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者对于创造力的信仰其实包含着对于因果关系，甚至对于逻辑的拒斥。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一种限制，而自由是意志的胜利。

我们所有人都是诸多传统的后代，身上携带的观念都是纠缠一团的矛盾。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你会发现这样一种价值观：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情感的纯洁、完整、投入、奉献——这些精神气质，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敬佩。

黑格尔后来所说的“善与善”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由于谁的过失，而是由于某些不可避免的冲突，流散于世间的不同因素，不可调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重要的是人们献身于他们信仰的价值观。

歌德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派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而古典主义则是强健的、鲜活的、愉快的、合理的，如同荷马或《尼伯龙人之歌》。

谢林说得很对，浪漫主义是荒蛮的森林，是一座迷宫，唯一的向导是诗人的意志和情绪。

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企图把一种美学模式强加于现实生活，要求一切都遵循艺术的规律。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的专利数量占全球专利总数的10%，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了20%。

美国初创企业数量跌至历史新低，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萎缩，各类监管规则却在成倍增加。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并在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较量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紧紧抓住了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美国人天生就支持熊彼特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推动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不是工人，而是那些能够凭空创造出新事物的发明家。

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

新技术总是能诱发投机性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灭的一天。

创造性破坏潜藏着一个天生的悖论，即曾经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人很有可能变成最终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曾经尝到甜头的人，要么担心自己的工厂将变得跟不上时代，要么担心竞争对手可能会造出比自己更好的产品，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冻结市场上的竞争，把他们所享有的暂时性优势转变成永久性优势。

美国既擅长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企业，并培养这些企业成长壮大，也擅长于关闭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

美国在之后的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又陆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每次繁荣-萧条周期的产生原因不尽相同，但表象之下的危机呈现模式如出一辙：经济活动的扩张不断提速，直到遭遇信贷供应量这个“黄金天花板”的限制，经济活动回撤。

正如朝鲜向我们证实的那样，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力量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之所以能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就是因为他们给车辆加油的成本很低。

事实证明，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一门生意是很困难的。

过去，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老板，而在一个企业雇用25万人同时进行劳作的时代，这种理念越来越难以持续。过去，人们相信自己付出的劳动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这种理念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

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在1928年7月抛售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原因是他发现擦鞋匠向自己夸耀手中掌握着内幕信息。

偏重于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对如何应对经济萧条几乎束手无策。

含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战争在内，美国历史上有1/4的时间在打仗。

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GDP的约1.5%（相当于14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支出已经增至830亿美元，超过GDP的36%。20世纪30年代，困扰美国的最大祸害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战争期间，这一现象也消失了。

这场战争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1939—1944年，美国的实际GDP几乎实现了翻番。

罗伯特·戈登曾指出，最近的数十年里，社会生产力进步集中体现在少数几种经济活动上，比如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

企业集团有一个主要的劣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日益严重：企业的注意力从生产一流产品转移到次要的管理技术上。

量化分析师不断开发出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原本是为了降低风险，但实际效用是转移风险，并且导致了风险聚集。

人们对于用于风险管理的数学模型盲目自信。有一份关于衍生品的定价模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他的三位创设者［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本为了更有效地评估和管理风险而发明的各种工具，在现实中却成了以天量的速度和程度扩散风险的罪魁祸首。

2010—2017年，社会生产力如果以每小时商业产出来衡量的话，年均只增长了0.66%。

普通美国人迁移到经济热点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现在，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把全美平均工资的约84%花在房租上。这使一个普通人不太可能从堪萨斯州搬去曼哈顿。

国家为什么会停滞不前？最重要的原因是权益支出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即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享受这套社会福利（主要是社会保险、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正处于滞涨初期，这是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危险结合，一开始看起来充满活力，最后会成为一片死寂，就像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没有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标兵的迹象。美国在创造未来的所有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甚至金融。

哎呀，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这种大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

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们两个人都辛苦。不用对我感到抱歉，也别再用一个人扛着这个家的口吻说话。没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

最不值得信任的人就是远房亲戚，我可不想最后搞得人财两失。

男友抱怨，难道在通勤路上、厕所里、午饭后的餐厅里，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条信息？其实金智英并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没有谈情说爱的余力。

怀孕后她变得很容易疲累，最令她难熬的，就是要忍住强烈的困意。

搭乘地铁时经常会有人让座给金智英，唯有上下班时间例外。金智英用手扶着感觉快要断掉的腰，安慰着自己，绝对不是大家冷漠，而是他们也已经很累了，根本无暇顾及他人。

能不能不要再说‘帮’我了？帮我做家务，帮我带小孩，帮我找工作，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吗？再说，要是我去工作，赚来的钱难道都只花在我身上吗？干吗说得好像是发善心帮别人做事一样？

金智英突然觉得生完小孩以后，好像连兴趣和才能都被局限了。令她感到满心期待的事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疲惫的无力感。

常言道：信心更多地来源于无知，而非知识。

经济学家习惯将风险自上而下进行分类。他们用外部视角来审视市场，统计行业数据，并用蹩脚的理论去分析和解释。他们会笼统地通过某些数据的变化，去分析其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而不是深究这些数据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

指数型基金的投资者认为，他们的收益来自承担市场的整体风险；价值投资者则认为，自己利润的来源是其他投资者的错误投资行为。

一般来说，人类会把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与信息本身的重要性相挂钩。越难获得的信息，越容易让人印象深刻。

确认偏差是指当你认为某件事情是事实时，你会寻找所有能够证明它是事实的证据，并且忽略否定它的证据。

尽管大多数华尔街人士会偏向预测公司的长期盈利，但长久来看很多公司都逃不过亏损的命运。市场上预测公司亏损的分析师寥寥无几，而亏损却是公司的常见现象。

我们常常坐在廉价的交易席位上仰望那些所谓胆大的冒险者，也许他们的偶然成功仅仅是运气而已。

从历史表现上来看，走势稳定、风险较低的股票收益往往超出预期，而那些看上去很美、很会讲故事且波动比较大的股票，其表现总会令人失望。

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曾说：投资是经过深入分析，在确保本金安全的前提下，收获满意的回报的活动。

巴菲特睿智地提出，每个人一生大概有20次重大投资机会。

我之所以有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错了。 ——乔治·索罗斯

对于预测股票市场走势而言，宏观经济学的作用乏善可陈。

宏观数据和特定公司及其股价之间的关联是微弱和不稳定的，其中的逻辑关系常常令人费解。数据展示了过去的信息，而股票价格反映的却是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

我认为沃伦·巴菲特将“不安全边际”最小化以应对不确定性，但他从未对此进行公开讨论。他关注的是市场中价格已经跌穿了一个极端保守值的股票，而不是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情况。事实上并不存在永续价值这一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永续价值的方法实属无奈之举，它是各种可能性叠加在一起的产物。

品牌消费品公司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利润率要高于其他任何行业。

在《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中，没有一个人是通过投资科技股发财的。

大多数知识产业背后的模式都具有规模效应，即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换言之，一家小型创业公司推出的产品，其成本一定不会是全市场最低的。规模效应也是硅谷公司都能快速发展的原因。

免费的资金，或至少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每次泡沫的必备条件。尽管各国央行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其实首先会发生的必定是推高资产价格。

调情须在未合之前。允物不待已索之后。

初会处色，久会处心。困妓慕财，时妓慕俏。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中国的改革已经从在改革大方向指导下的以“摸着石头过河”、基层创新为主的改革环境，转变为以中央顶层设计为主、基层创新为辅的改革新格局。

社会上严重的腐败问题主要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权力得不到监督约束带来的；公共服务不足，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及时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财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

深圳近年民营企业家及高收入阶层的资产向海外转移，中等收入以上的市民移民，以及比较富裕阶层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等都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近些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在策略和方式上，主要是以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手段强力推进为主，客观上给地方根据本地实际进行自主改革的空间比较小；地方上的一些改革往往受制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有关规定，需要得到上级的批准；上级部署的大量改革举措超越了地方的实际能力，又给地方施加较大的行政压力，迫使地方以形式主义对待上级部署的改革举措。

40年来，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受到利益驱动，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对很多改革难以形成共识，而每项改革都必然涉及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难度加大，也使推进改革的部门和人员望而生畏。

即使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国家，创新的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而我国可能连5%都达不到。这些年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绝大多数失败了，在激烈的科技竞争、市场竞争、产品竞争中被淘汰了。

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党政干部和公务员队伍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他们往往既是某些改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又是另一些改革的阻碍者和利益受损者。这使一些干部和部门不敢“向自己开刀”，不愿让渡既得利益，从而成为改革的阻力。

由于我国分配秩序和法治建设不完善，社会上实际存在着大量的统计部门无法统计的灰色收入，如考虑到灰色收入。

如果政府的执政理念、职能转变问题没有解决，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很难有所突破，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就很难真正落实。

2005年至2015年，深圳市GDP从4 926亿元增加到17 500亿元，增长了2.55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412亿元增加到2 727亿元，增长了5.62倍，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1 494元增加到44 633.3元，仅增长1倍。

要想持有仅由个股和债券组成的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并适当地对其进行监控和跟踪，这将需要大量的资金、丰富的投资知识以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是绝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也不一定对识别基金的投资范围有很大帮助。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确实包括有关谁在管理基金以及基本投资参数的一些信息，但招募说明书通常会使用非常宽泛的术语，以便基金经理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投资。

一些基金在其招募说明书中列出了相同的投资目标，但它们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投资方法，并最终获得截然不同的回报。

一些公司显示了成长和价值的混合特征——我们称之为核心股票。

根据经验，大盘价值型基金被认为是最安全的类别，因为大型公司通常比小型公司更稳定[尽管像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和安然公司（Enron）这样的巨型公司也会发生破产事件]。在下行市场中，当投资者担心整体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过高时，大盘价值型基金持有的那些得到合理定价的股票则不会产生太大跌幅。

保持低换手率的基金经理经常采用低风险策略，而高换手率的基金经理则可能比较激进且风险更大。

基金的历史回报率并不见得能够预测其未来回报率。

你的同事持有一只炙手可热的小盘价值型基金。他的回报率可能看起来很高，但他的基金实际上可能远远落后于那些小盘价值型基金竞争对手。

投资者需要查询该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在该基金的任职时间。也许该基金在每个时期都有着可观的长期收益，但帮助实现这些巨大收益的人员已经退休或转到了另一只基金。在这种情况下，该基金的长期记录可能与将来的业绩表现无关。

产生可观的短期收益的基金也容易遭受巨大亏损。你不可能在获得巨额回报的同时却不承担着大量的风险。

如果一只基金的星级下降了，你不应该自动卖出该基金。但是，如果你的基金的星级评价跌到了3星以下，那就说明你应该去深入研究一下该基金，查清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也要对一些基金公司保持警惕，他们总是试图上调业绩或大肆宣传其投资策略，以使其听起来要好过实际的表现。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业绩更好的基金经理通常会最直截了当地说出其投资组合中的优势和劣势。

在众多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基金当中，每产生一只大获成功的基金，就会伴随着十多只失败的基金。你很少会注意到失败者，因为很少有关于他们的报道，这就像电视新闻会大肆报道那些买彩票中头奖的人，却不会用同样的篇幅报道数百万没能中奖的人。

一个房地产购买者（把他看作价值型投资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位于不太理想的地段，并且价格较低的房子。

成长型投资者认为，等待不是很抢手的房子涨价是荒谬的，也许它永远也不会升值。她希望选择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属于黄金地段的最理想的房子。当然，那里的价格很高——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这是因为该街区位于市中心，拥有该地区最好的学校，并拥有设施完善的精心建造的房子。成长型投资者认为，在该地段的房子永远是理想的选择，因此，她愿意为此付出相对较高的价格，因为她知道，当她想出售房子时，有人愿意为之付出更高的价格。

采用相对价值策略的基金经理偏爱那些相对于某些基准而言看起来较为便宜的股票。

绝对价值型基金经理不会将股票的价格比率与该公司的历史水平、其他公司数据或者整体市场数据进行比较。相反，他们试图评估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并希望以比真实价值低得多的价格买入该股票。如果股票的价格没有明显低于真实价值，那么即使股价低于其所有竞争对手或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水平，他们也不会对这只股票感兴趣。

多项学术研究表明，货币对冲在很长的时期内对收益的影响很小。

晨星公司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研究一再表明，所谓的市场择时策略是无效的。

面对既有空间，城市选择“记住”什么和“忘却”什么，往往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城市的外在形态，屡屡因重要政治元素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

拆迁是一种政府行为，并非开发商所能决定。恰好当时城市的某些管理者，心里本揣着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急于以改变城市现状显示政绩，在市中心区建造高楼大厦，又很容易形成城市的“新面貌”；新区开发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相对较高，在短时期内难以看出成效。于是“老城区改造”便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选择，而历史文化名城的灾难便无可遏止了。

老城区内住宅开发项目的土地面积大都只有四千到八千平方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无意的结果，而是开发者有意为之，因为这种规模的开发，可以规避大面积开发时必须配建的公共建筑、绿化和停车设施等。

我的信念强烈、盲目，毫无根据。

我们将一无所有， 不仅两手空空， 甚至连两手都要失去。

灵魂，请别指责我偶尔才拥有你。

也许，一等到太阳下了山，我们已从头到脚葬在大火中间。

我只想知道，我能不能参加胜利的辉煌华美的欢宴？或者是，死神已经带走了我，在深深的坟墓里守着，到了那一天？

他生活在回声和纷乱中，他的感觉已经死去。

死亡，是他唯一的花园。

无论你远行到哪里，你不会抵达比内心更远的所在。

孤独，并非因为我孑然一人，而是因为我泯然众人。

虚无并非无，确切而言，它是另一种存在。

我不会害怕，我不觉意外，因为我什么都不期待。

我认为，一个人最美、最惊骇的瞬间，就是当他感到孤独、感到自己犹如从虚无中垂下的瞬间。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我既没勇气死，也没勇气生……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

我爱你……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

我的灵魂那么沉重，哪有一丝半点愉悦？

心灵好比一只受伤的小鸟挣扎着要飞走——却又不能。

地下哀鸿遍野，天上醉生梦死，痛苦与欢乐都令我感到沉重

此岸我不受信任，彼岸不被理解，地下备受煎熬，天上无尽屈辱

灵魂与世界长期隔开，莫非还有希望获得痊愈？

我早就不知什么是伤悲，很早就不再流淌泪水。我不想帮助任何人，我也不愿意爱任何人。

我向前望去——道路那么黑暗，或许，道路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这是地狱，那地狱不过如此，不像我听说的那样丑陋、特别。

由于没有别的地方可逃，我回到这紊乱的感官的现场。

自由是一盏灯 多少人为此在黑暗中死去

我躺在圣坛门边 因为我兜里没钱 越往里面躺你得付得越多 但我躺这儿跟他们一样暖和

伊丽莎白·M.马库纳斯 1932—1993 “从未有人聆听过我”

他们尝到人生这杯苦酒； 还未将自己的那份全饮入喉； 便转过了他们小小的脑袋 厌恶这味道——自世间离开。

据说，一个从来没有发过火的人，如果真的发火了，甚至会杀人。

情感劳动是产生或操纵诸如舒适、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等情感的劳动。人们可以意识到法律助理、空乘人员和快餐店员工（微笑服务）工作中的情感劳动。至少在主要国家，情感劳动重要性上升的一个迹象是，雇主倾向于把教育、态度、性格和“亲社会”行为作为员工必需的主要技能。说一个工作人员有良好的态度和社交技能也就是说他善于情感劳动。-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108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这个概念由心理学家约翰·梅尔和彼得·萨洛维提出，由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