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形式才是最大的问题。

礼节就像是一个气垫，虽然里面空空如也，但它却能很好地减缓颠簸。

中国有句处世的至理名言，叫“事前说明白，事后无争议”。

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百姓顺从听命。

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从来没人过问。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人们发现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人看管，竟然把围墙的砖一块块拆走了。

他们似乎不准备去迎接“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在等待他们。

随便找十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问他们什么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让父母生气。”

中国人普遍认为，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似乎也预示着在道德上有缺陷。因此，他们对跛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等残疾人，都要避而远之。

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

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和睦相处。她们之中，年长的欺凌年轻的，年轻的嫉恨年长的。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丈夫感觉到，她在这个大家庭中是最吃亏的。

一个中国老太婆向你乞讨，如果拒绝向她施舍，那么她就会躺在你的马车跟前要挟你。一旦你的马车轧到她了，她就以此为借口勒令你永远供养她。

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邻居。

外国人印的中国书籍，送都送不出去，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蔑视书中的内容，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者会借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方式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

中国人的礼貌只是流于表面和虚伪，另一个证明是，他们总是口头上应允帮助别人，实际上并不去做。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体力，也指智力，而且主要是指意志力。

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正如张铭远在《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不少夫妻关系，“恰如一个骄横的儿子和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关系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

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只是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才是内容。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聪明的姬妾，也都会在最得宠的时候，趁机向丈夫捞些好处，比如要一幢房子啦，多攒些私房钱啦，或者为自己的儿子讨个封号，要块地盘，谋个职事，留点遗产什么的，以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儿子和退路的，便在得宠时大肆挥霍，尽情享受，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妓女与鸨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妓女向嫖客频频示爱，引得嫖客心猿意马，不能自已，急欲成事时，又一再声明“妈妈那里不好交待”，示意嫖客再加钱“买通”。

妓女们表演的爱情节目，往往和她们表演的歌舞节目一样精彩，你实在无法鉴定哪是做戏，哪是当真。

妓女的戒心也许更重。有权有势有钱有才的男人，何愁娶不到名门闺秀、高族佳人？怎么肯要自己这种贱货？仅此一条，就足以打消一切“非分之想”，还不如安守本分、趁热打铁，在他再三示爱时捞他一把，才是正经。

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种永无休止的处理、重新安排以及更新版本，就是生活的定义。事实上，我们是在等待生命开始。

合理的希望是存在的。而绝望，和它的反面——盲信一样，都是相信恒常的结果。

如果你认真地想要根除痛苦，你必须培养觉知，留心你的情绪，并且学习如何避免被鼓动起来。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习惯，都十分顽强。

自我厌恶痛苦，却喜爱引起痛苦的原因。

当我们看着一个小池塘，我们人类认为它只是个池塘，但对池里的鱼儿来说，这是它们的宇宙。

从此，没有什么等待我，只有更漫长和更糟糕的。

苦难如同一座山，在我们身上崩塌。

我读过文学与人类学，知道人科动物要是没有归属感，不能真正融入群体，就会迷失自我。

在上东区，孩子的朋友和玩伴可以决定你的阶层，你的阶层会更上一层楼，也或者你会被拖累。你帮孩子找到什么样的玩伴，你就是什么社会阶层。如果你地位低下，你天真可爱的孩子也会地位低下。

在一月、二月、三月受孕的母亲，通过了母猩猩菲洛的竞赛，她们的孩子可以进人人想进的学校。其他在六月、七月、八月生孩子的母亲，在曼哈顿私立学校的体系下，她们的孩子则一辈子都背负着污点。

我发现那种你说哈喽时，最不肯打招呼、离谱到直接转身走人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名媛。

铂金包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人上人的地位，特别是对女人来说，铂金包意味着最终极的身份地位。

在曼哈顿这个城市，钱、关系和权势就是一切。

女人在追求昂贵的珍稀物品时，也是在重申自己的珍贵性，好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再次感受到她们的身价。

上东区男性扮演着其他地区的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十分挑剔，不轻易选择伴侣，默默看着异性为自己大打出手。

大部分的雌性哺乳动物——不管是老鼠、黑猩猩或人类——在有必要的时候，她们和雄性一样会彼此竞争，勾引大家都想要的雄性，抢夺繁殖机会。

人类女性采取的方法，则是如果有人不听话，那就破坏对方的名声（让其他人不敢靠近她），讲对方的八卦，还有不让对方参加社交活动。

对一般哺乳动物来说，压力是大草原上的三分钟恐惧，三分钟后压力就消失了，也或者你已经被吃掉。

原本可以救命的短暂压力，变成慢性压力与挥之不去的焦虑。

我不希望孩子以为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精彩片段，不希望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再也无法享受粗茶淡饭。

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在我研究的上流社会部落，悲剧会给人双重打击，因为伴随着悲剧而来的是，你会发现尽管自己已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人生如果要发生什么事，你依旧躲不过。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

刘伶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

死亡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掺杂着太多环境因素，诸如经济条件和家属意愿等，是各种因素博弈与平衡后的结果。

孩子仍一遍一遍地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早点走？”“可不可以让我舒服一点？”“让我睡着好不好，睡着了我就不难受了……”

到了肿瘤晚期，身体的不适和对治疗的失望，造成病人的性格完全扭曲，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老北京有句话叫‘病拿的’。

自从转到我们科，他几乎都没清醒过，偶尔清醒一下，就是自己拔自己的管儿，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艾滋病人一旦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自己觉得这个事也不光彩，马上就不想活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还有就是有很多病人会对社会进行报复。

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开心，那些快乐都是装出来的，我不想妈妈担心我。

她哽咽着说：“我就是想多笑会儿，别让老公和孩子一看见我就难受，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都快快乐乐的”。

我的痛苦在下午汩汩流血。

生命不神圣，不美好，也不高尚。

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

一个事件是在特定时刻和在空间中特定的一点发生的某件事。这样，人们可以用四个数或坐标来指定它。坐标系的选择是任意的；人们可以使用任何三个定义好的空间坐标和任何时间测度在相对论中，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犹如在任何两个空间坐标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一样。

为了结婚，我需要一份工作；为了得到工作，我需要一个博士学位。

不确定性原理使拉普拉斯的科学理论，即一个完全确定性的宇宙模型的梦想寿终正寝：如果人们甚至不能准确地测量宇宙现在的状态，那么就肯定不能准确地预言将来的事件！

仅仅在我们的星系中，大约总共有1000亿颗可见恒星。

对于像人这么复杂的机体，其制约和决定方式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说人们具有意志，乃在于我们不能预言他或她的未来行动。

在18世纪，哲学家把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做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端的问题。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来说，科学变得过于专业性和数学化了。

哲学家把他们的质疑范围缩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余下的任务仅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啊！

当一本题为《100个反爱因斯坦的作家》的书出版时，他反驳道：“如果真是我错了的话，有一个人反对我就足够了！”

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古代的鬼魂在痛苦之中，他们每一个都祈求第二次的死。

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

我们堕落了；所受的苦仅是这样，我们没有希望地生活在欲望之中。

从没有希望来安慰他们，没有休息的希望，就连减轻痛苦的希望都没有。

我没有死去，也没有活着。

那阴魂就此沉默了，望着我的眼睛，眼睛是最能透露灵魂的地方。

我不再有能力死去……

抵抗就是希望。

我恳求你，让我彻底死去。

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但在这件事背后却总是牵连着其他人和事，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

我们私底下常说，婊子、票子、房子，我们总有一子能说服你！

历史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好，抢夺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

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属于社会稀缺资源。

孙连城开悟了，一颗心也放平了。从此得过且过，再无烦恼。“好好好”“是是是”，就是不办事，谁奈我何？还私下放言，不想升了，就无所谓了。

他也曾想到离婚，但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

说起来是廉洁，其实是极端自私，是爱惜羽毛。

沙瑞金慢条斯理地接过话头：易学习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实际情况呢？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

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实行有效的同级监督其实难度很大。这些年发生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很少有同级纪委主动报告的。

新建，有些事得悟透。油气集团是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没有！瑞龙的公司可是实实在在的，瑞龙有了，咱就像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了……

即使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际沟通（不论是电子邮件、电话还是报纸专栏）讲的都还是八卦。

有些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古代的采集部落主要并不是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组成，而是一群人共同住在一起，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甚至没有父亲这种身份的概念。在这样的部落中，女性可以同时和几个男人（和女人）有性行为，形成亲密关系，而部落里的所有成年男女则是共同养育部落的小孩。正由于男人都没办法确定小孩是不是自己的，对所有孩子的教养也就不会有偏心的问题。

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要在那个时代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等到农业和工业时代开展，人类开始能靠着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就算是低能的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

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随心所欲”不过也只是结合了19世纪浪漫主义与20世纪的消费主义，再植入我们的脑海罢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旗下雪碧的广告词就是：“相信你的直觉，顺从你的渴望。”

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

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

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

就算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尽管把人人生而平等喊得震天响，其实还是把人分成了上下等级。《独立宣言》区分了男女，男性从中得利，但女性却被剥夺了同样的权利。《独立宣言》也区分了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让白人享有自由民主，但却认为黑人和印第安人是比较劣等的人类，不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

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虽然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但现在全球所有人的穿着、想法和品位几乎就都是欧洲人的穿着、想法和品位。

在中世纪欧洲，贵族浪掷千金、尽享奢华，而农民则是省吃俭用、锱铢必较。但今天情况正相反。大富豪管理资产和投资非常谨慎，反而是没那么有钱的人，买起没那么需要的汽车和电视机却毫不手软。

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够忍受。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

所谓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错觉达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边的人的想法达成一致，我就能说服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且也能从这个信念中得到快乐。

他的自作聪明反倒提醒了李世民：如果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一生平安。

她的温顺、她的隐忍、她的一颦一笑都有一个远大目标，那就是取王皇后而代之。

李治是比较柔顺，也比较懦弱，但并不等于他就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

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

创业虽难，守成更难。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

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

爱的前提和要义不在纯洁，更非神圣，而在关系平等。平等才能相互欣赏，真心相爱。

政治家的要旨不在温柔也不在霸道，而是能够在霸道和温柔之间自由转换，该霸道时霸道，该温柔时温柔。

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小尼姑武媚娘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拥有金钱、财富和地位。”-曼德拉

蓝领白人或“穷白人”群体，一旦与黑人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的地位远不如英语白人更有把握。因而他们也特别难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在非洲被“凶残的白鬼子”贩卖到大洋彼岸受尽苦难的一亿黑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被白人俘获，而是被他们的酋长或“猎取”了他们的敌对部落卖给白人以换取小刀、玻璃珠之类玩意儿的。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改革前中国人经常把经济落后的印度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恶果”，那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正处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所谓“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所以中国人不太提及。

如今人们发现：原来“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在于铁腕之下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统治者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

因为南非强制实行黑人土地部落所有制，禁止黑人私有、买卖和处置部落分配给各家庭的“份地”，（下文详说）因此官方假定他们在“家园”是有“退路”的，城市无需操心他们青春榨干之后的归宿。

南非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哪怕是棚户区的黑人劳工，其处境也比单身住集体宿舍的“流动工人”好。

中国与南非都把“流动工人”视为“有退路”的人，不承认他们有失业问题，把他们视为优化城市经济的调节器和规避经济危机的减压阀：经济繁荣了就招他们来打工，萧条了就打发他们“返乡”，年轻力壮时出卖青春，年长体衰就让他们“归田”终老。

15年前，他们由于民主化的胜利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

欧洲，这种所谓的“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至今巴黎的富人几乎都住在主城区，尤其是像拉丁区那样古老的市中心，而穷人绝大部分住城外。

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