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 of My Life
一年我只给自己总共4天的时间来关注投资或其他财务上的事。
在我们的整个婚后生活中，很幸运的是收入从来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如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果你量入为出，要保持支付能力是不困难的。
富人通常表现得（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好像他们有钱是靠正确行事而不是靠上帝的恩惠或运气。
我有一次给一个大富翁打电话，我亲昵地直呼他的名字，请他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捐赠价值400美元的公司产品。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与你合出这笔钱。”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反应如此不加思索——膝跳反应。甚至一笔无足轻重的小钱也不会随便付出。
你可以同时爱两个或更多女人——否认这一点将否认自己的感情——但你只能忠诚于一个人。把爱两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还不够。除非伴随忠诚与承诺，否则爱情只为婚姻或令人满意的持续结合提供脆弱的基础，即使这种爱远远超出性魅力。
我们谁都逃避不了的时间有限性，迫使我们要考虑价值和人的优先性问题。婚姻中的承诺意味着另一人的需求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优先。
我把生活描绘得像迷宫一样，并不意味着我曾作过大量精心思考过的痛苦的决定，去沿着某一个方向走。相反，我只作过极少的决定。使我走上我所走过的特定道路的是对机会和环境的明确反应，而不是经过研究的决定。
“真正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情境之中，不同的时刻处于不同的情境。说我们是演员其实并不使我们”不真实”或虚伪。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迷宫中表演自己的生活。
这个男孩是个虚心听取意见的人。他在相当年轻时就常被（甚至成年人）作为知心朋友。
里德利既懂得利用机会主义，也懂得它的危险。
现代达尔文遗传学的中心概念是适应。它只是通过生物繁殖的速度来衡量，如果两个生物争着要占据同一个生态龛，那么相对的适应性就决定谁生存。
象棋游戏的输赢可能以同样的累积方式来决定。特别是当好棋手的技巧几乎不相上下时，比赛很少因一着坏棋而输掉。而常常是赢家通过连续利用观察到的对手走棋选择中的小弱点来保护积累起来的优势。
我们中的多数人没有中过百万美元的彩票或遇到过致残的事故，生活非常像下象棋。我们在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中间作几百次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使我们发现自己在追求特殊的、也许是高度专业的职业、与特定的配偶结婚、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城镇。即使我们指出一个单独事件是某一结果的”成因”，仔细查看我们所走过的路也会揭示出使这一关键事件可能发生的某些前奏或初步事件。
无疑有些东西也与虚荣有关。我喜欢被人请求而不是请求别人，不管是关于工作还是研究津贴、专业讲话或其他什么事情。对被拒绝的前景的强烈厌恶，也许使我与妇女们的关系很有些柏拉图式的味道。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不是全部——在我国被侦查出的破坏安全的事件是由贪心和讹诈而不是意识形态引起的。
在美国一所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大学中，每年的经费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靠教工们那种冒险性的努力提供的，他们在研究提案中编写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真理的”梦”，有说服力地向基金会和政府机构诉说。
当你处于权威地位时，你与你这个组织里的人自由争论时，会使他们认为如果太激烈地反对你的意见会危及自己的事业。那些同意你的人很容易被看得比不同意你的人理智一些。
旅行定理：一个普通的美国成年人在一次国外旅行（逗留短于一年）所能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更迅速、更省钱、更容易地通过造访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学到。
中国人民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自由，如政治自由、艺术表达的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一个不将这些视为社会利益的政府的领导下，人民会得到这些自由。
1986年和1987年是停滞时期，出现了方向上的新问题和斗争，同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不断增长，对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成群的高大灰色公寓楼继续在北京到处建成，但对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却已不在北京了。
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不抱幻想去完全正确、客观地理解我的世界。
要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发现，你应当交尽可能多的好朋友——他们精力充沛、聪明睿智、博学多识。任何时候，只要能够，就尽可能与他们建立伙伴关系。
普鲁斯特把他一生著作的最后一卷称为《夺回往日》。当然，往日是夺不回来的。记忆也被后来的记忆所覆盖，被自我辩解、自我怜悯所损坏，被私利所防卫，被巨大的遗忘裂缝所撕碎。
我在生活道路的迷宫中遇到许多分岔，我时而向右拐，时而向左拐。对于献身科学、致力于理解人类如何作选择的人来说，迷宫的隐喻是不可抗拒的。
我把生活描绘得像迷宫一样，并不意味着我曾作过大量精心思考过的痛苦的决定，去沿着某一个方向走。相反，我只作过极少的决定。使我走上我所走过的特定道路的是对机会和环境的明确反应，而不是经过研究的决定。
“真正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情境之中，不同的时刻处于不同的情境。说我们是演员其实并不使我们”不真实”或虚伪。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迷宫中表演自己的生活。
父亲嘲笑那些”归化的美国人”——德国裔、意大利裔、波兰裔或者随便什么裔美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忠诚分给两个国家。
整个事情已不再是一种记忆，只是对曾有过这样的记忆的回忆。
如果这个男孩有什么称得上是创造性的话，那就是在政治领域。大约四年级的时候，他起草一份学校章程（为学生的权利！），并且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严厉的校长沃尔什小姐。令他大为吃惊的，他不但没有为他的叛乱企图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夸奖。
高中是另一回事了。他对漂亮女孩目不转睛。开始多半是远远地慕恋，因为他太腼腆，不好意思与她们去跳舞或像通常那样与她们约会。此外，他比同班同学要小两岁，所以别人常把他当作小弟弟。
他最容易和开朗聪明的女孩而不是漂亮的女孩交谈，因为与她们在一起他能自在一点，好像她们是男孩。在漂亮女孩面前，他的社交本事立即消失殆尽。意识到他（模糊）的欲望使他不能以平常之心对待漂亮姑娘。
他的年轻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宝贵财富。有许多不可被原谅的事只是因为他是小弟弟而被原谅。他整个前半生一直和比他稍年长的人一起工作。
这个男孩是个虚心听取意见的人。他在相当年轻时就常被（甚至成年人）作为知心朋友。
不到12岁他就知道明理的可信赖的人能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同一类事件。有时他发现自己是调解人，向冲突双方解释对方的观点。不管面对什么观点，他都能从相反的观点出发看到其优点，并且常常接纳它。
有时他希望自己不是，虽然他自己几乎不承认这一点，但他多半时候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常常很细心地让周围人知道他是犹太人。
高中时，班上的同学投票赞成毕业典礼时穿白色法兰绒衣服。他认定这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是不公平的，并说服许多学生签定一个协议，穿通常的服装（当时是大萧条最困难的日子）。
1933年男孩17岁时高中毕业。总的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幸福的。除了接受这个世界为他提供的东西，他几乎不用做什么决定，而这个世界是慷慨的，在迷宫叉道上没有艰难的选择。
他从不对他的妻子不忠诚，也许他从未有过这种思想。
父亲是否有点孤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这一代（以及男孩这一代）总是掩饰自己的感情的。他们并不寻找他们的”自我”，至少不是公开地寻找。他们并不要求自我实现。
甚至在大萧条破坏最严重时，失业人数巨增，对现存社会体制已不抱幻想的人也很少以尖锐的或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
写和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是另两回事。人们可以仅靠花大量时间阅读来学会流利地阅读，也可以仅靠花大量时间听和说来学会说。
我在大学全然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我对女孩已失去兴趣。我通过信件继续与吉妮保持着柔情蜜意。但胆怯使我对校园中新的女性同伴退避三舍。
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要通过心理学及其相关的姊妹科学来进行。
教师中更多的是具备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天才的人，安排好他们的位置是件困难的事，他们往往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他们常乐于让学生了解到自己对别人并非总是夸奖的观点。
我的学术生涯是非常偶然地决定的。我生活迷宫的分叉点给了我容易的选择；我周围的人给我机会，当这些机会出现时我抓住了它们。两三次这样的选择（几乎不是下决心，我几乎没有寻求其他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明确的道路。
多萝西娅和我开始正式约会，然后我们越来越觉得与对方在一起很愉快，约会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她是那种我可以与之共享我的智力兴趣并在政治行动中合作的人。
她周身散发出一种友好和乐观主义的神采，她对生活感到真正的愉悦。
年轻人的傲慢（也许这只是自信？）也许是令人难忘的。但我以后仍然傲慢。甚至今天我对审查人和其他批评者的本能反应仍然相同：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
里德利既懂得利用机会主义，也懂得它的危险。
我已知道她具有一种怎样的与人友好交往的才能，而且她的微笑又如何能排解我有时的发怒。我们很快就有了广泛的朋友圈。
除了高中和芝加哥大学给我的广泛的普通教育外，我在政治学方面受过优良的训练，在经济学方面有坚实的基础。我的数学有良好的开端，为我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基础。我还学了一点科学。
很明显我已为我今后在行政管理、经济学以至运作研究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作了强有力的准备，这些研究占了我得到学位以来的近5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然而，如果不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自学的话，我几乎没有什么学历背景可以支持我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占了我以后的大部分时间。
在40年代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年轻研究者会有相似的经历。在新领域中进行交叉学科的探索是最容易的。
我从不怀疑英国会击退侵略，但我信任的全部理由（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是似是而非的，是一种渴望的产物。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这一经历和以后经历得知，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也许是受到了我妻子更加坚定的乐观主义的支持。
从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中我学到了作一个有效的、受人欢迎的教师的种种原则，从那以后恐怕我的教学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1946年我当副教授的工资是4600美元，这笔收入足以使我们和3个孩子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公寓中过舒适的生活。
我知道我的才能销路很好，而且我的学校会不得不把我的工资保持在”市场”水平，如果它不愿看我被吸引走。也许激烈讨价还价会使我工资慢慢地增加一些，但花在讨价还价上的时间是得不到很多回报的。因此在小钱上我不去讨价还价，这将使我在以后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且避免了紧张。
关于我的事业走什么路，还有两个比钱更重要的考虑：我对竞争的态度，在选择走这条路而不是走那条路时的准则。
不费劲而取得的成功特别使人高兴——但这很少有。为了自圆其说，人们简单地把工作重新定义为乐趣（不可思议的是它们通常确实成为乐趣）。
公正是一个棘手的概念。显然，赢得基因抽彩不算不公正——或者是关于智力的，或者是关于勤勉的；有经验或处于为人提供秘密武器的地位也不算不公正。要从像家庭或组织的威望中继承功绩就是不公正，这样来作区分似乎非常随便。
现代达尔文遗传学的中心概念是适应。它只是通过生物繁殖的速度来衡量，如果两个生物争着要占据同一个生态龛，那么相对的适应性就决定谁生存。
一个人要是重复面临某种选择（例如，是否要第二份饭），在选择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时，或然性方面的微小差异就会产生结果（体重）的重大差别。
象棋游戏的输赢可能以同样的累积方式来决定。特别是当好棋手的技巧几乎不相上下时，比赛很少因一着坏棋而输掉。而常常是赢家通过连续利用观察到的对手走棋选择中的小弱点来保护积累起来的优势。我们可以用一种比0.5稍大的概率来表示那个较好棋手的优势，双方每走一步，这个棋手都会更强一点。
我们中的多数人没有中过百万美元的彩票或遇到过致残的事故，生活非常像下象棋。我们在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中间作几百次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使我们发现自己在追求特殊的、也许是高度专业的职业、与特定的配偶结婚、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城镇。即使我们指出一个单独事件是某一结果的”成因”，仔细查看我们所走过的路也会揭示出使这一关键事件可能发生的某些前奏或初步事件。
这种谨慎一直保持着。我很难与那些重要而且可能有用的人熟悉，除非有某些不是出于我这方面的工作关系或社会关系把我们带到一起。甚至现在我有大量接近权势的路子，我也很少利用它们——至少比我在周围所看到的人相比要少。我不知道这算美德还是恶习。这当然不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方针，而是轻松自在地生活的需要。
无疑有些东西也与虚荣有关。我喜欢被人请求而不是请求别人，不管是关于工作还是研究津贴、专业讲话或其他什么事情。对被拒绝的前景的强烈厌恶，也许使我与妇女们的关系很有些柏拉图式的味道。也许我的虚荣是一种相当有用的冒充高雅的虚荣。
我们确定了找朱利亚·琼斯，她的拼写是凭直觉的，语法不标准，词汇也有限，但显然她是有良好社交技能的聪明的年轻妇女，愿意学她所需要的东西。
散步常常是使我平静下来的好方法。那年夏天我在”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受到审查后，也在华盛顿的街头走了很久。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不是全部——在我国被侦查出的破坏安全的事件是由贪心和讹诈而不是意识形态引起的。
根据传统，企业家被认为属于商业界的。但观念和资源的经纪人并不限于商业；至少在国内学术界就不少。在美国一所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大学中，每年的经费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靠教工们那种冒险性的努力提供的，他们在研究提案中编写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真理的”梦”，有说服力地向基金会和政府机构诉说。
科学创业是一种罗马赌博：赢者比富人更光荣，输者终生贫困。比尔·库珀曾在学术创业中高度成功，他的成功不仅使他自己得益，而且使那些在他身上投资的人也得益。
精明的实业家和精明的教育家一样，总是遵循亚历山大教皇的戒律：”不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东西的人，也不要当最后一个放弃旧东西的人。”
开始我并没有认识到，当你处于权威地位时，你与你这个组织里的人自由争论时，会使他们认为如果太激烈地反对你的意见会危及自己的事业。那些同意你的人很容易被看得比不同意你的人理智一些。权力确实会使人的判断出差错。
我在以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时，包括在伯克利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的同事对我没有什么闲话。也许那时我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所以对他们不构成什么威胁。而且我以前的合作伙伴几乎全是政治学家，我和他们是同行出身。
只有深信而且几乎是盲目相信梦的人——像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多数人那样——才能如此艰苦斗争而没有内心的怀疑和冲突，才能在特定问题上频频处于意见不合时，不丢掉对共同目标和相互尊敬的深刻感受。
有效管理的原则很简单，甚至微不足道。只知道原则是不够的；在面对各种强烈刺激让你偏向更舒适愉快的道路、无约束地对待挑衅以及让你只是吊儿郎当时，你必须养成根深蒂固的习惯去执行这些原则。利氏实际上具有应用这些原则去当一个好的管理者和领导的自我约束能力。我们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做一个正派的人是极重要的，但做一个”老好人”则一点也不重要。
追求”足够好”的行动而不是”最理想”的行动。
学者们通常是在本学科文化中度过他们一生的，很少能摆脱这种孤家寡人的存在方式所造成的眼界狭小。
一个生物（一个人？）如何能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满足多种需求并且不依赖于超人的理智和计算能力来生存。这种模型为有限理性的生物——与我们一样的生物——提供了一种实际可用的构想。
这是我感知生活的一种形式：不断的惊讶；连续不断的迷宫岔路。
我作为科学家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月是1955年和1956年，那时迷宫已经以最意外的方式分叉了。
从职业角度上看，不久我就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几乎放弃了我以前的职业身分。这一突然而且永久的变化是因为阿伦·纽厄尔、克利夫·肖和我隐约看到了当时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电子计算机的革命性应用。我们抓住了机会，把计算机作为一种通用符号处理机（因此也用于思维）而不只是快速算术机来使用。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模拟人类问题解决感兴趣，而并不仅仅是想证实计算机如何能解决困难问题。
对于妻子和我，社交生活已和职业生活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与我们互有来往的客人都来自学术界，常常是多萝西娅系里或我系里以及办公室的同事及其家属。工作的社交活动和休闲的社交活动没有明确的界线。
我们都有工作时，两人分担家务的问题通常靠在外面吃饭并雇一位管家来解决。
我的事业被假定有优先权。我们同意气候或其他地理条件在选择或改变工作时并不重要。只要能让我干得最好，我会去任何地方，而多萝西娅会和我一起去。这可以看作是重大的让步，特别是因为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但她从未特别渴望回到那里去。
在我成年的大部分生活中我是一个工作狂，一星期60到80小时地操劳（更准确地说，我喜爱我的工作）。
在我们的整个婚后生活中，很幸运的是收入从来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如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果你量入为出，要保持支付能力是不困难的。
一年我只给自己总共4天的时间来关注投资或其他财务上的事。我从未详细核查过帐目，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所做的如同我们的储蓄是按生活指数调整的基金那样，也许更好一些。
作为经济学家的训练已以重要的方式帮助了我：它使我相信在金融市场上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信息。
当然，我们也有几千小时用于业余爱好。我主要的业余爱好是徒步旅行、钢琴、象棋、绘画及学外语。
时间是个暴君。一个人不能忠于两种工作正如一个人不能忠于两个情人。不管什么时候，我一旦发现某种爱好使我的注意力大大地偏离研究，我就放弃了它。
在我遇到一个女人符合我关于美的观念时，我会立刻激动，但如果她没有智慧，这种诱惑力很快会消退。
当一个女人对我只有性吸引时，我决不会对她说我爱她。
我告诉卡伦我爱她，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拼命设法以超出朋友的方式见到她，而不违背对多萝西娅的承诺。卡伦承认她觉得我很有魅力（这宽慰了我的虚荣心），但她不会插足一个有妇之夫（我们从未讨论过离婚）的生活。
你可以同时爱两个或更多女人——否认这一点将否认自己的感情——但你只能忠诚于一个人。把爱两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还不够。除非伴随忠诚与承诺，否则爱情只为婚姻或令人满意的持续结合提供脆弱的基础，即使这种爱远远超出性魅力。
我们谁都逃避不了的时间有限性，迫使我们要考虑价值和人的优先性问题。婚姻中的承诺意味着另一人的需求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优先。
婚姻中的承诺意味着另一人的需求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优先。这个人必须能依靠我们如同我们依靠他或她一样，而两个人的需要不能在同一紧急关头同时满足。这种爱情和承诺的结合，使我与多萝西娅一起度过的53年在我的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对她也是如此。
我对迪克总体上是肯定的，而且曾经是任命他当系主任的主要提议者。我只有一个保留：他好像太喜欢权力了，这是领导者的一个使人烦恼的特性（领导者应行使权力，但喜欢权力是另一回事，也很危险）。
校园政治与管理需要由两个目标引导：优秀和创新。金钱并不保证优秀。虽然大学工资和教工质量有关联，但这种关联远远不完全。
在决定聘任期时，教员们倾向于因人情而牺牲质量，特别是在鉴定亲密的同僚和朋友时。
科学与职业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专业人员不仅仅分析（理解）情况，他们还要在找到适当的策略之后对实际情况采取行动（综合）。
我对事业的选择是：喜欢研究要超过喜欢管理。
富人通常表现得（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好像他们有钱是靠正确行事而不是靠上帝的恩惠或运气。
我有一次给一个大富翁打电话，我亲昵地直呼他的名字，请他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捐赠价值400美元的公司产品。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与你合出这笔钱。”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反应如此不加思索——膝跳反应。甚至一笔无足轻重的小钱也不会随便付出。
如同所有科学家的生活一样，我的科学生活也有舌战的成分。它不是我最喜欢的科学活动，但它证明我没有逃避作为科学战士的责任。
我与那些自认为是毛主义者的学生有许多接触，他们的价值观几乎都是对的，而他们对于改革这个世界的想法却几乎都是错的。
旅行定理：一个普通的美国成年人在一次国外旅行（逗留短于一年）所能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更迅速、更省钱、更容易地通过造访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学到。
我总认为，人们在能够摆脱民族优越感而真正同情和理解他们在书上看到的外国文化的特点之前，他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人直接接触的经验。这真的就是旅行定理的全部内容所在：一点点经验足以相当于你的长途跋涉。
中国人民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自由，如政治自由、艺术表达的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一个不将这些视为社会利益的政府的领导下，人民会得到这些自由。
1986年和1987年是停滞时期，出现了方向上的新问题和斗争，同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不断增长，对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成群的高大灰色公寓楼继续在北京到处建成，但对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却已不在北京了。
所有我们这些外国专家，包括西方的、东方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显然持同样的看法：国营企业的中心问题就在真正加强效率责任制和自主经营责任制。
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不抱幻想去完全正确、客观地理解我的世界。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命中都有太多的工作、义务和责任，还有痛苦和悲伤。我们没有将痛苦和悲伤算做生命中的幸事，但是它们深化着我们其他方面的经历，赋予那些经历以意义，有时甚至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意义。
要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发现，你应当交尽可能多的好朋友——他们精力充沛、聪明睿智、博学多识。任何时候，只要能够，就尽可能与他们建立伙伴关系。然后，坐下来，放松。你会发现所有你需要的程序都储存在你的朋友之中。只要你不过多干预，这些程序会富有创造性和富有成效地执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