂对这样的突击检查还心怀畏惧，他们就更可能遵守良好生产规范。

在经理的授意下，公司的科学家们将高纯度成分替换成低纯度成分以节约成本。他们修改检测参数，使杂质过多的配方也能通过。他们伪造溶解研究。为了生成最佳结果，他们将品牌药磨碎了装进胶囊，代替公司自己的药物接受检测。

公司也懒得隐瞒这种经营手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从高级经理、研发主任到负责配方和临床试验的人员，个个如此。基本上，兰伯西的生产标准可以归结为不出事就行。

在大多数申请文件中，兰伯西都将小型研发批次（约2000剂）“有意夸大”成规模为100倍的展示批次，然后对较易控制的小批次欺骗性地开展关键的生物等效性和稳定性检测。结果造成商业规模的批次未经检验就出售，将数百万患者的生命置于危险之地。

她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了近50万美元，用于图书馆建设。

兰伯西竭尽全力和这位前总统攀上了关系。公司发布了一则公告，宣扬其与克林顿基金会的“密切合作”以及两家机构“向经济萧条的国家受艾滋病摧残的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的共同目标。

阿伦·库马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同事表明：“大多数产品都找不到数据，连档案里也没有。”简单地说就是，它们从来没有经过检测。

海外视察的规章就不同了，往好了说也是浑水一潭。美国药监局在海外的原则是不起冲突，免得外国政府卷入，引起国际事件。比起对峙，他们更加重视外交。

不仅是学校的价值体系，就连印度的整体文化，都看重顺从权威而轻视简单的公平。

萨库尔后来说道：“印度的体制太腐败了，就算你洁身自好，腐败也会找上门来。”对诚实的人来说，中庸之道就是什么也不做，但在萨库尔看来，这也是一种同谋。

在马尔文德的祖国印度，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被打发掉，要么通过策略性地出一笔钱，要么就动用武力威胁。但是在美国，他召集不到治安部队，美国药监局也拒绝让步。

采孟在日记中以向来平和的口吻写道：“马尔文德先生表面上是在为公司考虑，实际上却像一名私人店主，他优先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我对此很失望。”

在有些印度企业，“如果你能回避繁重的工作，另辟蹊径，更快更方便地完成任务，别人会认为这是你的优点。被我们看作欺骗的行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却被看作创意”。

作者在中国采访受到监视。在中国某药厂看见青蛙。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其生产的头孢曲松只有正版药活性成分的一半不到，生产基地被发现明显的数据造假。

来自中国受污染的硫酸庆大霉素致美国人死亡。

华海药业生产的缬沙坦原料药被检测出含有一种N-亚硝基二甲胺(NDMA)的致癌物杂质。

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降血压药物因为被发现含有致癌物而被召回。

FDA在对多所中国药物生产基地的检测中就发现普遍存在的数据造假问题。被查处的企业有： 山东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掩盖不合格的样品数据，无法保证无菌的生产环境 杭州华东医药：药物数据造假 上海迪赛诺药业：药物数据造假 重庆康乐制药：药物数据造假，药物被污染，实验室内墙壁生锈并掉漆 浙江海翔药业：药物数据造假。

法律在印度是一件多么脆弱而政治化的工具。

假冒生产系统需要数百人的知情和参与才能维持，这一点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厂时刻会面临突击视察，工厂员工也更容易找到会及时回应的监管者，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举报东家。

莫迪总理甚至在私下游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要她取消禁令。

如果调查员查得太仔细，如果审批员对申请审得太严格，如果局里不批准足量的药物，整个体系就会崩溃。

美国药监局得到的拨款，部分取决于它能批准多少药物申请。

贝克看到的却是美国药监局不顾明确的执法权和法律的明文规定，选择削弱视察力度、淡化调查员的发现。从2012年到2018年，美国药监局在印度调低了112次视察的级别，使最后的评估显得不那么严重。对于一家又一家公司，“官方行动指示”被改成了“自主行动指示。

政治考量似乎引导了美国药监局的执法行动。正如前合规官员道格·坎贝尔所指出的：“他们想削弱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的合规审查权，因为他们希望多批准些申请，而合规审查只会打乱他们的计划。”

在现代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来自股东的、投资于资本收益率最高的地方的压力比任何技术突破所起到的作用都要大得多。

个人的正确行为导致集体不良结果的现象作为“合成谬误”为人所知。

所有问题皆缘起于希望快速致富。人们在资产价格泡沫中加杠杆。

既然资产泡沫可以突然破灭，私人部门向债务最小化的转变也可以突然发生。

除了加拿大，所有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的运行都超出了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所分析的范围。

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措施，从泡沫时期最高点 8%降低到 1995 年时接近于 0。但是，不仅没有恢复资金需求,而且事实上当年星现出负的资金需求。

自2008 年以来,尽管利率很低，但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已经开始增加储蓄，或偿付债务。

2008 年11月,恰是雷曼兄弟公司进人清算程序两个月后,在华盛顿紧急会议上,20国集团同意实施财政刺激计划。这项决议避免了世界经济陷人通货紧缩螺旋。

美国采取了“双管齐下”(the two-pronged approach)的办法，试图阻止日本进口商品进人得过快，同时修复其国内产业竞争力。美国使用了每一种可行的手段阻止日本进口商品流人本国市场。这包括反倾销诉讼、动用 301 条款、各种“君子协定”以及借助 1985 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导致的货币贬值。斗争既不容易，也不愉快。

量化宽松与宜升机上撒钱所有版本的最大问题是,当经济恢复时,中央银行在解除这些政策时最终面对的困难。

绝大多数高价值的佳房交易也都是现金全款交易。

中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辜鸿铭曾经说过，不是不受教育或末受教育的人浩成问题，而是大量受半截教育的人（自认为知道，但实为不知的人）造成问题。

除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那时的特点是唾手可得的投资机会过剩,对于(其他阶段)经济增长来说，借款人缺乏一直是比货款人缺乏更大的问题。

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差以及生产力成长水平低根源于这样的事实：为了不确定的未来,家庭继续储蓄，但是在国内,企业找不到资本收益率足够高的充足的投资机会去吸收这些储蓄。

分析师感兴趣的三张主要财务报表分别为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

那些想要人为地自我美化的公司，仅操纵某一张财务报表的数据而不影响其他财务报表，或不在同一张财务报表中进行项目抵消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发现篡改账目的建议步骤如下：

了解行业。你应该通过了解公司所处的行业，确定该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并将其作为参考标准。

收集和阅读近年来所有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这其中不仅包括这段时期内综合的一套财务报表，还包括各年单独的财务报表。

准备对损益表进行纵向分析。该分析是指将每一年损益表中的各部分都除以每一年对应的收入，检查这些年间该比例的变化。将公司费用以及占收入的比例（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利润率）与行业内的领先企业进行对比，并查明产生差异的原因。寻找任何非常规性收益或计入经营性活动的利润，以及非常规性亏损或计入非经营性活动的费用。

准备对资产负债表进行纵向分析。该分析是指将每一年资产负债表中的各部分除以每一年对应的总资产，检查这些年间该比例的变化。

分析现金流量表。将这些年的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对应进行分析，并寻找它们之间的差异（例如收益上升但是经营性现金流下降）。

对财务报表进行指标分析。检查这段期间内的相关指标并与行业内的领先企业进行比较，对如下指标应予以特别关注：

应收账款周转率或周转天数（暗示应收账款的增长速度是否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存货周转率或周转天数（暗示是否存在积压存货或高估存货）。◆ 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收益率（特别要关注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数据是否支持其经营状况）。

查询与公司相关的独立第三方信息。如果公司必须向一些机构例如政府及管理当局提交其他类型的报表（例如当地营业税统计表），可以将这些信息与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对比。另外还可以对比资产所有权的相关信息（例如房地产登记信息）。任何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或其管理层或董事可从公司获取利益的其他各方，都应该对它们的财务数据进行检查。如果允许的话，应该通过私人拜访和询问的方式去寻找与收入相关的独立数据。

当今的大多数会计把戏仍旧和十年前的相同。因为说到底，对财务报表进行篡改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尽管会计把戏在不断演变

公司的管理层已经将他们持有的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这暗示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

投资人和在国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董事会很难对离岸的经营性子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

应对超额现金储备予以警惕，特别是在公司持续进行借贷的情况下——这就暗示实际上公司是需要现金的，而其报告中的现金余额可能并不存在。

他真想一把火烧掉这办公室，而他的双唇向每个人说你好。

他被解雇了，自由了。

什么也不再飞过。死神已经降落。

树木是幸福的，因为它几乎没有知觉。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若不是被赐予了痛苦 人类早将迷失，大失理智

若要我杀死一个年轻人 就让他沉溺于安逸的生活 使他认为无须动手即可获得 也使他无法领悟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真谛

若要我杀死一个年轻女仆 只要教她收藏珠宝和服饰 以及激情、快乐和虚无的奢华

那坚持信仰的人 失去了一切质疑的权利

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时间就是生命，而金钱无法匹敌时间。在一起喝茶的两个小时里，我们挣不到钱，但却可以拥有生活。

爱缺少了理解，只会令人痛苦。

绝望是人类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

真正的爱，要求深刻地理解。

当你吃柑橘时，这就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某些想法约束，并认为那就是真相，于是我们执著其中。

当你种植莴苣时，你不会因为它没有生长好而责怪它。然而，我们与朋友或家人之间出现问题，我们却责备别人。

水上航运的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3。从养护上来说，公路和铁路都需要从零开始开发建设和维护，而水运只需要在河流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建设和维护即可。而且水运的运能也是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没法比的，一艘5 000吨级船舶的运量相当于100辆汽车或100节铁路车皮。

我们有一个制度成本，那就是户籍和公共服务挂钩的制度。如果一个人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却没有当地户籍身份的话，那么，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待遇都与户籍人口存在差别。

中国超过70%的货运仍然是公路运输。大约3 000万的卡车司机，常年奔波在祖国各地，他们把城市连接在了一起。

中国的城市建设是由地方政府去推动的，地方政府首先把工业园和新城规划好，然后就拿着土地资产去做抵押，进行融资，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至于招商引资是以后的事。

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曾提出“7%-38%-55%定律”：当人们进行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会使用到几个主要的沟通元素——用词、声调，还有肢体语言。所谓的“7%-38%-55%定律”，指的就是这三项元素在沟通中所起作用的占比，用词占7%，声调占38%，肢体语言占得最多，是55%。其中，与语言有关的信息不到一半。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说，如果美国工厂要组建工会，那就不干了。

资本主义民主是我所知的最坏制度，但是过去那些屡经试用的制度甚至更坏。-温斯顿·丘吉尔

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1989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资产总额的39%。然而，他们只占有16%（仍然不错）的收入份额。

富人收入的飙升和穷人收入的减少，并非由罗纳德·里根一手造成。当然，他对高收入者实施了减税，并削减了社会底层的项目预算。不过，财富差距的扩大源自市场内部，体现在家庭的税前收入上（大量的观点论述了市场的变化，如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

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

早在60年前，凯恩斯就曾宣称：金本位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存物”。

1987年的美国股灾起因于货币流动性的缺乏，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酿成另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我们向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之后，这次股灾并没有引起实体经济的大衰退。

货物、资本和技术在各国间的快速流动，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围家已不再拥有完全控制其命运的力量，而政府甚至可能任凭国际市场摆布。

虽然体态臃肿的资本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捞好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第三世界的穷苦劳工们。

以出口为导向从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公正，但是无疑也为绝大多数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

找找看哪个国家的贸易盈余最高。是不是俄罗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并非因为俄罗斯经济拥有超强的竞争力，事实上，它恰好反映了俄罗斯糟糕的社会现状。在这个国家，没有安全感的商人和腐败官员，将他们获得的一大部分国家外汇收入转移到国外以躲避风险，而这些外汇收入本来是可以用于支付进口的。

通过购买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专心制造其他更高层次的产品，美国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如果美联储试图将失业率压得太低，通货膨胀就会呈螺旋状上升。

只有当人们喜欢花钱，而且所花的钱超过产能时，多印钞票才会造成通货膨胀。

不是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对社会有价值，而金融市场一开始就有管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各种看淡墨西哥前途的悲观想法，都可能促成结果的自我实现。

关于地位的竞争，其实是一场零和博弈，不可能所有人都处于领先位置。无论我们跑得有多快，总有人得落后。

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在工资方面享有绝对优势的时代正在悄然而逝。

我们不但没有迈向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反而陷入了一个名望经济的世界。

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薪水不错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靠教科书的版税来增加收入。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同时再也没有人会靠卖书赚钱了。

如果你打算献身于学术工作，那么你只有三个选择（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制度化的学术研究兴起之前）：第一是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是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是像19世纪的科学家们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大笔赚钱。

今天，人们只需要接受6—12个月的职业培训，就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如特别护理、木匠、家政服务（这些职业取代了以前通常由配偶承担的家务劳动），然后获得同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差不多的薪水，甚至比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赚得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