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胀的经验表明政治压力会扭曲货币政策。
总统把马丁叫到得克萨斯州的农场,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据报道,约翰逊说:“马丁,我的孩子们正在越南死去,而你却连救命的钱都不肯印。”
白宫的录音资料显示,尼克松提出伯恩斯要对个人和政党忠诚,这促使他在投票前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疲软的经济使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中失败。正如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回忆的那样,“沃尔克的政策最终确实将通胀挤出了经济,但它也把我们挤出了白宫”。
通常情况下,政客们倾向于将贷款引向自己喜欢的公司,这就是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因此,尽管整个东亚的经济前景看起来很强劲,但大部分从国外流入的资本却没有得到好的投资。
美国不可能像一片绿洲一样,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压力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繁荣。
一些人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价,但这种观点的证据并不充分,经济学家也很少支持这种观点。
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实际利率的变化(并不完全是由货币政策造成的)只能解释1996—2006年大约1/5的房价上涨。
其他国家的房价也在同一时间急剧上涨,比如实行比美国更严格的货币政策的英国。
从众心理支持了把买房当作投资的普遍且日益增长的乐观情绪。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房价快速上涨,尤其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暴涨,这让许多人相信房价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上涨。
金融创新,加上全球储蓄过剩和人们认为的安全资产短缺,也助长了房地产泡沫。
2008年10月在国会听证时,格林斯潘表示自己“震惊到不敢相信”——市场力量和银行家的利己主义竟然未能更有效地阻止不良贷款行为,进而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我与总统较为熟识是布什提名我接替格林斯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美国未偿还的抵押贷款中,只有不到8%是利率可调的次级贷款,这类贷款在2004—2006年美联储加息期间受到的影响最大。事实上,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在2007年初计算出,每一笔次级抵押贷款(包括可调整利率和固定利率,占所有抵押贷款的13%)立即违约,给放贷机构和投资者造成的总损失小于全球股市一个糟糕交易日所造成的损失。
到金融危机爆发时,影子银行部门比传统银行部门为美国企业和家庭提供了更多的信贷。
最终在10月8日上午7点,在纽约和华盛顿,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瑞典央行分别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日本银行(日本的央行)在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没有与中国人民银行协商,但中国央行当天早上也降息了。
一些研究发现,生产率放缓可能在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左右便已经开始,而且放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及其商业应用正常的消退。
罗伯特·J.戈登(Robert J.Gordon)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认为,美国的生产率在“二战”后几十年里的快速增长在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这是从喷气式飞机到电视等大量新技术商业应用的结果,而这些新技术的民用化因经济萧条和战争而放缓。因此,戈登认为,近年来生产率增长放缓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只是回到了更具历史意义的正常水平。
尽管有互联网炒作,但过去几十年的新技术并没有像20世纪中期的技术那样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
鲍威尔重申了后来成为他的口头禅的一句话,即“美联储拥有借贷权力,而不是支出权力”。
在2017年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和马克·沃森(Mark Watson)发现,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与婴儿潮一代老龄化相关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这两种趋势在危机之前就存在了。
货币政策在影响利率和资产价格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政府支出和税收、财政部对其发行的债务期限的决策、金融监管以及许多其他政府政策都做出了贡献。在现代经济中,不存在资产价格和收益率完全不受任何政策影响的“纯”市场结果。
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长期的相对平静具有潜在的危险,因为人们会错误地认为平静的状况将持续下去并增加风险,直到发生重大不利事件或达到“明斯基时刻”,才会使他们从自满中清醒过来。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他的一幅名画中问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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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没有里程碑,你将不会有要到达的地方。
他们埋葬我们时没有棺材没有寿衣 八月我们的坟上长出了大麦。
月光可以达到 爱所达不到的地方。
我还活着且被强奸。
日日夜夜我的眼泪就是我的面包。
对那只着急的小猫来说毫无意义。
再没有壮丽,再没有未知。凝望远方,一派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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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文,不生存”是大学生活中的一个残酷现实。
不管是在哪里,研究人员都在追逐统计显著性,而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寻觅的目标。在高速计算机和大量数据的帮助下,寻找统计显著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你甚至可以在随机数据表格中发现统计显著性。
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对无数理论进行检验,将那些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记录下来,并将其他结果扔到一边。
制药公司会对数千种实验性药物进行检验。即使在设计良好的无偏研究中,我们也会发现数百种毫无价值的药物表现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效果——而这又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
选择性报告和数据搜刮——被称为数据挖掘。通过数据挖掘发现的统计显著性只能体现出研究人员的耐心。
我们常常听人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似乎人们观察到的工资差异可以衡量上大学的财务回报。不过,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工资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比不上大学的人更聪明,更有抱负。实际上,做出不同选择的人本身可能就是不同的。
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曾说过:“电视的主要用途是欺骗和孤立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逗我们开心。”这是 1958 年的事情,那是所谓的“电视黄金时代”。时至今日,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
老年人的历史医疗记录中排除了没有活到老年的个体。公司财务历史记录中排除了已经破产的公司。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的孩子非常自信,我们不应该认为竞争性体育运动可以增强自信。也许,自信的孩子喜欢参与竞争性运动。
我们还应当考虑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离职的员工、没有返航的飞机、失败的公司。我们没有看到的数据可能和我们看到的数据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拥有梦想和抱负是好的,但是认清现实更加重要。
由于立体像素数量众多,因此出现了一些假阳性,可以被解释成三文鱼对照片和问题的反应。只是这条三文鱼已经没有了生命。
贝内特和他的教授艾比盖尔·贝尔德(Abigail Baird)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需要考虑到假阳性问题。多达 40% 的已发表论文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假阳性问题不是由于太困难而解决不了,因为大部分数据分析软件中都集成了相关功能。根本原因还是研究人员们不愿意用严格的统计方法来“损害”自己辛苦获得的数据。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永远牢记,一项研究的结论有可能受到混杂因素的干扰。
辛普森悖论指的是当聚合数据被分解时其中的模式发生逆转的现象。
做出最佳飞行表现的学员通常不具有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平均来说,不管教官表扬他们,叱责他们,还是一言不发,他们都不会在下次飞行中做出同样好的表现。
平均来说,飞行表现最为糟糕的学员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无能;如果教官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吼叫,这些学员可以在下次飞行中做出更好的表现。
卡尼曼写道:由于我们倾向于在其他人表现出色时奖励他们,在其他人表现糟糕时惩罚他们,又由于均值回归现象,因此从统计上看,我们将由于奖励别人而受到惩罚,由于惩罚别人而受到奖励,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排除异常值有时会产生误导作用,不排除异常数据则几乎一定会产生误导作用。
对于任何理论,只要考察大量数据,并且丢弃不支持这种理论的数据,那么你一定能够收集到支持这种理论的证据。
自杀的人显然认为他们的生命极其压抑而且毫无希望,因此做出了停止生存这个不可逆转的决定。
自杀往往在春天和初夏更加常见。
尼克松由于肮脏而有些古怪的竞选策略而被长期称为“狡猾的迪克”,Tricky Dick。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过去的趋势推测未来,而不去考虑这种趋势是否有意义,那么我们的结论可能会与众所周知的真相相去甚远。
如果 IBM 继续以每年 16% 的速度增长,整个美国的经济继续以 3% 的长期速度增长,到 2003 年,美国的一半产出将是 IBM 的产品,到 2008 年,美国的全部产出将由 IBM 提供。
有一个行业专门通过测量投资者的情绪预测股票价格,这个行业叫做技术分析。
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发现,虽然技术分析拥有这些吸引人的标签,但它几乎没有任何价值——除了雇用技术分析师以及为股票经纪人带来佣金。
1720 年春天,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说:“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我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英国议会成员詹姆斯·米尔纳(James Milner)在南海泡沫中破产,他悲叹道:“我说,的确,我们一定很快就会遇到灭顶之灾,但是……它比我的预测早来了两个月。”
无所事事总比做一些愚蠢的事情要好。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以后,梅里韦瑟和公司的其他许多合作伙伴根据几乎相同的策略创办了新的基金。大多数基金公司在 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破产,其原因往往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失败的原因相同。没关系。梅里韦瑟迅速创办了另一家基金公司。
不要把资金押在历史模式以及几乎没有合理解释的关系上。
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问及他所了解的最重要的概念时,他立即给出了“复利”这个答案。不是统计力学。不是量子理论。不是相对论。是复利。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最优决策可遇不可求,最不坏的决策才是现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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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每天上班都能感受到今天较之昨天的发展,这就足矣。
我不会让个人情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就算再喜欢这家酒店,也得等到它的出价对我有利,才会出手。
我在派对里不太引人注意,因为我不喜欢跟人闲谈。可是,闲谈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会逼着自己多聊一些,然后争取早点回家。
第一,不管外界条件多么诱人,一定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第二,人应该坚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第三,有时候,不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
这次他又要跟我合作,我在电话里不便直接拒绝他,就让他先把合同发来看看。
永利先生为人圆滑,又有点无厘头。几周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唐纳德先生,我跟我妻子要离婚了。”我说:“史蒂芬,想开点儿。”他说:“没什么的,我们还爱着彼此,只不过不做夫妻了,她现在就在我旁边,你想跟她打个招呼吗?”我婉言谢绝了。
我也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曝光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我知道,登上报纸、杂志可以扩大我生意的影响力,所以我从不介意在记者面前谈论生意方面的事情。
现代艺术充满了欺骗。最成功的画家倒不是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反而是因为他们销售和吹捧自己的“画作”有方。
现在电视上到处充斥着所谓房产生意的传经布道者,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也不能保证我的书可以助你一夜暴富。
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很多人期望快速致富,反而落得个倾家荡产。
我会一直问,一直问到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可以问的时候,才做决定。
你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营销手段,让对方知道,这笔生意可以让他得到很多好处。
你应该激发别人的兴趣,让他们为你着迷。
据我所知,媒体总是喜欢“大事件”,越轰动越好,这是他们的职业天性。所以,如果你稍微有些与众不同,或者令人难以容忍,做事情十分大胆或饱受争议,媒体都会关注到你。
当记者向我提问尖锐的问题时,我一般只回答这一问题的积极方面,或者是转移话题。
巧妙营销,还要学会虚张声势,我会想办法激起别人的好奇心。
没有资金,说了也是白说。
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即使成功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成功还可能让生命更不堪一击。
也许是因为始终得不到家人理解,弗雷迪变得灰心丧气,他开始酗酒,情况急转直下。在他43岁那年,弗雷迪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许他曾经找到过,但是家里人却没有给他追寻的机会。
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我想得那么迷人。我从沃顿毕业满怀希望的步入社会,却发现这个世界只有最坏,没有最好。
很多经营信托投资公司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信托投资,公司也经营得不怎么样。他们很可能根本不经过实地考察,就把钱投资在波多黎各的一项工程上,最后却发现,自己买的楼盘根本不存在。
成为俱乐部会员,无论从职业上还是社交方面,都对我的人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现在很多衣冠楚楚自诩诚实正直的人,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忠诚度可言。他们只想着什么对自己最有好处。
亚伯拉罕·必姆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但是计划公开后,他却从未表过态,直到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城市规划委员会、财政预算委员会和当地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全都审核通过了之后,他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政界人士,风往那边吹,他就往哪边倒。
有时候,为了做成一笔生意,你必须贬低自己的竞争对手。
政治家是不会在乎花费的,反正花的不是他们的钱。
公司最有权的人只有一位,其他人说白了都在给他打工,员工是不会为了别人的生意尽全力争取的,他们尽力争取的只是自己的工资和圣诞节福利,其他时候则是能不烦老板就不烦。
新的经理很圆滑,他每周都给我打几次电话,把酒店所有琐事交代一遍。比如:“唐纳德先生,我们想把14层的墙纸换掉,您有什么意见?”或是:“我们打算给一家餐厅换新菜单了。”或者:“我们打算更新洗熨服务的方式。”除此之外,所有与管理有关的会议他也邀我参加。他这样事无巨细,把我牵扯到酒店管理中,让我实在受不了。最后,我告诉他:“别问我了,你看着办吧,这些事情不用让我知道。”
作为一名商人,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好名声比坏名声强,不过,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说白了,争议也能促进销售。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的政策就是:欲擒故纵。
我们从不急于跟客户签合同,每当有人进来,我们总是先给他们看房子模型,然后坐下来跟他们好好聊聊。如果对方对房子感兴趣,我们就告诉他们,已经有很多人排队等着您看中的好房子了。房子越是不可及,人们越是想得到它。
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像世上最大的赌场,它跟一般赌场的唯一区别,就是“玩家”都穿着蓝色条纹礼服,手里拎一只皮包。证券交易市场里资金流动比世界上所有赌场的总和还要多,交易市场的员工跟赌场里那些赌21点、掷骰子、轮盘赌的人本来就毫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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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中解放出来的开始就是认识到你不是一个思考问题的实体——思考者。
在街道上,你可能会遇到不断喃喃自语的“疯子”。其实他的行为与你和其他“正常人”区别不大,只是你们没有大声说出来而已。那个声音不停地在评论、推测、批判、比较、抱怨、选择好恶等。
许多人在大脑的折磨下度过一生,任由它攻击、惩罚,并耗尽生命的能量。这就是数不清的灾难、痛苦以及疾病产生的原因。
迈向开悟之途最为关键的一步是:从对思维的认同中摆脱出来。
人们80%~90%的思维不仅是重复的,而且是无用的,甚至由于思维的运作障碍和消极的本质,大部分思维都是有害的。
绝大部分人不具有创造性,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使用思维,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停止思维。
陷入情绪的时间比陷入思维的时间多。
佛陀说人类的痛苦源于欲望或贪婪,如果你要摆脱痛苦,你就必须摆脱欲望。
就像你不能向黑暗宣战一样,你不能向痛苦之身宣战,这样做只会引发内心的冲突并创造更深的痛苦。所以观察它就足够了。观察它意味着接纳它成为当下时刻事实的一部分。
人们通常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一种自我的满足感和可供认同的事物,以便弥补他们内在感到的空虚。
他们拼命追求财富、成功、权力、名望或者一种特殊的关系,这样他们能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感觉更圆满一点。但是,即使他们拥有了这些东西,这种内在的空虚仍然存在,并且还是个无底洞。
死亡来临时,会带走所有不能代表你的东西。生命的秘密在于:“在你死亡之前死亡”——并发现原来根本没有死亡。
有些人喜欢参加冒险性的活动,如爬山、赛车等,原因是这些活动迫使他们进入当下时刻——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时刻里,他们能从时间、从问题、从思维中解放出来。
不幸的是,为了进入这种当下时刻,他们必须依赖一种特殊的活动。其实你不必去攀登艾格尔峰,在当下,你就可以进入那种状态。
美丽的花儿不会为明天而担忧,它们安逸地生活在永恒的当下,而上帝却赐予了其丰富的供养。
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
人们总是用一生来等待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合理的。
通过认识到你已经在那里了,你才能达到那里。当你认识到你没有必要去寻找神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找到神了。
我与几位“禅宗大师”生活过——它们是猫。鸭子也教给过我重要的心灵课程。
看看这些百合花是如何生长的;它们不耕不纺却过得好好的。
当你无法脱离痛苦时,你仍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不去逃避它,而是去面对它,去全面地感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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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总是不可避免地低估了社会运转当中蠢人的数量。
某个人愚蠢的概率与他的所有其他特征无关。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也有一部分是愚蠢的。
狄更斯说:“人只要愚蠢并且拥有健全的消化系统就无所畏惧。”席勒则写道:“要与愚蠢战斗,神仙也徒劳。”
愚蠢之人是最危险的一种人。
愚蠢之人比恶棍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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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T. S.艾略特的话来说,有时思想不过是“半信半疑的暗示”、一个“半懂的礼物”。
情绪无论好坏,都是推理和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
对于情绪,在大自然为我们准备好的环境中,我们并没有多少逃避的余地。我们任情绪来,任情绪去。
“感受”不等于“知晓到我们有感受”,有很多的证据暗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所有感受。
音乐被聆听得如此深切,以至于它根本没有被听见。——T. S.艾略特
只要乐曲余音未绝,你就是音乐。——T. S.艾略特
在各自的情绪出现之前,并不存在核心的感受状态,即表达(情绪)先于感受。
“拥有一种感受”并不等同于“知晓一种感受”,对感受的反思是另一种进步。
E.M.福斯特(E. M. Forster)的话:“在我说出来之前,我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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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常所使用的东西或许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消费者。
对花花公子们来说,拥有女人更是一种有钱的标志,怀抱着一位美女在各种沙龙里四处游走,可比穿金戴银更能显示出自己的财富。“女人打扮得如仙女一般,既没有年龄,也没有姓名,她们就像资产阶级家里的陈设一样,被审美的变化所左右着。她的身体不再属于现实,而是和外物捆绑在了一起,被偶像化、理想化,也被操纵和控制着。房子和女人都变成了商品。”资产阶级的女人为了彰显出家庭的经济能力,必须要炫耀、消费她们的身体,用她们的身体取乐子。
电影并不表现现实问题,而是“让人们忘记现实的恶劣环境、忘记日常的烦恼,活在美丽的想象世界中”。
上演奢靡的高消费世界对电影来说并非手段,而是核心。电影使观众陶醉在消费体验的白日梦中:电影提供了梦幻的自我投射体验,因此被贩售或消费。
在19世纪,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对人们来说,货币的主要作用不是交换,人们也不把自己当作消费者。钱对人们来说更像是“救命稻草”。由于饥荒经常发生,要是有一年歉收,人们就会面临生存问题。人们必须少花钱、多生产,要以可持续的方式生活。
民主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公民不仅要对公共事务有兴趣,还要有足够的了解。李普曼这样讽刺道:“要成为一名好公民,你必须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和无限的时间……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政治学教授,都不可能具备这种全能公民的本领。”事实上,世界变化太快,即使是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也无法掌握层出不穷的新知识。
李普曼认为:“民主党人所持的观点,即众多无知的个人加在一起就能形成指导公共事务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要将一个想法强加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不一定要让人们理解和掌握它,而是只需要充分地重复信息,使其融入人们周遭的环境,便能实现扎根的目的。
“这样的皮肤让人喜欢触摸”(A skin you love to touch)表达了女性消费者的三重愿望: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拥有吸引男人的魅力、拥有浪漫的爱情。
简明扼要地说,这些媒体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用钱换一件产品,再用这件产品换幸福。”
苹果几十年来的所有言论都恪守着反主流文化的信条,与其他墨守成规的电脑用户不同,苹果用户仿佛拥有艺术家、反叛者的身份,他们通过购买苹果电脑,彰显自己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个性,因为他们就像苹果的口号一样,有“不一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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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还很繁盛的,今天已濒临死亡。
我们站在你墓旁,满怀忧思,我们来得太迟。你已经消逝了。
好像条条路都已走完,好像到处都是乡里。
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不安的战栗,我们在我们的路上却从未得到休息。
现在你已经走了,孩子,对人生什么也没体验,而我们老人,还被囚禁在我们衰败的岁月里面。
你入睡了,不再醒来。
我顶住一切烦恼忧伤,依旧热爱这疯狂的世界。
让我们歌唱,高高兴兴,不久我们就化为微尘。
你冷丝丝地站在已经死掉的世界里面。
走向孤独的道路是艰难的,比你意识到的更艰难。
走了很多路,还是走向你。
当我的生活明朗之时,我在世上有很多友人;如今,由于大雾弥漫,再也看不到任何人。
人生就是孑然独处。每一个人了解别人,人人都很孤独。
只有苦难和罪恶没有入睡,在这深夜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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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1/4,但是在以外币作为支付媒介的交易中,美元所占的份额高达87%。
世界的财富可以流经一些国家,却未给那些国家的大部分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沃尔玛的收银台每收到1美元的货款,沃尔玛只能从中赚到大概3美分的利润。
2016年,美国国内的钢铁生产量大约只有1973年的一半。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辛苦地装配iPhone,他们自己却买不起iPhone。当然iPhone本来也不是为这些工人设计的。
尼日利亚虽然可以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泵出黏稠的原油,但没有能力对这些原油进行深加工。讽刺的是,虽然尼日利亚盛产原油,但该国民众和企业需要的精炼油有超过80%依赖进口。
中国与尼日利亚签订了总价值约800亿美元的协议,资金将用于炼油厂、输油管道以及其他设施的修缮和建设。
在印度,全国超过一半的财富属于1%的富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数据,从总体上来看,印度的贫富差距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
1991年,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在屏幕上看到了科威特的油田上燃烧的熊熊烈火。十多年后,多国部队再次回到了伊拉克。此次战争的表面任务是要找出萨达姆·侯赛因隐藏起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上军事行动主要都在该区域的大型石油储藏地点之间展开。
美国不愿意向哪些国家出售军火,这些国家就自动成了俄罗斯的盟友。
世界石油价格突然大幅下跌,这种情况给高度依赖能源的苏联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国家的银行在恐慌中纷纷要求收回贷款。一时间,苏联捉襟见肘,不得不开始抛售黄金,为本国人民提供食品。几年以后,苏联解体。
普京和他的前任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不管是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度,还是俄罗斯的国家收入,都继续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而起伏不定。
据估计,2009—2016年,伦敦的独栋住房、公寓、办公楼以及土地总共吸引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境外资金。
在伦敦的中心地段,价格超过100万英镑的房屋几乎有一半被外国投资者买走。
2012年,共有660万人持外国护照在德国生活,这些人人均缴纳的税金和社会保障金比从政府处领取的福利多出4127美元。
19世纪的一首英国童谣中唱道:“女孩子是用什么做成的?糖和香料以及所有美好的东西。”
在一定程度上,投资者必须对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猜测。这是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一个例子。此外,公司也不可能准确预测自己未来的运营情况。在投资的世界中,完全信息是不存在的。
和一个出生在1900年的英国人相比,今天的一个35岁的英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概率更低。
2008年到现在房价增速超过了民众收入的增速,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房地产的需求超过了房地产的供给,另一方面是因为借贷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了。
目前,英国35岁人群拥有房产的概率低于他们的祖父母在35岁时拥有房产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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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的交易盈利主要有两个来源——流动性风险补偿和信息优势。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在未来可以奏效的策略,而不是找到回测检验结果最好的策略。
必须建立自己的投资纪律,并且始终遵循这一纪律,但你还需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必须打破它。
我们应该对较差的流动性收取额外收益——流动性溢价——至少应该超过我们期望的公开市场交易的股票收益,每年平均在300个基点以上才算合理。——简·门迪洛(Jane Mendillo),哈佛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Barron’s Feb.8,2014)
市场价格与基本面价值之间存在一个有效的价差,有时被价值投资者称为安全边际。
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好公司的股票,远远胜过以好的价格买到一般公司的股票。——沃伦·巴菲特(Berkshire Hathaway Inc.,Annual Report,1989)
股价是成千上万人交易的结果,其中不乏聪明又成功的人士,所以价格已经反映了大量的信息。
价值投资者有可能最终持有的是基本面较差的公司的股票,这种风险称为价值陷阱。
在所有至少有30年历史的股票和共同基金中,巴菲特的夏普比率是最高的。
无论是买袜子还是买股票,我都喜欢在打折的时候购买质量优良的。——沃伦·巴菲特(Berkshire Hathaway Inc., Annual Report,2008)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价的波动率为25%,显著高于市场水平,部分原因就是巴菲特的股票投资使用了1.6:1的杠杆。
缺乏看空者的市场就好像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那样的话,就没有人批评和约束那些错误的乐观主义,终究会导致灾难的降临。——伯纳德·巴鲁克
我们发觉安然公司的高级主管在大量抛售公司股票。——詹姆斯·查诺斯
在一家饱受争议的公司中,不管官方给出怎样的解释,没有什么比CEO不明不白地突然离职更能释放警示信号了。
营业收入除以总体净资产得出的资本收益率却很难捏造。如果一家公司出现资本收益率下降的现象,通常是因为公司出了问题。或者,就像安然公司,其资本收益率非常低,但同时增长率很高。——詹姆斯·查诺斯
如果你无法读懂公司披露的信息,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将公司的年报阅读了两三遍,依然不能找出其盈利模式,那么一定有特殊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故意不告诉你真相——让公司的实际情况变得模糊不清。
华尔街的存在是为了向人们出售股票。所以在任何时候你听到的大多数信息都是正面的,即买入建议。99%的内容都是毫无新意的废话,但都是正面的宣传。
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张资本流动的地图。——保罗·图德·琼斯(Paul Tudor Jones)
在现实世界中,投资者需要承担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这意味着套利交易涉及成本问题,而且几乎做不到无风险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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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总统大选之年,从政治角度来看,此时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将是一个可怕的举措。要知道,就在两周之前,总统自己的政党在2008年竞选纲领中还明确地宣布:“我们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
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衰退往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衰退更加糟糕。
格林斯潘不太注重在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自下而上的预测方式。他会定期思考数以百计的“小”信息,然后再总结出“大”趋势,换句话讲,他注重先看树木,而非森林。
“泡沫”通常是指投资者把某类资产的价格哄抬到了远远超出其内在价值,并期待着以更高价格转卖出去的情形。
明斯基认为,如果不爆发一场危机,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往往会趋于加剧。
在2003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克劳迪奥·博利奥和威廉·怀特写道:“金融平静的时期过长,可能导致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变得自满,并承担过度的风险。”
2005年,没有一家银行倒闭。这是自从大萧条时期实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以来第一个没有银行倒闭的年份。利润高、信贷损失低成为整个金融业的普遍现象。
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泡沫,因为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租金上涨速度。如果你把房子视为一种投资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那么租金应该和房价以类似的速度上升,这就像一家盈利水平一般,而其股价却在不断上升的企业一样,这是泡沫的标志。
其他经历了大规模外资涌入的国家,比如西班牙,也出现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都几乎没有有效地利用金融监管这个工具。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监管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雷曼兄弟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它遭到了疯狂的挤兑。
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房地美成立于1970年,最初都是联邦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但后来都改成了股份制公司(房利美的改制时间是1958年,房地美是1989年)。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两家机构属于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它们受到了联邦政府的监管,也跟政府具有密切联系,享有州和地方政府的所得税减免权,与美国财政部具有相似的信用级别。
美联储经常会收到这两家公司聘请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撰写的研究报告,其结论都是说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如同房子般坚固。
虽然房利美与房地美也需要我们的扶持,但就像印地麦克银行崩溃所显示的那样,财政部和美联储必须谨言慎行,不能公开发表过多的言论,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25年前,曾经是一名宇航员、后来担任美国东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弗兰克·博尔曼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
我们给外界营造了一种足智多谋的形象,很难想象我们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会无计可施。
即便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也不足以让很多议员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顾虑的束缚。虽然雷曼兄弟倒闭后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国会视而不见,还是多耗费了两周的时间,举行了两轮投票,才批准了我们为了结束危机而提出的救助方案。显然,如果没有某些大公司倒闭,如果不是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到拖累,国会是断然不会行动起来的。换句话讲,雷曼兄弟那样的倒闭事件很可能在所难免。
在金融领域,短期融资市场几乎停滞了。银行捂住资金,不愿放贷,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所谓的优质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更快。
过了一周,高盛宣布获得了沃伦·巴菲特50亿美元的投资。
巴菲特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我都捉摸不透。他的父亲曾在国会工作,所以巴菲特早期的一些事业是在华盛顿开创的。
就连通用电气公司这个信用评级最高、坐拥多家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企业集团都遇到了融资挫折,放贷机构拒绝为其商业票据贷款提供展期,迫使其不得不向巴菲特借了30亿美元。
如同大部分外部的预测者一样,美联储幕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都没有准确预测到这场衰退的严重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但迫切渴望安全资产的全球投资者却争抢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的国库券。
我们专注于两个工具。第一个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要多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第二个工具是一种沟通策略,被称为“公开口头操作”(open-mouth operations)。由于美国的短期利率已经降到了实际上为零的水平,我们希望说服公众和市场,使其相信我们将会把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这反过来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因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证券利率的预期。
虽然我的内心经常处在翻江倒海般的状态,但我尽力表现得从容镇定和老成持重。其实,我必须这么做。
华尔街的金融公司雇用了一大批所谓的“金融工程师”将风险较高、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变成了安全性看似很高的资产。
收购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通常将这个工具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但金融界却坚持将这种工具称作“量化宽松”。
虽然我们发放的贷款数量多达数百万笔,而且贷款对象的类别十分广泛,但每一分钱都收了回来,而且还有利息,美联储(也就是说纳税人)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盈利。
美联储收购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推动长期利率的降低。
金融冲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影响到货币流通量,因为美联储不会把钱直接给商业银行,而是存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所以这种市场操作只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而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之内(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经济一样),这些准备金是放着不用的,不会进入流通渠道,即不会变成常规意义上的“钱”。
比尔·克林顿之前接受过几次心脏手术,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此,看起来很瘦,据说已经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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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圈儿的本质就是形成一个迷恋系统,把外部的人自外向内地吸引进来。
营销是对现代世界的比喻说法。
野格酒营销之成功就在于不仅以高价卖出了非凡的数量,而且卖出的是人们不需要,甚至非常讨厌的产品。
你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你买的是品牌的情绪、内涵、价值和优先级。
女人要想迷住男人从朝他微笑开始,扬起眉毛使她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孩子气,然后快速低垂眼帘,同时微颔下巴,以求男性的接近。在她们左顾右盼之际,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手指在唇部轻抚,莞尔一笑,微抿嘴唇,或者在凝视猎物的同时,耸起胸部。
男人通常会挺起胸膛,抬起下巴,弓起背部,伴随手臂摆出优雅姿势,以唯我独尊的掌控者姿态来吸引女性对其雄性魅力的关注。
在被迷恋所驱使的世界里生活,平凡就是慢性死亡。
百分之百的女性在听了意大利跑车引擎的咆哮声后,睾酮水平出现明显的飞升。
灰雁伏特的价格是货架上其他伏特加的两倍,高得难以想象。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款酒在酒瓶被设计出来之前,在酿酒厂被命名之前,甚至在伏特加本身的配方被发明之前,价格就已经确定了。
今天,LV公司将未卖出的包在每个季末销毁,而不是打折促销出去,以此限制其可获得性。
当猴子拿到葡萄,准备要吃的时候,脑部活动更加活跃。而当猴子吃到葡萄时,满足不仅没有加强,反而还下降了。
最大的满足感出现在获得渴求之物的时刻,而并非在消耗渴求之物的时刻。
相比完成,期待是更强的动力。
女人花在迷恋上的时间,比花在食物上的时间还多。实际上,白领女士花在使自己变得更迷人上的时间,比花在食物和衣服上的时间总和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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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是强调这是当事人的责任。即使身陷困境,那也是自己的责任。
大部分“三十代”的流浪汉都会避免与家人联络。
弱小并没有错,失败投降一次也无伤大雅。
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到了30岁左右,会发现体力精力越来越不济,工作机会减少,收入也岌岌可危。
如果长期处于穷困落魄的状态,精神层面上会变得脆弱,会一下子陷入孤立。处于孤立状态,看不到周围的状况,就会把握不清自己如今到底为何所困,为何不能迈出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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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在遇到问题时,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比如三和青年经常提及的被黑中介、黑工厂“坑”的问题,表面上是劳资纠纷,实质上可能意味着社会歧视和欺凌。
黑中介、黑工厂之所以敢向流动人口下手,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应对劳资纠纷的手段不多,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黑中介、黑工厂才屡屡得手,而流动人口也自然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进而沦为城市社会底层,底层社会的出现是目前社会流动模式的真实体现。
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
刚来三和的人都把找工作看作一件不太难的事情,都以为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人力市场。
120平方米左右的楼层被二房东改造成十几个大小不同的单床房和双床房。
对于三和青年来说,即便是最少的房费——15元,也是极其宝贵的,他们生活在房价每平方米以数万元计的深圳,但生活费还得按元来计算。
一部分青年已经习惯了没有手机的生活,或者说根本不再需要手机,因为他们不再与其他人产生任何联系,也不想被认识的人联系到。
小超市里有五六个青年整日“招工”,他们刚开始直接在纸板上写“做法人,一星期300块”。一些挂逼又不情愿工作或急需资金还款的三和青年虽然知道做法人的风险,但仍会主动去做。
办的手机卡可以立刻转手卖掉。有青年一次性办理了5张卡,刚拿到卡就以50元一张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收卡的青年,一次性就赚了几百元。
衣服对三和青年而言是一次性商品,没几个人会穿脏之后自己洗,都是实在脏得忍不下去了就直接扔掉。
当一个人在生存线上挣扎,连基本尊严都难以保全的时候,突破法律和道德约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宋总”曾经5天内只吃了一顿饭,还自嘲道:“几天就吃一顿饭,仅依靠一瓶挂逼水活着,也没感觉饿,精神状态还行。”
他们说:“有了钱的第一选择是买烟,之后才是吃饭,最后才考虑住宿。宁可一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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