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n Liars Why We Can't Live Without Deceit

经常有人说，精神病态者就是无法做到明辨是非，但这并不是真的。他们可能可以和你我一样通过道德推理测试，但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实际上无法感受到是非的存在。

如果你需要在一群人中找出说谎者，最好的目标选择应该是房间里最有魅力和表述最流利的那个人，而不是像我们本身想象的那样，锁定那个躲在角落里，看起来鬼鬼祟祟、嘴里嘟嘟囔囔的人。

如果有人表示自己不记得某些事情了，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起疑，但实际上，那些自发纠正自己或表示自己忘记了某些细节的人，比那些编造整个流畅故事的人更值得相信。

始终不要忘记那些真正的说谎高手还会留有后手，他们会故意犯错，去模仿这种自发性。

尽管左脑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选择铲子，但它却可以在事后编造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一位割裂脑患者参与的实验中，加扎尼加向其右脑快速出示了“行走”这个词，然后这个人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走动。当被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参与实验的患者（或者至少是他的左脑）潇洒地回答说，自己“只是去拿杯可乐”。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点自欺才能生存下去。

用泰勒的话来说，“似乎与正常人相比，中度抑郁的人有着对自己、世界和未来更准确的看法”。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压抑现实主义”。

似乎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一个自欺的缓冲，来保护我们免受现实那粗糙且残酷的边缘所可能造成的伤害。

研究人员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发现，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般会在10分钟内撒三次谎。

我们甚至还可以将谎言分为作为与不作为的谎言。作为的谎言指的就是很主动地去撒一个明确的谎，比如谎称自己是一名警察；不作为的谎言则是避重就轻，比如和对方诉说自己激情似火的情爱生活却没有提到和自己约会的是对方的妻子。

记忆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重建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重演。每当回忆起一段记忆，它就会重新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与他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并由我们自己的焦虑、欲望和想象所塑造。

富兰克林说：“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比那些你自己帮助过的人更乐于在以后对你施以援手。”

富兰克林的政治对手在把那本书借给富兰克林之后，发现自己出现了两种认知：一种认知是他是富兰克林的政治对手；一种认知是自己帮了富兰克林一个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解决认知矛盾的方法就是告诉自己，其实自己是喜欢富兰克林这个人的。

一个人在晚年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是保持社交活跃—这些既是科学真理，也是民间智慧。

马丁·路德·金说过：“不少怀有崇高理想的人因为害怕被称作与众不同而选择不露锋芒。”

与偷窃、性虐待或谋杀不同，说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的道德罪行，而且其出现频率甚高。

研究人员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发现，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般会在10分钟内撒三次谎。

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说谎的权利，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疾病、沮丧或疯狂。

这无关道德，只为生存。摘自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著《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人类在社会中苟活比与大自然打交道需要更多的智慧。毕竟，树木不会四处乱窜，石头也不会设法骗走你的食物。

尼克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所著的《君主论》（The Prince）中的名言：“既然人是不守信用的、可怜的、低等的生物，那作为统治者，就必须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说谎者和骗子。”

谎言是带有欺骗意图的虚假陈述。

如果说假话的人相信自己所述属实，那说假话的人其实就不算是在说谎。

人可以通过说出真相来撒谎，也可以通过撒谎来给出真相。

我们甚至还可以将谎言分为作为与不作为的谎言。作为的谎言指的就是很主动地去撒一个明确的谎，比如谎称自己是一名警察；不作为的谎言则是避重就轻，比如和对方诉说自己激情似火的情爱生活却没有提到和自己约会的是对方的妻子。

我们有时候也会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而说谎，比如：“我钓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鱼，但我把它放了”，或者是一位士兵对自己英勇行为所做出的异常夸张的描述等。

慢性虚构症通常与大脑额叶受损有关，尤其是负责自我调节和自我审查的区域，听到一个问题，或者只是一句话，都会立刻引发病人的一整套联想。

虚构症病人编造的故事并不完全是随机的，就像艾特肯的谎言一样，往往描绘的是主角脑中最理想化的东西，而自己无疑就是那出英雄剧的焦点核心。

经常有人说，精神病态者就是无法做到明辨是非，但这并不是真的。他们可能可以和你我一样通过道德推理测试，但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实际上无法感受到是非的存在。

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诚实的，即便说谎在当下可能确实更加符合我们的需求，这是因为说谎这个行为本身就会让我们感到不适。

雷恩和杨的假设是病理性说谎者的额叶会有某种神经缺损，而扫描结果也证实了他们的假设：病理说谎者在这个区域的皮质物质明显少于对照组。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病理性说谎者的大脑同时还显示出一些额外多出来的东西：他们与对照组相比，大脑这个区域有更多的“白质”——负责建立联系的大脑纤维。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越多，一个人的思维流就越多样和新颖，他们的语言技能也就越高。

所有这些学术研究中的被试对谎言的正确识别率均值为47%。换句话说，还不如抛硬币的概率高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生活在一种“真实偏见”中，这种偏见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明确某人在说谎，否则我们是不会朝说谎这个方向去考虑的。

如果你需要在一群人中找出说谎者，最好的目标选择应该是房间里最有魅力和表述最流利的那个人，而不是像我们本身想象的那样，锁定那个躲在角落里，看起来鬼鬼祟祟、嘴里嘟嘟囔囔的人。

说谎需要很高的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所以那些很优秀的说谎者往往表现得很有魅力、善解人意，在对话中能够比他们的交谈对象提前多想几步。如果把场景转换到审讯环境中，这类人的证词往往比一般的讲真话的人更连贯，因为他们早已把自己要讲的故事想清楚了。

如果有人表示自己不记得某些事情了，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起疑，但实际上，那些自发纠正自己或表示自己忘记了某些细节的人，比那些编造整个流畅故事的人更值得相信。

不过，话虽如此，始终不要忘记那些真正的说谎高手还会留有后手，他们会故意犯错，去模仿这种自发性。

最终，他们找到了被忽略掉的东西：当玛丽被问到她对未来的计划时，一种绝望的表情在她的脸上闪过，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在正常速度下几乎察觉不到，甚至在四分之一慢速下也很难捕捉到。玛丽的面部表情暴露了她的真实感受，而且这也许出现在玛丽自己意识到之前。

有些人天生就给人一种“不诚实”的观感，即使他们说的是实话；相反，那些天生给人“诚实”观感的人，则很有可能可以逃脱相对多的制裁和惩罚。

因为说谎者担心自己所言不被人相信，所以反而在问讯中会有比诚实的人更配合的表现。

警察和我们一样，都抱持着大量无意识的偏见。研究表明，如果嫌疑人操着外国口音，那他们压根儿就不太可能被相信，但如果他们表现得有吸引力、长着一张娃娃脸、擅长社交和善于表达，那他们被相信的概率就要大得多了——尽管最后这两个特征已经被研究者证实与熟练的说谎者呈显著相关。

说谎是一件很耗费精力的事情。说谎者要在质疑下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需要避免自相矛盾；需要讲述一个与审讯者已经知道的内容相一致的故事；必须尽量避免因口误而暴露自己；必须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以防被突然要求重复。

弗瑞的首选策略是增加说谎者的认知负荷，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实施这种心理把戏。

他推荐的审讯技巧之一是，让嫌疑人倒叙他们所说的故事。通过给嫌疑人施加这种额外的精神压力，那些已经在努力说谎的人就会犯错误，从而暴露自己。

弗瑞设计的另一种技术被称为素描测试，即让嫌疑人画出他们声称目睹的场景。虽然它是非言语的，但这种技术也给说谎者的认知能力带来了压力。

研究结果正如他所料，证明了仅根据这个因素，就有近乎90%的可能发现谁在说谎。

当女演员哭泣或表现出绝望时，被认为是最可信的。

对于“被强奸”这个情景，并没有一般概念上所谓“适当”的反应。

洞悉错觉是一种非理性但往往不可抗拒的信念，其内核就是“他人可以轻易看穿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一位被邀请共进晚餐的宾客怀疑女主人能看出她并不是很喜欢晚餐的食物；一个暗恋者猜测他暗恋的对象一定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和倾慕；一个商务主管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在做汇报时产生的那种让人致命的紧张。

“说谎者”总是高估其他人对说谎行为的辨别能力

没有人能诚实地赚到100万美元。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一半的求职学生被要求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全程说实话，而另一半被要求就三个可能有助于他们“找到工作”的重要事实说谎。

标准化心理测试旨在确定他们属于高信任者还是低信任者。为了方便区分，我们将他们称为安贫乐道之人和愤世嫉俗之人。

实验结果证明，安贫乐道之人比愤世嫉俗之人更有可能发现说谎者。

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安贫乐道之人比愤世嫉俗之人更不容易受骗。其原因似乎是因为那些天生对同类有所怀疑的人倾向于将他们在已熟悉和信任的熟人的小圈子之外的社会互动保持在最低限度。

这意味着他们在与他人打交道方面经验不足，至少是与他们不熟悉的人打交道。因此，在解读意图和动机方面的经验也会略显不足。

如果你认为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抱着欺骗你的目的来接近你的，那么你肯定不太可能被欺骗，但你也不太可能学会如何区分说谎者和说实话的人。

安贫乐道之人被认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他们经常参与那些偶尔会适得其反的高风险社交活动，比如去相亲或从市场摊位购买古董等。但是信任别人并不等于容易受骗，这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克格勃的回信里赫然写着“好好睡一觉，测谎时尽量放松”。埃姆斯非常失望，但无奈之下，他还是按照克格勃的建议做了，并意外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测试。1991年，他再次通过了测谎测试，尽管那时候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内部审查以找出内鬼。

记忆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重建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重演。每当回忆起一段记忆，它就会重新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与他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并由我们自己的焦虑、欲望和想象所塑造。正如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所说，大脑“没有硬拷贝”。

我们自欺欺人的能力远远强于我们的想象。

人是由多种多样、独立存在而又相互矛盾的因素所构成的一种复合体。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曾说过，想象力是“所有人类感知的生命力和主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经常欺骗我们自己呢？部分原因是它需要填补我们的感觉器官留下的空白，但同时，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自动解释和组织输入信号的能力，我们很可能就会被淹没在呼啸而来的输入信号中，成为我们冲动念头的奴隶。

在被试有意识地决定做出某个动作之前的几百毫秒，大脑就已经准备好让身体做出动作了。被试这种有意识的意图，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变成了一种事后才出现的想法。

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会先行动，然后再去创造一些行动的原因、感觉和动机。

接近他们的是同一个女人。然而，65%在桥上接受调查的男性，会在调查结束后打来电话约女助理出去；相比之下，坐在长凳上接受调查的男性被试中只有30%会这样做。

当桥上的男人拿走女人的号码时，他们的心脏正因为紧张而迅速地跳动着，他们在出汗，并且有点喘不上气。他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些表征是由他们当时的身体状况造成的，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会错误地将自己的一些表征归因于这个女人的吸引力。

如果你想约一个陌生异性出去，在对方出于一些具有危险的情景中时，你的机会就来了。

就像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一样，我们对自我动机的感知同样也是一种与现实相冲突的想象的产物。

我们所有人都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自我欺骗行为，从而让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自己所做之事的原因与动机。

左脑处理分析和逻辑思维，有语言天赋，任何与说话或写作有关的事情都在左脑进行处理；右脑则可以被称为“文盲”或者“哑巴”半脑，但它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神奇力量，右脑更擅长识别图像（辨识类别、物体和面孔），同时还负责欣赏音乐或艺术。这两个系统紧密合作，但又相互独立。

尽管左脑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选择铲子，但它却可以在事后编造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在另一位割裂脑患者参与的实验中，加扎尼加向其右脑快速出示了“行走”这个词，然后这个人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走动。当被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参与实验的患者（或者至少是他的左脑）潇洒地回答说，自己“只是去拿杯可乐”。

另一个割裂脑患者看到“笑”这个词后，便开始笑了起来。而当其被问到发笑的原因时，他回答说：“你们这些人每个月都来对我们进行测试。这种谋生的方式看上去真是不错！”

我们的大脑会在匆忙之中编造故事，或者是进行“虚构”，来使我们当下所做出的选择变得可以理解。

吊桥上的男生在生理上感到兴奋后，他的解释器告诉他，这是因为他被面前这个女孩吸引了。

叔本华认为，我们有意识的自我是一个大师级的小说家，致力于编造和改写故事，而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就是处在中心的主角——主要的虚构人物。

富兰克林说：“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比那些你自己帮助过的人更乐于在以后对你施以援手。”

富兰克林的政治对手在把那本书借给富兰克林之后，发现自己出现了两种认知：一种认知是他是富兰克林的政治对手；一种认知是自己帮了富兰克林一个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解决认知矛盾的方法就是告诉自己，其实自己是喜欢富兰克林这个人的。

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断努力去避免认知失调的出现，以保持我们对自己的那种感觉。每当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矛盾的想法时，矛盾带来的焦虑就会给我们一个强烈的暗示，暗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或看法进行改变，以避免同时思考两件方向不同的事情所带来的那种荒谬感。

当我们面对那些暗示我们在某件事上可能存在错误的信息时，我们会在改变主意之前先就其他一切办法，比如编造理由、责备他人、否认有任何问题等，进行一系列尝试。

如果吸烟者想戒烟但没成功，他们一般就会为自己找一个继续抽烟的理由，比如抽烟真的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我可能活的时间会更短但更充实之类的。

人们为获得某物而经历的困难、尴尬或痛苦越多，他们保护成果的决心就越大。

任何想要引导别人的人，必定具有自我欺骗的能力。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人们一方面说服自己“当个好人”，一方面又会做出可预见范围内最糟糕的行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杀死了数百名无辜的人，但死的时候却坚信自己可以上天堂。西西里黑手党的成员认为自己是信仰天主教的好人，但同时在周中杀人，在周日做礼拜。

我们经常将对自己动机的乐观态度与高估自己能力的倾向结合起来。这有时被称为沃比根湖效应，这一说法源自美国幽默作家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著作中的理想城镇沃比根湖镇，在那里“所有的女人都很强壮，所有的男人都很英俊，所有孩子的素质都高于平均水平”。

在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中，88%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值；在一项对大学教授的调查中，95%的人声称自己的工作与研究能力高于平均水平。

大多数恋爱中的人都会认为，他们的亲密关系状况比其他人更好。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点自欺才能生存下去。

她会听到一个存活率并不是很高的癌症患者非常自信地说，他康复之后就再也不会得癌症了。但是泰勒也逐渐意识到，那些保持这些不切实际的乐观信念的病人，是最有可能完全恢复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病人。他们可能一直在对自己撒谎，但这谎言确实是有效的。

正常的人类思维对现实有着明显的积极过滤作用。泰勒认为：“大脑每一次利用正向错觉对事件进行的解释，都会促进关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良性虚构的发展。”

泰勒所提到的“正向错觉”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正向错觉是对自己能力和素质的过分自信。这些“充满优越感的错觉”非常顽固：尽管人们非常愿意相信其他人也有优越感，但他们还是忍不住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第二类正向错觉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我们的过度自信会延伸到我们对未来的感觉之中。

第三类正向错觉是夸张的控制感。我们倾向于想象，可以通过我们身体的灵活性，去影响那些我们明显不能影响的事情。

如果我不能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我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那我肯定会被自我怀疑吓呆。哲学家

威廉·赫斯坦（William Hirstein）曾提出，自欺的对立面不是自知，而是强迫症。

供生存或繁殖优势的特征，因此它是通过自然选择进行传播的。对自己不切实际的乐观会帮助我们在危险的古代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自信地给那些可能的配偶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现在我们住在集中供暖的房子里，而不是山洞里，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错觉来度过一生。

如果失去了愚弄自己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悲伤、软弱，缺乏活力，不愿意迎接或直面挑战。正如雪莱·泰勒所说，正向错觉是“驱动创造力、行动力和远大抱负的燃料”​。

但是，存在那么一群人，他们并没有过多正向错觉，他们对真实的自我更了解，对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未来会如何发展，以及他们对事物的控制力都有着更现实的看法。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将他们形容为“不那么容易受骗的人”​。精神科医生则称这部分人为临床抑郁症患者。

在各种研究中，与大多数人相比，抑郁症患者都显示出了更坚定的对现实的把握。他们不会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或美德，不会带着看似温暖的光芒回忆过去，也不会高估自己在控制任务中的水准。

用泰勒的话来说，“似乎与正常人相比，中度抑郁的人有着对自己、世界和未来更准确的看法”。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压抑现实主义”。

似乎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一个自欺的缓冲，来保护我们免受现实那粗糙且残酷的边缘所可能造成的伤害。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梅斯特（Roy Baumeister）的话来说，我们有一个“最佳的错觉空间”​。

自欺倾向与获得全美锦标赛资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那些较擅长欺骗自己的游泳运动员在大型比赛中总是游得更快。在随后的论文中，斯塔雷克指出，她和其他心理学家所说的这种“自欺”​，在体育教练口中被称为“冠军思维”​。

那些有自我欺骗天赋的人比那些没有的人更有可能在学术或商业上取得成功。有时候，人们会说服自己或者他人，他们所相信的某件事是真的，即使它当下还不是。一项对美国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在面谈时不诚实地夸大平均成绩的学生，其成绩后来都提高到了他们当时声称自己所有的水平。

正如爱尔兰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理智的人会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理智的人则试图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取决于那些不理智者。​”

诺曼·迪克森（Norman Dixon）是少数几个将心理学分析应用于军事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军事领导人呈现出的“低估敌人、高估自己一方能力”的倾向，是军事灾难的一个持续特征。

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巴拉克·奥巴马曾说，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竞选总统的人都是自大狂；你必须至少呈现出一种半疯癫的状态，才会有自己应该掌管这个国家的想法，并且赢得足够多的其他人的支持以让它实现。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竞选人都不能相信这一点，那也就没有人会成为总统，但这似乎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异常倾向于过度乐观的统治阶级。

一个人在晚年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是保持社交活跃—这些既是科学真理，也是民间智慧。

我们通过给自己讲故事去生存。琼·狄迪恩（Joan Didion）

研究人员声称SoBe所提供的是“精神能量”​。同样，一半的被试以全价购买，另一半以折扣价购买。然后，被试被要求完成一系列字谜，结果显示，支付折扣价的人比支付全价的人解出的谜题少了30%。他们确信他们以折扣价买到的饮料浓度并没有那么高，而这种想法让他们在解谜中表现得并不像那些全价购买的人那么好。

在《浪漫主义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提出，消费与其说是单纯的获取，不如说是想象中的慵懒快乐。

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心目中，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经常被归为一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高度情绪化的，并且具有“较低的疼痛阈值”​（

事，这个判断仅仅是因为孩子确实说谎了，这足以使他们谴责他。中国的孩子则认为孩子出于做好事而撒的谎是道德上的积极行为。

这些中国孩子还对故事中直言自己做了好事的角色给予了相对负面的评价，批评他直接寻求表扬的行为。但是，在自信和自尊的文化中长大的加拿大孩子对这个角色说真话的评价却是相对积极的。

1991年，英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贝利（Frederick Bailey）指出，当他第一次在印度进行研究时，有一个现象让他感到非常困惑和恼火：有许多有礼貌的年轻印度人对他的援助请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但后来他发现，这些印度年轻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做这些事情的意图。

马丁·路德·金说过：​“不少怀有崇高理想的人因为害怕被称作与众不同而选择不露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