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我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

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 293个，2018年为33 009个，增长了2.55倍。在这40年GDP增长约240倍。

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 000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截至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 230万人，按照欧美发达国家卫生人员占人口总数5%左右的比例来看，我们国家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我国M2与GDP倍率偏高，体现出我国的资金周转率低、资金利用效率低。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过去M2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较多与住房等货币化密切相关”，“近些年M2增长较快还与金融深化有关”。

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10%~20%正好是优胜劣汰的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我国资本市场有一个“铁公鸡”现象，就是上市公司很少分红，有的公司甚至10多年、20年没分过红。只圈钱融资、不分红回报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

美国退市公司大致有三类：一是企业老化，营销收入无法满足投资者胃口，股价低于2美元而自动依规退市；二是重新私有化；三是财务造假、产品造假，以及企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触犯刑法的，由监管者勒令退市。三者比例大致为6∶3∶1。

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注册制，另一个是退市制度。

知识产权的70%给了发明人，但是发明人不一定能够把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法案是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拜杜法案》。《拜杜法案》规定，凡是知识产权发明，1/3收益归投资者，这跟我们差不多；1/3归原创发明人；还有1/3收益属于那些把发明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人，转化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人类有免疫系统，有1/3的疾病其实不治疗也会自愈；有1/3的疾病即便治疗了也不能痊愈，医生没有能力治愈它；还有1/3的疾病不治疗就不会好，治疗了才能痊愈。

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的专利发明，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201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占GDP的1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左右。

三个热点地带：一是中心城市，即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会形成都市圈，都市圈里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三是热点地区的城市群。城市群中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2018年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是政府经济占18%左右，国有企业占3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占52%左右。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制约意图早就存在，早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就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拦中国。

美国在2001年爆发了互联网金融危机，再加上“9·11”事件使美国国内局势“雪上加霜”，股市在年内暴跌了40%多，经济遭受重创，极度需要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开展更好的合作，需要依靠中国力量来支持本国发展，无暇再与中国展开新一轮冲突。在那一阶段，中美之间合作多于摩擦。

到了2006—2007年，美国互联网危机已经度过，经济恢复到了比较好的状态，于是美国又站出来多次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问题。

直到2018年，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有所恢复，便再次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

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35%提升到现在的50%。

基础性研发，国家投入明显不足。从整个科研开发投入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18年，中国整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2%，大约有两万多亿元。然而在“0~1”的战略性、高科技、重大基础性研发方面，即在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究开发（又称“核高基”研发）方面，投入量只有全部研发费用的5%。也就是说两万多亿元资金中只有1 000多亿元投入了“核高基”的研发中。

反观美国，研发费大概占据整个GDP的4%，2018年大约在8 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亿元，从绝对量上就是我们的2.5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核高基”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到整个研发费用的17%，差不多有1 500亿美元，相当于1万多亿元，是我们的十几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太阳落了，光明隐去了，萧索无声地黑暗来到，突然淹没了整个的人间。

在镜中人们但看见我的眼如秋星闪亮，却看不见那曾经负着千万伤痕的心灵。

接受不同的拥抱以同样的愁容，日日呼吸着这人间生疏的空气，她无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过客。

或许死亡并不是，如他所梦想的，一切生命的最高点，完满的终结…

今天她却像长大了，不可言喻的长大了，因为她已穿过一度死亡。

生命，你越不在乎，它越绑着不肯走。

踏进罪恶的沼泽，陷入欲望的污泥，对一切失去希望，只除了几滴眼泪；

失败，人总是归罪于命运，成功，自己的力量。

他俩离开世界，像离开一个舞会。

灵魂的饥荒与它们急速的灭亡，永远是孤独的，旁人不知道也无法相救。

“我曾生活过，我懂得人类的轻弱”

最后的理想离开我，像是最后一片船板离开欲溺的水手

在远古时期，“一触即发”的愤怒对人类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对于当代13岁的儿童来说，获得“一触即发”的自动化武器经常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很多证据显示，擅长处理情绪的人，也就是能很好地了解并控制自身感受的人，以及那些懂得并能有效处理他人感受的人，在人生的任何领域都具有优势，不管是在爱情和亲密关系中，还是在办公室政治中，他们都能领会决定成功的潜规则。情绪技能出色的人在生活中也更有可能获得满足，由于掌握了提高自身效率的心理习惯从而效率更高。不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常常会经历内心的斗争，从而损害其专注工作和清晰思考的能力。

柏拉图时代以来，自制克己，面对命运之神的打击，安然经受住情绪的风暴，避免沦为“激情的奴隶”，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愤怒是最难控制的情绪，但是宽容、积极和移情会减少愤怒。对惹我们生气的事情琢磨的时间越长，会让怒火燃烧得越旺。远路无轻载，再小的事情放在心里时间长了都会变成大事。

希望能对人产生难以置信的好处。希望的定义是：无论目标是什么，都相信自己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实现既定的目标。拥有希望意味着一个人不会屈服于焦虑，追求人生目标时比其他人更少抑郁，总体上较少焦虑，而且情绪困扰也较少。

调节他人情绪的能力是处理人际关系艺术的核心。

人们用酒精缓解焦虑情绪的情况远远多于缓解抑郁情绪。

写作关键是开始动笔，写，不管写得多差多中流，动笔是关键，而不是坐着幻想应该如何写，幻想如果自己有时间自己可能写得多好。

现在每天坚持写作几小时。

真正的恐慌是，日常生活的微小选择都变得像山一样不可逾越，生活不能正常进行。

一旦成功要小心低调，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朋友都难免嫉妒，许多人暗自希望你从成功的顶峰跌至泥里。

我从发表文章的经历发现的，朋友跟你分享喜悦，但总是会嫉妒你，生活就是如此……

我不能忍受一辈子在精神病院里度过，要在最后能做选择的时候有一个了断。

我试过投海，不成功；身体的求生欲望是这样地强烈，感觉好像可以在海里永远游下去，游下去，朝着太阳和大海深处游下去，不喝一口海水。

我恨死了救我的人，他们为什么坚持要把我带回污秽的毫无意义的世界中来。

如果灵感枯竭，像上学期那样，我就静静等待，努力生活，眼睛、耳朵和心都更加开放，这样灵感来到时创作会更多产。

我不需要悲哀才能写出作品，心底有足够的悲哀。

最大的困难在于克服女性作家特有的小聪明和太过雕琢，我逐渐在习惯“直言事物和经验”的写作风格，避免过多运用象征。

现在我的样子很糟糕，瘦骨嶙峋，黑眼袋，多吃安眠药的结果，吸烟者的毛病。

从世界环境和社会人口环境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依托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民群众通过奋斗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保罗·克鲁格曼（1990年）

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快速下滑到2012年的7.8%。

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

私人部门形成一个强烈的预期，只要经济不好，政府就会出手，下行的风险有限，所以私人部门的风险偏好持续处在高水平，使得结构性问题和市场风险累积起来。

大家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房地产市场，而政府总是要保增长，所以房价下跌的空间有限，支持了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影子银行的风险最终可能由银行/政府承担，也就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收益由少数人获得。

用划算的价格投资一家优秀企业，比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一家普通企业的结果要好得多……

哈佛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是内布拉斯加人，也是芒格家族的朋友，他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随后芒格就被录取了。

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段经历让他牢记了一点：在上层社会一定要有朋友。

芒格希望投资者尽量保持更广泛的可能性，因为一旦你发现自己的面前只有一条路的时候，这条路往往通向万丈深渊。

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些超值的便宜货开始消失，到1972年时，它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牛市已经导致所有的股票都被高估了。

在芒格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在股票套利中使用杠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了杠杆中蕴含的巨大风险。现在，他总是极力避免依靠负债。

评级公司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为投资银行的金融产品给出最高评级，即使该产品可能达不到如此高评级的标准。

欺骗我一次，应该羞愧的是你；欺骗我两次，应该羞愧的是我自己。

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比成为聪明人更有用。

承认无知是智慧的开始。

人越聪明，就越能够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所知甚少。

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过：“人性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根源于人类无法在独处的时候安静地思考。”

芒格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手握一大笔现金，坐等着一场金融危机。其他投资者不介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购买任何东西。

正如芒格曾多次说过的那样，让他如此富有的并不是大脑，而是性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定价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机构目光太短浅，而它们是股市的主要参与者，并只关注公司股价在未来6个月的走势。

有两类企业：第一种利润率为12%，你可以在年底取现。第二种利润率为12%，但是所有的多余现金必须进行再投资，永远不能提现。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盯着自己的所有设备，然后说道：“这就是我的全部利润。”我们讨厌那样的企业。

没有倒闭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宗教。

我认识一位很聪明且很有能力的投资经理。我问他：“你跟你的机构客户说你可以为他们实现的回报率是多少？”他说：“20%。”我不敢相信，因为他明知道这种回报率是不可能达到的。不过，他告诉我：“芒格，如果我说一个更低的数字，他们连一分钱也不会交给我管理！”

保证每个国家持续繁荣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国民努力工作的程度。

各行各业的翘楚往往都是能够保持终身学习的人。

这是我生活中的经验，如果能保持思考和阅读的习惯，你就不需要去工作了。

并不存在通过投资致富的单一准则。你需要了解很多关于商业、人性以及数字的知识，别指望有一个神奇的系统可以为你完成这些工作。

在过去的任何一年，如果你一次都没有推翻过自己最中意的想法，那么这一年就算浪费了。

我总是与某些人保持距离，他们对问题并不真正理解，但回答问题时却信心满满。

心态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想法，还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及决策。

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芒格在生活中很少感受到压力，而这可能也是其在93岁时依然充满活力的原因吧。

我曾听巴菲特说起过很多次：“推动世界前进的不是贪婪，而是羡慕。”

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只是自以为相爱。没别的，仅此而已。

去行动，去爱，去忍受苦难，这便是真正地活着。

别人对我的爱不能逼迫我做任何事情。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耗费生命去赚钱，但明明应该用钱来换取时间。

有时候，活下去比自杀更需要勇气。

她把自己的人生和欲望混为一谈。

很多人把生活弄得很复杂，想要安排自己的命运。我就很简单。你看……

快乐意味着有选择，而在此抉择里，还要有一份协调的、清醒的意志。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乔治·索罗斯

与其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如说它是情绪的温度计。

在投资者没有市场经济意识基础的环境下，在政府主导的成立过程中，中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投机以及干预的味道。

他们参与的这场投资游戏，是在情绪的第三维和梦想的第四维上展开的。——巴尔尼·温克曼，《华尔街十年》

2015年3月20日，在每周例行的证监会发布会上，发言人在被问到最近股市连续上涨时这么回答：“近期股市上涨，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托底’、金融风险可控的认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下行、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改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4个月前，2014年12月5日的发布会上，面对同一个问题，官方的回答是：“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不便对股市的涨跌发表评论。”

4月8号，公募基金经理李若杨做一季度述职，汇报业绩。他对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说，未来可能还是会相对保守一些，因为已经买不到自己想要买的股票。

公司管理层的回复是，投资经理要敢于担当，行情来了，不睡觉也要抓住机会，对投资经理的考核重点是要把规模做上来。

四月初的一天，他收盘后在楼下打车。出租车司机在北京朝阳北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向他推荐股票巨力索具（002342）。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采编、经营都是分离的，只有《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被严格审定，可以说代表着官方的立场。

区别投资和投机的模糊界限，在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获得成功的时候变得模糊了。没有什么比毫不费力地赚钱更理性。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时期之后，明智的人开始变得像在舞台上的灰姑娘。他们知道，在宴会上逗留时间过长——继续投机于拥有巨大价值而不是在将来产生巨大价格的公司——最终会带来南瓜和老鼠。但是，他们不愿意错过这一盛会的任何一分钟。因此，这些眩晕的参与者都在计划着在午夜前几秒离开。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他们跳舞的房间里面的钟没有指针。-巴菲特

芒格的那句话：“互联网对社会是美好的，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纯属祸害，有很多都是提升效率而降低利润的。互联网会让每个企业少赚钱，而不是多赚钱。”

你可以用你想象的任何语言来形容人类，但唯独不能说他们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

《羊城晚报》做了一项调研，市场上80%以上的卖方分析师认为牛市并未结束，而90%以上的私募认为市场可以突破6124点。

6月12号，媒体报道，肖钢主席在中央党校谈话，他认为“改革牛”的理论是成立的，市场上资金很宽裕。

《上海证券报》写道：“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所需要的、投资人所热望的这轮改革牛市伴随杠杆泡沫的破裂戛然而止。”

《中国证券报》则更为直接：“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市场走牛的逻辑未发生改变。”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为想去天堂的人铺设的。”

中财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刘鹤，刘鹤认为中国经济没问题，“放心吧，股市也没问题”。

在文化背景趋于含蓄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服从大众，因此会多采用羊群效应的投资策略；而在文化背景趋于激进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个人表演，因此会多采取动量投资策略。

“你知道吗，你做的并不是分析的工作，而是娱乐业。”

公募基金的排名考核机制，决定了跟随大潮是最佳策略。

即使你提前嗅到了危险，但是看到身边高仓位高杠杆的基金经理净值不断创新高，内心里是无法忍受哪怕只是短暂的排名下滑，因此很难做到遗世独立。

群体是无意识和低智的。而这种低智，不分年龄、学历和专业，不分散户或者是机构。

看空在卖方研究员行业是一个大忌，因为，看空一只股票，那只股票所代表的上市公司会反感你，因为你影响了他们股价上涨，继而影响潜在的增发价格；持有这只股票的机构投资者会憎恨你，因为影响了股价继而影响净值和排名；而没有持有这只股票的人也不会感谢你。

一部史记的竹简可以堆满一辆车。“学富五车”其实并不值得炫耀，不过是五本史记的阅读量而已。

一个谣言如果反复传播，不断自我叠加和自我强化，最后就可能上升到谣言的最高形式，演变成一场大众幻想。

200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便出现“抑制高房价”字样，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便出台“国八条”抑制高房价措施。接下来9年，“国六条”“24号文件”、国土部“39号令”、“国十条”“国十一条”“新国五条”不断出台。

有研究测算，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到2015年6月，轰轰烈烈杀入中国股市的各路资金大约有5万亿到6万亿。而其中，大约有3万亿到4万亿，是配资金额。

1979年开始，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哲学家所说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我们如何谈论事物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会影响我们如何将事物理论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201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62个人拥有的财富与世界财富金字塔的下半部分（35亿人）的资产总和相当。

”寻租”是一种创造收入的行为，其方式并非生产任何新事物，而是索取高于“竞争价格”的费用，并利用特定的优势（包括劳动力）来削弱竞争，或者利用公司的强大实力阻止其他公司进入，从而保持垄断优势。

斯蒂格利茨认为抽租是推动美国1%最富有人群崛起的主要动力。在他看来，这种租金是通过给其他企业设置障碍获得的收入，比如设置关卡，阻止新公司进入某行业，或放松管制，使得金融行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实现不成比例的扩张。

“平台”以及“共享经济”概念一同提出的“创新价值主张”，更多的是通过抢夺租金来推动价值攫取，而非真正的创新。

1980—2008年，增长最快的金融活动是资产管理（通过投资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来为有足够储蓄的人赚取更多的钱）和家庭贷款（而非企业贷款）。

2016年，8名男性富豪的财富总量与世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相等。

虽然某些对冲基金确实非常成功，但更多时候这一行的平均回报率并不喜人：每年大约20%的对冲基金破产。

美国人约翰·保尔森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押注美国房价崩溃，并凭此大赚了20亿美元。然而，从那时起，他的公司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 and Co.）一直表现欠佳，导致一些投资者撤资。

在21世纪，福特美国分公司通过运营汽车贷款而非出售汽车来赚取更多的钱。

通用电气集团的金融子公司通用资本公司创造了整个集团大约一半的利润。

传统机构投资者的套路常常是“买入并持有”，通过利润的再投资而非分红来等待股票价格上涨，而私募股权则在购买之后寻求在几年内以更高的价格转售。这意味着，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许多公司被迫采取一种短期眼光。

在制药领域，研究表明，2/3的最具创新性的药物（具有优先级的新分子实体）可以追溯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如果网上的东西是免费的，那么你不再是客户，而只是产品罢了。

法国经常被标榜为一个“大政府”，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为58%。一般认为，英国政府的支出规模也相当大，但是该比例约为40%，与美国的36%差别不大，而美国经常被当作“小政府”的例子。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被看作国有经济代表的中国，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仅为30%。

从总体看来，对冲基金所掌握的资产组合会呈现出很高的换手率。

巴菲特为他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3.8%的复合年回报率，并保持了13年。如果不扣除巴菲特的激励薪酬，该公司的复合年回报率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9.5%。

巴菲特以及当时的整个商业界都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而且会成为笼罩在投资者头上的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天才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就任美联储主席，一举击碎了猖獗的高通货膨胀率。

巴菲特还错判了企业税率的走向，他认为其“不太可能”下降。不过事实上，自1979年起，随着一系列减税政策的出台，美国的边际税率从当时的48%降到如今的35%。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通常很难以企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购买到股票。

对未来的预测通常更多地反映的是有关预测者的信息，而不是关于未来的。

帕斯卡尔（Pascal）的观察一语中的：“人们遭受厄运，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房间里。“

“市场，就像上天，”巴菲特写道，“天助自助者。不过，和上天不一样的是，市场不会给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任何机会。”

巴菲特的计策就是将仓位保持在极低的水平，等待市场出现暴跌的局面。只有在大熊市里股价才会接近或低于其真实价值。

管理者以投资者为本位的最佳标志就是，当股价被低估时，实施回购。

“不受追捧的东西，就没有可取之处？”巴菲特咯咯地笑着说，“其实这才是钓大鱼的地方。在华尔街，让人非常愉快的市场共识，通常会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令我们非常骄傲的是，奥马哈总部没有电脑，我们的分析不依赖于电子数据，而是靠阅读，仅此而已。”

巴菲特说，他第一任妻子苏珊在2004年去世时，在遗嘱中留给每个子女1000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最近也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每个子女将能够继承1500万美元。

对超过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的事，我们是决不会干的。

巴菲特眼中的“好企业”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特许经营权；高于平均值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小的资金投入；释放现金流的能力。

有一次他向朋友大吐苦水说，他刚刚读完一份荒谬至极的年报，其内容充斥着管理层的欺骗误导和自私自利，“足以让你恶心得想吐”。这位朋友说：“可你还持有他们的股票呢。”他回答说：“是的，我看中这家企业是因为它太好了，连笨蛋都能赚到钱。”

在最后一学年，巴菲特希望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工作，而且不图回报，巴菲特说：“然而，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了价值计算之后，对我说了不。”

现在，鲜有股票能够满足格雷厄姆的要求了，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情况则不一样。

“如果没有得到每月的数据，巴菲特就感到焦躁难耐。”芒格说。

巴菲特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直拿得都是底薪：每年10万美元。

算上他本人，总部也只有11个人。即使这样，巴菲特仍觉得公司的人手有些多了。

阿吉斯公司当时正计划重组，巴菲特因此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短线套利。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的年薪只有1美元。

“我只是在做这辈子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这种状态从20岁起就开始了。”

巴菲特说过，他只会投资给同时经营自己母亲资产的投资经理人。

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是平庸公司的敌人。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绝佳投资机会，但它们处于你的个人能力范围之外，你错过它们并不是什么罪过。

他对长期投资的偏爱印证了他的另一句格言：“你应该投资一家连笨蛋都能经营的企业，因为说不定有一天真的会由笨蛋来经营。”

很多时候，习惯的链条太过轻盈，以致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如果它太重反而容易被截断。

根据我们的标准，很难在目前的市场上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

我还是对每周进行收购的人表示怀疑。如果你观察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沃尔玛公司，它们的增长完全是内部的。

我死后大约5年内，我都将一直工作。而且，我已经给了董事们一块“灵应牌”，因此，他们能与我保持联系。

我还准备了另一封到时将发出的信，这封信以“昨天我死了”开头，接着会说明公司的计划。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们通常只专注于分析个别公司的价值，很少去谈论整个股市的情况，至于预测股市下周、下个月或是明年的走势，那更是想都不敢想。

1999年7月份，由佩因韦伯证券公司（Paine Webber）和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公布的调查显示，投资经验不到5年的“菜鸟”投资者认为未来10年的复合年回报率竟高达22.6%，而即使是有20年以上投资经验的“老鸟”，也认为应该是12.9%。

人们很容易体会到汽车产业的重要性，却很难挑选出能为自己赚钱的企业。

如果当初莱特兄弟的小鹰号（Kitty Hawk）第一次起飞时，我在现场，我很可能会极具远见地、充满公益心地（这点是为了未来的资本家）设法将它打下来。我的意思是，莱特兄弟对投资者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投资的要旨不在于评估这个产业对社会能有多大的影响，或是它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而主要应该看某家公司有多大的竞争优势，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优势能维持多久。拥有广阔而持久的“护城河”的产品或服务才能真正为投资者带来甜美的果实。

在沃伦·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47年间，公司股票曾在4个不同的时间段惨跌了40%～50%。

巴菲特经常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年增长率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增长率做比较，以此来评估自己的表现。

沃伦·巴菲特曾经调侃说，如果让他给商学院的学生上一堂课，他会要求每一位学生都来计算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价值，然后对于有答案的学生，他会给个大大的不及格。

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他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却如黄河一般浑浊不见底。

我父亲说：“你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别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你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掌握的事实和缘由都是对的。”

盖茨：巴菲特和我的赌注从来都只限于1美元。

盖茨：对于风险资本而言，小额投资往往能获得高回报；而大额投资的回报却少得可怜。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投资造成的巨大创伤，也许牛顿会发现第四大运动定律。

我们的生产率每年都在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投资者惨败的唯一可能就是，被高昂的手续费压垮或者因试图跑赢市场而精疲力竭。

王传福说，“假如把我们的员工放到日本或者美国，我们可付不起他们的薪水。”

比亚迪目前向非洲、南美和中东出口汽油驱动的汽车，但他们的竞争优势是售价而非质量。

问题是大部分人因为自信满满而对潜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觉得锁很好、门很厚、安全系统很高级，而且还有看门狗，就足以把大部分人“拒之门外”了。

没脸没皮的小黑客会为一个简单的攻击花费上百个小时，而掌握社会工程技术的高级黑客只需一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

2003年，计算机安全研究所和FBI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77%的被调查公司声称员工报复是安全入侵事件的主因。

掌握知识是防御大部分社会工程攻击的最佳手段。

在挖掘秘密方面没有比酒精更有效的东西，这一点很悲哀，但却是事实。

1957年，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协调自己的信仰、观点乃至几乎所有的认知。如果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不协调，就必须要修正这种不协调。

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是事物本身，决定着一切。——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制造无能为力的感觉 这是应用于战时审问的一种恶意方法，会令目标对自己的信念逐步丧失信心。

让目标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怀疑、罪恶感及耻辱等。如果情绪足够强烈，就会让目标改变整个信念系统。

如果不将知识用于实践，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安东·契诃夫

你需要恐惧，因为适当的恐惧能拯救你的生命，至少可以保护你的身份信息和公司。

痛苦说：消逝吧！ 而所有快乐却都想要永恒。

如果你不想让眼与心弱化， 就要在黑暗中追寻太阳！

“我怎样才能最佳地登上山顶？” 只管往上爬，别去想它！

“把你爱慕的女人抢过来呀！”—— 男人这样想；而女人不抢，她们偷。

这里金子在滚动，这里我在玩金子—— 实际上是金子在玩我——我在滚动！

我的问候就是告别， 我的来就是去， 我将年纪轻轻地死去。

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家庭的借贷，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来作为安抚剂。

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象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那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正如政治分析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和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

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

2001年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型复苏迫使美联储长期维持非常低的利率。这就导致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

美联储对于独立的渴望却成了国会迫使其顺从的工具。

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自动强化。

推动这一冒险行为最明显的因素是薪酬体系——对于赚取利润的金融从业人员，往往有丰厚的奖金等待着他们，然而对于其造成的损失却很少进行严厉的追究。

国有企业能够在国内获得成本低廉的融资，外资企业能够从国外获得成本低廉的融资，在二者的夹缝中，中国私营企业艰难地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