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fett Partnership Letters 1957-1970
我首要考虑的不是市场分析。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严重低估的股票上。
如果整个市场回归到低估状态,我们可能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低估类 (general issues) 中,可能还会借一部分钱来买低估的股票。反之,假如市场继续大幅走高,我们的策略是,将低估类不断获利了结,并增加套利类投资组合的比重。
我的目标是能够长期取得每年领先指数 10% 的收益率。
我始终相信,在下跌或平盘的行情中,我们的业绩会跑赢指数,在上涨的行情中,我们能跟上指数涨幅就很好了。
大股东的地位给了我们巨大优势,我们可以施加更多影响,控制估值修复所需的时间。
股市越高,低估的股票越少。我现在发现找到足够多的便宜的股票,有些不容易了。
我宁愿承担因为过度保守而受到的损失,也不想因为犯错而吞下恶果。相信所谓树能长到天上去的“新时代”鼓吹,就可能遭受无法挽回的本金亏损。
与我们和指数都上涨 20% 的年份相比,我认为,在指数下跌 30% 而我们下跌 15% 的年份,我们的表现更出色。
三年以下的短期业绩毫无意义。
我提前存入的资金用于投资,和使用短期银行贷款相比,可以有不一样的心态。
单独一年的业绩不重要,无论好坏,都别看得太重。
我认为,在一个套利投资组合中,完全可以借一部分钱,但是我觉得,在低估类投资中,借钱非常危险。
我们所做的投资需要耐心。有的投资组合里都是股价高飞、人见人爱的股票,我们根本不买这些股票。在热门股风头正劲时,我们的投资可能看起来乏善可陈。
有个人去面试,他说自己有 20 年的从业经验,他之前的老板说,不是“20 年的从业经验”,应该是“一年的经验,重复了 20 年”。
真正的保守投资源于正确的前提、正确的事实、正确的逻辑。按照这三点做出的投资,有与常规相符的时候,但更多时候是与常规背道而驰。
我们不因为重要的人、善辩的人或大多数人赞同我们,而感到踏实。我们也不因为他们不赞同我们,而感到踏实。民意调查替代不了独立思考。有时候我们会释然一笑,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投资机会,我们能看懂、事实清楚明了、一眼就能看出来该怎么做。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常规,还是非常规,不管其他人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保守地投资。
长期投资股票的人应该早就做好心理准备。要是你持有的股票(例如,你投资的巴菲特合伙基金)市值下跌 20% 或 30%,你就会遭受心理创伤或陷入财务困境,你就不适合投资股票。
做投资,别想着坑人,指望最后让傻子接盘(华尔街有个“博傻理论”,说的就是这种做法),这么做长远不了。在极其低贱的价格买入,平价卖出也能获得喜人的收益,这多有成就感。
在持有一家公司的少数权益时,盈利能力和资产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是从短期看,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供求关系,盈利能力和资产只能间接影响价值,未必能主导股价。
与大多数同行相比,我们的分散程度远远更低。一笔投资,我们掌握了事实和逻辑,正确的概率极大,与此同时,这笔投资的内在价值不可能出现根本变化,出错的概率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最多拿出 40% 的净资产用于这笔投资。
我们能投入 40% 的仓位,肯定是遇到了特别罕见的情况。正因为罕见,抓准了机会,才要下重注。合伙基金成立九年来,我们仓位超过 25% 的投资也只有五六笔。能成为集中投资的机会,首先是与其他机会相比,它们相对道指的预期收益率必须远远更高。除此之外,它们还必须是通过定性和/或定量分析挑选出来的一等一的好机会,出现严重永久性损失的风险极低(短期的市场报价多高多低都有可能,所以说集中投资,每年业绩的波动风险更大)。
依我之见,保守要这么定义才更合理:“与平均水平相比,承受远远更低的价值损失,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我们集中精力研究的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不是什么时候发生。
我现在已 36 岁,小有成就,合伙基金的规模达到 54,065,345 美元,虽然我的投资理念没变,但现在能找到的好机会只有以前的 10% 到 20%。
现在我们基本找不到我能看懂、规模合适、而且符合每年收益率能领先道指 10 个百分点这个条件的投资机会。
我们在投资中对于借钱谨小慎微。1966 年,我们从银行借贷的资金远低于合伙基金平均净值的 10%。
过去十年里,市场环境日渐改变,用定量分析方法判断,一眼看上去就很便宜的股票骤然减少。
当年的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为了追求高超的投资业绩不顾一切,现在我对高超业绩的追求已不复当年那么强烈。
虽说我认为我自己基本上算是定量派的,这些年来我真正抓住的大的投资机会都是特别偏向定性的,都是我“看准了的大概率机会”。
这些年来,通过统计数据就能找到的便宜货几乎绝迹了。
最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变化,是我没年轻时的冲劲了。合伙基金成立时,我把跑步机的马达设置在“跑赢道指十个点”。那时,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可能也比现在更争强好胜。
我对我自己很清楚,别人把资金交给我打理,我说好了要实现一个目标,就不可能不全力以赴。我越来越不想全力以赴了。我希望重新设定一个经济目标,多做一些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事。可能是投资之外的事,也可能是仍然做投资,但不追求最高收益。例如,我可能一直经营一家我很满意(但远远算不上多优秀)的控股公司,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和这个生意,就算其他投资可能更赚钱。
这不是因为我对市场走向有什么判断,只是我找不到任何很明显能赚钱、又安全的机会(从长期价值的角度考虑,不是短期的市场报价),没地方投资这些钱。
在当前的投资环境中,我们周围都是这样的投资者:他们不需要逻辑合理才能相信,他们是一群盲目乐观、没有主见、贪得无厌的人,找各种借口骗自己。
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诸多重大不利因素。我们不至于一事无成,但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收益率。
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艰难。
在今后十年,有很高的概率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主动投资做得再出色,或许都不会比被动投资强多少。
1957年信
我认为股市整体价格高于内在价值,主要是蓝筹股估值过高。如果确实如此,所有股票都可能存在大幅下跌的风险,无论是否低估。
就算大规模熊市出现,我们的套利类 (workouts) 部分投资的市场价值也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整个市场回归到低估状态,我们可能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低估类 (general issues) 中,可能还会借一部分钱来买低估的股票。反之,假如市场继续大幅走高,我们的策略是,将低估类不断获利了结,并增加套利类投资组合的比重。
我首要考虑的不是市场分析。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严重低估的股票上。
我无意预测经济或股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不要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股市已经出现了大幅下跌,不要以为整体市场目前处于较低水平。从长期投资价值出发,我仍然认为当前股市整体高估。
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套利类”。套利类投资与低估类投资不同,它的获利途径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股价上涨,而是取决于公司的某些活动。套利投资机会出现在出售、并购、清算、要约收购等公司活动中。在每一笔套利投资中,风险不是经济形势会恶化,也不是股市下跌,而是可能出现意外事件,打乱原有计划,公司不按原计划行事。
1956 年末,我们持有的低估类和套利类仓位比重为 70:30,现在比例是 85:15。
我的目标是能够长期取得每年领先指数 10% 的收益率
与一般水平相比,我们在熊市里会比牛市里做得更好。我们今年的业绩不错,但在这样的年份中,我们的表现本来就应该比指数更好。当股市整体大幅上涨时,只要能跟上指数涨幅,我就非常满意了。
我们最大的这一只股票占一些合伙人账户仓位的 10% 到 20%。我计划将这只股票配置为所有合伙人账户仓位的 20%,但是这不能急于求成。毫无疑问,无论是买哪只股票,我们最希望看到的都是这只股票原地不动或下跌,而不是上涨。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投资组合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处于沉寂阶段。这个投资策略需要耐心,但会给我们带来最高的长期收益。
1959年2月11日信
在过去一年里,人们找各种理由来证明“投资”股市的正确。
我不想预测股市,我的精力都放在了寻找低估的股票上。
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有很大一部分股票并没从快速上涨的行情中受益
我始终相信,在下跌或平盘的行情中,我们的业绩会跑赢指数,在上涨的行情中,我们能跟上指数涨幅就很好了。
新泽西州联合市的联邦信托公司 (Commonwealth Trust Co.)。在我们开始买入这只股票时,保守估算,它的内在价值是每股 125 美元。虽然这家公司每年有 10 美元左右的盈利,但它出于正当理由,并不发放现金股息,可能主要就是因为不分红,它才会有 50 美元左右这么低的股价。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个投资机会:一家管理优良的银行,盈利能力强,按内在价值计算折价高。管理层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这笔投资最终亏损的风险非常小。
综合起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家公司情况是这样的: 1. 防守属性极高; 2. 价值明确可靠,而且能持续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创造价值; 3. 有迹象表明,公司的价值最终会释放出来,这个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十年。
我们用了一年左右时间,买到了这家银行 12% 的股份,
我们成为第二大股东后,我们就有了充足的投票权,在任何并购提议上,我们的意见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持有 50 美元买入的联邦信托,继续耐心地零星买入。我很愿意这么做,不过要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去年的业绩就跟不上市场了。买联邦信托这样的股票,我们在哪一年能获利,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很难说。
我认为,我把资金换到另一只股票上,在这只股票上,我们的资金可以创造更多收益。
虽说与我们现在持有的许多(或一些)其他股票相比,这只新股票的折价没它们高,但是我们是这只新股票的最大股东,这个大股东的地位给了我们巨大优势,我们可以施加更多影响,控制估值修复所需的时间。就这只股票而言,在我们持有期间,我们几乎可以保证它的表现会优于道指。
股市越高,低估的股票越少。我现在发现找到足够多的便宜的股票,有些不容易了。
1960年2月20日信
我宁愿承担因为过度保守而受到的损失,也不想因为犯错而吞下恶果。相信所谓树能长到天上去的“新时代”鼓吹,就可能遭受无法挽回的本金亏损。
在之前的信中,我多次讲过合伙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的表现,也就是与指数和大型基金比较,在指数下跌或平盘时跑赢指数,在指数大涨时跟上指数。
很幸运,在 1959 年的比较中,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业绩。
这只股票占所有资产的 35% 左右。这个仓位是非常重的,但是我这样安排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投资的这家公司拥有一个投资信托,里面包含三四十只质地良好的股票。根据投资信托中股票的市值以及对这家公司主营业务的保守估值,与资产价值相比,我们买入的价格特别便宜。
我们是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的第一大股东,另外还有两个大股东和我们意见一致。
我们投资组合的其他 65% 是低估的股票和套利类品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还是尽可能选择独立于大盘的投资。
1961年1月30日信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道指的表现基本上就是大型投资公司的业绩表现。除非我们跑赢道指,否则我们的合伙公司没有存在的意义。
不要以为我们追求长期跑赢道指的目标,就代表我们要每年都领先指数。我们长期跑赢指数的方法是,在平盘或下跌的行情中领先指数,在上涨行情中跟上甚至落后于指数表现。
与我们和指数都上涨 20% 的年份相比,我认为,在指数下跌 30% 而我们下跌 15% 的年份,我们的表现更出色。
长期来看,一定会有表现好的年份,也会有表现差的年份。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因为某一年的表现好坏而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完全是做无用功。
我们确实能做到在温和下跌或平盘的市场中跑赢指数。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投资的股票绝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与持有蓝筹股的人相比,我们的投资组合更保守。在蓝筹股强劲上涨时,我们可能很难追上它们的涨幅。
我们的投资业绩是无法短期衡量的,一年时间都太短。
控股投资可能很少出现。我们的主要利润来源还是买入低估的证券,在低估得到修复时卖出,再就是投资利润取决于公司行动,而不是市场行为的特殊情况。
1961年7月22日信
1961 年上半年,包括股息在内,道指的整体收益率是 13%。在这样的行情中,我们应该是最难超过指数的
一年的时间太短,绝对不足以用于评价投资表现,六个月时间更短,更不能用于评价投资表现了。我之所以不愿意半年写一次信,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合伙人太看重短期业绩,短期业绩说明不了什么。我自己更愿意把五年的表现作为评判标准,最好是在五年里经过牛市和熊市相对收益的考验。
如果股市继续保持 1961 年上半年这样的上涨节奏,我怀疑我们不但跑不赢,甚至还会落后指数。
与一般的投资组合相比,我们的持仓更保守,而且大盘越涨,我们越保守。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尽量在投资组合中专门安排一部分资金,投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大市的证券。股市越涨,这部分投资占比越高。
我妻子和我是合并后合伙账户中投资最多的,大概占合伙人总资产的六分之一,所以如果亏损,我们会比其他家族合伙人亏得更多。我会在合伙人协议中增加一个条款,禁止我或我的家人购买任何有价证券。换言之,我自己所有的有价证券投资都放在了新的合伙人账户里,如果收益率超过 6%,我可以获得分成,但我肯定是和大家共进退。
1962年1月24日信
我一直告诉合伙人,我们会在下跌或平盘的市场中跑赢,但在上涨的市场中可能落后,我预期如此,也希望如此。在强劲上涨的行情中,我们应该很难跟上大盘。
如果我的业绩差,合伙人就该撤资,我自己也不会继续再股市投资了。
问题在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差,我们一定要达成一致。衡量标准应该事先定好。事后再找参照标准,无论业绩如何,总能找到更差的。
我一直把道指作为我们的衡量标准。我的个人观点是要检验投资表现,至少要看三年时间,最能检验出真实水平的是期末道指点位与期初很接近,看在此期间投资表现如何。
我们的投资组合和道指的成分股完全不同。我们的投资方法和基金的投资方法差别很大。
我们的投资可以分为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的投资各有各的特性,我们的资金在这几类投资中的分配情况,会对我们每年相对道指的业绩产生重要影响。每类投资的占比是按计划来的,但实际分配要见机行事,主要视投资机会情况而定。
第一类是低估的股票。在此类投资中,我们对公司决策没话语权,也掌控不了估值修复所需时间。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投资中,低估的股票是占比最大的一类,这类投资赚的钱比其他两类都多。我们一般以较大仓位(总资产的 5% 到 10%)持有 5、6 只低估的股票,以较小的仓位持有其他 10 或 15 只低估的股票。
此类投资有时候很快就能获利,很多时候要用几年时间。在买入时,基本不知道这些低估的股票怎么能涨,但是正因为黯淡无光,正因为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利好因素带来上涨,才能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付出的价格低,得到的价值高。在低估类中,我们买入的每只股票价值都远远高于价格,都存在相当大的安全边际。每只都有安全边际,分散买入多只,就形成了一个既有足够安全保障,又有上涨潜力的投资组合。这些年来,在时机掌控方面,我们总是在买的时候比卖的时候做的好很多。对于低估类,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赚到最后一分钱,能在买入价与产业资本评估的合理价值中间的位置附近卖出,我们就很满意了。
低估类的涨跌受大盘影响很大,就算便宜,也一样会下跌。当市场暴跌时,低估类的跌幅可能不亚于道指。长期来看,我相信低估类会跑赢道指
我们的第二类投资是“套利”(work-outs)。在套利类投资中,投资结果取决于公司行为,而不是股票买卖双方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换言之,此类股票有具体的时间表,我们可以在很小的误差范围内,事先知道在多长时间内可以获得多少回报,可能出现什么意外,打乱原有计划。套利机会出现在并购、清算、重组、分拆等公司活动中。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道指涨跌如何,套利投资每年都能带来相当稳定的收益。在某一年,如果我们把投资组合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套利,这年大市下跌,我们的相对业绩会很好;这年大市上涨,我们的相对业绩会很差。多年以来,套利是我们第二大投资类别。我们总是同时进行 10 到 15 个套利操作,有的处于初期阶段,有的处于末期阶段。无论是从最终结果,还是过程中的市场表现来讲,套利类投资具有高度安全性,我相信完全可以借钱作为套利类投资组合的部分资金来源。不考虑借钱对收益的放大作用,套利类的收益率一般在 10% 到 20% 之间。我自己规定了一个限制条件,借来的钱不能超过合伙基金净值的 25%。我们一般不借钱,借钱的话,都是用于套利。
最后一类是“控制类”。在此类投资中,我们或是拥有控股权或者是大股东,对公司决策有话语权。
在火热的大牛市中,
在当前的市场点位上,我看到的更多是风险,而不是机会。控制类和套利类可以保证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有一部分是与这些风险绝缘的。
很多年以前,许多人买了中期或长期市政债券或国债,以为自己很保守。这些债券的市值多次大跌,这些人很多肯定也没做到资产保值或提升实际购买力。
现在,很多人意识到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但可能又担心过头了,他们几乎不看市盈率或股息率就买入蓝筹股,以为自己很保守。
不是因为很多人暂时和你意见一致,你就是对的。不是因为重要人物和你意见一致,你就是对的。当所有人都意见一致时,正是考验你的行为是否保守的时候。
在很多笔投资的过程中,只要你的前提正确、事实正确、逻辑正确,你最后就是对的。只有凭借知识和理智,才能实现真正的保守。
我们的投资组合和一般人的不一样,完全不能证明我们是否比一般人更保守。是否保守,必须看投资方法如何,投资业绩如何。
我认为,要客观评判我们投资的保守程度,就应该看我们在市场下跌时业绩如何,最好是看我们在市场大跌时的表现。
我肯定不会预测明后年宏观经济或股市行情会怎么样,我根本不知道。
长期来看,算上股息和市值增长,道指的年复合收益率可能在 5% 到 7% 之间。虽然这几年道指涨得很多,但如果你期望道指的年复合收益率高于 5% 到 7%,道指很可能让你失望。
我们的工作是年复一年的超越道指,集小胜为大胜,不是特别在意某一个年的绝对收益率是正是负。
假如某一年市场下跌 35% 或 40%(我觉得今后十年里某一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很大的,谁都不知道是哪年),我们应该只下跌 15% 或 20%。假如某一年道指平盘,我们应该上涨 10%。假如道指上涨超过 20%,我们很难跟上。长期来看,只要我们能有上述表现,如果道指的年化复合收益率在 5% 到 7% 之间,我们的业绩应该是每年 15% 到 17%。
投资这行就是这样,预期总是有很可能出错。
1962年7月6日信
我们在往年的信里多次强调,我们相信,作为衡量投资业绩标准的道指不是那么容易战胜的。只要资金是投资股票,无论是什么形式,基金公司、投资顾问、银行信托还是自己打理,我们认为,绝大部分人的业绩也就是和道指不相上下。那些业绩偏离道指的,大幅跑输的多,大幅跑赢的少。
许多人被这几只基金前几年傲人的业绩吸引,争先恐后地买入,正好赶上了今年的业绩大跌,那些能享受到前几年优异业绩的人肯定是少数。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评判投资业绩必须看经过一个牛熊周期的长期表现。
1962年11月1日信
我们能取得这个业绩,主要是因为在道指下跌时,我们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控制类和套利类中。如果道指 1962 年是大幅上涨,我们的相对业绩会很差。到现在为止,我们 1962 年的业绩优异,这不是因为我能猜出市场的涨跌(我从来不猜),只是因为当时低估类价格太高,我没的选择,只能加大其他类型的仓位配置。要是后来道指继续飙升,我们现在就只能仰视道指了。
我们肯定会有跟不上指数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相信从长期来看,我们不可能落后道指,否则我早就低头认输买指数了。
1962年12月24日信
1963年1月18日信
我们做的好坏与否,不能用我们某一年的盈亏衡量。衡量我们表现的标准是投资股票的普遍业绩,即与道指和大型基金对比。只要我们的业绩比标准高,无论我们盈亏,我们都认为这一年做得很好。如果我们低于标准,我应该受到责备。
我认为评价表现应该看五年,至少要看三年,低于三年的业绩没有意义。
我无法向合伙人承诺业绩。我能做出承诺并保证做到的是: a. 我们选择投资的依据是价值高低,不是流行与否。 b. 我们在每一笔投资中都追求极大的安全边际并分散投资,力图将永久性资本损失(不是短期账面亏损)的风险降到绝对最小值。 c. 我的妻子、子女和我把我们的所有净资产都投在合伙基金里。
我一直告诉合伙人我的这个期望:道指下跌的年份,我们要大显身手;道指上涨的年份,无论涨多少,我们都可能羞得脸红。
我有个不科学的观点,我认为,投资的长期收益率能超越道指 10 个百分点就顶天了
作为衡量投资业绩的指数,道指不是那么容易战胜的。
基金经理在机构的条条框框内要管理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根本不可能取得更高的平均业绩。
复利
这种神奇的几何级递增效应说明要想非常有钱有两个办法:要么活得很长,要么以相当高的收益率让资金复利增长。对于前者,我没什么有用的建议。
我们做的投资可以分为三个类型:这几种类型的投资各有各的特性,我们如何在这几类投资中分配资金会对我们每年相对道指的业绩产生重要影响。每类投资的占比事先有一定的计划,但实际分配时会见机行事,主要视投资机会情况而定。
第一类是低估的股票,在此类投资中,我们对公司决策没有话语权,也掌控不了估值修复所需时间。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投资中,低估的股票是占比最大的一类,这类投资赚的钱比其他两类都多。我们一般以较大仓位(每只占我们总资产的 5% 到 10%)持有 5、6 只低估的股票,以较小的仓位持有其他 10 或 15 只低估的股票。
此类投资获利的时间有时候很短,很多时候则需要几年。在买入时,很难找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这些低估的股票怎么就能涨。但是,正因为黯淡无光,正因为看不到任何短期上涨的希望,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付出的价格低,得到的价值高。在低估类中,我们买入的每只股票价值都远远高于价格,都存在相当大的安全边际。每只都有安全边际,分散买入多只,就形成了一个既有足够安全保障,又有上涨潜力的投资组合。对于低估类,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赚到最后一分钱,能在买入价与产业资本评估的合理价值中间的位置附近卖出,我们就很满意了。
很多时候,我们买低估的股票是跟着大股东吃肉喝汤,我们觉得大股东有计划优化资源,转化没盈利能力或利用率低的资产,我们就跟着买。在桑伯恩和登普斯特这两笔投资中,我们亲自动手优化资源,但是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让别人做这个工作。做这样的投资,不但价值要足够高,而且跟谁也要选好。
低估类的涨跌受大盘影响很大,就算便宜,也一样会下跌。当市场暴跌时,低估类的跌幅可能不亚于道指。我相信低估类能长期跑赢道指,也能在 1961 年那样的牛市中跑赢道指。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低估类对收益率的贡献最大。在市场下跌时,低估类也是最脆弱的。1962 年,低估类不但没给我们赚到钱,可能连道指都没跟上。
我们的第二类投资是“套利类”。在套利类投资中,投资结果取决于公司行为,而不是股票买卖双方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换言之,此类股票有具体的时间表,我们可以在很小的误差范围内,事先知道在多长时间内可以获得多少回报,可能出现什么意外,打乱原有计划。并购、清算、重组、分拆等公司活动中可以找到套利机会。近些年来,套利机会主要来自大型综合石油公司收购石油生产商。
无论道指涨跌如何,套利投资每年基本上都能带来相当稳定的收益。在某一年,如果我们把投资组合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套利,这年大市下跌,我们的相对业绩会很好;这年大市上涨,我们的相对业绩会很差。
多年以来,套利是我们第二大投资类别。我们总是同时进行 10 到 15 个套利操作,有的处于初期阶段,有的处于末期阶段。无论是从最终结果,还是过程中的市场表现来讲,套利类投资具有高度安全性,我相信完全可以借钱作为套利类投资组合的部分资金来源。
不考虑借钱对收益的放大作用,套利类的收益率一般在 10% 到 20% 之间。我自己规定了一个限制条件,借来的钱不能超过合伙基金净值的 25%,但是如果出现特殊情况,我可能在短期内破例。
在大家即将收到的审计文件中包含我们年末的资产负债表,从中可以看出,做空的证券总额是 340,000 美元左右。今年年底我们做了一笔套利,这笔做空交易是做这笔套利同时做的。
在这笔套利中同时做空可以消除大盘下跌的风险。
最后一类是“控制类”。在此类投资中,我们或是拥有控股权或者是大股东,对公司决策有话语权。衡量此类投资肯定要看几年时间。当我们看好一只股票,在收集筹码时,它的股价最好长期呆滞不动
我们经常还没买到足够的货,就涨起来了,我们就在涨起来的价格卖掉,成功完成一笔低估类投资。
起初,我们希望能和原有管理层共同努力提升资本效率、提高利润率、降低开支。我们的努力毫无成效。在徒劳无功的努力了六个月后,我们发现管理层要么是能力不行、要么是不愿改变,对我们的目标只是嘴上应付,什么都没做成。这个状况必须改变。
我们廉价买入资产,用不着变戏法,就能获得极高的收益率。这是我们的投资理念之本:“永远不指望卖出好价钱。就是要买的很便宜,卖出价格不高也能很赚钱,多赚的就算锦上添花了。”
我认为,要客观评判我们投资的保守程度,就应该看我们在市场下跌时业绩如何,最好是看我们在市场大跌时的表现。
我肯定不会预测明后年宏观经济或股市行情会怎么样,我根本不知道。
长期来看,算上股息和市值增长,道指的年复合收益率可能在 5% 到 7% 之间。虽然过去十年道指涨得很多,但如果你期望道指的年复合收益率高于 5% 到 7%,道指很可能让你失望。
我们的工作是年复一年的超越道指,集小胜为大胜,不是特别在意某一个年的绝对收益率是正是负。与我们和指数都上涨 20% 的年份相比,我认为,在指数下跌 30% 而我们下跌 15% 的年份,我们的表现更出色。
1963年7月10日信
三年以下的短期业绩毫无意义
归根到底,我们合伙投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与一般投资途径相比,我们能以更低的长期本金损失风险,实现更高的复利。我们保证不了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能肯定的、能保证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不是投机热潮无休无止,如果我们还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清盘。
提前存入的资金,在可以预见的短期内能成为我们的权益资本,我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和使用短期银行贷款相比,可以有不一样的心态。
做投资决策应该考虑怎么才能以最低的风险,让税后净值实现最高的复利。
在每封信最后,我都请各位合伙人提问,总是收不到回音,可能根本没人读到这。
1963年11月6日信
我会认为这是反常的一年。我认为不可能长期取得相对道指 13.2 个百分点的优势。只要能每年比较温和地大幅领先道指,我就很满意了。
1964年1月18日信
一般来说,公募基金的好处不是帮助投资者取得更高的业绩,也不是提供更出色的抗跌能力。在我看来,公募基金的意义在于简单方便、省心省力、自动分散。另外,基金可以帮助投资者抵制诱惑,避免落入吞没了大量散户的陷阱。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巴菲特合伙基金能适度跑赢大众投资工具几个百分点,我们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这几年我们跑赢了道指很多,不可能长期跑赢这么多。一言以蔽之,巴菲特合伙基金将来的复合收益率会远远低于现在。
我们这三类投资的分类标准不是它们的长期投资收益有所不同。在 10 或 15 年时间里,我们觉得每一类都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跑赢道指 10 个百分点。但是,具体到某一年,股市行情变动很剧烈,这三类投资的表现也有巨大差别。
三类投资:
低估类 (Generals) ——这类投资是低估的股票,我们主要通过定量分析判断是否低估,但是也非常重视定性分析。一般来说,低估类的投资,几乎看不出来或根本不知道短期内怎么能上涨。低估的股票不光鲜,市场不喜欢。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价格低廉,经过审慎分析可以看出,公司的市值远远低于产业资本所能给予的估值。我再强调一下,虽说定量是第一位的、是根本,定性也很重要。我们喜欢优秀的管理层,我们喜欢好行业,我们希望有一定的“催化剂”刺激不作为的管理层或股东,但是我们要买得值。低估类的表现和道指有很强的同步性,道指大幅下跌时,低估类也会跟着大跌。反之亦然,在市场强劲上涨时,低估类的表现最抢眼。我们认为,长期来看,低估类能实现我们跑赢道指的目标。
套利类 (Workouts) ——套利类投资有时间表可循。套利投资机会出现在出售、并购、重组、分拆等公司活动中。我们做套利投资不听传闻或“内幕消息”,只看公司的公告。在白纸黑字上读到了,我们才会出手。套利类投资有时也受大盘影响,但主要风险不是大盘涨跌,而是中途出现意外,预期的进展没实现。常见的意外包括反垄断等政府干预、股东否决、税收政策限制等。许多套利类投资的毛利润看起来很低。一位朋友说,套利类投资是在别人已经赚了 9 角 5 分后,再去赚最后的几分钱。但是,套利投资的确定性高、持有时间短,年化收益率是相当不错的。套利类投资每年贡献的绝对利润比低估类稳定。在市场下跌时,套利类投资积少成多,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领先优势;在牛市中,此类投资会拖累我们的业绩。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套利类能和低估类一样跑赢道指。
控制类 (Controls) ——我们的控制类投资比较少见,但这类投资只要做了,就是大规模的。控制类有的是一开始就通过大宗交易买入,有的是从低估类发展而来的。
我们有意愿、有财力实现控股,这样我们低估类中的许多股票可以进退有余。如果市场转而看好,股价会随之上涨。如果市场仍然看淡,我们可以继续买入,最后公司是我们的了,不必再听市场对我们的评判。
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这三类投资的分配主要是见机行事,视投资机会而定。
所以说,单独一年的业绩不重要,无论好坏,都别看得太重。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资金分配情况是,低估类占比最大,套利类第二,控制类第三。
我保证不了业绩,但可以保证和大家共进退。我们一大家子,包括三个子女、我的父母、两个姐妹、两个姐夫、岳父、三个姑姑、四个表亲、五个侄子侄女,直接或间接持有总计 893,600 美元的合伙基金权益。
比尔·斯科特 (Bill Scott) 夫妇也把他们家庭的大部分资产投到了合伙基金里,他们的权益是 237,400 美元。比尔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们 1964 年正在做的几笔投资,主要都由他负责联系。我也把大量日常事务交给了比尔处理
德州国家石油 (TEXAS NATIONAL PETROLEUM) 这是一笔普通的套利投资,近年来的套利机会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卖盘,这就是其中之一。
1962 年初,有传言说它要向加州联合石油 (Union Oil of California) 卖盘。我从来不根据传言操作,但是这次传言是真的。要是我听到传言时就买,不是等到公告出来才介入,我们能赚到远远更多的钱。这个钱让别人赚吧,我不赚。
股东否决的风险是零。这笔交易是控股股东谈的,价格很理想。此类交易都要走产权调查、法律意见等流程,这些风险几乎也是零。不存在反垄断的问题。虽然这笔套利不存在法律问题或反垄断问题,但绝对不是所有套利都如此。
4 月 23 日和 4 月 24 日,我们与公司进行了交流,他们估计 8、9 月份能完成交易。5 月 9 日,公司寄出了委托书,其中说这笔交易“将于 1962 年夏季完成,在交易完成后的几个月内,会将大部分收益分配给参与清算的股东。”
套利一般都是这样:(1) 交易完成时间比最初预期的要长;(2) 最后偿付的总金额比估算的略高一些。德州国家石油比预计多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收益率也比预计大概高了两个百分点。
我认为,在一个套利投资组合中,完全可以借一部分钱,但是我觉得,在低估类投资中,借钱非常危险。
在套利类投资中,我们尽可能了解所有情况,持续跟踪最新进展,根据我们的经验评估方方面面。我们肯定不是有交易就去做套利,不是每笔交易都有钱赚。参与套利,如果交易泡汤,市值会严重缩水。所以说,虽然我们很清楚会有做错的时候,但做套利投资是犯不起错的。
我们所做的投资需要耐心。有的投资组合里都是股价高飞、人见人爱的股票,我们根本不买这些股票。在热门股风头正劲时,我们的投资可能看起来乏善可陈。
1964年7月8日信
有一点大家应该知道,对于我们的低估类中的大部分股票,虽然我们认为仍然严重低估,但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控股权。对于这些股票,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市场应该能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和我们能控股的股票不一样,在这些股票上,我们没有两手准备。
1965年1月18日信
作为衡量投资业绩的指数,道指不是那么容易战胜的。上述四家基金由能力出众的经理人管理,它们每年收取的管理费是 800 多万美元,整个基金行业收取的管理费数额就更庞大了。从这些高薪经理人的打击率 (batting average) 来看,他们的业绩和道指相比稍逊一筹。
他们问我:“大型基金的经理人才智超群,他们有聪明勤奋的下属、用之不竭的资源、深厚广博的人脉,他们的投资经验加到一起都有几百年了,最后业绩怎么能做成这样?
我想起了一个段子。有个人去面试,他说自己有 20 年的从业经验,他之前的老板说,不是“20 年的从业经验”,应该是“一年的经验,重复了 20 年”。
大基金的业绩超不过甚至跟不上无人管理的指数,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对不是因为基金经理能力或品行的问题。我把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1) 群体决策——这或许是我的偏见:我认为,只要是一个群体,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决策,投资管理工作就几乎不可能达到一流水平;(2) 与其他声誉卓著的大型机构保持一致的倾向,无论是策略,还是部分投资组合;(3) 机构框架的束缚——平均水平很“安全”,对于个人而言,特立独行的回报与风险毫不相称;(4) 僵化固守某些不理智的分散投资策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5) 惯性。
在机构的宣传资料中,它们着力凸显专业管理人士,公众自然会以为他们有能力取得高收益,但绝大多数机构并未对实现超额收益做出具体承诺。
与我们相比,大基金的投资方式更符合常规。很多人以为符合常规就是保守。我觉得这种想法错了。一种投资方法是否保守,不在于是否符合常规。
真正的保守投资源于正确的前提、正确的事实、正确的逻辑。按照这三点做出的投资,有与常规相符的时候,但更多时候是与常规背道而驰。
我们不因为重要的人、善辩的人或大多数人赞同我们,而感到踏实。我们也不因为他们不赞同我们,而感到踏实。民意调查替代不了独立思考。有时候我们会释然一笑,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投资机会,我们能看懂、事实清楚明了、一眼就能看出来该怎么做。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常规,还是非常规,不管其他人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保守地投资。
如何合理地评估既往投资策略是否保守?我的建议是研究市场下跌时的业绩表现。
复合增长率稍微高一点,最后的收益就会高很多。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希望自己的业绩能远远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对我们来说,高于平均水平的每一个百分点都有实际意义。
在我们的基金成立以来的这短短几年里,道指的收益率是 11.1%。我认为,把时间拉长到二三十年,道指比较合理的整体收益率应该在 6% - 7% 之间。
长期投资股票的人应该早就做好心理准备。要是你持有的股票(例如,你投资的巴菲特合伙基金)市值下跌 20% 或 30%,你就会遭受心理创伤或陷入财务困境,你就不适合投资股票。
在我的投资理念里有一个核心理论:预测常常无法准确判断未来,倒是经常暴露预测者的过错。
以下是我对长期前景的预期:
(1) 道指整体收益率为平均每年 7% 左右(包括股息),整体而言,各年波动剧烈,极端时能跌 40%,也能涨 50%,大多数年份在下跌 10% 到上涨 20% 之间。 (2) 扣除总合伙人分成之前,巴菲特合伙基金平均每年领先指数 10 个百分点。合伙基金的领先优势同样存在剧烈波动:在逆境中可能落后 10 个百分点;在顺风顺水时,可能领先 25 个百分点。 (3) 综合以上两点,巴菲特合伙基金的长期平均收益率是 17%,有限合伙人的长期平均收益率是 14%。各年的收益率会相差悬殊,具体波动是多少取决于 (1) 和 (2) 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
在以前的信中,我一直把我们的投资分为三类,现在我觉得分成四类更合适。新增加的类别是“低估类(相对低估)”(Generals Relatively Undervalued)。我们的“低估类”投资中一直存在这个细微差别,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差别体现出来。此类投资以前只是“低估类”中的一个小类,现在已经发展到在我们的整体投资组合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单独划为一类。这类投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迄今为止的收益率也非常出色,值得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其中寻找更多投资机会。这个新类别反映了我们已经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全新投资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这个新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我们改善此类投资的预期收益和稳定性。
我们的四类投资如下:
- “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Generals -Private Owner Basis)——这类投资包含整体低估的股票,我们主要通过定量分析判断是否低估,但是也特别重视定性分析。一般来说,低估类的投资,几乎看不出来或根本不知道短期内怎么能上涨。低估的股票不光鲜,市场不喜欢。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价格低廉,经过审慎分析可以看出,公司的市值远远低于产业资本所能给予的估值。我重申一下,虽说定量是第一位的,是根本,定性也很重要。我们喜欢优秀的管理层,我们喜欢好行业,我们希望有一定的“催化剂”刺激不作为的管理层或股东,但是我们要买得值。
在此类投资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做到“进退有余”,最后要么外部因素刺激股价上涨,要么我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一家公司的控股权。虽说外部因素刺激股价上涨属于绝大多数情况,但廉价取得控股权相当于一个保单,这是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所没有的。
“低估类(相对低估)”(Generals -Relatively Undervalued)——此类投资中的股票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参照对象是质地相差无几的其他股票。我们对此类股票的要求是按照当前市场估值标准严重低估,但是此类股票一般是大盘股,参照产业资本给予的估值没意义。在这类股票的投资中,一定要进行同类比较,否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这一点我们非常注意。在绝大多数情况中,我们对行业和公司不够了解,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会直接跳过。
“套利类”(Workouts) ——套利类投资有时间表可循。套利投资机会出现在出售、并购、重组、分拆等公司活动中。我们做套利投资不听传闻或“内幕消息”,只看公司的公告。在白纸黑字上读到了,我们才会出手。套利类投资有时也受大盘影响,但主要风险不是大盘涨跌,而是中途出现意外,预期的进展没有实现。常见的意外包括反垄断等政府干预、股东否决、税收政策限制等。许多套利类投资的毛利润看起来很低,就像我们平时在生活里找哪个停车计时器还有剩余时间。但是,套利投资的确定性高、持有时间短,去除偶尔出现的重大亏损,年化收益率是相当不错的。套利类投资每年贡献的绝对利润要比低估类稳定。在市场下跌时,套利类投资积少成多,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领先优势;在牛市中,此类投资会拖累我们的业绩。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套利类能和低估类一样跑赢道指。
“控制类”(Controls)——我们的控制类投资比较少见,但这类投资只要做了,就是大规模的。控制类有的是一开始就通过大宗交易买入,有的是从低估类发展而来的。有的低估类股票,价格在低位徘徊的时间很长,我们能买到很多,实现了部分或完全控股,有能力对公司施加影响,这笔投资从低估类转到了控制类。这时候,我们根据对公司前景以及管理层能力的评估,决定是采取主动,还是保持相对被动。
我们不愿为了主动而主动。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我更愿意放手让别人做。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必须要采取主动,才能让资本得到合理运用,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在“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中,我们提到有三只股票我们是最大股东。由于进可攻、退可守,这三只股票都可能变成控制类,这样很好。
做投资,别想着坑人,指望最后让傻子接盘(华尔街有个“博傻理论”,说的就是这种做法),这么做长远不了。在极其低贱的价格买入,平价卖出也能获得喜人的收益,这多有成就感。
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各类投资的分配主要是见机行事,视投资机会而定。单独拿出某一年来,低估类、套利类或控制类的投资占比有很大的随机性。各类投资所占比重有偶然性,但对我们当年相对道指的业绩有很大影响。所以说,单独一年的业绩不重要,无论好坏,都别看得太重。
要彻底避免交税,只有三个办法:(1) 把资产留到死——我觉得这个办法太终极了,就算狂热的避税分子对这个办法也一定很纠结;(2) 将资产赠予他人——这样你就不必交税了,可我们买东西、交房租,也不交税啊;(3) 把赚来的钱亏回去——要是你听到这个避税办法眼前一亮,那我很佩服你,你真有坚持信念的勇气。
1965年7月9日信
三年以下的短期业绩毫无意义
在持有一家公司的少数权益时,盈利能力和资产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是从短期看,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供求关系,盈利能力和资产只能间接影响价值,未必能主导股价。
基金就像漂在池塘上的鸭子。水(市场)涨起来时,鸭子跟着往上涨;水(市场)落下去时,鸭子跟着往下落。
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 H. 洛瑞 (James H. Lorie) 说得更直白。他在 1965 年 5 月 25 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说:“我们找不到证据,无法证明基金公司的选股能力优于随机选股。”
美国经济大环境好,过去这些年,随机选股都能获得很好的业绩。水位一直在上涨。我认为,从概率的角度讲,长期来看,美国经济会越来越好,水位会越来越高,但中间少不了大的波折。
1965年11月1日信
一份每年必备的“基本原则”(The Ground Rules)。所有合伙人务必认同其中的每一条原则。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没问题,你说的可能更对,但是合伙基金不适合你。
1966年1月20日信
投资这行有一点不好,前一年强劲的势头对下一年基本没什么用。
在大多数投资管理机构处理的众多数据中,缺失了衡量业绩的体系。很悲哀,有些人宁愿糊涂,不想自己的表现如何。
近来只有零星的“套利类”投资机会。去年,我们只做了几笔套利,平均只投入了 600 万美元。套利类的收益是 1,410,000 美元,平均资本回报率是 23.5%(计算中使用的是自有资本。在大多数套利类投资中可以借钱,我们在套利投资中使用一部分借来的资金,可以提升回报率)。
在当前的情况下,大量资金参与套利不可能持续获得较高的收益率。
1965 年,“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Generals -Private Owner Basis) 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随着道指上涨,此类投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这样的机会一出现,往往就是大机会。
二战结束以来,伯克希尔深陷泥潭,一直在走下坡路。1948 年,这家公司最辉煌的时候税前利润有 2950 万美元,拥有 11 家工厂、11,000 名工人。
1965 年春,我们取得控股权时,伯克希尔只剩下两家工厂,2,300 名工人。
能拥有伯克希尔,我们感到很高兴。毫无疑问,伯克希尔的盈利能力如何,主要决定因素是纺织行业的行业状况。幸好我们有一流的经理人肯·切斯 (Ken Chace) 负责公司运营,另外,负责伯克希尔销售团队的几位经理人也是行业精英。
“低估类(相对低估)”(Generals -Relatively Undervalued)
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为此类投资出色表现做出最大贡献的,只是两笔投资。
与大多数同行相比,我们的分散程度远远更低。一笔投资,我们掌握了事实和逻辑,正确的概率极大,与此同时,这笔投资的内在价值不可能出现根本变化,出错的概率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最多拿出 40% 的净资产用于这笔投资。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也就能找到寥寥几个特别可能赚钱的投资机会。按照我们的目标,对于这样的投资机会,我的要求是拥有领先道指至少 10 个百分点的数学期望值。这样的机会能找到的就不多,找到的机会里,每个的数学期望值又存在巨大差异。我们总要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相对收益的数学期望值,排名第一的要分配多少仓位?排名第八的要分配多少仓位?”这主要取决于第一和第八的数学期望值相差多少,还要考虑第一有多大的概率会出现极其糟糕的相对收益。两只股票的数学期望值可能相同,但是其中一只有 5% 的概率落后道指 15 个百分点以上,另一只出现这个情况的概率只有 1%。前者的数学期望值范围较大,这就会降低我集中投资这只股票的意愿。
我们做投资就是确定事实,然后用经验和理智分析事实,得出数学期望值。这个过程不精确,受情绪影响,但这就是投资。
有一点我非常肯定。就算不以追求良好业绩为首要目标,无论资金量是 1000 美元,还是 10 亿美元,一个投资组合,要是其中包含了一百只股票,就肯定不符合逻辑。在投资组合中加入第一百只股票,它拉低整个投资组合数学期望值的弊,远远大于平滑组合业绩波动的利。
为了追求更高的长期整体收益率,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平滑每年的业绩波动(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业绩”是指相对道指的表现)。简单点说,一旦看准了最佳投资机会,我愿意下重注集中投资。
我们的业绩波动幅度更大,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的领先优势也更大。
我们能投入 40% 的仓位,肯定是遇到了特别罕见的情况。正因为罕见,抓准了机会,才要下重注。合伙基金成立九年来,我们仓位超过 25% 的投资也只有五六笔。能成为集中投资的机会,首先是与其他机会相比,它们相对道指的预期收益率必须远远更高。除此之外,它们还必须是通过定性和/或定量分析挑选出来的一等一的好机会,出现严重永久性损失的风险极低(短期的市场报价多高多低都有可能,所以说集中投资,每年业绩的波动风险更大)。
在安排仓位时,任何一笔投资,我都要对它的仓位进行限制,尽可能降低一笔投资(或相关的一组投资)导致整体组合落后道指 10% 的概率。
我们 1965 年的收益绝大部分来自五笔投资。
我们关于过度分散的论述这就讲完了,最后就用著名学者比利·罗斯 (Billy Rose) 的话结尾:“你要是有 70 个女人的后宫,没一个女人你能懂。”
苏茜和我在合伙基金里有 6,849,936 美元的投资,我保证不会下午溜出去看电影。我们的全部净资产几乎都在合伙基金里。
1966年7月12日信
假如你今年 1 月 1 日拿出 100,000 美元,把资金平均分成 8 份,买入下列公司: a.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 b.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 c. 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公司(西尔斯罗巴克); d. 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杜邦); e. 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 f. 世界上最大的上市保险公司(安泰保险); g. 世界上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美国电话电报); h. 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 到 6 月 30 日,你的投资组合的总资产(包括股息)是 83,370 美元,亏损 16.6%。1 月 1 日,这八家巨无霸的总市值是 1000 多亿美元。到了 6 月 30 日,这八家公司都跌了,无一例外。
机构投资者经常以保守标榜自己。如果他们所谓的“保守”意思是“业绩和平均水平亦步亦趋”,那我没意见。
依我之见,保守要这么定义才更合理:“与平均水平相比,承受远远更低的价值损失,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第一种保守可能叫“随大流”(conventionalism) 更合适,它的意思其实是说“股市普遍上涨,别人都赚钱时,我们一样赚;别人亏钱时,我们一样亏。”我所说的保守是这样的:“别人赚钱时,我们一样赚;别人亏钱时,我们少亏。”这两个保守不一样。在投资中,能做到第二种保守的,很少。
我做的是投资,不是预测股市涨跌或经济波动。如果你觉得我能预测出来,或者认为不预测就做不了投资,合伙基金不适合你。
我们集中精力研究的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不是什么时候发生。
1966年11月1日信
我们已停止接纳新合伙人(除非他们对合伙基金的贡献不只是资金)
在对控股权益估值时,主要决定因素是盈利能力(过去的和未来的)和资产价值。
1967年1月25日信
第一个十年的业绩,在下一个十年里,我们绝对没任何机会复制甚至接近。我们起步时,我才 25 岁,充满饥饿感,最初管理的资金只有105,100 美元,在这十年的商业和市场环境里,我的投资理念如鱼得水。
十年之后,我现在已 36 岁,小有成就,合伙基金的规模达到 54,065,345 美元,虽然我的投资理念没变,但现在能找到的好机会只有以前的 10% 到 20%。
巴菲特合伙基金于 1956 年 5 月 5 日成立于密西西比河西岸。最初的几个合伙人都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四位家人,三个好朋友,我们一共投资了105,100 美元。
合伙基金成立之初以及随后的几年里,按照我们低估类的标准,遍地都是远远低于产业资本所能给予的估值的股票。套利机会也接连涌现,都是胜算非常大的机会。机会太多,我都挑不过来了。于是,我们买入 15 到 25 个品种,构建胜券在握的组合。
过去几年里,环境彻底变了。现在我们基本找不到我能看懂、规模合适、而且符合每年收益率能领先道指 10 个百分点这个条件的投资机会。在过去三年里,我们每年只能找到两三个符合这个条件的新投资机会。好在我们充分利用了其中的一些机会。成立之初那几年,这样的机会,不怎么费劲就能找到一大把。
自己发掘投资机会的能力降低了,很难做到客观地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个原因是比较明显的:(1) 市场环境变化了;(2) 我们的规模增加了;(3) 竞争更加激烈了。
过去的好机会像奔腾不止的大河,现在的好机会像潺潺流淌的小溪,现在的前景与过去相比,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几百万的资金才能利用的投资机会,对只有几千块钱的人来说没多大用,我年轻时对这一点感触很深
好机会越少,投资的时候就越珍惜,越要把少量的机会用好。显然,这几年我们靠的就是第二个原因。
我不会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就去做我不懂的投资。(有人说“斗不过,就入伙”,这不是我的作风,我是“不入伙,斗到底”。)有些投资机会,一定要懂高科技,我对高科技一无所知,就不做这样的投资。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一无所知,就像我对 chrzaszcz 的交配习性一无所知。
各个投资类别的收益都主要是一两笔投资贡献的。
我们在投资中面临的是一系列不知何时出现、各有不同特点的事件,我们要前思后想,琢磨各种可能性,然后做出决定。
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
这笔投资结束后,新投资太难找了。去年卖出这只股票后,股市整体还是较低的,本来应该能比较容易找到投资机会,可我们一个新机会都没找到。
低估类(相对低估)
没找到更好的,所以我们也没什么新的动作。早些年,好机会层出不穷,那时候实现的收益在总收益中占比较高,现在就少多了。
我愿意承受短期波动的痛苦(欢乐我都不谈),换取长期收益的最大化。但是,我不愿为了追求更高的长期收益,去承受严重的本金永久损失风险。
我们在投资中对于借钱谨小慎微。1966 年,我们从银行借贷的资金远低于合伙基金平均净值的 10%。
套利类
我们在套利中使用一部分借来的资金
前几年,套利类投资有时候占我们净资产的 30-40%,今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了。
我们各位员工对合伙基金利益的关心不是口头上的。1967 年 1 月 1 日,合伙基金员工和我、还有我们的配偶、子女在合伙基金共投资 1000 多万美元。我自己家庭在合伙基金的权益占我们家庭净资产的 90% 以上。
1967年7月12日信
纺织行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却步履维艰。虽然现在我没看到它的内在价值有任何减损,但是它的纺织业务是不可能取得像样的资产回报率了。
我一个朋友有句话说得好:“想要的东西没得到,就得到了经验。”
1967年10月9日信
过去十年里,市场环境日渐改变,用定量分析方法判断,一眼看上去就很便宜的股票骤然减少。
人们一窝蜂地追逐投资业绩(几年前,倡导衡量投资业绩的人没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这样),市场变得极度亢奋,我的分析方法没了用武之地。
当年的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为了追求高超的投资业绩不顾一切,现在我对高超业绩的追求已不复当年那么强烈。
虽说我认为我自己基本上算是定量派的(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正是课间休息,大家都出去了,教室里可能就我一个人),这些年来我真正抓住的大的投资机会都是特别偏向定性的,都是我“看准了的大概率机会”。这些机会是给我们赚大钱的。这样的机会不常有,能真正看准的机会本来就少。
真正能赚大钱的,是那些定性决策看得准的。
这些年来,通过统计数据就能找到的便宜货几乎绝迹了。或许是因为过去二十年里,没再出现 30 年代时的经济危机,没有人们对股票的厌恶,就没有遍地都是的便宜货,人们把股票筛选了一遍又一遍。或许是因为杠杆收购被日益接受并随之广泛应用(日益接受和广泛应用,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让行为学家研究吧)。能吸引杠杆收购的本来就是便宜的品种。或许是因为证券分析从业人员暴增,现在研究股票的分析师比前几年多多了。无论原因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用定量方法能找到的便宜货已经基本绝迹了,我们赖以为生的主食没了。用定量方法可能偶尔还能找到几个便宜货。偶尔也可能发现我在定性方面非常确定的股票,这里有我们赚大钱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很稀少。
我总是提醒合伙人,在衡量我们投资业绩的时候,至少要看三年,才能看出来我们行不行。
在证券投资中,预测市场走势,忽略商业估值的行为经常盛行。我们不会效仿。近年来,这种投资风气经常能迅速赚大钱,就在我写这封信的这个月就是如此。这个投资方法是否合理?我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我的理智(或许是我的偏见)不完全认同这种投资方法,我的秉性也绝对不适合这种投资方法。我不会拿自己的钱这么投资,也绝对不会拿各位的钱这么投资。
最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变化,是我没年轻时的冲劲了。合伙基金成立时,我把跑步机的马达设置在“跑赢道指十个点”。那时,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可能也比现在更争强好胜。
我对我自己很清楚,别人把资金交给我打理,我说好了要实现一个目标,就不可能不全力以赴。我越来越不想全力以赴了。我希望重新设定一个经济目标,多做一些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事。可能是投资之外的事,也可能是仍然做投资,但不追求最高收益。例如,我可能一直经营一家我很满意(但远远算不上多优秀)的控股公司,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和这个生意,就算其他投资可能更赚钱。以低廉的价格买入公司,然后转售出去,这样更赚钱。但是,一直做公司的所有者,通过一些财务决策,让公司一点一滴的进步,这样更快乐(特别是不用投入太多的个人精力)。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每年取得 9% 的收益率或领先道指 5 个百分点,二者取其较低者。也就是说,如果今后五年道指的平均收益率是 -2%,我希望取得 +3% 的平均收益率。如果道指的收益率是 +12%,我们能取得 +9% 的收益率,我就满意了。这些目标定得不高,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无法再做到领先道指十个百分点,也很难实现这个不算太高的新目标。
1967年11月1日信
我们现在不但在控股公司中投资了约 2000 万美元,而且还有 1600 多万美元买了短期国债。也就是说,如果股市继续上涨,现在我们总共有 3600 万美元,都不会参与其中。这不是因为我对市场走向有什么判断,只是我找不到任何很明显能赚钱、又安全的机会(从长期价值的角度考虑,不是短期的市场报价),没地方投资这些钱。
1968年1月24日信
或许历史上没有哪一年像去年这样,市场中有那么多人远远跑赢道指。1967 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天上掉金子了,盆越大的,接的越多。
去年,赚钱多少和年龄大小成反比,理念像我这样的,得被送到老年病房了。
许多机构的业绩远远领先巴菲特合伙基金,收益率高达 100% 以上的不在少数。在如此靓丽的收益面前,大量资金、人才和精力汇集到一起,不遗余力地追求在股市迅速捞一笔。在我眼里,这是投机风气盛行,其中隐藏着风险,但是许多当局者肯定会矢口否认。
本·格雷厄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说过一句话:“投机不缺德、不犯法,也发不了家。”去年,有人天天吃投机的糖,吃成了大胖子,赚了很多钱。
我们做套利投资不听传闻或“内幕消息”,只看公司的公告。在白纸黑字上读到了,我们才会出手。套利类投资有时也受大盘影响,但主要风险不是大盘涨跌,而是中途出现意外,预期的进展没有实现。
套利类去年的收益率是 0.89%。我没详细计算,但是我估计,无论过去哪一年,套利类的收益率都没有低于 10% 的时候。
1968年7月11日信
在当前的投资环境中,我们周围都是这样的投资者:他们不需要逻辑合理才能相信,他们是一群盲目乐观、没有主见、贪得无厌的人,找各种借口骗自己。
1968年11月1日信
总会有合伙人问我,合伙基金是否还不接受新合伙人。我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对。”
1969年1月22日信
去年我们实现了 40,032,691 美元的总收益。主要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很简单、很合理的机会,这个机会正好成熟了(投资机会像女人一样,招人喜欢,却难以捉摸)。
去年,将股息计算在内,道指的收益率是上涨 7.7%,我们的收益率是上涨 58.8%,创造了新纪录。大家应该把这个业绩看成是极端异常情况,就像在桥牌中一连抓了 13 张黑桃,你叫到大满贯,却不动声色,把钱装在兜里,继续打下一局。我们也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 这些年来,这个类别的平均收益率最高,盈利投资所占百分比也最高。
到目前为止,在持续取得良好业绩方面,我对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的确定性最大。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类别的总投资还不到 200 万美元,而且我一个备选机会都没有。1968 年,机会像约翰斯顿水灾奔涌而来。1969 年,机会像阿尔图纳市一个水龙头漏出来的水滴。
当前的机会,无论从质量上看,还是数量上看,都是历史新低。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但还是要说。具体原因我在 1967 年 10 月 9 日的信中讲过了。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诸多重大不利因素。我们不至于一事无成,但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收益率。
1956 年 5 月 5 日,七位有限合伙人(四个家人,三个好友)出资 105,000 美元,总合伙人也不是光说不练,拿出了 100 美元合伙投资,这就是我们合伙基金的前身。
1969 年 1 月 1 日,我们的员工及其配偶、子女在合伙基金共计投资 2700 多万美元。姨、舅、叔、婶、爸、妈、兄弟姐妹、各种表亲,巴菲特合伙基金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里面都是“自己人”。
1969年5月29日信
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艰难。
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1) 通过定量分析能找到的投资机会,在过去二十年里稳步减少,现在几乎找不到了;(2) 我们现在有 1 亿美元的资产,本来投资机会就少,还有很多我们买不了,因为 300 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对我们的总体业绩没什么意义,市值 1 亿美元以下的股票,我们都不能买;(3) 追逐投资业绩的人越来越多,股市的眼光越来越短,投机氛围越来越重。
我在信中说:“我希望目标定得低一些,我也可以少努力一些。”目标低了,但我的努力没少。只要我“在场上”,定期公开业绩,承担为众多合伙人管理资产的责任(很多合伙人把自己全部的资产都交给我打理),我就永远不可能无拘无束地去做合伙基金以外的事。只要我是公开参与,就忍不住要争强好胜。我心里明白,我不想自己一辈子都在比拼投资,都在和一只兔子赛跑。要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结束。
今年我们的套利投资做得特别不顺,我感觉我像误入羽毛球场的一只小鸟。有这样经历的,不只是我们,但是我们今年在套利类中的投资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
要是真有特别好的投资机会,我愿意 1970 年甚至 1971 年继续管理合伙基金。不是因为我还想接着做,只是因为我太想完美收官了,不想以业绩惨淡的一年谢幕。可惜,我看不到任何机会,看不到任何希望,没办法把最后一年的业绩做好。我也不想拿别人的钱误打误撞碰运气。我和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合拍,不想为了辉煌谢幕而做自己不懂的投资,不想毁了这么多年的好业绩。
有的合伙人可能会问:“你打算做什么?”这个问题,我没答案。我只知道,有些东西是 20 岁的我非常想要的,但当我 60 岁的时候,自己应该有不一样的追求。我现在做的事,是我长大成人以后就一直在做的,18 年了,它消耗了我的所有时间和精力。今后的我要过一种新生活,除非我与现在做的事一刀两断,否则我适应不了今后的生活。
1969年10月9日信
我们运气很好,如果不是今年清算了,我们的业绩会差很多。之前,我发现了一些“长期”看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这些机会整体表现欠佳。
我和比尔·鲁安是 1951 年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向本·格雷厄姆学习。
看人不可能一点不出错,要判断一个人将来会怎样就更难了。
比尔的整体业绩相当好,平均业绩和巴菲特合伙基金不相上下,但是波动幅度大得多。从 1956-1961 加上从 1964-1968,他管理的个人帐户平均整体收益率是每年 40% 以上。但是,1962 年,或许是前几年业绩太劲爆了,他下跌了 50% 左右。经过总结和反思,1963 年,他取得了持平的业绩。
比尔没做控制类和套利类投资,我们有控制类和套利类,它们有平滑合伙基金年度波动的作用。就算不考虑控制类和套利类,我也觉得比尔的业绩波动比我们更大(这当然不等于他的业绩不如我们),他的风格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投资组合和我的只有一小部分重合,整体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今后十年,有很高的概率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主动投资做得再出色,或许都不会比被动投资强多少。
有的决策是这样的:做对了,得不到什么;做错了,会失去很多。在管理巴菲特合伙基金的投资组合时,我总是尽量避免做出这样的决策。
正如本·格雷厄姆所说:“长期看,股市是称重机。短期看,股市是投票器。”重量是基本面决定的,这个比较容易评估。投票是心理决定的,这个比较难以捉摸。
我的判断是:在未来整个十年里,在职业基金经理掌管的资金中,不到 10%(领先的这部分资金规模约 400 亿美元)能超过整体预期水平,每年平均领先两个百分点。那些风格激进的基金的收益率不太可能比一般基金的收益率高多少。
如果你运气特别好,选到的基金经理能把业绩做到全国最高的 1% 到 2%(因为他们业绩太优秀了,必然会管理大量资金),我觉得你每年的收益率最多也就比整体预期水平高 4 个点。
如何在债券和股票中分配,投资股票的话,要交给谁打理,这些问题,必须由各位自己决定。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做决定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自己有形和无形(性情方面的)的需求,是否需要定期获得收入,是否不想本金出现大幅度波动,然后还要考虑自己的心理需求,是否想享受可能获得超高收益率的兴奋和乐趣。
1969年12月5日信
虽说与整个纺织行业相比,伯克希尔的纺织业务稍微领先,但这项业务算不上好生意。我们在纺织业务中投入了不少资产,但是它的资本回报率却很低,将来更不可能实现足够高的回报率。四年半以前,我们买入了伯克希尔,当时在这家公司的各项业务里,纺织业务是最好的。
我敬佩纺织业务的员工,尽管环境艰难,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做得更好。虽然纺织业务的投资回报率如此之差,只要它能维持当前的水平,我们打算继续经营下去。
保险业务(伯克希尔拥有旗下保险公司 100% 的股份)和银行(伯克希尔拥有 97.7% 的股份)就好多了。这两个都是一流的好生意,资本回报率高,营业数据无论怎么分析,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非常好。
我的个人看法是,多年以后,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内在价值会实现巨大增长。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如果它们的增长率达不到每年 10%,我会很失望。
我认为这两家公司都值得长期持有,我把自己的大部分净资产投入到这两家公司中,很放心。
我觉得,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会持有我对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的投资,我这么做的概率很大。
1969年12月26日信
纺织业务为 1100 名员工提供就业岗位,管理层非常努力地争取比同行做得更好,只要它业绩还过得去,而且不必继续投入大量资本,我就不想清算。我不想为了收益率能高几个百分点,让很多人丢掉饭碗。如果我们不得不继续投入巨额资本,或者纺织业务一直亏损,我当然也没办法,只能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但是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970年2月25日信
有的债券发行人有权将债券赎回,赎回条款对债券发行人非常有利,我们不买这样的债券。有的债券是 40 年后到期的,但是发行人有权在 5 或 10 年后以微小的溢价赎回,怎么能有人买这样的债券呢?这样的条款其实是这个意思:签订最初的合同之后,根据将来的情况变化,如果对发行人有利(对你不利),那就是 40 年的期限;如果对你有利(对发行人不利),那就是 5 年期限。这样的合同条款太不合理了。怎么能有这样的合同条款呢?
利率的波动越大、债券的期限越长,在到期之前,债券价值越容易出现暂时性的大起大落。
市场是变化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期限为 20 年、税收收益率为 6.5% 左右(公共住房管理局发行的品种除外)的债券,应该很容易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