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第一家针对个人电脑的软件公司，这是我们成功的至关因素。”盖茨说，“我们把握住好时机不完全靠运气，但是没有好运就没有微软的今天。”

一个系统中只要含有丝毫的运气因素，对真实实力的评估就变得非常困难。

交好运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譬如说，你要接受10个未来的公司老板面试，才能得到一份工作。仅仅5场面试可能没有任何回复。最终找到工作的人凭借的不是运气而是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耐心、坚持、韧性都是实力的一部分。

幸运者对未来的期望，足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让他们美梦成真； 幸运者不折不挠的态度和行为，有助于逢凶化吉。

获得成功所付出的种种努力都可以看做一种实力。

当运气起决定作用时，历史就成了最烂的老师。

2005年，病原生物学博士约翰·埃尼迪斯发表了一篇撼动医学研究界根基的文章——《为什么大多数研究结果都不可信？》。

埃尼迪斯发现超过80%观测研究结果不是完全误导就是夸大其词。

自负、注意力定锚、证实及过分看重最近发生的情况。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强调，这些偏见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产生，很难克服。

与销售额增长率相比，每股收益的增长率与股东的总收益之间的相关程度要更高。

为了提高推断能力，我们必须搞清楚实力和运气在一项活动中的权重。

贫穷的社会想变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转型。

在墨西哥，施林并不是靠创新赚得他的财富。政府在1989年9月宣布有意出售墨西哥电信51%的投票股权（所有股票的20.4%），并在1990年11月接受投标。虽然施林所投并非最高标，以他的卡索集团为首的集团却赢得了这次标售。施林没有立即支付价款买下股票，而是设法延迟付款，利用墨西哥电信本身的股利来偿付股票。

施林靠墨西哥经济致富主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关系。

苏联在1930年到1970年间成长迅速，但随后急速崩跌。

在1950年代，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这项激烈的工业化政策导致大规模饥荒。1960年代，他展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任何对党的忠诚遭到怀疑者——进行大规模迫害。

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

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中国仍然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充分广纳仍然相当遥远，这也意味南韩式的转型比较不会在中国发生。

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

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

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

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例如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对西方外交官的演说中，吹嘘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

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

苏联人口普查局在1937年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太认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产党领导人心思的后果。当调查的资料陆续汇集后，很明显它们呈现的人口大约是一亿六千二百万人，远低于斯大林预期的一亿八千万人，而且低于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宣布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

在1589年，威廉•李的“织袜机”已经完成。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

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

日本民族没有中国人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不把外民族统统视为“蛮夷”。面对列强挑战时，不是盲目抵制，而是明智地选择了开放国门，并采取向西方学习的积极态度。

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按照津巴布韦银行的公开陈述：“抽奖仪式主持人费勒•贾瓦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的彩券抽出来送到他的手上时，他看到上面写的居然是穆加贝阁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榨取式制度。

先是内战，然后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及其永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杀人如麻，死者可能多达四千万人。

俄国共产党残暴、压迫而血腥，但却不是唯一，同样的经济后果与人间苦难所在多有，譬如1970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中国及北韩，无一例外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是邪恶的专制独裁及人权侵犯。

有人忧虑暴力过了头，毛泽东反驳道：“希特勒这个人更残忍，愈残忍愈好，你不觉得吗？杀人愈多愈是革命。”

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制造了足够的改变要求，才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赢得政治上的斗争。

运气也是关键，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威权统治通常都会特别注意自由媒体的重要性，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压。

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

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

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趋势，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

制度不太透明，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情况鲜为人知。

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

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

房产是中产阶层和小康阶层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巨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从“食利者社会”走向了“经理人社会”，也就是说，从一个由食利者（拥有足够的资本，从而可以靠他们的财富产生的年收入为生的群体）占最高1%的社会，转向一个最高收入层级（包括前1%）主要由那些靠劳动收入为生的高薪个体构成的社会。

中国政治领导人远比其美国同行富有。

一个看上去更和平的再分配和管理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方法是移民。

这些人将其绝大多数非睡眠时间都耗费在权力负载情境（power-laden situations）之中；在此情境中，任何一个错误的姿势或口误都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

公开剧本并非是故事的全部。

在亲密的晚饭餐桌上，或在打猎途中，两三人之间的对话便决定了整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事情。政党讨论会、政府工作会议和集会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去露露面，去发表一下声明。

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公共生活中，正式仪式和后台政治文化之间的裂痕经常会很大。

最差的遭遇并非是个人的痛苦，而是对子女和配偶的虐待。

通过说服底层阶级，使其认为他的社会地位、生活机会和艰苦磨难都是不可改变和不可避免的，这种有限性的霸权就可以在无须改变人们价值的情况下，造成他们同意支配的行为后果。

我的孩子们，做事千万不要直来直去，你们太弱小了；相信我的话，要拐弯抹角地去做……要学会装死，装得像一只熟睡的狗。 ——巴尔扎克，《农民》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仪容承载着更多重要意义。——帕斯卡尔，《思想录》

I try to comfort you

but words are not th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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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earch for it all of our lives,

even after we find it.

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生就是一场零和博弈，输赢高下都在政坛见分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是这条路上无奈的过河卒子，只能一路向前。

一个人要拼搏奋斗，动力绝不来自于敬重，而是恐惧。

民众都是庸俗的。永远按照民众的口味来行事。赞颂普通的人，让他觉得自己是贵族，是王子。

政治意味着牺牲，当然是牺牲别人。

一个政客再怎么邪恶也不为过，一个记者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两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歇斯底里的夸张。

实现野心的道路，必是很多牺牲者的尸体铺成。

他们夸他能在西伯利亚推销冰雪，为了得到他一个吻，老太太们不惜拖着腿脚千辛万苦地过街。这一切只需要激情，和一点点自信。

领导力的关键标志是夸大自己的力量，政治的核心内容是遮掩自己的错误。

机会的双翼是用死亡的羽毛聚成的。当然，是别人的死亡。

根本问题在于现代金融体系使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创造过量债务，尤其是未用于为新资本投资提供资金，而是用于购买现存资产，其中主要是房地产。

完美的计划者虽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这样的计划者实际上并不存在。鉴于此，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通常高于政府。

在现代经济学中，金融不稳定的核心在于银行创造新信贷、货币和购买力的无限能力与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短缺之间的相互作用。

复苏缓慢和脆弱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体系尚未修复，而是危机前几十年间积累的沉重债务负担。

尤其是中国，每年的信贷增长快于GDP，所以杠杆率上升，并且信贷增长似乎是驱动经济前行的必要条件。

一旦经济中的债务过度，完全清除债务几乎不可能。2007—2008年以来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转移债务，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如中国。包含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在内的全球债务占GDP比例仍在上升。

1989—2007年间，美国股票市值占GDP比例由58%上升到142%。

支持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由，并非它本身的完美，而是它总体上优于计划主导的经济。支持活跃的金融市场的正当理由，并非它总是有效率的和理性的，而是有活跃的金融市场比没有活跃的金融市场要好。

一个积累了大规模存量债务的经济体则高度依赖新增信贷供给。新增信贷一旦终止，负债依存度高的公司将停止投资，更有甚者出现倒闭。相较于股权密集型经济体，债务密集型经济体，尤其是过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的经济体，在面临投资者信心突然崩溃或银行信贷能力突然萎缩时，显得更加脆弱。

标准教科书中描述的金融部门职能通常是在家庭部门储蓄与企业部门生产性投资之间提供中介服务。然而，这类传统业务在当今银行业务中的份额微不足道。 ——奥斯卡·霍尔达、莫里茨·舒拉里克和艾伦·泰勒, 《大抵押》

在现代银行体系中，多数信贷并未用于支持新的资本投资，而是为购买现存资产提供资金，特别是为购买现存房地产提供资金。

房地产在发达经济体的财富总量中占据一多半。

信贷体系已由“对冲型”（hedge，即信贷支持的资产投资能产生足够的收入用以偿还债务）转化为“投机型”（speculative，即新增信贷供给成为偿还存量债务的必要手段）。

实际利率过低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实践证明转型是极其艰难的。

温家宝总理于2007年已经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2007年，雷曼兄弟的董事长迪克·福尔德拥有近1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股票，雷曼倒闭后损失殆尽。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经济体中，贫富差距都在迅速扩大。

在一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的世界中，自由市场中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并不是由绝对技能水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细微的技能差异或者完全是因为运气。

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必须限制私人信贷增长。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着“致命的自负”，不仅使计划经济不可取，而且也不可能成功。

还有一些“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可能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不能驱动未来经济增长。

大多数资源错配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民营企业没有那么大程度的资源错配。

首先，中国不仅面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下降，而且从西部农业部门向东部制造业部门的内部人口迁徙也正在结束。

利率被设定在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水平。199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10%，而同期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均存款利率为-3.35%（年均名义存款利率为1.4%，年均通胀率为4.75%）。

低利率实际上是对家庭的征税。由于家庭储蓄由银行汇集，再流向国有企业，这种“对家庭的税收”实际上变成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银行是其中的通道。

由于外国公司不再涌入中国，再加上当前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收购技术的严格审查，过去盛行的技术转让将不复存在。

中国引入提高生产率的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国内能够推动的重大创新。由于不再能得益于外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再加上中国企业收购外国技术型公司的政治敏感性，技术的有机改进将更加困难。

新兴经济体之所以无法转型为发达经济体，不是因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为行政管理陷阱。

升职加薪的关键就在于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因素了。

收入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企业的差异性越来越高所导致的。

之所以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越来越不平等。

虽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但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没怎么变过。平均来看，收入排在前1%的员工的收入是其余同事的20倍，这个比例与198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

1980—2019年，美国的平均加价指数一直在急剧攀升，其数值从1.21一路涨到了1.54。这意味着1980年时，商品的售价只比成本高21%，而现在，商品的售价足足比成本高出了54%。

最容易令消费者上钩的诱饵就是信息。Instagram、脸书、TikTok、YouTube会不间断地向我们推送大量信息，并想办法让我们在它们的App上花费更多时间，从而提高它们的广告收入。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决定他运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

几十年中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现象——服务外包。

在意大利，哪怕是急诊科的医生要获得晋升也是以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为根据，而非技术能力。年轻人所受到的告诫不是要努力学习，而是去给有权势的人“拎包”，以获得某些好处。母亲们把各自的女儿推向有钱有势的人的怀抱，视其为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人才选拔程序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在从事相当卑微的工作，而极其平庸的人却占据着强势职位。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最好的赚钱途径事实上并不是来自杰出的创意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而是扶植政府同盟军。

企业获得垄断权的时候。由于此类企业的市场地位没有风险，招募最优秀的人才对它而言并没有太多好处。于是，招募忠诚的人也会比招募能干的人更有利。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被政治组织所控制。而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中，则是企业操控政治舞台。这二者的差异不大，都缺乏竞争和自由。

ADM谷物加工部门负责人特里·威尔逊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告诉外国制造商，“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希望自己跟你们的关系比跟任何客户还要亲，因为你们能够让我们赚钱”。

ADM公司总裁詹姆斯·兰德尔对这群人的谈话，“我们这家公司有个盛行的说法：竞争对手是我们的朋友，顾客反而是敌人”。

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有17%是涉事企业的某位员工揭发，这些人通常要付出极高的个人代价。有13%的案例是非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发现，如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ion Commission）和联邦航空委员会（Federal Aviation Commission）等，它们是偶然督查到欺诈事件。另外有13%是由媒体发现。发现欺诈案例的其他人分别包括：分析师（14%）、做空方（15%）、竞争对手（5%）、律师事务所（3%）、涉事企业的股东（3%）、外部审计机构（10%）和证监会（7%）。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0个县，有7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郊外。

公司董事会的选举类似于苏联的议会选举，候选人的人数同议会席位相等，投票者没有真正的选择，至多是放弃投票而已。

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落后是因为缺乏共同的信任。 ——肯尼斯·阿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所有专制政权——包括今天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在内——无不牢牢地控制和操纵数据，以防止民众看到他们自身的短处。有时，这样的体制在操控游戏中玩得过分投入，以至于独裁者自己也被愚弄。

2010年中位家庭收入是49445美元；2000年则为53164美元。

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很快获得了王室授予的垄断权，负责同好望角以东到麦哲伦海峡以西的所有国家以及加勒比群岛地区附近的贸易。垄断权最初的有效期是15年。

最初暂定为15年的垄断权最终持续了233年之久，这足以深刻地提醒人们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会有多么危险。

在古罗马，自杀在公民中可以被接受，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对奴隶和士兵来说则是非法的，因为这些人被视为奴隶主和国家的财产，所以自杀被视为盗窃。

大多数国家认为其邻国的法律制度是不合理的。

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保证财富的稳定和转移，而非结婚以后获得幸福。

如果某项服务是免费的，那么你和你的个人数据就是产品。

据演员查理·辛说，唐纳德·特朗普曾将自己在一次活动晚宴上戴的铂金和钻石袖扣送给他，作为他的结婚礼物。仅过去了几个月，辛就发现这些都是廉价的仿制品。

在你成功之前，你也许可以伪装，装着装着就成真了。

少数种族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比例更高，因为他们生活在最贫困的社区。

乐观的人将好运归因于人格特质、能力等永久性的因素。悲观的人把好运看成与暂时性因素相关，例如情绪、努力等。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悲观的人怪罪自己，乐观的人怪罪旁人或环境。当好事情发生时，悲观的人归功于旁人或环境，而乐观的人归功于自己。

假如路上有个醉汉对你说你很讨厌，你会不会信他说的话？”“当然不会。”“但你对自己说同样没道理的话时，你就相信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乐观是成功推销保险的秘诀。

绝望是预测自杀的最准确的指标。自杀的人都认为目前这种悲惨的情形会延续到永远，死是唯一的解脱。

希望可以维持生命，无助则会摧毁生命。

有部分控制权的老人比较有幸福感、比较活泼。这组老人逝世的人数也比较少。

泰格（Lionel Tiger）在他那本《乐观：希望的生物学》（Optimism:The Biology of Hope）中提出，人类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人类对真实世界有着乐观的幻觉。

整体来说，不抑郁的人扭曲外界的事实来迎合自己，而抑郁的人看世界更准确一些。

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单枪匹马的。如果我们要理解权力如何运行，我们必须停止认为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

在考虑需要收买谁时，法国大众并不在路易十四的算计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对他构成立即的威胁。

在位者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提供给支持者的好处必须比任何对手能给的多。

政客们在争夺权力时许下的承诺和他们上台后实际做的大相径庭。一旦上台，新领导人可能抛弃助他上台的人，让他认为更忠诚的人取而代之。

无论你谈论的是萨达姆·侯赛因还是乔治·华盛顿。归根结底，老话仍然是真的—所有政客都一个样。

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在权力的竞夺中，任何等待者都将失败。

1917年2月，克伦斯基的革命者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冬宫，是因为军队没有阻止他们。而军队之所以没有阻止他们是因为沙皇拨给军队的钱不够。沙皇之所以没有足够的钱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愚蠢地砍掉了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伏特加税。

穆加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明白只要确保能付钱给军队，人民水深火热并不重要。

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

政治的本质教训：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

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

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正如穆加贝的一名打手、第五旅军官所说的：“一开始你会吃掉鸡，接着吃掉羊、牛、驴，然后你会吃掉自己的孩子，最后你会吃掉对你有意见的人。”

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

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

从墨西哥举行竞争性选举（以及民主化）开始，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

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

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

举重债是小联盟政权的一个特征。

只有在他们无路可走、舍此之外无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运之时，他们才会实施自由化，向一个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演变。

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那些人口较少、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比如以色列、芬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无一不拥有多所大学进入世界200强。

黑帮家族的首脑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来帮助帮众谋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声望。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背后有强力靠山，歹徒们将很难收取到保护费。

尽管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这样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独裁者们却视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腐败使人有权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

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招待和贿赂，包括现金、奢侈的娱乐项目和旅行开支、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亲戚提供奖学金和工作、房地产交易，甚至整形手术。

几千年前，裘里斯·凯撒的错误是不顾支持者的利益而去帮助人民，这同样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

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

并不是说独裁者必然比民主领导人更不关心他们的人民，而是说促进人民的利益会威胁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握。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比较优势。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相对擅长的领域具有专长，然后与别人交换产品和服务。

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近代以来不少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都缘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不愿在关键时刻镇压人民。近年来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乌克兰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都展现了同一现象。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

讲求实际的巴雷坦言：“我不信仰伊斯兰教，不信仰社会主义，不信仰部落主义，不信仰民族主义，也不信仰泛非主义。我信奉的意识形态是政治生存的意识形态。”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和人权通常都是幌子。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掠夺人民的财产是多么的容易，而在香港要这样做却是多么的难。

邓小平和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偶像。他们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推翻“真正独立党”政府或是中国的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内在解释更容易导致个体丧失自尊，而外在解释则更可能使个体的自尊毫发无损。

抑郁的人们会表现出诸如被动性，犹豫不决以及自杀行为等行为和动机方面的症状。除了最为日常的任务以外，他们往往无法着手做任何事情。

抑郁的解释风格总是先于抑郁的症状出现。

现代生活似乎极大地增加了抑郁的可能性，而且这可能是由我们极端推崇个人价值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当前的文化氛围强调的是个体，控制以及享乐主义，这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更多的抑郁。实际上，我们对于个人控制并不仅仅是重视而已，我们还认同并赞美它。

现代性使我们调高了我们的目标和期望，结果我们认为，无论现实状况如何，我们都能实现这些目标与期望（“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它增加了人们无助体验的绝对数量。

我们拥有的机会与选择越多，我们失败的几率就越大。

在重度抑郁的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寻求治疗。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对于技术工具成瘾了，因为其他可能带来满足感的事物在回应性上无法望其项背。我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期望–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网球冠军、电影明星或者首席执行官。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

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没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国家里，穷人知道摆脱贫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别说跻身社会上层了。

沃尔玛帝国的6位继承人控制着697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社会整个底层30%群体的财富。这些数字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吃惊，仅仅是因为底层群体的财富如此之少。

迄今为止的大多数个人破产都涉及家庭成员生病。

当就业前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都很惨淡时，年轻人就决定继续留在校园里读书。

尽管市场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平等，但塑造那些市场力量的是政府政策。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

把钱从穷人手里转移到富人手里的过程耗费了大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负和博弈。

高收入者当中几乎没有谁是技术改造的发明家或是改变我们对于自然规律认识的科学家。

在某些新增长行业中，垄断势力更容易形成。这些行业的显著特点是存在我们所称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

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种效率和生产率都较低的经济。

正如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格言所说：“他们假装给我们开工资，我们也就假装工作。”

没有人能只靠自己成功。发展中国家有许许多多聪明、能吃苦、精力充沛的人仍然过着穷日子——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运行不良的经济体中。

对于人口中那些权利最少的人群，他们的投票热情本来就低并且极其不信任官方体系。结果就造成了4个有资格的选民中就有1个——总计有5100万甚至更多的美国人没被登记。

认知塑造现实。

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系统性误解，也就是人们的判断有着一致的偏见。

太多“循规蹈矩、刻苦学习、勤劳工作”的人只能勉强过活，甚至都没法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