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讽刺的是，我们通常把亲密关系看作在动荡难测的世界里为生活提供稳定、坚实内核的东西，可它本身却如此脆弱，一连串对个人问题的反应就足以将它瓦解——而这些反应，不过是为了缓解其中一方眼下的不适。

对发起者来说，借助减少互动、致命错误和/或违反规矩的方式，而不是自己承担摊牌的责任，似乎不仅是懦夫的做法，如果是有意为之，更是残酷得难以言说。

想分手，却既无法直接面对伴侣，也无法一走了之，发起者的不快乐便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烦躁、酗酒、粗鲁、发脾气、不着家、沉默、吝于表达爱意。负面信号越来越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通常留给所爱之人的那些礼貌和温情的小表示消失了。这些信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起者正在经历的紧张和压力。他们在权衡去留，表现出做任何重大决定时常见的焦躁不安。

当伴侣仍希望关系继续时，分手的责任从来都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事实上，大多数发起者都不愿意扛。相反，他们会继续流露不满，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挽救。

结果便造成了一种耐人寻味却错误的印象：仿佛伴侣才是发起者，分手的社会责任也就落到了伴侣身上。

当生活改变方向时，我们会给一些先前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实或事件赋予重大意义，以保持前后一致。有些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被保留并加以突出，另一些则被忽略、淡化或抛弃。我们忙于解释再解释，不断努力让过去与现在相吻合。当我们变得不快乐时，就会试图通过重新诠释过去来解释眼下的失败。

最终结束关系的人会逐渐相信，对自己的责任优先于对他人的责任。他们开始以务实的眼光看待这段关系：既然关系本质上并非永久不变，那么当它不再有助于个人成长时，就可以结束。

我相信关系是动态的，变化而非稳定，才是关系的常态。

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方想分手，另一方希望关系继续。

到了某个时候，不满的一方会设法改变现状。

对发起者来说，这件事并不容易：他们不仅要承认这段关系出了问题，还要开始弄明白问题为何会出现。而伴侣（我们假设）对这段关系还算满意，也全心投入。无论是怕伤害对方，还是自己也拿不准，抑或两者兼有，发起者都觉得这些话难以开口。

由于无法轻易说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情绪，发起者不会以一种能让伴侣着手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直接面对伴侣（”我在这段关系里不快乐，原因是这样的”）。相反，发起者开始通过暗示和旁敲侧击、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流露不满。通过行动流露的不满——一个不满的眼神、省掉的晚安吻、安排的活动总是和默认属于”我们俩”的时间撞在一起——如果被对方追问，很容易推说没什么。而当不满真的诉诸言语时，发起者往往会把抱怨落在对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上：”我希望你别笑得那么大声”“我希望你能按时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

发起者的抱怨并不只是在表达不满，这也是发起者挽救这段关系的最初尝试。

尽管发起者想通过改掉对方的毛病来改善关系，但这些努力很少能立刻见效。发起者常常发现，想让对方明白的努力落空了。发起者分明感到事情不对劲，伴侣却只接收到零星的片段。真正的问题——发起者不喜欢和伴侣一起生活——仍然藏在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抱怨背后。秘密依然是秘密。

发起者可能会全身心投入节食、举重、保龄球或慢跑。他们也可能去上成人教育课程，学习摄影、桥牌、文字处理或汽车修理等新技能。

尽管人们通常把这些事称为”自我提升”，但这个词也准确道出了此类活动更深层的后果：发起者转向别处，去寻求这段关系给不了的回报和身份认同，以此来提升自我。

发起者（在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里，以或多或少的努力，一直试图把伴侣和这段关系朝自己期望的方向改变，却始终没有成功）对这种努力感到厌倦了，开始认为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挽救。因无法化解家中的不快而感到幻灭，发起者越来越专注于伴侣和这段关系的种种失败之处。越是盯着缺点，就越看不到优点。

坠入爱河时，我们会从对对方最初的了解中提炼出美好的一面。我们关注的是对方的优点。我们看到彼此的相似与契合——即便注意到差异，也会把它们视为互补。随着关系逐渐成熟，我们对对方的感受会回归现实：我们所爱的人除了有让我们欣赏的特质，（唉）也有一些缺点。

当关系出现问题时，我们的注意力会再次转移，这一次转向了对方的负面特质。

发起者继续向伴侣表达不满，但目的已经变了。虽然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言语和行动上流露不满，但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重新协商关系，好让它延续下去。而现在，发起者抱怨是为了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不仅出了问题，而且可能已无法挽救。

伴侣们常说，甚至到了分居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隐约意识到关系正在恶化。直到对方离开后，他们回过头去，才认出那些信号。

早期表达不满的尝试以抱怨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改变对方或这段关系。这些抱怨针对的是伴侣日常的种种不是——也就是与对方共同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比如，发起者可能会批评伴侣打发闲暇的方式：”你为什么老看电视？就不能关掉去干点别的吗？”但看电视也许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发起者真正怀疑的，可能是伴侣对这段关系的投入程度，或者和一个看重这种事的人在一起是否合适。

发起者把不满聚焦在个别事件或行为上，反而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身处这段关系与发起者的自我认知相冲突。这并非有意为之。此时，发起者自己可能也说不清这种更深层的身份冲突。

发起者对关系质量的早期反思，并不总是以抱怨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闷闷不乐、发脾气、亲密感和联结感的减退。

当然，这类信号很微妙，伴侣很难察觉。

无论多么不尽如人意，日常生活至少能给人一种按部就班的安稳感。

有时伴侣连努力挽回的机会都没有。在直接摊牌中，发起者拒绝协商——离开的决定已不可更改。最终真正引起伴侣注意的事件，也许就是发起者的离开。

伴侣对发起者的抱怨作出回应，努力让自己重新成为发起者能够再次爱上的人。

伴侣可能会通过节食，或更讲究衣着和发型来改变自己的外表；可能会改掉惹发起者心烦的习惯，或者为两人的性生活注入新意和激情。追求的那一套又重新上演，而且更加热烈。但其中带着一种绝望，因而也显得不自然，因为此时的追求，是为了拼尽全力避免一场不想要的失去。

发起者同意努力挽回，但只是为了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发起者的打算是：努力一下，然后失败。

往往让伴侣重新对发起者产生吸引力的，恰恰是伴侣已经走出来了。

事实证明，复合不仅关乎如何重新定义自我、对方和这段关系，也关乎时机。

既然没有一种不痛苦的方式能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想再和他们在一起，那么从长远来看，直接摊牌也许是告诉伴侣我们不快乐的最仁慈的方式。

如果双方都能克服说出口和听进去的障碍，在不满刚刚萌芽时就直接摊牌，那么双方都还有可能真心希望这段关系延续下去。

当秘密被及早揭开，大多数分手中特有的那种不对称就消失了，两个人便有了一起努力并取得成功的可能。

在我自己的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发生的似乎正是这一过程的逆转：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开始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各自独立的人。我们的结局不是戛然而止，而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早在身体上分开之前，我们在社交上就已经分开了——各自有了不同的朋友、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未来。我们对这段不断变化的关系所做的回应，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义，也改变了别人对我们的定义。

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在结婚前就预感到这段婚姻是个错误。

这位女士在雪地里找戒指的举动，象征着亲密关系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优先地位。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便我们在其中并不怎么快乐，也仍会紧紧抓住不放。

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方想分手，另一方希望关系继续。尽管双方都要经历同样的几个过渡阶段才能分开，但两人开始和完成这些过渡的时间并不相同。等到仍然爱着对方的那个人意识到关系出了大问题时，另一方在很多方面早已离开了。

我相信关系是动态的，变化而非稳定，才是关系的常态。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藏着秘密。我们对伴侣隐瞒很多事：日常遭遇、前任、对性的真实感受、朋友、姻亲、财务、个人的期望，以及对工作、健康、爱情和人生的种种担忧。

事实上，正是这些秘密让一切关系成为可能。如果伴侣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丝细微的心思，关系就有崩溃之虞：要么陷入无休止的混乱，要么——也许更糟——变得平淡乏味、索然无趣，再无惊喜可言。

分手始于秘密。其中一方开始在这段关系中感到不自在。两人共同建立的世界不再”合身”了。这种感觉往往很早就出现。事实上，许多人说，在搬到一起住之前、在婚礼之前、在婚礼当天、在蜜月期间，他们就”觉得这是个错误”。

分手是一个安静的、单方面的过程。

不满的一方为自己开辟出一块私人空间，在其中掂量那些脆弱而令人不安的新念头，评估眼下的行动和未来的可能，做出估算、反复考虑、否定、采取行动、等待，也许最终做出选择。

不满的一方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了权力的不平衡。秘密让掌握它的人能够控制信息的流动。保守秘密的人可以隐瞒信息、私下斟酌信息，并按照能左右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来塑造信息。

到了某个时候，不满的一方会设法改变现状。

把这一信息传达出去很重要，因为只有双方都承认问题存在，协商才能开始。

对发起者来说，这件事并不容易：他们不仅要承认这段关系出了问题，还要开始弄明白问题为何会出现。而伴侣（我们假设）对这段关系还算满意，也全心投入。无论是怕伤害对方，还是自己也拿不准，抑或两者兼有，发起者都觉得这些话难以开口。

由于无法轻易说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情绪，发起者不会以一种能让伴侣着手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直接面对伴侣（”我在这段关系里不快乐，原因是这样的”）。相反，发起者开始通过暗示和旁敲侧击、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流露不满。通过行动流露的不满——一个不满的眼神、省掉的晚安吻、安排的活动总是和默认属于”我们俩”的时间撞在一起——如果被对方追问，很容易推说没什么。而当不满真的诉诸言语时，发起者往往会把抱怨落在对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上：”我希望你别笑得那么大声”“我希望你能按时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焦点放在了对方日常的种种不是上，难怪对方也就照此回应。也许到这个时候，发起者自己都还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

然而，发起者的抱怨并不只是在表达不满，这也是发起者挽救这段关系的最初尝试。

正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快乐的种子，正是在这些被称为琐事的行为中被永远浪费掉的。”

尽管发起者想通过改掉对方的毛病来改善关系，但这些努力很少能立刻见效。发起者常常发现，想让对方明白的努力落空了。发起者分明感到事情不对劲，伴侣却只接收到零星的片段。真正的问题——发起者不喜欢和伴侣一起生活——仍然藏在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抱怨背后。秘密依然是秘密。

“她不喜欢我的朋友”；”我太胖了”；”我们在钱上有矛盾”。发起者认定这段关系有问题，伴侣却不这么认为。除非双方的认定相近，否则改变不会发生。

发起者还没准备好离开，甚至还没准备好认定关系已经结束，于是继续设法让对方意识到情况不妙。

为了让不舒服的处境变得舒服些，发起者常常把精力转向第二个方向：在努力改变伴侣的同时，也设法改变这段关系。有些发起者试图通过增添一个新成员——婴儿——来改变关系的结构。

不满依然存在，于是发起者尝试第三种做法：开始把精力投向别处，探索别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这位不满的一方开始建立一种独立于这段关系所赋予的身份之外的身份。

有些发起者在养育子女中找到了这种身份，与一个或几个孩子建立起特别亲密的关系。

也许发起者开始更多地依靠朋友，要么加深已有的交情，要么结交新朋友，以寻找关系中缺失的陪伴。

有些人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实现：可能来自一份新工作，来自工作本身的回报，来自同事的赞赏，或者来自挣钱带来的独立。

发起者可能会全身心投入节食、举重、保龄球或慢跑。他们也可能去上成人教育课程，学习摄影、桥牌、文字处理或汽车修理等新技能。

尽管人们通常把这些事称为”自我提升”，但这个词也准确道出了此类活动更深层的后果：发起者转向别处，去寻求这段关系给不了的回报和身份认同，以此来提升自我。

发起者开始建立一个将伴侣排除在外的社交世界。有时，这些活动本身就让伴侣无从参与。

也许吸引力的一部分恰恰在于距离本身。发起者可以在乎对方、从对方那里获得身份认同，又不会危及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

其他替代对象（朋友、工作、爱好）里的日常琐事，还可以和伴侣零零碎碎地聊一聊；但如果替代对象是一段婚外情，能拿出来分享的就少之又少了。因此，当替代对象是情人时，发起者会竭力保守秘密。

除了与伴侣共享的社交天地之外，发起者已经开始建立别的社交天地。这并不是预谋好的恶意行为，而是在发起者设法缓解自身处境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

一个秘密引出另一个秘密，秘密越积越多，伴侣也就越来越被挡在发起者的世界之外。

讽刺的是，我们通常把亲密关系看作在动荡难测的世界里为生活提供稳定、坚实内核的东西，可它本身却如此脆弱，一连串对个人问题的反应就足以将它瓦解——而这些反应，不过是为了缓解其中一方眼下的不适。

发起者（在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里，以或多或少的努力，一直试图把伴侣和这段关系朝自己期望的方向改变，却始终没有成功）对这种努力感到厌倦了，开始认为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挽救。因无法化解家中的不快而感到幻灭，发起者越来越专注于伴侣和这段关系的种种失败之处。越是盯着缺点，就越看不到优点。

坠入爱河时，我们会从对对方最初的了解中提炼出美好的一面。我们关注的是对方的优点。我们看到彼此的相似与契合——即便注意到差异，也会把它们视为互补。随着关系逐渐成熟，我们对对方的感受会回归现实：我们所爱的人除了有让我们欣赏的特质，（唉）也有一些缺点。

当关系出现问题时，我们的注意力会再次转移，这一次转向了对方的负面特质。

由于越来越不快乐，我们开始揪住伴侣的缺点不放，甚至将其夸大。

发起者不仅用负面的眼光重新定义伴侣，还重构了这段关系的历史，把回忆重新排列成一部由负面事件组成的编年史。美好的时光被遗忘，或者被解释得一笔勾销。

糟糕的时光则被牢牢记住。在解释当初为何走到一起时，发起者很少提到爱。显然，人们走进亲密关系的原因很复杂，无论当时还是事后，他们都未必能意识到所有原因。而当他们分手时，又会重新诠释当初走到一起的过程。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改写过去的历史，改变对伴侣是谁的认识——是因为构成我们生活的种种事件，不仅外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自己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当生活改变方向时，我们会给一些先前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实或事件赋予重大意义，以保持前后一致。有些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被保留并加以突出，另一些则被忽略、淡化或抛弃。我们忙于解释再解释，不断努力让过去与现在相吻合。当我们变得不快乐时，就会试图通过重新诠释过去来解释眼下的失败。

在爱、信任和做真实自己的过程中，我们让对方看到了自己所有的失败和缺陷。这个人对我们的了解，是世上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伴随亲密而来的这种了解，随时可能把安全的港湾变成危险之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握有可以用来攻击对方的信息。

发起者继续向伴侣表达不满，但目的已经变了。虽然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言语和行动上流露不满，但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重新协商关系，好让它延续下去。而现在，发起者抱怨是为了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不仅出了问题，而且可能已无法挽救。说服伴侣的策略各不相同。发起者可能会变得更直接，也可能干脆不再抱怨，转而用别的方式流露不满：通过肢体语言和举止表露情绪，花更多时间远离伴侣，或者在两人相处时想方设法拉开距离。

过渡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比想象中更广泛、更多样。过渡人物会安慰、支持，或许还会引导发起者走过这段关系的终结，进入与伴侣分开后的生活。

分手不仅仅是离开，也是向另一种生活的过渡。

发起者在收集信息时，会把这些信息拿来和自己的处境对照，权衡离开或维持这段关系的得失：他们能独自应付吗？伴侣会不会动粗？朋友会作何反应，孩子会不会受苦？钱怎么办？外面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孤独又该怎么办？有些人可能会咨询律师，了解结束这段关系在法律上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可能让他们得出结论：分手是一场冒险，要踏入一片既陌生又看不到回报的未知之地，于是决定再给这段关系一次机会。然而，对那些最终分手的人来说，这些打探不仅让他们掌握了有关这一转变的信息，也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让他们建立起自己能够闯过去的信心。

在这个社会里，家庭被奉为爱、性满足和自我实现的所在。切断关系，就是违背了”伴侣这个整体优先于个人”的默认观念。要想分手，发起者必须克服社会对背弃伴侣承诺的约束。最终结束关系的人会逐渐相信，对自己的责任优先于对他人的责任。他们开始以务实的眼光看待这段关系：既然关系本质上并非永久不变，那么当它不再有助于个人成长时，就可以结束。

建立在共同情感、经历和观念之上的新联系，让发起者与伴侣愈发疏远。发起者在家里不再有”家”的感觉。为了尽量减少不愉快，发起者会减少在私密环境中与伴侣的互动，借看电视、给别人打电话、练乐器、看书、花大量时间陪孩子、工作、慢跑，或者早睡、晚睡来躲开对方。

这些策略并不意味着两人在家时的行为突然发生了转变。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亲密交谈逐渐减少。

由于发起者对伴侣不满，两人在自己的空间里独处时，发起者会感到敌意和不自在。伴侣则可能以退缩来回应发起者日益明显的不满，于是关系陷入一个越来越疏远的循环。

他们对那些会让自己与伴侣绑得更紧的事犹豫不决：比如生孩子。

她走后，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我回家吃晚饭时，她早就不再到门口迎接我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险实习生，28岁，婚后4年离婚

我们还在做爱，但我只能假装她是别人。——货运员，24岁，同居4年后分居

然而对伴侣来说，这段关系仍是生活的核心，因此也是身份认同的核心。伴侣仍会全力维系这段关系。他或她没有向别人寻求支持，没有接受某种认为结束关系是正当的观念，也没有认真设想和探索过没有对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简而言之，发起者已经开始从关系中抽身，伴侣还没有；发起者已经开始积累应对这场转变的资源，伴侣也还没有。

伴侣们常说，甚至到了分居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隐约意识到关系正在恶化。直到对方离开后，他们回过头去，才认出那些信号。

他记得，她离开的那天早上送他到门口，抱了抱他——她平时不会这样——而且哭了。他说：”我还以为是孩子或者朋友那边的事。她常常为一些事情哭。你知道吗，我甚至都没问她怎么了。”

当我告诉他我要离婚时，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非常震惊。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婚姻的质量大吵大闹、唠叨抱怨。他就像聋了一样。——裁缝，36岁，婚后16年离婚

分手很大一部分是在内心进行的，因此是看不见的——独自的反思、思量和默默的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发起者照常和对方一起打理生活中的日常事务。随着不满加深，发起者开始向伴侣流露出来。此时发起者的不满往往模糊而不明确，流露的方式也同样如此。

早期表达不满的尝试以抱怨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改变对方或这段关系。这些抱怨针对的是伴侣日常的种种不是——也就是与对方共同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比如，发起者可能会批评伴侣打发闲暇的方式：”你为什么老看电视？就不能关掉去干点别的吗？”但看电视也许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发起者真正怀疑的，可能是伴侣对这段关系的投入程度，或者和一个看重这种事的人在一起是否合适。

发起者把不满聚焦在个别事件或行为上，反而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身处这段关系与发起者的自我认知相冲突。这并非有意为之。此时，发起者自己可能也说不清这种更深层的身份冲突。

发起者对关系质量的早期反思，并不总是以抱怨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闷闷不乐、发脾气、亲密感和联结感的减退。

当然，这类信号很微妙，伴侣很难察觉。

然而，随着发起者开始认为这段关系不仅出了问题，而且已无法挽救，不满的流露也越来越明显。别的兴趣得到更多关注，发起者花在修复关系上的精力越来越少。相应地，表达不满不再是为了改善状况，而是为了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已经走不下去了。尽管发起者的目的变了——表达不满的频率和强度也随之改变——但信号通常仍是间接而微妙的。

发起者发出这些微妙而间接的信号有几个原因。他们常常回避正面冲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离开这段关系的能力都没有把握。

只要发起者还被不确定感困扰，就无法坚持不懈地去说服伴侣这段关系已无法挽救。毕竟，他们说不定还会留下来。所以他们会抱怨，但不会太激烈，也不会一以贯之。

很多时候，发起者可能对伴侣怀有保护欲，不想伤害对方，不想目睹对方痛苦，也不想背着愧疚过日子。出于对对方感受的顾及和对可能后果的担忧，发起者起初会选择间接的方式。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之所以一直不愿对他更坦诚、更开诚布公——长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折磨——部分原因是我知道我不想伤害他。——股票经纪人，35岁，同居12年后分居

无论多么不尽如人意，日常生活至少能给人一种按部就班的安稳感。

我们每天都会出点事。每天我下班回家，她总有些事憋在心里：我没做这个，我没做那个。我干脆不再听了。谁愿意整天听那些废话？——电工，62岁，婚后39年离婚

伴侣面对的是一堆相互矛盾的信号：发起者一边发出一切都好的信号，一边又发出一切都不好的信号。

伴侣选择接收好消息、忽略坏消息，因为不这样做，就可能被迫改变自己的世界。他们对这些混杂的信号加以筛选，只吸收与自己现有认知框架相符的，忽视那些对它构成挑战的。

有些观念似乎出自某种民间智慧：”所有的婚姻都有问题。要是我们没有，那才不正常呢。”“过一段时间，所有夫妻都会对性失去兴趣。”“唉，算了，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是吵过几次架，可你知道的，哪对夫妻不吵架呢。”

伴侣常常得出结论：他们的问题很正常。

伴侣应对负面信号的另一种方式，是把它们看作暂时困境的表现：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伴侣可能会把发起者的不满归因于某些外部的社会环境。等风头过去就好了，关系又会重回正轨。

在别处为自己找到一个看似安全的落脚之地之前，发起者不会冒失去这段关系的风险。只有当维持关系的代价超过离开的好处时，发起者才会对伴侣和盘托出。在那之前，发起者会继续”说了却等于没说”。而只有当这种局面在情感消耗、紧张程度和人的尊严上代价高到一定地步，让伴侣觉得压着不提比摊开来说损失更大时，伴侣才会正视那些自相矛盾的信号，直接与发起者对质。在那之前，伴侣会继续”知道了却装作不知道”。

这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掩饰，最终会因两人之间的互动而被打破。这种互动如此微妙、复杂、多变、动态，以至于一旦用文字描述，就会强加上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秩序。主动权掌握在发起者手里，因为除非发起者把不满表达得足够明确、足够强烈，让伴侣再也无法回避这个结论，否则伴侣不会承认这段关系陷入了严重危机。为了引起伴侣的注意，发起者会提高那些先前被忽视的信号的频率、强度和可见度，或者加入新的信号，确保信息传达到位。

一种新的信号是直接摊牌：发起者把秘密完整、清楚、带着令人痛苦的细节和盘托出。

动手的那部分是在那两个星期里发生的。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已经分床睡了。直到动手之前，他从没真正站出来说过他不爱我了。他会吼：”我受不了你。你让我烦透了。”——花艺设计师，28岁，同居4年后分居

许多人都说起过某个确切的时刻，那一刻他们”知道这段关系结束了”，”心里的一切都死了”，”我在屋子里走着，觉得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我意识到我不再属于那里”。这段关系显然已经和发起者的自我认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格格不入。

由于无力或不愿承担离开的代价，他们打算等将来发生某件能降低这些代价的事时再和伴侣摊牌：”等汤米上学以后”；”等我加薪的时候”；”等爸爸去世以后”；”等我拿到学位”；”等孩子们离家以后”；”等我找到工作”；”等他身体好起来”。这让我想起一个老故事：一对八十多岁的夫妇申请离婚。法官详细询问两人是否真的都想在这把年纪结束这段关系。在终于确认两人都非常不快乐、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之后，他问道：”那你们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来？”他们回答：”我们一直在等孩子们都过世。”

伴侣面对日益明显的负面信号，终于把这段关系重新定义为出了问题。摊牌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发起者承担起责任、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感受，而是因为发起者不断流露不满，从而把摊牌的责任推给了伴侣。摊牌可能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关系的走向。通过转移责任，发起者也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转嫁给了对方。

伴侣在回应发起者不断升级的不满时，犯下了某个致命错误。发起者抓住这一点，向伴侣提出结束关系，并指出伴侣的行为才是这段关系里一切问题的根源。摊牌的是发起者，但让关系陷入危机的是伴侣的过错。伴侣承认了这一过错，也承认了它造成的后果。伴侣不仅把关系重新定义为出了问题，还承担起了问题和摊牌的责任。

伴侣可能会用一些反常的举动来回应发起者的不满，反而坐实了发起者的负面看法：”大吵大闹，变得咄咄逼人、盘问不休，躲着发起者，或者给予令人窒息的关注，动手打人，拒绝或强求性生活，歇斯底里，砸坏家具或物品，或者找情人。”有了这些不堪行为作为证据，发起者便与伴侣摊牌：谁能和一个这样做事的人继续过下去呢？

发起者用来迫使伴侣承认关系陷入严重危机的第二种间接方法，是逐渐减少两人在一起的时间。

第三种间接方法是违反关系中的规矩。发起者违反了某些关于如何对待伴侣的规矩（无论是明说的还是默认的），而且所作所为与伴侣的预期截然相反，令伴侣震惊不已：一个还在乎对方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此时，对发起者流露的不满视而不见的代价，已经超过了这样做的好处。伴侣不得不承认这段关系陷入了严重危机，于是与发起者对质，要求对方给个解释。

发起者利用自己对伴侣过往的深入了解，专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从两人共同的过去中，发起者抽出一件伤人的武器：”你跟你妈一模一样”；”你在床上糟透了！”

伴侣接收到了信号，也主动摊了牌，但发起者并没有向伴侣敞开心扉。伴侣想弄清真相却屡屡受挫，而麻烦的信号又强烈到无法忽视。在怀疑对方不忠的驱使下，伴侣当起了侦探，四处寻找证据，想确认这段关系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无论结果如何。

对发起者来说，借助减少互动、致命错误和/或违反规矩的方式，而不是自己承担摊牌的责任，似乎不仅是懦夫的做法，如果是有意为之，更是残酷得难以言说。

想分手，却既无法直接面对伴侣，也无法一走了之，发起者的不快乐便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烦躁、酗酒、粗鲁、发脾气、不着家、沉默、吝于表达爱意。负面信号越来越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通常留给所爱之人的那些礼貌和温情的小表示消失了。这些信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起者正在经历的紧张和压力。他们在权衡去留，表现出做任何重大决定时常见的焦躁不安。此外，对如何向伴侣开口的担忧，也会带来压力和行为上的变化。

有时伴侣连努力挽回的机会都没有。在直接摊牌中，发起者拒绝协商——离开的决定已不可更改。最终真正引起伴侣注意的事件，也许就是发起者的离开。

伴侣对发起者的抱怨作出回应，努力让自己重新成为发起者能够再次爱上的人。

伴侣可能会通过节食，或更讲究衣着和发型来改变自己的外表；可能会改掉惹发起者心烦的习惯，或者为两人的性生活注入新意和激情。追求的那一套又重新上演，而且更加热烈。但其中带着一种绝望，因而也显得不自然，因为此时的追求，是为了拼尽全力避免一场不想要的失去。

关系中的权力失衡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努力的效果。伴侣处于明显的劣势。

发起者意识到，自我肯定可以从别处获得，而替代选项——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都会带来力量。毕竟，正是有了替代的资源，发起者才会与伴侣摊牌，或采取行动逼伴侣来摊牌。

尽管发起者和伴侣都同意努力挽回，但挽救关系的担子落在了伴侣身上。在努力满足发起者需求的同时，伴侣不断从发起者对自己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的反应中寻找进展的迹象。正如鲁宾所说：”如果我必须要求别人承认我的地位，那我已经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了。”伴侣越努力，劣势就越大。

就在他们最想、也最需要变得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的自信却被削弱，自我陷入混乱。

发起者同意努力挽回，但只是为了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发起者的打算是：努力一下，然后失败。

是的，我确实觉得他可能终于听进去我的话了。可是太晚了。他为我做什么，我都已经不在乎了。那时我已经随波逐流，漂得太远了。我想他是努力过的。我真的认为他努力过，但我已经不在乎了。不管他做什么，都没用了。太晚了。一切都过去了。——皮革工匠，42岁，同居12年后分居

发起者给了伴侣努力的机会，却不给成功的机会。他或她想逐步从这段关系中抽身，好让伴侣有时间适应。通过堵住伴侣可能提出的”可你从来没努力过”或”可你从来没给过我机会”这类反驳，发起者希望伴侣能同意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有时，发起者同意努力挽回，是为了说服自己：他们已经为这段关系尽了最大的努力。

随后的协商中，双方的目标背道而驰。发起者认为这段关系已无法挽救，伴侣则认为还能挽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双方都在努力让对方接受自己对这段关系的定义。

当我们作为伴侣的地位因对方的决定而受到威胁时，我们不仅会怀疑自己的能力，还会担心别人也会质疑我们能否胜任这个角色。除了实际的损失，还有社会颜面的损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伴侣会全心全意地想挽救这段关系，哪怕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段关系”其实没那么好”。

当伴侣仍希望关系继续时，分手的责任从来都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事实上，大多数发起者都不愿意扛。相反，他们会继续流露不满，让伴侣相信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挽救。

结果便造成了一种耐人寻味却错误的印象：仿佛伴侣才是发起者，分手的社会责任也就落到了伴侣身上。

两人在身体上分开了，但发起者指出，造成分开的是伴侣的行为。无论是谁离开，分开的社会责任都由伴侣来承担。

我想从婚姻里退出来，但她死活不肯离婚。我决定就当我们已经离婚了来对待她。你听说过那种”自助式离婚”吗？嗯，我就是这么干的。我睡沙发，从不跟她说话，假装她不存在，只管过自己的日子。最后，她把我赶了出去。——生产经理，36岁，婚后2年离婚

分手的决定可能是商量和计划的结果，也可能是一时冲动。可能是双方都同意的，但更多时候并非如此。无论这个决定是在路灯下的激烈争吵中做出的，还是隔着客厅冷静克制地谈出来的，抑或是一方以不告而别默默告知对方的，这一幕对当事人来说都如此重要，以至于多年以后他们仍能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一段关系中的其他场景可能会变得模糊混乱，但这一幕不会，因为这一刻有着终结一切的可能。

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都很重要。它们对开始新生活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没有它们，发起者就不会分开。

与发起者相反，伴侣强调的是发起者以及两人共同生活中好的一面。

我们的性生活很美好。他总是热情、温柔，总是想要我。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做爱都是一种美好的联结，一种特别的交流。我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这对我来说如此，对他却不是。他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学生，21岁，同居2年后分居

许多人说，两人结婚后，与父母和其他家人的关系往往会变淡，而分居的消息公开之后，这些关系又重新恢复了。

讽刺的是——分开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讽刺——虽然分居给复合设下了社会障碍，但分居本身也可能带来一些变化，让双方更有能力好好相处：倘若这些变化发生在关系存续期间，也许一切都不会走到这一步。一旦发起者在物理上分开、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就不再需要把对方往坏处定义了。如今可以更公允地比较新生活和旧生活，发起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往往让伴侣重新对发起者产生吸引力的，恰恰是伴侣已经走出来了。

事实证明，复合不仅关乎如何重新定义自我、对方和这段关系，也关乎时机。

如果发起者瞒下了最可能击垮对方的秘密，或者试图善待伴侣，让伴侣保有尊严和自尊，那么仍然爱着对方的伴侣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善意而非不满上，关注好消息而非坏消息。除非面对的负面信号明显到无法忽视，否则伴侣不会承认这段关系已陷入严重危机。

直接摊牌是一种痛苦的秘密揭露，对双方来说都是艰难的时刻，因为这种揭露不仅会伤及伴侣的尊严，还会带来影响难料、持续时间也难料的破坏。

无法直截了当的发起者，往往会极其迂回。陷入不快乐的处境时，他们的反应是对伴侣的缺点越来越不满，不停地指出这些缺点，也许还会把伴侣逼到犯下致命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对方的自信必然会被摧毁。或者，通过违反规矩或减少互动，他们最终可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减少互动看似人道，因为伴侣有时能逐渐适应独处，最终接受分开，甚至主动提出分开，但伴侣仍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失去爱的过程中，自尊和尊严一点点被侵蚀。

既然没有一种不痛苦的方式能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想再和他们在一起，那么从长远来看，直接摊牌也许是告诉伴侣我们不快乐的最仁慈的方式。

如果双方都能克服说出口和听进去的障碍，在不满刚刚萌芽时就直接摊牌，那么双方都还有可能真心希望这段关系延续下去。

当秘密被及早揭开，大多数分手中特有的那种不对称就消失了，两个人便有了一起努力并取得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