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04年共和党连连胜选的秘密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高管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

制度而非科技才是过去30年变化的关键。

在里克·桑托伦参议员于2006年竞选失败、被迫另谋一份迎战“美国之敌”的新职位之前，每周二都会和20多名顶级游说者开会。

选民并不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投票—其实一位彻底自私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投票，因为前往投票处的成本超过了单个人的投票对其自身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

问题重重的种族关系是美国没有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种族不和是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人们对穷人的看法。由于在最贫穷的美国人中，少数族裔的集中度过高，任何基于收入的再分配措施都会是偏向少数族裔的再分配。

其实在医疗保险业，支付医疗费用的行为，例如支付一次大手术的开销，就被直言不讳地称为“医疗损失”。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奢侈品开销其实降低了。而债务的大增主要反映了住房开销的上涨，其推动力主要是人们争相进入好校区。美国人已陷入一场拼死争夺战，原因不是他们贪婪或愚蠢，而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里给子女一个机会。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起步不好会毁掉一个孩子终生的机会。

61%的美国人认同“有努力就有回报”的说法，而加拿大人是49%，法国人只有23%。

考试分数高和父母社会地位高都会提高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但父母地位关系更大。

在现代美国，阶层，尤其是上一辈的阶层，通常压过才能。

60年代，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运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数人认为政府运行是为“一些大利益集团”。

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

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自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第95位。

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

在韩国，企业必须按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额度取决于其出口业绩。

如果企业能在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中挣到钱，它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全球竞争。

到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的实收资本总额占据日本全部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15%。然而，它们经常通过压榨下游的生产企业来获取利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可以依靠微薄的利润继续经营，但其现金流肯定不足以支撑其从事更复杂的商业行为，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就会破产。

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新政权开始大力实行出口纪律，淘汰业绩不佳的企业。

朴正熙政府无情地淘汰了落后企业。

朴正熙却把西大门刑务所用作关押拒绝落实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商人。

朴泰俊在此之前曾经让一家国有矿业公司扭亏为盈。在建造浦项制铁的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会让工人们在用波纹状铁皮建造的工地指挥部前面集合，告诉他们说这个项目使用的是日本战争赔款，宁死不能承受浪费资金的耻辱。

郑周永的传记作家唐纳德·科克指出：“后来，出口压力迫使现代汽车集团进行技术升级，如果没有出口压力，只是面向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那么这种升级绝不会发生。”

马哈蒂尔访问东北亚期间，接待他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向他解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即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本国工业积蓄力量创造空间，相反，他们反复向马哈蒂尔阐述全球化时代下经济政策必须奉行开放原则。

虽然储蓄利率极低，银行从来不会发愁资金不足的问题。极其节俭的朴正熙政府会把自己的资金存在银行里。

随着城市经济腾飞，中央政府在长时期内并没有像东北亚国家那样给农民提供补贴，而是任由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苛重的税费。

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两码事，制定好的法律不一定能得到执行。

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业，居于产业链下游，利润空间和现金流往往不足以支撑其集中精力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企业。

可能会有更多私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吞并，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经常会做出这种预测。

中国的上游企业虽然属于国有企业，但也开始挑战国家权力了。2005年到2006年，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历史新高，中国油企竭力抗拒国家的石油价格管制，故意减少油品供应量，造成全国性的油荒，以此给政府施压。

最近，中国的电企也故意减少发电量，制造全国性的电荒，以抗议国家对电价的管制。

2011年中央政府又对上缴比例做出了调整，最高上缴比例调到了15%。但这些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上缴更高的红利。

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信贷支持比中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多。

周翊民指出，中国的高铁速度之所以比外国供应商的速度还快，是因为刘志军担任部长的铁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数，对安全系数偏低的容忍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的容忍度。周翊民还指出，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是外国的，没有任何可以让列车提速的创新。

民营企业最常见的难处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所谓产业微笑曲线，就是呈现出微笑嘴形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中间朝下，在一个产业的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分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受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新旧政策交叉并存，从而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缺乏连贯性。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在财政关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长期面临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央政府倾向于通过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贷款，而不是通过预算转移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

如果未来的债务与产出之比继续维持在以前那种水平，将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中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因此，中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

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

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内安全机构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这方面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之外存在大量的“黑监狱”，如果你的朋友或亲戚一不小心就消失在这个国家的黑监狱里，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买得起小轿车还是买得起摩托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你吃的食品因为厨房缺乏环境控制或者因为厨师采用了有毒原料而遭到了污染，而且官方却为虎作伥，蓄意掩盖事实，那么即便是新厨房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有可能再次经历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或台湾那样的经济变革吗？很可能不会，原因很简单。如果贫穷国家没有开展有效的土地改革，很难在不引发致命债务危机的前提下保持7%到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反观当今各国的政治议程，都不包括彻底的土地改革。

如果你想接触到真正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你就必须在沃尔玛。商店知道这一点，因此能够努力压榨供应商。

通过沃尔玛销售大部分商品的供应商的平均利润率低于与沃尔玛开展业务较少的供应商。

一公斤可卡因，它在哥伦比亚的售价为 800 美元。零售端一公斤纯可卡因的价格实际上约为 122,000 美元。

可卡因之所以变得如此昂贵，是因为将其秘密运送到世界各地会产生各种费用，从谋杀竞争对手到贿赂官员。

执法机构的努力意味着，一种简单的农产品，其来源成本不超过咖啡，但在到达欧洲或美国时，其价值超过了黄金。

毒品游戏具有冷酷专业的形象，临床杀手、巧妙的走私者和后勤专家联合起来智取警察。有时业务就是这样运作的。但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惊人的无能。

即使在初级业务中也涉及高薪——一个司机每天只需在英国运送可卡因就可以赚取 800 英镑（1300 美元）——这些工作经常由“divvies”和“numties”来完成似乎很奇怪（即白痴），借用不幸的进口商使用的英语俚语。

根据内政部研究人员的说法，直率的无能往往是毒贩垮台的原因，他们指出毒贩及其同伙的“肥皂剧生活方式”往往是导致他们被捕的原因。

一位英国走私者估计，在他从加勒比海运往英国的航班上运送的可卡因“骡子”中，有四分之一会被拦截。每一次被捕或死亡都意味着又一轮乏味的招聘和审查。

“学院”。对于许多犯罪团伙来说，这正是监狱所扮演的角色。

很少有卡特尔有能力监督从生产到零售的药品供应链的每个部分。大多数贩运组织专注于链条的一个部分。

毒品进口商往往会尽最大努力避免暴力。与普通公司一样，他们对事故的反应是进行调查，以确定问题是由于欺诈还是单纯的运气不好。

由于难以雇用新员工以及在进出口游戏中建立新的联系，毒贩实际上可能比合法公司更能容忍错误，“鉴于这些市场中信息流动的障碍，关系可能比在合法市场中更重要。”

500 欧元钞票被称为“本拉登”：每个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但除了罪犯之外没有人见过它们。

雇用新员工，或联系新的供应商或经销商，是一项困难而危险的工作，有可能将企业暴露给可能的线人。

1988 年，洪都拉斯驻巴拿马大使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被捕，行李中携带近 12 公斤可卡因。

销售假冒“草药壮阳药”的垃圾邮件发送者每发送 1250 万封电子邮件，就只能卖出一封邮件：回复率为 0.00001%。每笔交易的平均价值不到 100 美元。它看起来不像是什么生意。但是发送电子邮件是如此便宜和容易——它是使用被劫持的 PC 网络完成的，欺诈者免费使用——垃圾邮件发送者从中赚取了可观的利润。研究人员估计，他们每天发送数亿封电子邮件，每天的收入约为 7,000 美元，即每年超过 250 万美元。

特许经营在 1950 年代真正兴起，当时麦当劳和汉堡王等美国大型连锁店利用特许经营作为快速增长的一种方式。

墨西哥卡特尔的一条严重的不成文规定：永远不要杀死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警察。

一项针对丝绸之路上待售商品的学术研究估计，其所有商品中约有五分之一是针对经销商的，而这些“企业对企业”交易占该网站交易价值的 31% 到 45%。

进入毒品市场——网络经济——并不那么容易。批发大量非法药物需要罕见的高层联系。小批量销售需要第二批更大的潜在买家。如果没有可供买卖的网络，新经销商将走不远。

最有影响力的人是那些位于链条顶端的人。他们认识的人更少——他们可能只和少数副手打交道。

很多人服用毒品——甚至可能是大多数——根本没有接触过专业毒贩。相反，他们从认识的人那里购买（或获得）毒品：朋友、合作伙伴、同事等。

只有 11% 的人在“街道、公园或其他户外区域”购买毒品。

1950 年，财富 500 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从事多个行业。到 1974 年，将近三分之二的人这样做了。多元化狂潮在 1977 年达到顶峰，从那以后，趋势一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公司重新专注于他们真正擅长的一些事情。

她经常会在丹佛第六大道和谢里登大道的交叉口购买毒品，这些毒品被包装在毒贩的嘴里，随时准备吞咽。

中国有时会通过处决走私者来庆祝一年一度的国际禁毒日。

在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黑手党的商业环境将保持乐观。可悲的是，在尼克松宣战半个世纪后，现在正是经营贩毒集团的最佳时机。

放眼世界大多数国家，证券化业务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主流业务。而证券化业务在美国的兴盛也完全根植于政府的支持。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实质上构成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助，那么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或许根本无从起步。

最早提出所谓“柠檬市场”困境的是乔治·阿克尔洛夫，他的这套理论大意是，普通人通常都不愿意购买未经标准化处理的商品，或者是无法验证品质的商品，比如说二手车，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判断商品是否存在缺陷，而且猜疑商家会故意向自己推销“柠檬市场”的商品。

大多数对冲基金基本上都是高度杠杆化的。

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我们不再敬重那些只会埋头苦干的人。因为要想获得别人由衷的尊重，你必须还得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

每一场繁荣都需要有一个故事——一个能让人深信不疑的故事，一个能说明价格的上涨是合理的而不是暂时失常的故事。

股票价格更像是一种“随机游走”方式。在股票市场上，价格可能头一天上涨，第二天下跌，走势图上看不出很明显的相关性。

根据美国统计局2000年的调查结果，城市地区土地面积只占美国国土总面积的2.6%。

经济理论学者必须时刻考虑到那些隐藏得很深，没有明确说法的世界各国政府与它的公民和企业间达成的那些风险管理合同，忽视这些普遍存在的合同关系将会犯下严重的理论性错误。

身处那些美好的年代时，人们都非常乐意进行合作，并乐意向他人提供帮助，但当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开始变调时，他们就会变得自闭、易怒、恐惧和自私。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不断上升的经济不平等情况，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都存在。

事实上，格林斯潘对公开言辞一向十分谨慎，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赞同或否定任何一方的观点。他就像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先知，满口都是模棱两可的哲理，他总是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发表一些评论。人们在试图理解和解释他的言论时也经常忘记，其实就连格林斯潘自己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1975年和1994年的Roper-Starch公司的调查问卷问道：“你认为下列各项中哪些是幸福生活（你梦想中的生活）的一部分？”1975年，38%的人选择了“很多钱”这一项，1994年超过63%的人选择了这一项。

实用主义气氛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现在，人们对成功的商业人士的尊重相当于或更甚于对杰出科学家、艺术家或革命家的尊重。

家庭妇女已经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赞美，女性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

媒体竞争优势的增强依赖于对那些边缘客户的争取和保有，而这些人往往对具有深度的新闻内容缺乏兴趣。

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是一个能够支持资本市场持续繁荣的因素。2003年国际经济学院亚当·波森（Adam Posen）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股票市场中出现了繁荣景象24次，其中只有6次伴随宽松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升温18次，同样只有6次处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

莫迪格里安尼和科恩认为，当名义利率较高时，即便实际利率并不高，股市仍可能走入低谷。

2010年，欧洲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人们普遍担心经济将长期停滞。也就是说，2009年之后的股市回弹是局部的，其并没有在世界各地普遍发生。

当人们都在为自己劳动收入的可持续性而忧虑，同时市场上又没有真正很好的投资机会时，他们可能会倾其所有竞购现有的各种长期资产，以为可能的荒年做出足够的储备。

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关于预期未来工资收入的负面消息，或者关于其不确定性的负面消息会导致股价下跌而非上升，但是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正如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所阐释的，却恰恰相反。

我们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科学解释予以预测和捕获繁荣。

20世纪90年代的牛市以及2000年以后的熊市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它们与投资者对股票信心的变化有相关性。

投资者决定投资时的情绪状态是推动牛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999年4月，即2000年股市登顶的前一年，《巴伦周刊》大赢家调查（Barron’s Big Money Poll）曾向职业理财经理们问道：“股市是否正处于投机性泡沫中？”72%的受访者回答“是”，只有28%的人说“不是”。

蓬齐骗局都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最初的投资者对这些骗局是非常怀疑的，他们只进行了少量的投资。

投资者只有在看到别人已获得大量回报时，才会对这一骗局真正充满信心。

人们很难在看到别人赚得盆满钵满时自己却无动于衷。对于许多人来讲，别人赚了钱实则是说服自己加入蓬齐队伍的最有力证据——这种证据最终战胜了那些最理性的质疑。

《疯狂、惊恐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中，他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欺骗是由需求决定的……在繁荣时期，财富不断得以创造出来，人们也越来越贪婪，骗子也就出现了，他们利用的正是人们对财富的渴望。”

比犯罪行为更普遍的情况是，一些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利用市场的繁荣去构建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商业活动。

事实上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很多公司都通过将那些善于表演、对于媒体驾轻就熟的人包装成管理者以营造概念，蛊惑投资者，以此提高公司股价。

肤浅的观点比深刻的分析更受欢迎，这就是有声媒体的本质。

投机性市场的扩张往往都伴随着一种普遍的观念，即认为未来比过去前景更好或者不确定性更小，而且，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用“新时代”（new era）一词来描述和解释这种情形。

人们没有意识到生产力增长和股市真实收益之间的联系有多么微弱。

赢家股票——如果赢家的地位是由较长的时间段，例如5年来衡量——通常都在同样长的下一个时间段中表现不好；输家股票——如果输家的地位是用同样长的时间段来衡量——则通常会在同样长的下一个时间段中表现良好。

如果让人们回答一些简单的事实性问题， 实际上，当人们确定自己正确时，其正确率实际上只有80%左右。

请他们仔细考虑自己最近刚购买股票的那家公司，我们问：“是什么开始引起你对这家公司的注意？”只有6%的人确切地答出了几份期刊和报纸的名字，绝大部分回答所说到的来源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

如果市场中经常存在对于卖空活动的限制，那么即使有大量聪明钱（精明的投资者）在不断寻找错误定价的资产，“明显”的错误定价也还是会发生。

在股市实际回报率方面，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例外。菲利普·乔瑞（Philippe Jorion）和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对1926—1996年间39个国家的股市市值实际增长率（不包括股息）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股市市值实际年均增长率仅为0.8%（美国的这一数字为4.3%）。

股票是对公司现金流的剩余索取权，只有在兑付了其他所有债权之后，其剩余部分才属于股票持有人。

目前（2014年），大多数人还没有为未来存下足够的钱，养老基金也没有储备足够的资金。

泡沫不是投资者的疯狂，其形容的是投资者如何整体盲信于一个个看似合理的估价理论。

2013年家庭和非营利组织拥有的不动产价值为21.6万亿美元，而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企业股权市值只有20.3万亿美元。

住房价格不断重复这样的模式：先是连续数年上涨，之后连续数年下跌。

After a year spent studying Shakespeare, Chang began to worry about his career prospects. “There were Chinese-American laundry people, there were Chinese-American restaurant people,” he recalled. “The only really serious… middle class profession that a Chinese American could pursue in the early fifties was technical.”

Chang spent his days tinkering with Sylvania’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his evenings studying Shockley’s Electrons and Holes in Semiconductors, the bible of early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s.

The Soviet Union churned out coal and steel in vast quantities but lagged in nearly every typ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e USSR excelled in quantity but not in quality or purity, both of which were crucial to high-volume chipmaking. Moreover, the Western allies prohibited the transfer of m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to Communist countries via an organization called COCOM.

Most of Silicon Valley was happy to work with Korean companies, undercutting Japanese competitors and helping make South Korea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enters of memory chipmaking. The logic was simple, as Jerry Sanders explained: “my enemy’s enemy is my friend.”

Japan’s seeming dominance had been built on an unsustainabl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backed overinvestment. Cheap capital had underwritt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emiconductor fabs, but also encouraged chipmakers to think less about profit and more about outpu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provided 48 percent of the startup capital for TSMC, stipulating only that Chang find a foreign chip firm to provide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The rest of the capital was raised from wealthy Taiwanese who were “asked” by the government to invest.

When one businessman declined to invest after three meetings with Chang, Taiwan’s prime minister called the stingy executive and reminded him,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good to you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You better do something for the government now.” A check for Chang’s chip foundry arrived soon after.

Bardeen told his wife that despite claims of equality he found Chinese society regimented and hierarchical.

Beijing called for more semiconductor research, but government decrees alone couldn’t produce scientific inventions or viable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s insistence that chips wer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aused China’s officials to try to control chipmaking, embroiling the sector in bureaucracy.

The x86 architecture dominated PCs not because it was the best, but because IBM’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 happened to use it.

Samsung had its own line of smartphones and other consumer electronics, so it was competing with many of its customers. Those firms worried that ideas shared with Samsung’s chip foundry might end up in other Samsung products. TSMC and GlobalFoundries had no such conflicts of interest.

“If you don’t behave, we’re going to buy you,” ASML’s CEO Peter Wennink told one supplier.

As Intel approached its fiftieth anniversary in 2018, decay had set in. The company’s market share was shrinking. The bureaucracy was stultifying. Innovation happened elsewhere.

The son of one of China’s earliest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Xi had studied engineering in college before ascending the ranks of Chinese politics thanks to his chameleonlike knack for appearing to be whatever a given audience thought it wanted.

The only certainty was Xi’s talent as a politician. His own views were hidden behind pursed lips and a feigned smile.

China’s leaders have the world’s most effective system of internet control, employing many thousands of censors to police online chatter. China’s firewall made a huge swath of the internet inaccessible to its citizens.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the world into a global village,” Xi declared, sidestepping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websites, like Google and Facebook, were banned in China.

No country has been more successful than China at harnessing the digital world for authoritarian purposes.

Though Xi had jailed his rivals and become China’s most powerful leader since Mao Zedong, his control over China was far from absolute. He could lock up dissidents and censor even the most veiled criticism online. But many facets of Xi’s economic agenda, from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o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remained stillborn, obstructed by Communist Party bureaucrats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preferred the status quo.Officials often dragged their feet when faced with instructions from Beijing that they disliked.

Huahong and Grace, two other Chinese foundries, won little market share, in large part because the state-owned firms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at controlled them meddled incessantly in business decisions.

The joint ventures that did emerge were generally addicted to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rarely produced meaningful new technology.

China’s internet firms make almost all their money inside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where they’re protected by regulation and censorship. Tencent, Alibaba, Pinduoduo, and Meituan would be minnows were it not for their home market dominance. When Chinese tech firms have gone abroad, they’ve often struggled to compete.

In 2003, for example, Huawei acknowledged that 2 percent of the code in one of its routers was copied directly from Cisco, an American competitor.

The case of Wuhan Hongxin (HSMC) shows the risk of shoveling money into semiconductors without asking enough questions. According to a Chinese media report that’s since been removed from the internet, HSMC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scam artists who carried fake business cards that read “TSMC—Vice President” and spread rumors that their relatives were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They duped the Wuhan local government into investing in their company, then used the funds to hire as CEO TSMC’s former head of R&D. With him on board, they acquired a deep-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 from ASML, then used this feat to raise more funds from investors.

Tsinghua Unigroup recently ran out of cash after its global acquisition spree and defaulted on some of its bonds. Even Tsinghua CEO Zhao Weiguo’s top-level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ren’t enough to save the firm.

In an industry with such a multinational supply chain, 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was always a pipe dream, even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mains the world’s biggest semiconductor player.

Perhaps in a decade China can succeed in building its own EUV scanner. If so, the program will cos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but—in a revelation that is bound to be discouraging—when it’s ready it will no longer be cutting edge.

China’s not actually pursuing an all-domestic supply chain. Beijing recognizes this is simply impossible. China would like a non-U.S. supply chain, but because of America’s heft in the chip industry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power of its export regulations, a non-American supply chain is also unrealistic.

传统企业常是短命的，几乎全是合伙生意。其中一合伙人退休或去世，就得重新结伙或解散。

斯密接着指出，“事实上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他对社会的贡献，往往比他真正有意去做的贡献，还来得有效”。

评定百货公司绩效的主要标准同评定批发公司的标准完全一样。除了毛利与销售额之比值以外，库存周转是基本的衡量标准。

规模的经济性和分配的经济性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速度。这种经济性不是来自建造更大的商店，而是来自提高库存周转率。

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来的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而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

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排除程序设计中的错误）的阶段尤其如此。大多数被猎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从事这些沉闷乏味、单调且收人偏低的所谓“驴活“。

“短缺”只是业界炮制出来的一种假象，其目的是要进口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诺姆·马特洛夫教授（Norm Matloff,1998）曾经在他的美国国会所作的证词中指出，雇主在招聘工人们时对技术专门化程度过于挑剔，以至于在美国软件工作的所有应聘申请中，平均只有2％的人成功。在悉尼，大型的IT职业中介机构也向我坦言，在他们受理职位申请时，90％以上的淘汰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IT业界在过去的30年中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发展，即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人来不断试错，而不是通过对开发过程本身的“理性化”来克服不确定性。“即便是最著名的(IT)成功故事……也有赖于大量的无偿劳动力，以克服软件生产过程本身的低效和瓶颈”。换句话说，IT业靠的是毛泽东式的人海战术。不可避免，这种发展策略使得IT产业对于技术工人的短缺格外敏感。

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更多的供给反倒可能产生更大的短缺。因此，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

当今那些通过猎身而在全球流动的IT人才主要不来自这些公立大学或精英机构，他们多数出自于私立学院。

一所与著名的马德拉斯（Madras）大学合作的私立学院在2001年毕业了40名计算机应用硕士，结果只有八人能够在两个月之内找到工作；而八个中的七个在私立学院里找到工作–为生产更多的IT毕业生而贡献力量！

悉尼的大部分劳力行经营者通常是从其他行业（尤其是工程）转行到IT的。他们办公司的最初目的一般是要从事软件开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澳大利亚开拓软件产品市场非常困难，从而被迫转向猎身生意。

在悉尼的很多劳力行经营者脱离他们本身的行业，是因为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里面临着“玻璃天花板”和“玻璃门”的问题。

印度的IT工作人员被窝在了中层技术员岗位上，“无处可去”：“市场营销决定一切。如果你不懂市场营销，你就升不上去。“

来自喀拉拉邦(Kerala)的克里什纳（Khnshna）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十多年，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前途，感到非常苦闷：“什么叫销售和业务？全都是在骗人！这些根本和真才实学无关。毫无意义！”

令很多被访者郁闷的是，他们珍惜万分的硕士或博士学历对他们的老板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好多人，包括我的印度籍被访者自己，也包括他们的澳大利亚同事，都把印度人在向上流动中面临的困难归结为他们对人际交流技巧的缺乏。IT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的平面化和网络化意味着随时的人际交流要比循规蹈矩更重要。

在IT行业中，高尔夫球场、咖啡馆或酒吧，是彼此交换各类敏感信息和达成公司政治中的利害交易的重要场所，经常比办公室还要重要。

大部分印度人的IT公司停留在它们创建时期的规模。

“销售和开发完全是两码事”

一般而言，要成功营销一种软件程序，其费用可能要比开发这一程序高出四倍。

我的被访者的社会圈子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主要和其他搞IT技术的印度人来往，很少人有意识地去接触或者打人商业圈子，以主动搜索潜在客户目标。

谁也不可能在（面试过程中的）一个小时内测量出你的技术到底有多好。你一定要体现出来，你是自信的，态度是积极的。你要有能力把事情说明白。人际沟通的技巧是这些人一来（澳大利亚）我就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两极分化：精英将走遍世界，而穷苦无权者则寸步难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

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

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

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

在“浙江村”近千家雇用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

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

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

原来，凡是一个人有点亲戚老乡关系，就可以凭借这点社会性开始经营；而现在如果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进人。

党支部和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要突出自己的非群众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部分加工户在当时都有过一连三四天不睡觉的经历。

如果同一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长期重合，很容易“难为情”（尴尬）。

“关系这东西，不能有用就去找，没用了就不来往了。“

没有美，无人能生活片刻。

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不是快乐的，而是痛苦的，伴随着叛逆、内疚和惩罚。

图灵问道：“与其试图编写一个模拟成人思维的程序，何不尝试编写一个模拟儿童思维的程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可以像教小孩子一样教它了。

P（S|T）P（T）=P（T|S）P（S）　 这个看似简单的方程就是贝叶斯法则。

获得信息的方式和信息本身一样重要。

无知和傲慢——并且二者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近年来，人工智能最显著的进步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深度学习”的领域，它采用的基本方法类似于卷积神经网络。这些网络不遵循概率规则，它们不以严谨或清晰的方式处理不确定性，也没有对其运行环境的明确表征。相反，这些网络的体系结构可以自行发展。在完成了一个对于新的网络的训练后，程序员就不再管它，也无从知晓它正在执行什么计算，或者它们为何有效。如果网络失灵，程序员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修复它。

劳役禁閉–这还是半禁閉，既能吃到热飯，又没工夫去想心事。要是不放你出去干活，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閉。

“这些个坏蛋，什么都不会于，也不想于。給他們吃飯真是葙蹋粮食。不如給他們吃大粪。”

替傻瓜干活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要不是这样的話，所有的人早就都累死光了，这些大家心里都有数。

連犯人的思想都不是自由的，老是回到同一个問題上，老是想起那些事是否摸到褥子里的口粮？晚上让去医务所嗎？到底关不关中校的禁閉？采札尔是怎么弄到那件厚絨衬衣的？

輕易得来的，花起来不觉得心疼，也不觉得是自己掙来的。老年人得对：没有付足錢的衣服是不經穿的。

誰有能耐，誰就可以揩别人的油。

营房总监从門廊上冲下来，朝他們背上又是推又是揍！可是也得看人。专打那些老实人。

出版业就是一种最纯悴的赢家通吃现象，少数几个畅销书作家每本书可以获益千万美元以上，而一大堆天分相当的作家却什么钱也赚不到。在这种情形下，作家当然争先恐后，把握每一个增加曝光率和销售的机会。

每年4月，当这些学校寄出拒绝人学的通知函时，收到通知的学生愈来愈有理由沮丧。因为虽然他们还不满17岁，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几扇门却已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

人才资本会流向需要它的地方，而且会常驻在善待它的地方。

过去付给众多技术劳工的薪资，现在渐渐流向了设计师、总裁、财务专家等为数少得多的人的口袋。

传统聘雇契约逐渐被独立签约式的工作关系所取代。

真正的问题是，没有空间容得下那些书。一家平装书店的投资、精力、所有的思维，全都卯足了劲投注到那本可望大赚一笔的书上去了。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模特儿是最极端的一种赢家通吃的市场。大多数的年所得跟40年代没有两样，都是零，甚至为负。可是，如果当上了这一行的赢家，报酬却是无比的丰厚。

艺术品市场向来是赢家通吃的市场，而且恐怕永远都是。

研究以一群临床上有忧郁症状的病人为样本，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各种能力与社交技巧的评价精确异常。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组表面上正常，但对于自我的评价却膨胀得厉害的研究对象。

艺术界人士常常兼差当餐馆服务生或开计程车以维生计。

军备竞赛就是一种囚徒的两难困境。

菲力普丝为了她左腕折断的疼痛，每天要服用12颗止痛胶囊和6颗消炎片，“如此接受训练达3年之久，因为她觉得她负担不起让手腕痊愈的时间损失。”

受访的一大群女子大专运动员之中，有百分之三十二正在进行至少一种“不正常的饮食方式”（贪食症、厌食症、服用泻药、利尿剂或减肥药丸几而在大专女子体操选手当中，这个数字更高达百分之六十六。根据某项研究的估计，大专女性运动员有三分之二饱受月经失调之苦（月经不顺或闭经)。

类固醇可使百米短跑选手增加半秒的优势，800米长跑选手3秒，还可让铅球选手多推出1米远的距离。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买了几千本自己的书，使得他的书在畅销榜上多盘旋一阵子。

品质本身并不能保证商场上一定成功。毕竟，全世界的图书馆里，品质虽高却从未畅销的书籍满满皆是。

斯大林意外地死了！他的死，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甚至斯大林同志本人也没有发出这道最高指示。这是一种自由的死亡。

这位苏维埃人民代表，这位部门委员是建立在别人的尸骨和可怕的苦唯之上的。

他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不是报私仇，泄私愤。他写告密信，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他捞取到了资本，捞取到了远比黄金和耕地更为珍贵的资本一党的信任。他知道，在苏维埃社会里，有了党的信任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力量、荣耀和权力。

他相信了这一切！确切地说，他想相信这一切！更准确地说，他不能不相信！

他这个无忧无虑、没有头脑、只会顺从的奴才不仅不显得软弱无力，反倒获得了一种可怕的威力。

用饥饿处死乌克兰的农民，处死顿河和库班地区的农民，连小孩也不放过。为完成下达的征收指令，连储备的种子也一齐收走。

国家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而人却微不足道。

从城里来了一位特派员。他在村苏维埃对我们说：看看你们这些寄生虫！宁愿用双手在雪地里挖橡实，也不肯去劳动。

人们在村子里到处奔走，相互请求援助–穷人向穷人求助，饥民向饥民求援。但共产党员却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们太各啬或者太恶毒，他们实在是怕得很。

杀了人还不算，还要让数百万人悄无声息地死掉，欺骗整个世界！鸡汤！肉馅饼！写得可真不赖！可那时人们连蛆都吃光了。

可是，人们却建起了并不需要的东西–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北极地带的矿井、北极圈内的铁路、深藏在原始森林里的重工业基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的超大型水电站。所有这些对人们并无益处。

之所以需要建造这些强悍的庞然大物，仅仅是为了用繁重的劳动来钳制住数百万群众的手脚。

他从未看清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绝望到想自杀，现在绝望的缘由竟成了我没法杀死自己。

最好是在生命夺走我们的一切之前就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