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成年美国人之间，“你从事什么职业”已经成为初次见面的问候语，取代了过时的“您好”——就是说，我们的职业已经成为每个人识别标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安家谋生，养家活口的手段。
“反寄生”——这个术语是动物心理学家格伦·詹森创造的，指的是他发现的一种现象，即动物宁愿自己去寻找食物，而不愿意吃身边盘子里放着的、现成的相同食物。
工作成果是否有机会被人们看到和欣赏（即激励），对他们的积极性有巨大的影响。
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成心想破坏雇员的积极性，只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够了。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对他们的劳动不闻不问也可以。
只要有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寻求报复。
实行报复——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也要报复，这种欲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而且这种行为事实上能获得快感（或者起码引发类似快感的反应）。
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人们适应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
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坚信不疑，要说服他（她）改变信念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截瘫患者的生活满足感不如普通人，中大奖者的生活满足感比普通人要高，但截瘫患者和中大奖者的生活满意度都与普通人接近，而且接近的程度令人吃惊。
这个推动“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怪圈又称做“快乐水车”。我们期待到手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但却意识不到这种幸福感只是暂时性的，结果一旦适应了又去追寻别的。
短暂的体验（玩4天失踪、自由落体跳伞或者听音乐会）转瞬即逝，你不大可能对它们产生适应。
人们通常以自己的魅力水平作为出发点来考虑是否与对方约会。事实表明，人们不大可能与比自己差的人约会，即使确信对方比自己差一点点；相反，他们急于寻找比自己容貌稍强的人。
可悲的是，我们多数人宁可享受即时满足而放弃长远目标。②每天的行为表明我们似乎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会有更多时间、感觉更好、更有钱、精力更充沛、感觉不到压力。“未来”的时光似乎无比美妙，生活中所有令人厌烦的事情到那时都能解决
在行为经济学中，我们并不把人都假定为感觉灵敏、善于计算的机器。相反，我们观察人们实际上怎样去做，这些观察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人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
激励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到达某一点之前，激励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学习和表现。但是超过这一点，激励的压力会变得非常高，它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专注于手里的工作
对于认知能力要求越高的工作，我们认为，高额奖金产生反作用的可能性越大；而对于非认知乃至机械性的工作，奖金越高可能成绩就越高。
对于从事很简单的机械性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很难想象高额奖金会产生反作用。
每当我在飞机上和邻座的人闲聊，常常是还没有互通姓名也没谈到各自的生活状况，就互相询问对方的职业或者主动介绍自己是干什么的。可能在美国，这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
邻座旅客告诉了我他的职业，他是思爱普公司的销售经理
我对讨论思爱普公司产品的优越性以及它引起的质疑不太感兴趣，但邻座人的热情使我感动。他似乎真的热爱他的工作。我感觉到工作对他来说就是自我价值的中心，或者说，比他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重要。
成年美国人之间，“你从事什么职业”已经成为初次见面的问候语，取代了过时的“您好”——就是说，我们的职业已经成为每个人识别标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安家谋生，养家活口的手段。很多人——起码我在飞机上交谈过的那些——似乎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从中感悟到人生的意义。
“反寄生”——这个术语是动物心理学家格伦·詹森创造的，指的是他发现的一种现象，即动物宁愿自己去寻找食物，而不愿意吃身边盘子里放着的、现成的相同食物。
很多动物——包括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通常更愿意通过长时间、非直接的途径获得食物，而不愿意通过短时间、直接的方式。③（事实上，已经实验过的各种动物中唯一喜欢不劳而食的——你可能会猜到——是猫。）就是说，只要不是难度太大，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等，通常愿意通过劳动获取食物。
工作成果是否有机会被人们看到和欣赏（即激励），对他们的积极性有巨大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即使普通意义也足以刺激我们的行为。只要事关自我形象，就能够激励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西西弗斯诡计得逞，离开冥界一去不回。但是他最终还是被抓了回来，众神震怒，决定严加惩处。罚他在有生之年，把一块巨石从陡峭的山坡推到山顶，这本身是非常艰巨的苦差。他每次快到山顶时，巨石就会掉下来，于是他又不得不从头再来。
如果你找的人喜欢某一事物（说到底，这些报名的实验参与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任务是组装乐高玩具），你把他们放在有意义的工作条件下，他们从这个活动中得到的快乐会成为影响他们努力程度的主要动力。相反，如果你把有同样热情和欲望的人放到无意义的工作条件下，就非常容易扼杀这项活动在他们心中引发的快乐。
我们请实验参与者们估计过两个工厂的生产率有何不同。他们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即“有意义”条件下的产量比“西西弗斯”条件下要大。但是他们对于两者的差别程度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有意义”一组不过每人能多装一两个机器人，但事实上是平均多装3.5个。
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要吸取工作的意义其实非常容易。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成心想破坏雇员的积极性，只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够了。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对他们的劳动不闻不问也可以。相反，你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和你齐心协力，那么你必须重视他们，重视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的劳动成果。
在劳动生产领域，人类的积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地推断成“干活挣工资”这样的交换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动意义对工作的影响，或者更重要的是，完全去掉劳动的意义对工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力量比我们通常预料的要大得多。
现代IT基础架构让我们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这样做对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他们会使雇员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和目标感，以及成就感。
考虑到内在激励因素和意义对于积极性和生产率的重要性，高度分工这种方式有可能起相反作用。缺少了意义，专业人员可能觉得自己好像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一切都由工厂的齿轮控制，他们根本不会有全心全意工作的愿望。
如果企业真的想让工人有产出，就应该努力使他们感到工作有意义——不仅仅通过愿景规划，而且要让雇员有成就感，确信只要做好工作就会得到肯定。这些都将对雇员的满足感和生产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即使意义很小也足以使我们努力向前。说到底，经理人员（也包括配偶，老师和家长）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加重工作的意义，而是要注意不要破坏工作的过程和环节。或许就像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说的，“要养成两种习惯——治病救人，起码不能害人”，他的教导在医学上和工作中同等重要。
投入劳动会产生依恋，这种看法当然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几十年里，很多研究表明各种领域里劳动的增加都会导致价值的提高。
制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估价带有相当大的偏见。
一旦我们制作出某种物品，事实上就会把它看得更加可爱。就像古阿拉伯谚语说的那样：“即使是丑陋的猴子，在它母亲眼里也是美丽的羚羊。”
家长们不但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地球上最可爱的，他们还相信别人也这么认为。
或许莎翁想证明一点：我们在工作中作出的努力——不管是建筑，烹调，或者是求婚——只有成功了才会增加我们的依恋。
我们对某一事物付出的努力不仅给它带来改变，也改变了自己对它的评价。
付出越多，产生的爱恋越深。
我们对自己的作品估价过高，这一偏见深入骨髓，误以为别人也和我们的看法相同。
如果付出巨大的努力仍然没有获得成功，我们就不会感到过多依恋。
人们对自己创意的偏爱现象难逃商界人士的法眼，而且就像其他重要的业务运作一样，这种现象也有一个非正式的术语：“孩子是自己的好”法则。这一法则的中心就是：“如果不是我（我们）发明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
爱迪生对自己的发明怀有过度保护的心态，他对特斯拉的创意不予理会，说它“非常宏伟，但没有丝毫的可行性”。爱迪生本来可以申请交流电专利，因为交流电是特斯拉在爱迪生的指导下发明的，但是，爱迪生的直流电情结过于强烈了。
只要有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寻求报复。
报复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从古到今，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无数生灵消逝在报复的争斗中和战场上——纵然是玉石俱碎也在所不惜。
尽管报复会带来许多伤害，我还是要说报复的威胁——即使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能够成为维护和支撑社会秩序有效的强制机制。
根据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探测系统的扫描结果，惩罚别人的决定似乎与快感有关联。
实行报复——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也要报复，这种欲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而且这种行为事实上能获得快感（或者起码引发类似快感的反应）。
报复与信任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我们在信任游戏中看到的，人们总说愿意相信别人，即使是从未见面，甚至以后也无缘相逢的人（这也就是说，从理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过于轻信）。这一信任的基本因素也揭示出为什么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契约一旦被破坏，我们就会非常愤怒——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有时还冒着人身伤害的危险，也要使违约者受到惩罚。
为了挽救经济，中央银行千方百计地注入资金，给银行提供短期贷款，增加流动性，回购具有抵押贷款性质的股票，动用可能想到的一切招数。
我猜测由于３个原因，公众信任受到进一步的侵蚀：救助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只增加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减税条款），金融业发放巨额奖金，华尔街按部就班、一切照旧。
多年以来，航空公司的一切都在改变，座位越来越小，同样的机舱塞进的人越来越多，两排座椅间的距离只有小孩子才能伸得开腿。
报复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反应；它与我们信任别人这种难以解释的能力相关联，既然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它就属于难以克服的本能。
“人是有适应能力的动物，能习惯于一切事物。”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人们适应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
轻伤组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手臂放进热水后大约4.5秒钟就会感到疼痛（疼痛门槛），而重伤组的人大约10秒钟才感到疼痛。更有意思的是，轻伤组的人把手臂放进热水中大约27秒钟拿出来（疼痛耐量），而重伤组的人把手臂放进热水中可以持续58秒钟。
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坚信不疑，要说服他（她）改变信念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刚搬进一幢新房子，可能会为光亮的硬木地板而感到兴奋不已，或者为厨房里俗艳的柠檬色橱柜感到格格不入。过了几个星期，这些因素逐步淡化为背景。又过了几个月，橱柜的颜色不再显得那么刺眼。但是同时，美观的地板也失去了原来的魅力。这种情绪上的逐渐稳固现象——原有的正面感觉淡化，负面感觉也减弱——我们把这一过程称做快感适应。
安德鲁·克拉克描述英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与工资的相对水平密切相关，而不是与工资的绝对水平有关。换句话说，人们逐渐习惯于他们目前的工资水平（无论多高或多低）。不管他们实际能拿到手的工资总额是多少，能加薪真是再好不过，不过如果工资金额下降，人们就会痛苦不堪。
三组人的总体幸福感：截瘫患者、乐透大奖获得者，还有既不是残障也不是特别幸运的普通人。
实际数据是在事件发生一年后采集的。数据表明，虽然三组人的幸福水平还存在差别，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尽管截瘫患者的生活满足感不如普通人，中大奖者的生活满足感比普通人要高，但截瘫患者和中大奖者的生活满意度都与普通人接近，而且接近的程度令人吃惊。
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例如受重伤或者中大奖——会对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但它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消磨减弱。
大学生们的想法反复无常（尤其是在恋爱上），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一类现象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里都存在。总的来说，人们不善于预测自己的幸福。
内在幸福感会对重大生活事件作出反应，并且打乱“常态”，但它在一定时间内会恢复到基本状态。我们的快感适应力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在多数情况下，很大程度上都会发生作用——不管是适应新家、新车、新人际关系、新受的伤还是新工作，甚至是囚禁生活。
适应性似乎是人类随时都会用到的内在品质。但是，快感适应会给有效决策造成麻烦，因为我们经常不能准确预测自己真正能适应到什么程度——起码与我们实际可以做到的还有一段距离。
恋人分手、失去职务晋升机会、自己喜欢的候选人落选。所有这一切的情况，我们都可以预测到，如果事与愿违我们将痛苦不已；我们还以为，只要如愿以偿我们就会幸福无比。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期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不住的。
说到底，我们能够准确预料，从昏暗的电影院走到阳光照耀下的停车场会发生什么，但是让我们预测快感适应的速度和程度，我们却很难预测得出。无论好事坏事，我们都预料不到——从长远来看，我们遇到了好事，最终不会像原来料想的那么幸福；发生了坏事，我们也不会像原来料想的那么悲伤。
预测快感适应之所以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进行预测时，常常忘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活会继续，假以时日其他事件（正面的和负面的）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由于无法预测快感适应可能达到的程度，作为消费者，我们逐渐增加消费，希望买来的新玩意能让我们更幸福。
这个推动“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怪圈又称做“快乐水车”。我们期待到手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但却意识不到这种幸福感只是暂时性的，结果一旦适应了又去追寻别的。我们会想：“这一次，它会让我幸福很长一段时间。”
延缓适应的关键是中断适应过程。
放慢愉悦过程。一套新沙发可能让你高兴几个月，但是，在沙发带来的兴奋感没有消退之前不要买电视机。
一种驾驭适应扩大满意度的方法，就是把投资从那些给我们持续不断体验的东西转到短时间的转瞬即逝的体验上去。例如，立体声音响设备和家具一般给人长期体验，因此很容易对它们产生适应。另一方面，短暂的体验（玩4天失踪、自由落体跳伞或者听音乐会）转瞬即逝，你不大可能对它们产生适应。我并不是建议你卖掉沙发去玩自由落体跳伞，重要的是要理解什么样的体验更容易或者不容易产生适应。
真正的进步——与真正的愉悦一样——来自冒险和对不同事物的尝试。
受伤后的几个月，我领悟到无数禁欲者、僧人，以及纯化论者反复学到的一个教训：让心灵完全战胜肉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酸葡萄”是说人们有种倾向，对得不到的东西就会反过来瞧不起它。
人群中那些其貌不扬的人可以利用另一种适应方式：不改变审美观，而是寻找其他优点；我们可以寻求，例如，谈吐幽默或者心地善良。
人们通常以自己的魅力水平作为出发点来考虑是否与对方约会。事实表明，人们不大可能与比自己差的人约会，即使确信对方比自己差一点点；相反，他们急于寻找比自己容貌稍强的人。
人们想找比自己稍微漂亮的人约会，但是——姑且假设是为了感到安全和轻松——他们不想找比自己强太多的人。
男性向中意的女性发出约会邀请的可能性相当于女性发给男性的240%。
男人对女人漂亮与否的关注度大于女人对男人漂亮与否的关注度
男人怀有比女人更高的期望值——男人对他们选中的女人的漂亮程度非常重视，他们很容易爱上比自己漂亮得多的女性
市场不断地提醒我们，它也可能出问题——有时会意想不到地出现严重问题——就如能源巨头安然事件和2008年次贷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
年轻职业人才市场高效率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单身青年男女婚恋市场的低效率为代价的。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本质；我们一旦看到一张面孔、一幅照片、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感同身受，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捐款。但是，如果信息没有具体到个人细节，我们就不会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结果就很难采取行动。
不管怎样，情绪是转瞬即逝的。交通拥堵使人心烦，礼物让人高兴，脚趾被人踩了我们会破口大骂，但无论是心烦、高兴还是恼火，都不会持续太久。即使这样，我们会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也会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人类都得意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的思维是客观、理性、合乎逻辑的。我们作出的决定都基于推理，这一“事实”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决定投资、买房子、为孩子选学校，或者求医问药，都以为自己作出的决策是最佳的。
有时确实如此，但同时也是认知偏见经常把我们带入歧途的原因，特别是我们需要作出重大、困难、痛苦的抉择时。
我们一般过高估价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把失去它看做损失。
我认为可以把人们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总结为两大教训和一个结论。 1）我们拥有多种非理性倾向； 2）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些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行为的原动力。
正如歇洛克·福尔摩斯经常指出的：“没有数据就形成理论是极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