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做过游方僧，乞讨于淮河上游一带。

朱元璋是杀了不少功臣，而且杀起人来甚至不需要理由。比如功臣中排名第四的宋国公冯胜，便在李善长被杀五年多以后赐死，没有罪名。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燕王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寻常百姓家尚且兄弟宗族和睦，寡人身为天潢贵胄却天天被追杀，简直不得一日安宁。

程朱理学之后，中国的读书人要么虚伪，要么迂阔，甚至脑子里面全是糨糊。

一位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便站在墙头厉声喝道：你们夜入民宅，动用私刑侮辱朝廷大臣，难道就不怕国法吗？特务反问：你是什么人，不怕西厂？

请示汇报工作则故意选择在武宗玩得兴致勃勃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当然是：朕要你是干什么的？自己看着办，不要烦朕！

金元大臣受责多因有错，或皇帝要立威；明代朝臣挨打则多因顶嘴，或皇帝要出气。

嘉靖创造了二十年不见大臣的纪录，万历也数十年不上朝。

天启是什么事都不管，专心致志做木匠活，天下成为魏忠贤的。崇祯则什么人都不信，大权独揽疑神疑鬼刚愎自用，结果是北京又变成李自成的。

朱元璋父子发明和重用厂卫，尤其是让太监掌管特务机构，未尝没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们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后代，皇宫就是自己的窝，哪有自家偷自家？

有需求就有市场，专门为富贵阶层培训小老婆或大丫环的家庭式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调教出来待价而沽的女孩子，叫扬州瘦马。

我长时间地伫立，直到感觉我的血液变成清泉喷溅。

你的人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的故事和你的一样。

每一句诗都在我们的身上腐烂，每一个花园都对我们封锁了入口。

诺贝尔奖得主、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卡尼曼在对金钱与幸福的研究中发现，超过一定的充足度（目前在美国约为每年7.5万美元）之后，更多的钱买不来更多的幸福。

我们对自己价值的认同，多半来源于工作。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同年进行的研究发现，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的美国人不到一半。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说过：“人所渴望的不是富有，而是比别人更富有。”

你打算如何对待你仅此一次的自由而珍贵的生命？——诗人玛丽·奥利弗

你要寻找的是你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不是你用来逃避生活的东西。

关键有两点：1.开始吧。2.不断前进。

所谓节俭，就是享受我们所拥有的。

浪费不是指拥有的东西多，而是指未能享受它们。

我们两只耳朵之间的灰质就像一只狂躁的猴子，以每秒钟至少一个的速度源源不断涌出互不相干的想法。只需短短11.6天，你就会有1000001个想法，其中大部分都与欲望有关。我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佛说，欲望是一切痛苦之源。

《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一书作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发现，在受西方影响改变其日常生活之前，居住在卡拉哈里（Kalahari）的昆人（Kung）每周狩猎两天到两天半，平均每周工作15小时。

任何东西若以7%的速度增长就能在10年内翻倍。

终身学习是幸福快乐的秘诀。

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对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低成本基金是最明智的股权投资。”他解释说：“例如，通过分期购买一只指数基金，什么都不懂的投资者实际上可以比大多数职业投资人赚得更多。”

果我突然不见了，妈妈，请不要为我担心哟，我只是在这里，在这天空里飞翔。

三月的女儿节到了，可是我什么也没有。

邻家的人偶真漂亮，可那是别人的东西。

你今天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活在当下。

如果你滑旱冰的水平跟我差不多，那你脑子里只会想着：“完蛋了！要摔了！要摔了！要摔了！”棒极了！这么一来，你就不会一味沉浸在不好的回忆中，被悲伤或焦虑淹没。

想法也只是想法，并不是现实。所以啊，你不能总是相信你的想法。

别去做那些我们曾经一起做过的事，不然做什么都只会让你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有时候，你无法专心、专注，不能好好思考。那就在蹦床上跳个1000下。跳完后也许你依旧无法好好思考问题，但你会很累，累到什么都不在乎了。

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唐太宗还杀了弟弟）。

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

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

独孤皇后十四岁出嫁时，杨坚便向她保证不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有了这柄尚方宝剑，独孤皇后毫不犹豫地使自己成为一夫一妻观念身体力行的维护者，并不惜杀了与丈夫有染的女孩。

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

如果你不必依靠捕鱼来养家糊口，那么湖边垂钓的确是一桩怡情养性的美事。

我也曾迫于生计勉为其难地写过一些“孩子们的诗歌”，它们被刊登在妇女杂志上，形如糟粕。

我们拥有好莱坞明星和著名作家没法拥有的财宝：闲暇时光。

如果你每周挣三千美元，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抽出两个礼拜的空闲时间，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得损失六千美元。

我告诉你写作的诀窍。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白纸上不停地写。

我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通勤列车上写成的，剩下的一小部分实在找不出整段时间，就尽量利用时间的碎片，这里抽个五分钟，那里再匀个十分钟，最后都能按时完稿。

当你最终被吞噬一切的时间的潮水所隔绝，我唯一的爱，我何曾忘了爱你？

梭罗曾说过，“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即便在99%的时间里我们都很谨慎，只要在1%的时间里挥金如土，之前一切也就付诸东流。

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会带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会带来那些迎合人性弱点的东西。

抵押贷款被过度包装，其收益以复杂的方式被分配，其回报和月供也形式多样。这些复杂因素使评级机构不得不放弃对基本抵押贷款的充分检验。

罗纳德·托比亚斯（Ronald Tobias）在他的著作《经典情节20种》（Twenty Master Plots:And How to Build Them）中为作家提供了建议，他认为现在所有文化中的所有文学都是在20个基础的、影响深远的故事上演变而来的。

经历过破产的人之中，有33%的人认为“高负债/滥用信用卡”是主要原因，而因为失业而导致破产的人的比重为21%，因为医疗而导致破产的人的比重为16%。

2008年的美国众议院选举，所有竞选人的总花销每轮都超过200万美元，其中在位议员的开销是其对手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一名议员在位的每一天（包括周末和假期）必须筹集大约1800美元。

2008年，参议院每轮竞选花掉了差不多1300万美元。

全美大约有12000名说客，即每位议员就有超过20名说客。

议员们必须从公众那里筹集一大笔资金来参选，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说客就是灯塔，他可以指明哪里有资金。

庞巴迪和她的合作者们进一步指出，即便万络和萘普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不是由万络的缺陷导致的，而很有可能是因为萘普生具有保护心血管的功效。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审批标准上，会优先考虑具有短期（可能相当小）疗效的药。然而，这样的标准却让长期服用后可能造成严重副作用的药品获批。

正是酗酒本身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将他们变成如今这个满腹牢骚的人。

人们之所以乱花钱通常都是因为把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必需品）定义得太宽泛。

对买家来说，打印机的价格非常醒目清晰，也很容易在网站上找到。但是当需要查询所需墨盒的价格时，这类信息则散落在几个不同的网站上；打印机制造厂商有意隐藏了这些属性。

电信诈骗犯罪的犯罪成本相对较低，这个特点既是电信诈骗犯罪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其难以侦破的原因之一。

犯罪团伙通常会实行严密的分工，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具体包括购买个人信息、提供银行卡号、提供手机号、拨打诈骗电话、银行转账、ATM机取现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彼此互不相识，即便一人落网，其他人也可以逃脱。

作案人会用改号软件修改来电显示，让受害人手机显示“110”或者公安厅所在城市区号之类的电话号码。

诈骗犯们获取旅客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采用技术手段攻击购票网站盗取旅客数据，二是从不良商家处购买旅客信息，三是采用特殊软件盗读旅客手机信息。

和日本的情况一样，美国的电信诈骗犯罪也将老年人作为主要犯罪目标。在电信诈骗犯罪的受害者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占到了80％。

玫瑰当真赤裸身体  或者那是它仅有的衣服？

那些从未碰触过我血液的人  会怎样说我的诗？

为什么我的童年死亡时  我们两个没死？

男性会偏向于夸大性伴侣的数量，而女人则会倾向于隐藏。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law），即90%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废物。

根据生理学，人类的肠道很长，相对于食肉动物更近似于食草动物，而肉类在肠道中长时间发酵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得肠癌和结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素食国家。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就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日常的工作和烦恼，电话和工作会议，办公室里的文案和琐碎事，商店的购物……

我们用来消遣的东西也几乎都是废品：我们阅读的书和报纸，我们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欣赏的演出和音乐会，我们参与的运动，我们玩的游戏，我们举办的派对，我们进行的讨论和我们踏过的旅途……

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流向美国。在那里，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超过半数的科学博士均来自他国。

不可见的东西不仅存在，往往还占据了所谓真相的大部分内容。

尽管政客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长篇演讲，却鲜有自己亲手写稿的。

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在爱尔兰总理访问华盛顿时错拿了为对方准备的讲稿，其中包含对奥巴马总统也就是他本人的致谢。

女人是愚蠢的，因为她们喜欢男人。

叔本华的名言“要么思考，要么相信”。

尼采的名言“世界上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诠释”……

在希腊语中，“白痴”原本的意思是“个人”，指的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大众的世界的人。

”侯世达定律”：“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便你在预期中已经考虑了侯世达定律。”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1979）中说得很对：“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更糟。”比如说到幸福，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不幸。

所谓的地狱，只是人间苦难的文学演绎。

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纳粹分子，不过是因为没有极权主义力量为我们提供机会愚蠢地顺服他们罢了。

萧伯纳则总结道，西方民主的出现，就是选举多数无能者以取代少数暴君。

由于人体过于复杂，死后无法复活，不过人的思想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经常愚蠢地自欺欺人。

正如卡尔·波普尔在《糟糕的老师：电视》（1996）中写到的，随着电视频道数量剧增，且24小时不间断地放送，制作大量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已经不太可能了。

博尔赫斯的观点，即把神学定义为“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

耶稣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就是真理。”在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他也如此说，不过后者却问他：“什么是真理？”并且没等他回答就转身离去了。

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军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增长也很快。1968~1974年，巴西年均GDP增长11.4%，这一巴西奇迹毫不逊于中国奇迹。而且做法也类似，国家主导，国进民退。

我们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而巴西陷入“失去的20年”，恰恰说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的基尼系数偶尔上升，这恰是由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在2009年的4万亿元（5 850亿美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其中的拉美化色彩也开始被淡化。

中国公布的许多经济数据都无法正常使用，城镇失业率就是个例子。由于排除了大部分劳动力，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始终维持在5%以下。

在2009年年初，中国媒体曾报道，排除城市常住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由于城里没有新的工作可做而返乡的农民工人数高达2 000万。这种情况出现在半年内GDP增长率约为6.5%的背景下。所以，如果GDP增长率跌破7%，必然造成大量失业。

尽管中国官方有权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投资策略的完善性提出担忧，但作为一个失衡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它并没有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其他选择。

2007年的全国人大闭幕后，温总理警告说，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观察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视角，但核心是政府经济活动。

土地资本化以后，政府成了唯一的地主。

中国的物流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2倍，根源就在投资，其建成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支持不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所以只能通过多设卡、多收费来弥补量的不足。

自1996年中国央行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开始，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由于过去中国社保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客观上也要求年青一代增加储蓄，以应对不断提高的赡养率。

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集中度非常高，除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只有120余家，而美国有7 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 900家信用社。

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二是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

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

在2014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全国所有企业和家庭的电子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包括购买电视、音频设备、手机服务）等方面的全部开支所占比重大约仅为7%。

1987年，罗伯特·索洛嘲讽道：“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

刺激大众文化的是视觉图像和电影巨星，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段经济低迷期，银幕上美好的愿景转移了所有人对经济崩溃这一残酷现实的注意力。

20世纪30年代收音机的中心地位受到了一个调查结果的支持，“美国人情愿卖掉他们的冰箱、浴缸、电话以及床来支付租金，也不愿意舍弃同世界相连接的收音机。”

1980年之后不平等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很大一部分生产率收益流向收入分配的顶层1%。

不论是在靠近食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的地区，还是在食品沙漠，穷人都依靠糖类、脂类、加工食品等维持生活。

在1967年，一所新建住宅的价格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9倍，但到2011年时已增至4.5倍。

亨利·福特1923年版的T型车售价仅为265美元，只占当年家庭现价消费支出的11%。2012年同口径计算普通汽车的价格估算为24000美元，占家庭消费支出的21%。

计算机的价格比发明史上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得都要快。

到2010年，美国尽管有16%的民众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是全民保险——但美国个人医疗费用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而健康结果却没有相应的优势。

近些年，仍有多达4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需要大学教育程度的工作。

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青少年的高中毕业率从6％上升到80％，这是推动生产率提升的重大转变。

年轻企业（五年或以下）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从1978年的14.6％下降到2011年的8.3％。

30岁以下拥有私人公司股份的人口比例从1989年的10.6％下降到2014年的3.6％。

相比其他行业来说，“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行业，即电脑设备支出占总资本设备支出的比例相对较高的行业，并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趋势。

美国家庭正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不平等在下一代扩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孩子们不会像其父母一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身体那么健康，或那么富有。——朱恩·卡蓬和内奥米·卡恩（June Carbone and Naomi Cahn，2014）

首席执行官薪酬从1973年工人平均薪酬的20倍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257倍，此时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达到1050万美元。

顶层分为三个群体，即体育界和娱乐界明星、其他高收入和高技能工人，以及有争议的其他类别，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尽管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失业的风险也要小得多，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22岁群体的这种“不完全就业率”为56%，27岁群体下降到大约40%。

白人高中毕业生未婚先孕的比例从1982年的4%增至2008年的34%，同期白人高中辍学生的未婚先孕比例从21%增至42%。同期黑人高中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从48%上升到74%，黑人高中辍学生的这一比例从76%增至96%。

1970年之后美国增长之所以减速，原因并不在于发明者失去了灵感，缺少了新创意，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水平的诸多基本要素在当时已一应具备，从许多维度来看，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健康、工作环境，都是如此。

美国在本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科技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它。日本人虽然咄咄逼人，来势凶猛，后来居上，但除了经济上的竞争实力之外，在军事、文化、资源等领域还是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政治民主，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是一党专政，南朝鲜是军人干政。

美国的环境消融了来到这里的不同种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差别。

在富裕社会中，真正的穷人不多，真正的富人也不多，但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是富有的或会是富有的。

对自由的热爱扎根于人的灵魂之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政权的交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难解决的事情。不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程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家族的力量在美国依然是重要的。没有家族背景，一个人可能出头露面，有家族背景，一个人更可能出人头地。

在社会上打工和工作，人际关系更为重要，与老板的关系如何，与工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地位和前途。我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况且如此，何谈其他。

在大学中，拥有终身职的正教授掌握系里的大权，其他人没有什么权。正教授可以决定其他人员的晋升和留任，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决定了系里教授的基本关系。其他教员与正教授搞好关系的愿望十分明显。

在招待会上，许多美国人对日本代表毕恭毕敬，找话头。有一位当地政府的女官员，拉住一位日本人的手有几分钟之久，满脸堆笑，直说日本人的领带漂亮。我看了都觉得不自在。其实她是想为本地拉拢一些日本的投资。美国人大都看不起日本人，但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和他们内心所思是不同的。

美国的体制提供了一个条件：大不了走。在私有制下，人们离开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谋事很正常。但在有些社会中没有这一机制，人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就更大。

集体主义的问题中，法规往往不明确。

要有门路，朝里有人好做官。

实际上，选民们也是根据得到的实际的好处来投票的，政治原则的作用不那么大。

在辩论中双方是动足了脑筋。布什称杜卡基斯为麻萨诸塞州州长，想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杜只是“地方官员”。而杜卡基斯则称布什为布什先生或乔治，避而不提副总统的头衔。

民主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充分了解下的选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难乎其难，美国也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

任何人想从政，均有求于选民，而非选民有求于他们。

联邦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五十国集团”派出人马进行协调和管理的一种机构。

在中国，光做预算就显然不行，还得协调人际关系和疏通物资渠道。

文官制度的基本特点在于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事务官不由选举产生，政务官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由公开的考试选拔，有竞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官，而是普通职员。

有许多东西开始时是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建立起来的，后来往往成为达到另一目标的工具。

美国的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不一样。美国人的管理是死板而严格的，中国传统讲究灵活而机动，这样才显得富有人情味。美国人认为前者是天经地义，中国人认为后者是天经地义的。

在不少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军队。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军人干政习以为常。

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官员或私人部门的高级人士，都愿意参加公众活动，发表演说。这成为一种风尚，也许与政治制度的特性有关，政治制度往往逼得政府官员亮相，不亮相做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