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

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

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子前面，就得多花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郝胥黎在《针锋相对》一书中说：“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

下大雨，有人打着伞，有人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蔽，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来得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游得稀湿。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很是悲哀，但是太多人将悲哀和绝望画等号了。

有人得了某些病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没有这些病调节着病人某些紊乱的人体机能，它们可能表现出一种更加严重的病患。

没有完全的虚无主义。“所有的事物都是虚无的”，这话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意义。

事实上，还有比暴力和卑鄙更腐蚀人的，那就是纯粹的悲观主义。

我寻找的不是美好的品行，不是高尚的精神，而是光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沐浴在这光明中，即使饥寒交迫，仍学会了歌颂生命。我诞生于其中，忠于它，寻找它。

每当我以为理解了生命的深刻意义的时候，却常常为它的简单平常感叹不已。

在一个不存在意义和荣誉的世界当中，唯一合理的欲望只是各种形式下出现的欲望。

自杀代表着坦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世界的自杀也的确是这样。一个人自杀，是在坦白他不需要生命，或者坦白他不明白一生的意义何在。但是，在这种对比中太过深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日常用语当中：他仅仅是承认，“生活不值得自己为其耗尽心力”。

叔本华坐在满桌美味佳肴前颂扬自杀，他因此而被世人嘲笑。

活着是我们最先产生的一个习惯，其后才有思考的习惯。

事实上，有一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具力量的东西存在于人对生命的眷恋之中。对于死亡，肉体是本能害怕的。所以，肉体的判断应该和精神的判断同等重要。

人生是否有意义和人生是否值得过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固定的评判标准。

寻短见的人坚持到底，依凭的是情感的力量。

互联网——我们最伟大的解放工具——已经转变成前所未见的极权主义的最危险的推进器。

国家是强制性权力在其中流动的系统。国家内的各个派别也许相互竞争以谋求支持，但这只是导致了一种民主的表象，而国家的基础是系统性地运用或规避暴力。

人们之间的加密通道能够联结在一起，创造出免受外在国家强制性力量干扰的区域，免于大规模拦截，免于国家控制。

技术的一般趋势是将控制权集中在控制了技术的物质资源的人们手中。

Google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

Facebook的数据库结构被曝光了，包括你每次登录所用的IP地址、存储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次点击、每时每刻的所有活动，甚至还有你在一个页面停留的时间——所以他们能够猜测出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另外还曝光了这个数据库结构的主标识符，是“目标”（target）这个词。他们不把这些人叫作“订阅者”“用户”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管这些人叫“目标”，当然你可以说，“好吧，这是一个营销术语”。

我们原来常常说对Facebook而言，这些用户实际上并不是客户。Facebook的用户实际上是它的产品，广告商才是它真正的客户。

在英国，我们看到《卫报》和其他主流报刊在偷偷地从他们的互联网档案库中删掉某些文档，而对此不作任何说明。你现在再去访问这些网页，试着去查找这些文档，比如去找找关于亿万富翁纳达米·奥奇（Nadhmi Auchi）欺诈案的故事，然后你会看到“页面未找到”，而且它们也从索引中被移除了。

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

我们对人的肉体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可悲之处，这就是它将人类的体验割裂开来，尤其是将虚幻的或“精神的”爱置于实在的或“肉体的”爱之上。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也表明，用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可在对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勃起和（或）射精。

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类的性生活（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爱的情感（仍是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和精神上与我们的神相结合或合一的努力，是互相对立、毫不相干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人类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人类对于联系的强烈渴求。

诚如弗朗西斯和约瑟夫‧吉斯在《中世纪的婚姻与家庭》中所说，“夫妇具有同等权威，孩子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平等的家庭生活地位，这是现代发明”

像《灰姑娘》这样“天真”的神话故事所传达的最终信息，竟是女子──而且应该──把自己的肉体卖给男人，最好是卖给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像神话故事中的王子那样），不仅妓女是这样，而且全体妇女都是这样。

有句老话说：“爱和战争中没有公平不公平。”可见，人们认为亲密关系与公平不搭界。

佛陀为了得道竟抛妻弃子，四处游荡，尽管据说他后来又回到他们身边，向他们宣讲自己心灵的新发现。基督教关于耶稣出生和长大的故事问题更多，因为耶稣的圣父与耶稣的母亲从没有过家庭关系。不仅如此，《新约》中还说耶稣自己离家出走。这还不算，还让别人向他学习。

有科学依据证明，关心他人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密歇根大学研究调查中心于一九八八年对密歇根州特卡姆瑟的二千七百人进行的一项为期十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定期的志愿工作能够有效地延长寿命。在男子身上，效果尤为显著。男子在家里通常不太料理家务，然而研究表明，十年来不做任何志愿工作的男子，其死亡率比每周做一次志愿工作的男子高两倍半。

人们一贯认为，教养子女是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亲天生就会的，但米德齐安却发现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米德齐安指出：“大多数父母具有爱子女和哺育子女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发育不良或受到扭曲，这全看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我们幼时父母是如何教养我们的。不幸的是，在传统的儿童教育中，爱常常要以无条件地服从长辈为前提，而且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给出了自我的至少三个面向：物质性自我，它包括所有那些被我看作是我或属于我的那些东西；社会性自我，它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互动；精神性自我。

明确来说，一次叙述就是呈现连在一起的一系列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看起来严丝合缝的叙述。

大量的研究表明，构建未来场景所用到的脑网络与记住过去的事情所用到的脑网络相同。

情绪是身体在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中的生理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包括心率、血压等方面，也包括身体运动的动作（例如对威胁做出反应时的僵住或逃跑）。情绪还包括在那种生理状态中认知的性质（例如你的思维敏锐还是迟钝）。

释迦牟尼提出，不仅自我和他物之间的分隔是灵活而不稳定的，而且根本就没有自我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为我们的“I”“me”和“mine”这些经验提供支撑的自我，将一无所获，而且正是我们对持久的自我这样一个错误观念的执着造成了我们的苦。

在佛教看来，如果你要去寻找自我（通过内省与冥想），你得到的将是这样一个洞见：自我是暂时的、起伏的，那个被感知到的统一只是一个现象。

在佛教和不二论哲学中，无我观来自对人所遭受的苦的关注。他们说，苦的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我”与“我的”是等同的。意识到这一点，并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就是解脱，就是苦的终结。

“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对自我在认知上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是导致功能失调的一种来源。”约纳顿·加纳利说。

现实永远都不可能跟设想一样，因为想象圆满是容易的，而达到却很难。

旷世奇才都是由时代造就而成的。

善于等待表明心胸博大、承受力强。

改变话题是以礼婉拒的良策，佯作不懂乃自保的妙计。

智者的全部智慧在于凡事都有节制。

宁可与众同疯而不独自清醒，这是政客们常念的经。如果人人都是疯子，那癫狂也就不会有人发觉；如果只有一个人清醒，那清醒肯定会被认定为癫狂。

随波逐流是如此之重要：有时候，无知或假作无知恰是大智的表现。

找人代受攻击，是治人者的大略。

自己每取得一项成功，都意味着拉了一下系在嫉恨者脖子上的绳索，自己的荣耀就是对手的磨难。让自己的成功成为对手的毒药是最好的惩罚手段。

切勿向命运低头，否则将会令其不堪忍受。

无所可失者，甚至连颜面都早已丧失殆尽，所以，可以无所顾忌。这种人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也就不会再有所失，因而就会不择手段。

率直很快就会失去因庄重而有的威仪，继而就是失去敬畏。星辰因距我们遥远而得以保持熠熠光辉。神明需要的是威严。

人皆自视过高，品级愈下者愈甚。每个人都会梦想腾达并自以为是奇才。

做人应兼具蛇蝎的警醒与鸽子的纯真。

重负与痛楚应该找人分担，独自面对灾殃会令人不堪其苦。

酸甜间品是拥有上好口味的证明，孩子和白痴才会只嗜甜品。甘当麻木不仁的好好先生是大错特错。

机会成本正是我们在做财务决策时需要仔细考虑的事项。当下每花出去一笔钱，我们都应该好好想想，自己放弃掉的那些替代选项都有什么。

快乐这种东西，很多时候反映的并非真实的快乐本身，而是在拿自己和他人对比后才得出的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对比既不道德也不健康。

悔恨这个概念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我们带着悔恨的心情去比较自身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处境，不是和他人比，而是和另一个自己比。和当初如果做了不同选择、可能会变成的那个自己比。同样，这种对比既不健康也没什么用。

心理账户是我们处理财务问题时存在的独特缺陷：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涉足心理账户，但因为它能够简化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乐此不疲。

有时候，生活给你柠檬，你就得接受，然后拿它去做柠檬朗姆酒。

当我们被一些与决策无关的东西影响，而给出自己的结论时，锚定效应便由此而生。我们在这时候让毫不相干的信息破坏了自己的决策过程。

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并非出自傲慢，而是源于懒惰。我们不想让选择过程变得艰难。如果可以避免，我们也不想挑战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做出简单而熟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往往会受到大脑中锚定基础的影响。

“损失厌恶”这一理念认为，人们会区别看待得与失的价值。同样程度的损失之痛和喜悦之情，前者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更强烈。

我们在决定要不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愿意支付的金额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价格看起来是否公道。

除了性兴奋，还有一些其他常见因素会让我们进一步丧失自制力，这其中包括：酒精、疲乏和分心。

钱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已。但因为相比幸福、安康和目的，钱更加切实有形，所以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才会总去考虑钱，而不是将重心放在终极的、更有意义的目标上。

我们应该在事物和事物之间权衡取舍，而不是在金钱和事物之间做选择。

近来，富达投资专家发现，投资理财收益最好的往往是那些压根儿忘了自己在做投资理财的人。那些将自己的投资完全抛在脑后的人，没想过要去交易或管理，不会陷于市场趋势或从众心理，不会过于看重价格，不会厌恶损失，不会高估自己所持有的，也不会成为期望的牺牲品，因此反而做得最好。

在纽约、贝城、杰克逊、怀俄明、塔拉维、波土顿等这些地方，旅游者和有钱人同打扫厕所、做烤肉的人一起争夺生存空间。

后来我才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依赖招聘广告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早就应该从马科斯的话中明白，招聘广告只是雇主面对低工资劳力经常转换工作现象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

有一点是我按照中产阶级的观点无法理解的，我的这些同事并不是非常节俭。

贫穷并不意味着必须有特殊的节俭方式，相反，贫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花销。如果你无力承受两个月的房租，那你只好改为每周一租。如果你只拥有一间住房，一个盘子，那你就无法一下子焖一大锅扁豆冻在冰箱中备用，虽然这样可能更省钱。如果你没钱买健康保险（“炉边”餐馆吝啬的医疗计划三个月后才生效），那你就不享有日常的医护和处方药，你只能自己买药。

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永远不会让自己偏离轨道，或者对未来准备不足，他们也经不起别人的任何评头论足。中产阶级总是有自己的计划，或至少有一个准备着手的事务的清单。中产阶级希望一切事务都在事前安排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可以提前进行。

疼痛在夜晚折磨着我，把我的脾气搞得很糟。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疼痛，我们靠止痛药来缓解疼痛，用香烟做辅助治疗，在周末选择狂饮来忘掉痛苦。

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城，我几乎能达到收支平衡，但那是因为我每周要工作7天。靠做两份工作，我大约每周能挣300美元（税后），每月支付房租480美元，大约是可支配收人的40%。

正如刘易斯在《纽约时报》上写的那样，很多雇主宁愿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免费就餐，交通津贴，物品打折，但就是不提高工资。这样做的原因，用一位雇主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东西在市场发生变化不再需要时，比起增长的工资来更容易砍掉。

有一些更直接的办法使得低工资的雇工保持安分。禁止“闲扯”甚至“交谈”的规则使得你向领导、同事散播你的抱怨非常困难。

据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估计，因为参加工会组织的运动，每年约有10000名工人遭到解雇参加。参加工会活动遭解雇是非法的，所以我怀疑这些解雇往往是通过与此无关的别的小错误来实现的。那些反抗沃尔玛的雇工们，曾经参加两次工会运动要求公司为加班支付报酬，而他们被解雇的原因则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规矩，说了脏话。

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都有它的哲学工具。如果你被当作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一个可能的逃避责任者、吸毒者或是小偷，你也许会开始对自己失去信任。如果老板和不平等的规则经常提醒你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低下角色，你就会开始接受那种不幸的地位。

记者詹姆斯和其他人引证的富人对穷人视而不见的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共享的空间和服务越来越少。

悟：不是指一个人很聪明，对东西马上有想法。而是指一个人对一直困扰他的问题经过反复的沉思最终达到的豁然开朗的精神状态。(例如阿基米德悟出了浮力，牛顿看着掉下来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看着水开之后跳着的壶盖悟出了蒸汽机)

领悟到了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部分，仅此而已。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之道在每个人的心里，不同的态度（心）会直接影响人面对事物的结果。如果心灵是黑暗的看来世界也是黑暗的，如果心灵是宽阔的，世界也会变得宽阔。所以如何转变心灵态度便变得很重要。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很伤心的时候看花也觉得伤心，看着鸟飞起来也会想到别离，从而感到触目惊心。心灵态度影响了对世界的看法。

知行合一：知：知识，行：行为，过程。知和行是同一件事。

通常观点：做一件事需要先知道，知道了才能做，”知“在“行”之先。所以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做，因为会有一个托词，”知“还不够。

知识只有还原到实践中才有意义。

一个人的眼神能很好的反映出人的心态：存于人者，莫良于眸子-孟子

船工看着后面的追兵不愿意开船，王阳明直接拔剑把船工耳朵割掉了。船工便无奈开船。

致良知：必须通过自我的精神努力，才能使得遮盖在良知上的黑布（各种贪欲，私信）被揭开（良知就像镜子，长期不用就会变得锈迹斑斑，但已经丧失了镜子的功用了，抹掉锈迹之后依然可以拿来用）。使自己的良心显现还得显现出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阳明先生被问及遗言时答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思想概括：”致良知“，”知行合一“。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体光明，世界才能光明。

 在我年轻时，人们说我是赌徒。随着我手中操作的资金的规模不断扩大，我成了人们口中的投机者。现在大家叫我银行家。事实上，我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欧内斯特·卡赛尔（Ernest Cassell），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私人银行家

 投机在传统上被定义为“从市场价格的变动中获利的企图”。因此，为了预期的资本收益而放弃经常性收入，这被认为是投机。

 经济学家区分赌博和投机的依据是：赌博涉及为了娱乐而故意制造新的风险，投机则涉及假定资本主义过程必然带有风险。

 借钱炒股永远都是投机行为。-格雷厄姆

 投机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他之所以能取得非凡的成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不可靠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1863年8月20日，受赌瘾折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轮盘赌赢钱的秘诀：“其实非常无聊而又简单，就是要在赌局的各个阶段不停地控制自己，防止自己变得兴奋。”

 跟事件本身相比，对事件的预期会对交易产生更大的影响。——维加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进一步详细阐释了‘市场先生’的反复无常：“有的时候，他情绪高涨，只能看到影响商业的有利因素……也有的时候，他情绪低落，只能看到商业乃至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的麻烦。”

 到了郁金香狂热的后期，以信用凭证完成的“空气交易”制造出了完美的虚幻对称：在大多数交易中，郁金香球茎永远不可能实际交货，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反过来，买方的信用凭证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兑现，因为那笔钱也根本不存在。

 作为经济的基石，大贸易商大多未受影响。但是，很多下层社会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想暴富的人抵押和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结果却是倾家荡产。

 牛市的另一个普遍特征是，随着狂热的发展，吸引投机的股票品质却在下滑——涨潮浮起了所有船只，哪怕是那些最经不起风浪的也在漂。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注意到，投机狂热通常发生在新产业或新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这时人们会高估潜在的收益，因而投资过度。

 新公司很多都拥有发明专利。当时有位作者指出，这些发明大多“只是突发的奇想，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然而创办者却声嘶力竭地鼓吹它们的价值和好处，雇用经纪人拼命地夸大它们的效果，欺骗无辜又无知的老百姓，使他们在新奇事物（尽管很可能只是重炒外国的冷饭）的诱惑下买了股票，骗走了他们的钱财；这比拦路抢劫还恶劣……”

 在《志愿者或股票经纪人》当中，托马斯·沙德韦尔形容股市是赌棍和骗子的世界，大家为了牟利而相互“忽悠”（当时Bubble这个词的意思还是“骗局”）。

 笛福告诫人们不要购买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理查德·斯梯尔爵士则详尽阐述了抑制希望和恐惧进行反向操作的投资策略。他们的忠告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是20世纪被喻为“证券分析之父”的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的“价值投资”。

 不管是早期的股市还是后来的股市，左右其走势的都是希望和恐惧。

 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在《华尔街十年》（Ten Years on Wall Street）中指出，女性的特质非常适合投机生活，因为投机的精神食粮是兴奋和幻想，同时需要耐心和坚韧。

 公众普遍认为政府会撑住高于内在价值的股价，这并非偶发事件。我们将会看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公众也普遍认为大藏省（Ministry of Finance）不会让股价下跌。

 “理性泡沫”的理论似乎只是重述了“博傻”的投资策略：投机者明知股价高于内在价值却仍然购买，因为他们一心想着稍后肯定会有“更傻的傻瓜”以更高的价格接盘。“理性泡沫”的鼓吹者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策略的成功依赖于流动性，也就是市场中始终存在买方和卖方，但在恐慌期间，当“理性泡沫”的投机者试图抛售时，买方会瞬间消失。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牛市期间，“博傻”的投资方法非常受欢迎，并且被重新命名为“势头投资”。投机者会买进涨势快于大盘的股票，然后在其上涨势头开始消退时迅速卖出。

 美国人热爱平等，还在《独立宣言》中把平等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国原则。但似乎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又努力不停地制造个体之间物质上的不平等。

 “看起来，股价已进入一个永久的高点平台，”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29年秋天宣称。然而没过几个星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重挫三分之一以上。

 在1997年10月市场调整的前夕，一个经纪商通过民意调查发现，共同基金投资者预期未来十年的年均投资回报率将是34%：如果这样的预期成为现实，那么道琼斯指数将飙升至151 000点，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将达到国民收入的15倍。

 就像20世纪20年代一样，90年代的美国投资者也都让自己相信，买股票是为了长期投资，而不是为了投机赚快钱。

 当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暂停了美元兑换黄金之后，运行了2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画上了句号，投机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信息本位已经取代金本位成为世界金融的基础。——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

 “势头投资”（momentum investment），即随着行情的涨跌买卖股票的盲目做法，据说就是投资者受到“信息超载”影响的标志。

 信息改善与金融嗅觉之间没有正相关，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的日本成了“信息迷”的国度，他们脑袋里装满了金融数据，然而却做出了一些史上最糟糕的投资决策。

 沃伦·巴菲特就指出：“他们（有效市场的支持者）注意到市场经常是有效的，这没问题。但是，他们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市场永远是有效的，这就是错误的。这两个命题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当20世纪70年代的大半时间过去之后，自由市场的思想意识才从美国的大学校园传入了政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色彩浓厚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起到了关键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曾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担任顾问，其中包括理查德·尼克松。

 在1981年夏季，里根瓦解了空管员的罢工，美国由此进入了工会软弱无力的时代，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业务员互相吹嘘他们怎样“撕掉客户的脸皮”。

 1987年，德崇为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筹集到了5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达马托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证券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以前支持对恶意收购施加限制，但是在收了这笔政治献金之后，他对垃圾债券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一些西方评论家甚至暗示，房地产的高价格其实是日本政府隐秘政策的一部分，是为了鼓励和迫使民众储蓄，然后再把储蓄的资金重新投到工业机器中——用前欧洲委员会委员罗伊·德纳姆爵士（Sir Roy Denham）的话说，这已经把日本人变成了“住在兔笼子里的工作狂”。

 日本政界人物想让股市不断上涨，这种欲望并不仅仅出于公共职责，也是为了维护私利。在日本，从政已经变成了一项昂贵的职业。据计算，要想保住一个国会席位，每年的花费约在4亿日元（300万美元）。

 1998年10月1日，日经指数再创新低，收于13 197点，政府机构随后宣布了禁止股市卖空的计划。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对是错，其影响力之大总要超过常人的理解。的确，世界就是被少数人统治着。有些实践者自以为不会受到任何知识分子的影响，但是通常他们已经成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掌权，自以为受命于天，实际上他们的疯狂往往是受到了数年前某个三流学者的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

 索罗斯等人认为，很多新的金融衍生品除了助长投机（尤其是让基金经理能够规避审慎投资的规定），实在看不出有何其他作用。

 比如，有种金融衍生品叫做“LIBOR立方交换”，其包装方法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三次方。我们不明白的是，这种金融产品旨在对冲哪些可能的风险敞口？还有所谓的“得克萨斯对冲”，其所结合的两种金融衍生品头寸，风险是累加的而不是相互抵消的，那么这种设计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到1996年底，美国的十大银行账面上总共有价值近16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这些银行必须不断地买卖标的资产（即相关联的股票、债券和货币），以对冲所持头寸的风险。这种被称为“动态对冲”或“德尔塔对冲”的活动，要求银行在价格下跌时卖掉标的资产，在价格上涨时买入。

 索罗斯警告说，在市场恐慌期间，德尔塔对冲抛售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金融混乱”。

 在1998年夏季，中国香港政府坚称港币和香港股市遭到了很多对冲基金的联手攻击，因此决定禁止股市的卖空交易，并对当地的期货市场采取了限制措施。

 我什么也没有驾驭，我甚至驾驭不了自己。

 我不想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我也不想去康尼岛游乐场，我只想躺在床上。

 我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干我应该干的一切呢。这使我感到悲哀困顿。

 我所擅长的事只是赢得奖学金和奖品，那样的时代也快要临近它的终点了。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到地上时你还可能活着。我想七层准是个安全的高度。

 我感到我似乎端坐在一家巨大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周围的人并不是人，而只是商店的模型，描上了人的颜色，装出一副活生生的模样来而已。

 我想，这是很容易办到的，躺在浴盆里，瞧着鲜血从手腕里奔涌而出，在清澈的水中一缕又一缕，直到我沉睡在像罂粟花一般艳丽的水中。

 我等待着，仿佛大海能为我做决定似的。又一阵浪头打在我的脚下，用白沫沾舔着，一股阴冷攫住我的脚踝，一阵激烈难耐的疼痛。在胆怯和懦弱之中，我的肉体从这一种死亡面前退缩了。

 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亡方式，而烧死是最糟糕的。

 我看明白了我的肉体总是可以略施各种小计——比如，在关键的时候，让手软下来——来拯救自己，要是我有最后决定权的话，我早就在一瞬间呜呼哀哉了。

 我从来没有为我父亲的死哭泣过。妈妈也没哭过。她曾经微微一笑，说他去世是一件好事，要是他活下去，准会瘫痪一辈子，他受不了那个，还不如死。

 生活绝非是个意义的问题，而是个流淌的问题。关键在于流淌。

 真可惜，性竟成了一个丑陋的字眼儿。

 其实，性与美是同一的，就如同火焰与火一样。如果你恨性，你就是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么你就会对性抱以尊重。

 爱是尘世的幸福，但幸福并非满足的全部。

 我们说的天堂，其实是我们极想在人间获得的。

 绝大多数革命都是爆炸，而绝大多数爆炸所炸毁的东西都超过了原计划的规模。

 女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性来搞阴谋、使毒计，而表面上却装得极懦弱、极善良。亲爱的宝贝儿，她真是洁白无瑕。可她却像个魔鬼不断地用性来伤害她的男人。

 不管我们如何装假，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挺喜欢让人小小撩拨一下我们的性欲的。它让我们感到挺温暖，如同阴天里的阳光令我们激动。

 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做人呵，一旦嫖上以后，也就免不了要去赌。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

 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到下面都是一样的。

 有一长段时间没有枪炮声，我们就听着躺在坑道外面几千没死的伤号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那是疼得受不了的声音，我这辈子就再没听到过这么怕人的声音了。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人一饿就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明明是凤霞挖到一个地瓜，王四欺负凤霞不会说话，趁凤霞用衣角擦上面的泥时，一把抢了过去。

 人只要想吃东西，那就没事了。

 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身携带着它而已。

 我脸上含笑，因为皮包里装着我晚间要读的书，期望着它们将会告诉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两个有组织的灰鼠团体，此刻它们正在布拉格地下所有的下水道和阴沟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场声势浩大的鼠战，哪一方取胜，它们便有权占有下水道中流经波德巴巴的全部废物和排泄物。

 精神斗争之可怕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兰波

 原来在我的脚下，在所有的下水道中都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由此看来老鼠的天国也不仁慈。

 兴许他就是一年前那天夜里我在霍莱肖维采屠宰场附近遇见的那个人，他用芬兰刀顶着我，把我逼到一个角落，掏出一张纸来给我朗读了一首咏希强内农村美丽风光的小诗，读完之后他向我道歉，说眼下他找不出别的办法让别人听听他的诗。

 对于像我这样活着却不懂得如何生活的少数人来说，除了将“放弃”作为生活方式以及将“沉思”当成命运外，还能做些什么？

 在我的思想和感受中，除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想哭的欲望，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羡慕所有人，因为他们不是我。

 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身体每况愈下的病人，直到最后，平静而无憾地松开一直抓住床单的虚弱无力的双手。

 我发现，尽管自己常常表现得开朗快乐，但还是很悲伤。

 我的灵魂厌倦了我的生命。-《约伯记》

 我和生活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板。无论我多么清楚地看见和了解生活，就是触不到它。

 悲伤的人是无法付出努力的。

 我灵魂的肌肤被每一条看得见的边缘划破。每一件看得见的粗糙物刺痛了我的器官。我的灵魂被每一个物件的可见重量沉沉压住。

 我的生活仿佛就是被生活鞭打。

 有时候，我的情感被一种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对生活的极度厌倦压倒，我甚至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排解。

 我是个胆小鬼，憎恨生活，惧怕死亡，已经为此着了魔。

 厌倦一切的感觉使我麻木。我有种被灵魂驱逐的感觉。

 最细微的动作都带给我英雄行为般的压力。仅仅是想做某个手势的想法就会让我感到厌倦，就好像我真的可能会做一样。

 我无欲无求。生活伤害了我。我在这里不舒服，又想不出待在哪里才会舒服。

 有时候，出乎我的意料，也毫无理由，普通生活的压抑感会使我感到窒息。

 我常常躺着打发日子。我即便在梦里也不想爬起来，我完全无力做出任何努力。

 最令我悲痛的是世界的欢乐喧嚣与我阴郁乏味的缄默之间形成的差距。

 我看见所有事物都只会带来痛苦，我感觉没有任何事物能带来欢乐。

 我厌恶自己活着，憎恨自己健康，鄙视自己年轻。

 生活由我们创造。旅行就是旅行者自身。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而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