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这一“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政策领域，中国政府考量的并非短期经济效果，而是长期的和非经济的政策目标。追本溯源，其逻辑起点是如何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相对于具体的、直接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中国领导人更多的是从中国政治和战略格局去理解政策得失。

在货币国际化的讨论中，地缘政治几乎无人提及。地缘政治如同八百磅重的大猩猩那样显而易见，但所有人却都选择了视而不见。——本杰明·科恩

要想让全球储备管理机构信任人民币，那么中国就必须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创建一个在市场深度、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方面都吸引人的国债市场。而要创建这样的市场，中国必须开放其金融市场并放开资本管制。

IISS指出，“辽宁号”上的战斗编队只适应低强度的战斗。

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投资多于消费，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百般支持。这就要求中央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干预外汇市场来有意压低本国的汇率。

在对204次经济制裁进行调查后，大概只有34%的制裁取得了预想的成效。

巨量美元从外部涌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照单全收，而用以支付的则是增发的人民币，其后果是国内基础货币的持续扩张。

在过去的五年中，约2/3的全球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例还不到1/4。

现有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未准备好承担起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附带的责任；现在中国领导人还是专注于国内事务，因他们深知，整套体系的兴亡系于国内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索罗斯的理论是，市场自强化过程中形成反馈环：认识会改变现实，现实又反过来改变认识。

在开放的市场里，高估值的东西早晚会跌下来，低估值的东西终究会涨上去。这是价值投资的精髓。这一规律不会失效，但在A股市场上，效应却可能会严重滞后。

巴菲特总倾向于不卖，甚至错过了一些好的卖出时机，是因为在美国股票卖出后要交一笔高昂的所得税，而我国是个人卖出股票所得税全免。

“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就是巴菲特“第一不输，第二记住第一”的另一种表述。

巴菲特在1996年的伯克希尔年会上曾说：“我们认为目前基金界流行的多元化组合投资是无知的借口。”

根据巴菲特的传记，他在1986年买下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以后，整整三年没买过任何一只股票（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

很多新科技对人类来说是福音，对投资者来说却未必。

正如投资者如果能早期买入微软、戴尔、亚马逊等美国网络股，回报当然很不错，但这比中六合彩都难。

控制风险的最佳办法，就是研究透彻，确定自己深刻了解和明白投资对象的价值。

投资的最精华部分，就是等待，等待下一次与机会再见。

那些事后来分析比较哪个板块跑得快的判官，均属于事后诸葛亮。

巴鲁克曾说：“谁要是说自己总能够抄底逃顶，那准是在撒谎。”到了巴菲特那里，这句话就变成了“市场十分高时和十分低时，我是知道的，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也不知道市场会如何演变”。

股评家是靠贩卖经常相反的预测来赚钱的。

有人曾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你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泰勒斯回答说：“认识你自己。”

一个牛市的结束，通常最终都以蓝筹股的显著上涨为标志。

不快活，只因“拿自己的人生和他人做比较”。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并不大，更不用说在国家层面了。

任何改革都不是“免费的午餐”，都含有试错成本。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就是因为当时的试错成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

中国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自9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主体之一。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

就其本质来说，当代中央地方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脱节的结果。

很多官员的腐败是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人性所致。

就政商关系而言，没有建立起政府和企业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一直处于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层面。

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三大既得利益者。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

邓小平时代之后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为GDP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造成的冲击。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不能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

从净利润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

对我来说，在像一把门钥匙、墙上的一枚钉子、一根猫咪的胡须这样的可笑东西中，存在着，或者说曾经存在着，丰富的含义。

至于情感，如果我说我一直希望被爱，但永远不要去爱，那我说的一定是实话。

一切不在诗中，而在于看见。

所谓诗，就是具有人为韵律的一种散文。

为什么人必须有人为韵律？答案是：因为强烈的情感并不适合文字。它要么转化为呐喊，要么上升为歌。

这就是诗：即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歌唱。

我们通常用已知的观念来粉饰未知的概念。

如果我们对生活保持清醒意识，那么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糊涂地活着，像动物一样活得毫无意义和目的。

人类灵魂是一个充斥着稀奇古怪事物的疯人院。

生活中的唯一现实是感觉。

万物皆虚无，并不存在现实，唯有感觉。

我们都被历史上最严重、最致命的枯竭毁灭了——即我们深刻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属徒劳，所有的计划都是无用功。

我感觉我生活的尽头就在不远处，因为我希望它在不远处。

有些事情是我无法定义的，除了实实在在对生活的厌恶。

现在，除了死亡，没什么可以吸引我。

我受到自身悲伤的折磨，这和世界上的绿树有什么关系，又和这些年轻男女自然而然的欢乐有什么关系？

我承认自己被生活征服，但绝不会在它面前低声下气。

我感觉我彻底运用了我的理性，这就是我即将自杀的原因。

我是不曾存在的小镇的荒郊……我是不曾写下的小说里的人物。

白天行走，夜里也行走。什么时候倒下来，他就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垂死的生命在他身上闪现了，微微燃烧了，他就爬行。

是他身体里的生命不愿意死去，是生命在驱赶他行走。

他再也爬不完这四英里路程了。他知道这点，而且知道这点后还很平静。

他知道他连一英里也爬不了了。然而，他还是想活下去。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就这样死去，实在是没有道理。

那些脸　　　　疲倦得没了希望，　　　　空虚得没了梦想。

她为自己的命运哭泣，绞尽脑汁要冲破束缚，她打算自杀，那时她冒出个想法，要死不妨在芝加哥街头为件浪漫的事儿苦斗而死。

我将孤独地死去，没人听我最后的话。

我成了件玩物，一头正扭打的猛犬牙齿间的老鼠脖子。

人们的生命一天天消耗，消耗的生命矗立成一排排摩天大楼

翅膀折断了，眼里含着痛苦死在我的窗台上。

大贼吊死小贼。　　　　让贼去捉贼。

当冬天狂风呼啸，白雪在篱笆在暴风的门上飞舞，　　没人会采摘一朵红玫瑰。

尽管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大家还想当然地认为用药剂量精准，毫无后顾之忧。此外，大多数产业均依赖于政府的援助，市政府与州政府接下来将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援助请求。给这些实体部门断奶是一项政治挑战。想打发它们可没那么容易。——沃伦·巴菲特

为了履行其职责，央行行长们必须隐瞒真相。卢森堡首相、曾任欧盟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告诉我们：“当形势严峻时，你必须撒谎”。

伯南克深知，这个世界集聚了太多难以偿还的债务。

债务只能通过如下方式得以消除：①违约（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用“违约”一词就可以找到无数种违约方式！）；②通过经济增长来偿还债务；③通过通货膨胀或是货币贬值来逐步消除债务负担。

当投资者确信央行行长会为他们背书时，他们就有理由将一切价格推高，为较低的收益率承担较高的风险。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债务可以由通货膨胀慢慢消化；股票市场会上涨；房价也将上升；每个人都会感到更富有，并花掉新增财富；银行会赚到大笔利润，债务问题得以解决；政府债务会随着税收与财政赤字的蒸发而大幅下降。在一切有所好转之后，中央银行可以重回传统货币政策的美好时光。没人能保证这一切会实现，但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

所谓金融大危机，指的是一个由天量债务累积至临界点并最后崩盘的故事。

中央银行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就是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停止花钱并降低债务水平。这会导致经济衰退与萧条。

说来说去，量化宽松只不过是印钱的一种花哨说法罢了。

在我们写作本书时，美国政府每月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大约为15万个，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在创造一个就业岗位上耗费的成本为50万美元。

货币战争——这是一种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的政策。

美联储对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缺乏回应这一事实，揭穿了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这一虚幻的神话。亚瑟·伯恩斯于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他屈服于政治压力而压制利率。伯恩斯公开承认，他本来想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但希望同民间权威合作。而政府与企业要求低利率。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学家根本就无法预测衰退。但我们先不谈预测。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家对于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也错得离谱。

经济衰退始于1990年8月，但在衰退开始前的1个月，艾伦·格林斯潘这样说道：“最近，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我会建议经济将步入衰退。”一个月之后——经济衰退实际开始的这个月——格林斯潘继续讨论同一话题：“……我觉得，那些认为我们已经陷入衰退的人是大错特错了。”1990年10月，格林斯潘的表现与两个月前一样的愚蠢，他坚持声称，“……经济并未陷入衰退”。只有在经济衰退已经接近结束时，格林斯潘才开始接受这一事实，承认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

在2001年3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95%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衰退已经在3月爆发了，经济收缩的信号十分明显。工业生产已经下滑了5个月。

在过去的70多年里，建筑许可证数量的变化领先于每一个经济周期。

正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所言：“中央银行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不是因为它们喜欢市场，而是因为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只能通过市场来实现。”

在商业媒体、报纸杂志及众多“专家”的评论中，你经常会看到股票价格上涨是基于基本面这类说法。如果把这些言论改一下日期，你会发现它们与1999年和2006~2007年之间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泡沫反复出现。而相同的基本成分每次都会出现：最一开始是令人信服的经济基本面，然后，在羊群效应的渲染下，投资者发展出一套自我实现的乐观情绪，致使价格出现难以维系的加速上扬。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谈论金融周期时曾这样说过：“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总是惊讶。”

聪明人会向泡沫学习，但他们并未学会避开泡沫，他们会再度参与泡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足够聪明，知道何时离场。这一原理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梅森大学的维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教授设计的交易实验中多次得到证明。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受试人非常乐观，认为他们能够察觉到转折点。他们的报告显示，他们总是吃惊于转折发生的迅速程度，而且很难做到及时收手（如以有利的价格离场）。

索尔内特发现，除极少数情况外，对数周期幂率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投机性泡沫。典型的泡沫一般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呈抛物线发展趋势，并在上升时频繁修正。最终，你会发现，崩盘前的价格尖峰按照1天、1小时甚至10分钟的时间间隔出现。

在网络股泡沫期间，艾伦·格林斯潘先是抱怨“非理性繁荣”，然后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认为股市飙升可以由生产效率的奇迹来解释。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投资不是智商160打败智商130的游戏……只要你的智力正常，那你只需管好自己的性格，控制住让别人陷入麻烦的冲动。”

截至2000年4月，昆腾基金下跌了22%，索罗斯将此前的盈利悉数吐出。

在《影响力》一书中，西奥迪尼指出，人们一旦对某些事情下注，他们就会变得无比自信。“由一对加拿大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揭示了人们在赌马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有趣的规律：在下注之后，他们对选择的马的信心远比下注前要高得多。”

正如查尔斯·埃里斯（Charles Ellis）所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具备在市场低迷时入市，在市场高涨时离场的能力。”

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

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大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江泽民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

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江泽民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守住底线，比追求高尚重要得多。

孔子说，执政的人，如果对下面很宽和，下面的人就怠慢。这叫“政宽则民慢”。这个时候，你就要凶一点，要“纠之以猛”。但是如果你太凶了呢，老百姓、下级，就会受到伤害。

廉洁之人，多半爱惜羽毛、看重名誉。

君主自己，则阴一手，阳一手。法制写在脸上，权术藏在心里。一只袖子里藏大棒，另一只袖子里藏胡萝卜。

不要执著于“我”。我，本来是没有的。因为因缘合和，时空点凑一块了，才出来一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